中國三國時期吳國康泰在出使南海諸國後寫成的《扶南土俗》中記載「拘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許雲樵據此在《馬來亞史》中提出「蒲羅中國」為馬來語「Pulau Ujong」的音譯，其馬來語意為「極端的島國」也和記載中「極崎頭海邊」相符，是當時新加坡的名稱，官方的《新加坡年鑑》在1999至2005年間也採信了該說法；但饒宗頤、陳育崧等學者認為其證據不足，並提出康泰出使時初具雛形的古馬來語尚未出現，且「拘利正東行」的記載也與拘利和新加坡實際的地理位置不符等反對意見[17]。

中國三國時期吳國康泰在出使南海諸國後寫成的《扶南土俗》中記載「拘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許雲樵據此在《馬來亞史》中提出「蒲羅中國」為馬來語「Pulau Ujong」的音譯，其馬來語意為「極端的島國」也和記載中「極崎頭海邊」相符，是當時新加坡的名稱，官方的《新加坡年鑑》在1999至2005年間也採信了該說法；但饒宗頤、陳育崧等學者認為其證據不足，並提出康泰出使時初具雛形的古馬來語尚未出現，且「拘利正東行」的記載也與拘利和新加坡實際的地理位置不符等反對意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