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网络社会年会主题为：与列斐伏尔前行：算法时代的都市论与日常生活批判。会前网络社会研究所组织了列斐伏尔核心文本精读讨论班。本文为第七次“清理地基”zoom录音整理。

时间：2017.10.11 讲者：黃孫權 整理：张移北、陈艺嘉，陈雪

同学报告文档：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Clearing the Ground p1-99 1、 PREFACE P191-203 黄予 2、 part 1-6 P203-214 彭婉昕 3、 7-10 P214-234 杨荃昕 4、11-19 p234 - 252 劉南茜  5、 20-28 P252-268 張佑任 The formal implements p100-179 6、1-4 P269-286 鲁曼 7、5-9 P286~301 郭昱宏

[caption id="attachment_2482" align="alignnone" width="1000"]

图片来源：http://alibabanews.com/article/wangjian-chengshidanao-jiangchengweichengshidejichusheshi[/caption] 各位今天早上应该有看到阿里巴巴云栖大会的直播视频。我特别注意到王坚的演讲题目叫作《城市的大脑》。王坚作为阿里巴巴的CTO，说的非常好，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单个在乘车的人，占用的道路面积有竟有80平米，我们生活很像是在道路的孤岛上。他讲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城市交通拥塞的问题，譬如说把监视器和城市的红绿灯系统连在一块，这样大家在上杭州高架桥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减少四五分钟。估计杭州每天经过高架桥的人有110万，那么整体上就可以减少很多分钟，时间就是金钱。他还说杭州前段时间成立了一个数据资源局，不是数据局，而是数据资源局，相对于自然资源有了数据资源。 我不知道各位听了之后有什么感觉，读过列斐伏尔以后，再想想王坚这样说话，你们有什么感觉，我很好奇？每个人都可以减少四五分钟不是很好吗？只是对于没有开车的人就没有什么差别，对吧。或者对那些在杭州买不起房子的人就没什么差别。列斐伏尔在1950年代批评左派右派都把都市计划变成一个住宅问题。现在我们有新的数据了，这些数据都是人自己创造的，我们通过自己的使用数据，来节省我们用路的时间。难道城市问题只是开车快慢的问题吗？王坚这么聪明，可是他能够以及想要解决是每个人开车能节约多少时间的问题。 只处理通勤速度问题，怎么能叫城市大脑？数据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用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数据，来解决人的问题，会造成一个套套逻辑（tautological）的麻烦。我们大家都开车，而数据都告诉我们，马路不够用，要么所以让红绿灯系统反應地做调节让大家节省时间，车行速度加快变相的鼓励大家开车出门，要么我们就开更多的高速公路。但是数据并不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要开车。或者我们怎样控制私人汽车，鼓励大家使用大众运输系统。我觉得这是从列斐伏尔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被解决的问题。那个年代列斐伏尔说城市规划不只是住宅问题，那现在的城市规划也不只是开车可以多快的问题，不是节省时间的问题。 还有一个演讲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叫周以真。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她在演算法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她只要有一点点社会学的基础，就可以说现在所有的求职广告，在脸书上在google上所投放的求职广告，男性工作的比例还是大于女性的，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性别歧视。我想说，现在这种学科技的人，研究演算法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基础的社会学素养，都可以很容易地做批评。从性别、阶级，都可以展开去谈。那反过来，一辈子都在念人文社会学科的人，如果懂一点点程式码，了解一点点演算法，那么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这就是各位面对的难题。我常说社会科学不要在大数据前面一直低头，我们应该鼓起勇气，就像我们以前以质化研究去批判量化研究，要去问那些数据处理技术人员，你们这么相信量化，但你们知道量化有什么问题吗？这些问题和我之后要跟各位讲的列斐伏尔参加的高等社会研究院有关。我希望各位可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前言

我们知道第一册《日常生活批判》是1947年写的，第二册是1961年完成。如果第一册他只是提出一个大的看法，告诉我们日常生活很重要，那这一册就是要建立一些社会学的方法。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各位知道列斐伏尔在1954年才写完他的博士论文，他上一个学位是大学学位，是1924年获得。这本第二册是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才写完的书。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比利牛斯山的农庄社会》（Les Communaut’es Paysannes Pyr’ennes），你可以想见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乡村生活。他有一个领域是研究乡村社会学，这跟他的博士论文有关。在这其间，他慢慢从一个乡村私校的中学老师，变成一个非常知名的非传统学院的学者。他写第一册的时候，其实很悲惨的。他还和好朋友，国际情境主义的查拉（Tristen Tzara）一起在广播电视台工作。为什么说他是非传统学院学者？因为他在很晚才拿到博士学位，其间他还干过很多事情，譬如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讲过，他1940年编过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我们知道什么》（Que Sais-je） ，那个杂志其实主要是反萨特，反那种人本主义。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1947年到1961年这段时间，意识形态和世界的局势与文化氛围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我们念书之前要先知道的事情。第二册到第三册是1961年到1981年，中间隔了将近20年。所以第三册的内容更新得非常多，但这第二册严格来说它跟第一册有很多东西是重复的。第一件事情是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了一个报告，攻击斯大林主义，这对于国际共产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再来是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来到捷克那一带全部都是苏联的。列斐伏尔在那个年代，在社会局面大转变的时候有一些反省，特别对于左派的失望。 他离开了法共，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说他跟法共闹翻了所以被开除。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共不准他写书，他就离开了。1961年，有几本重要的书都在那时候出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那时候写了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叫《阿尔及利亚1960》（Algeria 1960: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The Sense of Honour: The Kabyle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 Essays）。他在阿尔及利亚做田野调查的之前，原本是个计量社会科学家，一直用计量学的方法在做，直到他做阿尔及利亚。为什么做阿尔及利亚，因为法国跟阿尔及利亚是殖民关系。这本书对社会学界影响非常大，因为他直接挑战了美国当代社会学两个主要的社会学取向，一个是实证主义、一个是问卷的量化研究。那时候在美国这两个社会学方法非常流行。《阿尔及利亚1960》法文版是在1961年出的。英文版是在1979年才出。布尔迪厄的成名作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区隔》（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那其实是很晚期的，他的成名作应该是《阿尔及利亚1960》这本书。 同时，从1958年到1964年，是整个第三世界解殖运动最疯狂的时候。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国家，比如非洲、东南亚的，所有的独立运动都是发生在1958年到1964年这个阶段。这些第三世界的解放或独立运动间接地造成了1968年学生的反抗。就1968年全世界的局势来说，你不太能够只把68革命想象成是欧洲的白人，那些嬉皮的孩子突然有一天觉醒了，说帝国主义很坏。是因为第三世界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国家都独立了，然后老毛在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这些的关系，才让那些欧洲的年轻人意识到，原来有一个他者存在，有一个第三世界。然后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独裁、自己的恶心、自己的种种帝国主义的行为，这里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些是列斐伏尔写作的很基本的背景。 书中大概有二十页在解释结构主义，很啰嗦。而且我们看过非常多结构主义的论述，那些论述可能比他讲的都还要清楚。但你也可以把这当做是对结构主义最好的批评。列斐伏尔用了不同的论述方法。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他离开了法共，他以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为由，来写他的文章。其中有非常多的人道上同志，最重要的就是法国社会学研究中心（CES Centre d’etudes sociologiques），1946年创立。它的第一任主任是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他是苏联出生的法国人，游历了非常多地方，他在法国社会学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哲學社會学的观点，反对美国的经验主义和技术与数量分析，影响后来谈人权的许多学者。 [caption id="attachment_2488" align="aligncenter" width="747"]

乔治·古尔维奇 （Georges Gurvitch，1894年11月11日－1965年12月12日）1960至1963年，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和人口学委员会主席。[/caption] 第二任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他谈过人和机器的概念。这位第二任的接继者邀请列斐伏尔到这个社会学研究中心，所以他才从一个乡村教师跑到这个高等的社会学研究中心，他才可以开始做正式的社会学研究，而逐步建立他的社学会的方法论。另外研究工业社会学的图海纳（Alain Touraine）也在CES里面。整个法国在1958年开始给社会学学位，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晚很多。历史上最早有学位当然是历史学，1950年代才有社会学博士，1970年代才有建筑理论博士。而早在十四世纪就有历史博士博士了。 CES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工作，就是抗拒美国来的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希望创造第二支不同于涂尔干的社会学分枝。你能想象列斐伏尔这一套东西，其实是CES的产物，比如说他拒绝了实证主义，于是他变得非常非常啰嗦，非常讲究细节，他拒绝量化所以需要更多的描述跟解释来建构意义。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一卷的结尾，他说要做大量人类学式的个人之间的访谈。

后来列斐伏尔的博士论文手稿发生了一些小意外，法国最高的教育机构不承认他的学位，图海纳（Alain Touraine）还帮他筹划了抗议示威。，这些是他的八卦。那时候还有一本书非常重要，几乎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圣经，是布尔迪厄和让-克劳德·帕瑟仑（Jean-Claude Passeron）写的，叫作《后继人》（The Inheritors——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Culture）。 列斐伏尔进入CES之后做的研究还是关于工人、都市、乡村社会学等等。后来因为冷战的结果，再加上他得罪了法共，所以有一年他又很可怜地离开了CES，被贬回去当他的乡村老师。我之所以讲这么多背景，是因为第二册导论的作者特里布奇（Michel Trebitsch）觉得，那时候的法国社会学其实才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核心，学生运动想像力的根源。布尔迪厄的著作、居伊德波的著作《景观社会》（1967）、鲁尔·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 的《日常生活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1967），列斐伏尔的著作，这些人提供了新的革命和社会学的基础，以至于让学生上街头时，有强大的理论的武器。特里布奇觉得社会学在历史上难得有一次作为社会革命的先锋。想想看，我们现在读社会学的人都在干嘛？ 列斐伏尔在1928年到1958年时在法共，当时有很多重要学派，最重要的大概就是1956年到1962年的杂志《争论》（Arguments Journal）。它集结了一群被法共排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年轻学者，那个杂志有点像一个基地一样，思想弹药库。这些人在1968年把戴高乐赶下台，所以有人说这是研究者的子弹。《争论》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比如卢卡奇（Lukács György）、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布尔迪厄还有罗兰巴特。与此同时，还有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年鉴学派，然后还有一些流亡在外的德国人，法兰克福学派。《争论》加上法兰克福学派，再加上法国的年鉴学派，这些知识群体形成了非常大的力量，外在原因有阿尔及利亚革命、古巴革命、南斯拉夫自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这股内外的力量才让1968年变成一个大的革命。 列斐伏尔拒绝官方马克思主义者，要重访马克思主义。他在《现代性导论》（The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书中用了一个字叫基进批判（radical critics），以此为武器，重新发展社会学。可以认为CES法国社会学中心接替了年鉴学派杂志停刊以后的位置。另外一个重要的人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他是一个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其实很有趣，他被阿尔都塞看不起，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看不起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在1956年成了CES主任。这些都是列斐伏尔同志，他才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可以做研究的。他们是外于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位置，1960年他在CES成立了日常生活研究小组。1961年列斐伏尔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 1965年到南特（Nanterre），正好成为五月风暴核心中的核心。 1961年居伊德波在CES演讲，他有句话非常经典，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册里列斐伏尔引用并重新解释过，他说“日常生活确确实实被殖民了（everyday life is literally “colonized”）”，列斐伏尔在第二卷里就此说过很多。1967年还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论学生生活的贫困》（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也提到这句话，1981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也有一整章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殖民。 国际情境主义者跟列斐伏尔后来有个分歧。列斐伏尔有点嘲笑这些人都是浪漫主义者，是年轻学者所搞的新浪漫主义（new-romanticism）。因为列斐伏尔这句话，于是他们在国际情境主义发行的的一本刊物里就反譏列斐伏尔是先进观念的思考者，但是什么都没做。他们觉得列斐伏尔跟戈德曼一样，都是独立思考的代表，但是对政治组织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同時，對於列斐伏尔”抄襲”他们的时刻理论（theory of monment）也相当不满。特里布奇认为列斐伏尔与他们最大的差别在于，究竟要搞一个历史上革命成功的乌托邦社会，还是要搞一个建筑形式上的抽象社会。对列斐伏尔来说当然是前者，因为他觉得历史上当然有已经实现过的乌托邦。但是国际情境主义者所说的“异轨”( Détournement)，就跟建筑形式主义者一样是在画图，勾勒那些情境。 关于前言的内容，我还要补充一点，很多人喜欢把《日常生活实践》跟《日常生活批判》作对比，但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1980年代才出的，离列斐伏尔是很远很远的。列斐伏尔跟德塞托的差别有两个，第一是德塞托那条路线是跟福柯接近的，反规训；另外是，德塞托很关注消费，那时消费已经进入到文化研究和知识领域中，而在列斐伏尔那时，消费还没有成为一个充满社会学意涵的术语，所以他不太用consumption，而是用reproduction。 你们看的时候也能发现，德塞托会告诉你一套战术、战略。列斐伏尔在1961年就写过了战术跟战略，只是他写得非常啰嗦、麻烦。德塞托后来把这些重新清楚而漂亮的定义了，于是后来大家都只记得德塞托说的，而忘了列斐伏尔很早以前就说过了。列斐伏尔一直都有作为先驱者的困境。这是导言部分我所做的补充，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这本书诞生的历史背景。

清理地基（Clearing the Ground ）

列斐伏尔的写作的确非常琐碎，我第一次念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列斐伏尔不和年鉴学派一样，做一些好的人类学或者历史的记录，为什么要讲那么复杂？这个问题如果你把它放在列斐伏尔整个知识方法论的训练和精进的过程里面理解，他好像一定要经过这种非常复杂的过程，才能够写出像《接近城市的权力》这样的经典。所以，针对这部分，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讨论他所提到的一些细节。 研究日常生活，就是要改变与转化它。篇章开始他就引列宁的一句话：革命的日子”等于日常生活的二十年”（p3）。革命的瞬间可以改变非常多的东西，因为高张力、社会改变的力量非常巨大，可是日常生活的改变要20年。也就是说研究日常生活是非常难，他用了一个非常难翻译的词“residual deposit” ，残馀沈积物，來形容日常生活是浑浊的，残馀全沉积在一个层面上，不像革命时刻里头有很多力量、事件。可是日常生活每天在变，但是同时又像不变的东西，很像沉淀物、沉积岩，停在那里，所以研究它就非常麻烦。列斐伏尔用列宁的话来讲，研究生活的确非常困难比研究革命难多了。 他也提到几个重要的转变。从家务革命（domestic science），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一直说到创造性的活动，日常生活在两者中间一直在不断地转变。他提到非常多次“层面”这个概念，他说生活很像一个层面，他避免用传统左派的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层面就是现实和实践暂时存在于同一层面，它既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也不完全是一个实体。 他讲女性角色在工业社会里的变化，他举了三种动态经验，这三种可能都是日常生活研究必须面对的。一种是女性真实的经验的堆叠（pile of experience facts）；第二种是话语和再现，像女性杂志这种，媒体怎样去转述和报道这些女性的经验，是文献的堆叠（pile of documents）；第三种是女性主义者或者社会学家用术语分析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怎么来面对女性角色的转变，是术语的堆叠（pile of jargon）（p13）。我们要研究日常，这三块都要处理。 他反对知识的帮派主义（intellectual gangsterism），即知识黑帮。他反对，所以他在写作中就把所有人都批评过一遍。历史学家的问题是、结构主义者问题是，等等，自问自答。在这些东西里你大概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点，比如说，我们研究日常生活的关键是，什么是必要的，换句话说，什么可以改变人们生活 ，这才是研究的重点。不管你用任何一种方法，最终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历史学做不到呢，或者只有历史为什么不够呢？他说所有东西都是历史的，没错，但是历史不等于所有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其历史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可是反过来就未必，因为历史涉及到记录的问题，历史没法穷尽人所有的行为。没有对历史的批判就不会有历史，不对历史作检讨就不会有历史这个学问。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看史记、史诗、大河剧，可我们现在看的小说基本上不处理历史了，小说里面基本只处理小情小爱，短时间之内的一些东西。而且历史的确有一种危险，它很容易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缩减到（reduce）一种我们可以感觉到或者意识到的事实。 他又谈了哲学上怎样处理客体、主体，谈到抽象概念的危险，他批评所谓 “主义”的东西（-ism）。换句话说，历史、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支，只要它变成教条主义，就有拜物教的危险。专家有各种权利，特别是那种将真实概念化却什么都解释不了的权利。专家变成技术官僚，我们研究日常生活不是要创造新的专业，成立社会学新分支，而是要研究事实与概念主义的冲突。专家会将事实”集合”好，符合完美无瑕的幻象，甚比真实还明确。如后结构的方法论竟然变成了教条的结构主义，文化概念有效性使用变成了文化主义等等。保守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然而，社会由資產资产和无产阶级组成，法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难道需求不一样吗？也未必。不能将无产阶级的需要简化成单一面向，这全是他们的错误意识所致。官方马克思主义者严格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划分开来，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如何小心顺著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呼吁了，如傅立叶，圣西蒙，欧文等人。落地的乌托邦总是从革命性的实践（revolutioary praxis）而来的，而非教条主义。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他的焦虑，他和法国共产党的最大差别，正是他讨厌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种斯大林式的、赫鲁晓夫式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一个年轻教师到社会学教授，在这个过程里他可能吃了很多苦头，他一直很不相信官方的某种理论构造，所以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可是这就造成我们阅读上非常大的麻烦。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第二是，日常生活研究是为了改变社会，这跟马克思说的一样。有一句话非常美，他说：人，是一个机会的星云（cloud of possibility），我们每次的选择、行动，将云慢慢蒸发掉，一直到我们的死亡（p66）。他的意思是，除非我们告诉人们，他本身就是可能性组成的东西，否则他们就会臣服于历史与结构的术语解释。乌托邦是历史上由知识和意志主导曾经出现过的具体形式。当历史与结构都成了教条主义，人们就不再是可能性的云朵，像熵的耗损一样。在这些偶然出现的优美句子里，可以猜想到或许他不愿意去精简自己的写作，变成教条式写作。 第三点，他提到一个观点但又没有好好地解释，他说科技发展是遠远超过日常生活的，到了某个点日常生活才能追上科技使用。也就是说，技术物，按道理说可以让我们与时俱进，技术物可以是我们能利用的工具，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慢于科技环境的，在这个过程里头会产生一个科技的空档（technical vacuum） ，日常生活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技术空档的。（p74）如果各位听过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老师在美院的演讲，他有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在技术物的发展过程里头，人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接纳技术物，从而产生应对与批评的能力。发明跟使用是两回事，从发明到使用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如有名的科技史学者埃杰顿（David Edgerton）精彩的研究（2016 《老科技的全球史》），研究科技的真正重点不在于研究发明，比如网络60年代就有了，可是真正落实是在8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在这个技术空档时间里，日常生活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些技术物的，所以很多时候日常生活只会被宰制。这导致我们的可能性最后会被科技创造的可能性所决定，由掌握科技的技术官僚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控制消費的官僚社會》（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已经有中文翻譯了（仰海峰翻译）。 此外，他也提到循环时间（cyclic time）和线性时间（linear time）。循环时间指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四季变化、生日、春分、夏至等等。这个循环时间后来慢慢被工业社会那种八点去工厂上班、七点去上课这种线性时间所整合，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冲突。随后他讲述了一则青年工人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工业社会的节奏如何改变了我们惯常的生活。 刚刚同学们讨论到“科技物的异化早于人的异化”的问题，就马克思基本的看法来说，异化跟物化是不可能消除的。东西在产生的过程里头產生異化，物跟物的关系就会取代人跟人的关系而產生物化，不管它是不是科技物。所以并不存在科技物的异化先于人的异化。 技术物的空档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空档里头会更容易宰制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在一个中国淘宝村的微信群里面，看他们每天都在报道淘宝村多么厉害，农产品可以上行，那些乡村透过淘宝把农产品卖到城市里头去。那个群组里头，有一些是老师，有一些是淘宝的负责人也有一些是淘宝成功的店家，每天都在里面讲他们成功的经验。我那个时候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你们都说农产品上行获得很大的效果，可是我想知道是农产品上行多，还是电商电器下行多？” 我问了这个问题后就没有人理我了。我觉得这个很像科技的空档。消费社会在这个空档其实更容易逼迫日常生活往一个方向去，因为我们还来不及回应。就好像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生活事务都要靠微信，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好像没有微信就不能生活，没有脸书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话。 他举了新市镇规划（new town）例子，假设某一件事情你現在没有能力解决，那解决了之后，接下来你会想要干嘛？如果你想要有房子住，你有了房子住，接着你会想要干嘛？他说这种问法，在一个既定的事实被解决了之后，再问你的愿望，或是你想要达到的，这个就是你的欲望（desire）。需求（need）是比较基本的，欲望是比较高阶的。欲望有时会被物化，大部分是由消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假设不是这样的话，那欲望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可是现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都被消费社会所决定了。 关于“知识黑帮”，他问到，假设在实践上排除专门性的活动，还剩下什么？空间学、地理学， 如果你排除实践，比如建筑规划专业排除建筑，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形而上学而言，排除专门的实践无所谓，因为形而上学不需要实践。他说还有一种东西会留下，就是现实的层面（the level of reality），就是所谓日常生活，它介于有和无之间，既不是完全的抽象也不是完全的实践。 简单说，这一章裡对于结构主义、历史学、哲学上讨论的主体客体、对于新市政规划、欲望、需求，这些很基本的东西清理过一遍。接下来他开始要用一套社会学的工具和概念来建构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法 ，“Clearing the Ground”可以说是一篇很长很长的序言。在结论中他重申，如果我们没有日常生活批判的知识，就不会有社会的知识，反过来没有社会批判的知识就没有日常生活的知识。知道日常生活是为了改变它。只有让自身付诸基进转变的计划，思想才能够捕捉、定义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日常生活这个东西，除非我要让它开始转变，它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可以被捕捉、定义，如果我不开始去改变它，它就会像是沉积岩一样不会动。对我来说，我这辈子搞不好都在做这句话所说的事情。我在做《破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另类媒体、免费刊物，什么叫做真正的运动。如果你不动，它就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做的合作社也是一样。只有在你非常基进的转变过程里面，你才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日常生活就很像是这样的东西。 我知道这很不符合社会学的看法， 换句话说我们研究日常生活或者运用这种研究，是为了捕捉某种现代性的知识，而这个现代性的知识是为了找寻可以发生质变的东西，是为了从头到尾追踪这个潜在的质变过程的关键时刻：这就意味着，从“什么是可能”的角度来理解现实，把现实理解为蕴含可能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什么是可能”，“人为什么是可能”，“人如何可能”。他的结尾是：“人是日常的存在，除此无他” 。(Man will be everyday life, or he will not be at all)。（p98-99） 相对于黑格尔、海德格尔所谈的“主体”，人不是“主体”，而是日常生活的动物，排除日常生活，人就什么都不是。这个层面是一种现实，它不完全是经济结构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不完全是需求也不完全是欲望、不完全是实践也不完全是抽象概念或理论。 他还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很习惯某种愉悦经济，比如好莱坞的电影、电玩、动漫、各种色情杂志，请问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愉悦经济？社会主义国家都很苦闷吗？不需要娱乐吗？都是铁打的人民、都是爱国的？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好的答案，比如在古巴，那里当然有娱乐，但古巴又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南美的状态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北韩有没有娱乐经济？列斐伏尔没有把这个问题展开谈，但是对我而言，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愉悦经济和创意产业有很密切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还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被历史遗忘了？

形式的工具（The Formal Implements）

上一章讲过了CES，法国社会学研究中心。这个机构主要对抗两种美国主流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一种是计量问卷形式的，另一种是实证主义的。他反对演绎法的，他觉得演绎法是非常经验主义式的，某种程度来说是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并不能创造一个严格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一章节叫做“形式的工具（应用）”（ The Formal Implements），他希望透过形式和结构主义式的方法来建立一套社会学的基础，来研究日常生活。 首先他讲“公理和公理化”，他提出个5公理。什么叫做“语言的公理”？意思是社会学家要说人们说的话，否则他就无法接近他想要理解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公理一。第二条叫“补充的公理”，他用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说法，这是对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最严厉的批评：符号和表意系统不是物（thing），再现、象征跟宣称不是存在（being）。也就是说，我们在运用语言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什么时候我们所谈的符号不是真的物，比如“手机”不是物，“手机”是物的再现。第三个公理叫做“论述（discourse）的公理”。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家要联结日复一日的语言跟他自己的术语，让两者可以相互转化。比如，如果我跟各位说合作社的理想，可能没有人要理我，可是我说，反正我们要吃饭，我们可不可以吃便宜干净好吃的饭，这样你们可能就会来。如果我说共享啊，我们要打败资本主义那就没有人理我了。所以社会学家的话语必须可以翻译成人们接受的某种语言。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产生转导（transduction）的作用。第四个叫做“策略公理”，关于策略，德塞托说得更清楚。战略是长期的，比如说，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成为一个艺术家，比如中国要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战术是如何实现战略，成为好的艺术家的战术首先要巴结评审，要积极参加画廊，这是战术。所以日常生活是战术跟战略的结合。它们可能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德塞托认为，战略是结构系统的改变，是革命性的，战术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德塞托说战术就是“making do”，闽南话叫做“变巧”，战术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是在“making do” 的过程里头。日常生活其实包含两者，我们不太可能只靠’变巧’过活，战术是每天都要考虑的，但是我们有个最高原则，是要往一个方向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在这中间的过程里头，每天都要综合成一个目標，每天都必须遭逢。如果一群人（a set of individual）没有一个战略和战术的话，就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群体（group），这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到国家，小到社团、合作社的群体、美院的学生都是这样的，没有战略战术我们就不会成为有社会学意涵的群体（sociological group）。最后一个公理叫做“中介（mediation）公理”，我们当然离不开很多经验研究，他非常强调经验研究，这相对于美国那种计量的跟实证研究，他非常强调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社会学要理解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可能性，以及他们自己可能的去处方向。 接下来就是讲到假设（hypothesis）。我们在做社会学研究的时候會有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假设（working hypothesis）。正在发展中的假设就是一种中介（mediation）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要研究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单元（sociological unit），它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意识，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这群人是如何建构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处在这样被中介的状态，如果我們想要成立一个国家，就在大的战略上做了决定，这决定了我们的战术，战术可以逐渐逼近战略。简单来说，我们要提供这些研究对象的经验的属性和事实，才不会用非常粗暴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去论断他们。列斐伏尔这个说法是非常复杂细致的说法。要研究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就必须了解这些人聚到一块的经验是怎样构成的，而这个经验很大程度上会被战略所决定，小部分是他们透过战术来存活。战术也有机会可以改变战略，通常很难，但大部分时候战术是用来抵抗战略的，以至于让群体可以在某个战略下存活，中国人民应该很清楚这个过程。 我们为什么要假设？理论假设可以使得知识成为时势（conjunction）。大家都知道时势和结构（Structure）不同，还有一个概念是脉络或者上下文（context）。社会学研究中一般要有脉络、结构，结构是比较抽象的，而时势掌握的是不同冲突的力量运动过程，就好像马克思说钱的变化，是变动的结构（structuring），它不是形式也不是内容，而结构是断面式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McPhail Hall）对时势的解释非常清楚，特別是早期一篇對英國足球流氓的分析文章。列斐伏尔说，结构很多时候会容易被教条化，因为结构基本上是解释瞬间（moment）的，是解释一个历史断面的。在现在的2017年的中国，我以这个时间点为截面，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政治力量。它是一个接和历史社会与政治经济的瞬间，然而结构主义很容将事实解释掉了，很容易就教条化了。所以时势是要让structure永远处于structuring之中，用布尔迪厄的话是说正在结构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列斐伏尔说，它会让结构变成生成的过程（process of becoming）。 它就多了不稳定的、开放的边缘，让结构不变成死板的矩阵分析。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的假设要处理什么？第一，要想象一个个体是可能的云朵或者星云，一个群组也是“可能云”。；第二，假设常常会犯错误。比如女性进入到工业时代的职场工作，并不是因为女性工作变多了，或者女人变得自主了，而是女性的家务劳动被重新分配到市场上。所以很多女人得到了工作，但跟她在家里面工作其实相差的不远。比如去当秘书，去当扫地的阿姨，去当清洁妇，其实并没有增加女性的工作，只是将家务劳动投放到市场里面。所以，假设女性在市场上获得工作的比例越来越接近男的，意味著男女平等，这样假设是要非常小心的。不同地方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比如西方的社会跟东方的社会就不同。在中国革命后有一个时期，的确男女非常平等，女性的确可以撑起半边天。比任何国家都要平等，所以你还要看在什么样的时势下去谈。第三，社会学的假设有时候可以变成一个实践的可能。在什么状况之下呢？比如，我是一个新镇的镇长，镇上有一定的人口，我考虑在可能的结构里头，要怎么分配才能对所有人有利？社会学就可以想这种问题，可以做这种假设。因为你一旦做了这种假设，很多事情就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学其实不太做这种假设。社会学好像总是高高在上，发现真相，要知道社会结构、它的力量它的冲突是什么，总是外于这个社会来观看社会结构，所以用一套理论来描述它。可是社会学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用一种想象的愿景去做理论假设：如果我可以分配财产，我怎么让所有人得到最大的好处。社会学通常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可是列斐伏尔觉得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东西，就像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层面的观念”这一节里的几个表格。 首先是“分析的层面（在结构性的语言学中）” [caption id="attachment_2484"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册，124页。[/caption] 列斐伏尔说在分析的基础上有两个层面，一个叫音素（phonemes），中文里一个音就是一个字，所以没有这个概念。可是英文里头，比如“ Believable”，be-lie-va-ble，里面有四个音素。每一个单音不是一个字。第二个叫语素（Morphemes），中文也没有这个问题，拉丁语系有这个问题，因为拉丁语系几个语素才能成为一个字，书写时候也是一样。语素还要分成自由语素和非自由语素，比如Unbelievable，“Un”是个非自由语素，因为它不能独立成立。“Believe”是一个自由语素，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字，“Able”是个非自由语素。这跟分析有什么关系？这就是非常结构主义的做法了，它就是在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事情的。 我们在听单音的时候，单音是非表意单元（non-signifying units）， 只听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a”，“u”。语素有时候可能是有意的单元。他用这个结构来象征，日常生活里很多东西有时候是没有意义的，而有些东西，在那种行为背后有一套意义可以分析。有些东西就很像音节，处于第一个层次。用非常粗糙的比喻，日常生活里头有一部分很像音素，可能没有太多的意思。有些东西是在表意的，比如印度人喜欢翻白眼，翻白眼可能有点意思。 第二个表是“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的片段” [caption id="attachment_2486"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册，124页。[/caption] 图左侧说日常生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陈词滥调（banalities），它基本上是某种话语。我们说你怎么这么像射手座、处女座，这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第二是稳固的（stabilites），对象物明确，第三是惊讶的东西（surprise），就是事件发生的时刻。图的右侧，日常生活有一部分是被规训的、被制度化、被形成的（informed），可以被捕捉的。比如社会整体（society as a whole），或者是一个被结构的、有组织的群体，或者是国家机器（apparatus），或者是断裂的但还是可以辨识的活动（fragmented activities）。另一部分是未成形的（Unformed），比如社交性或者社会性（sociability），其中充满社会的自发性，其实很难被确定。还包括自然的自发性（natural spontaneity），和生物性、社会心理有关。列斐伏尔说，我们分析日常生活的时候，左边的三个堆栈经过日常生活可以形成两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可以辨识的，另一种是未有固定形式的。这是用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来研究日常生活。 [caption id="attachment_2487"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册，125页。[/caption] 我们来看第三个表，其中有三项，一个叫超语言的（supralanguage），语言之外的，多于语言所意涵的意思的。第二个就是语言（language），也就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所用的。另外一种是还不到语言层次的（infralanguage）。图左边分成四个，这是列斐伏尔想要学习音乐学的结构来划分日常生活。左边的第一个是辩证元素（dialectical elements），我们玩弄语言游戏、一些明确的冲突，或者一些戏剧化的表现。第二个层次是逻辑（logic），包含论述、一致性、稳定和简化。第三个层次就是明智（good sense），善于理解语言要传递的信息，比如理性的，分析性的和实验性的。最后一个是常识（common sense），陈词滥调的东西，一成不变的。 接下来看右侧，超语言的、多于语言的，它包含了图像、模式、价值或者是象征，或者是直觉、欲望，这些非语言的东西。在语言层次上，我们看到了说（speech）和语言（language），我们知道语言和言说是不一样的，语言是一种文法结构，但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的英语讲得再不合文法外国人都听得懂，就好像我们都听得懂外国人讲中文一样。所以言说主要是表达意义，比如焦虑，是种创造性的实践，意义里包括煽动性的能力等。语言就分成音素（phonological），语素（morphological）和语意（semantic）。列斐伏尔说，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在语意层。低于语言的层面包括生物性本能的需要（need），所以这个层面，上面是欲望，下面是需要。低于语言的层面是比语言这种表意系统更直觉的、更直接的，包含了强迫性的象征主义，就像以前的图腾或刺青一样。它还包括冲动和推力。 这个表格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个表的每一个层都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现实层面（level of reality）。我的解读是，列斐伏尔一直强调日常生活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层（level of levels）。也就是说，这里全部都是日常生活，一种是低于语言的层面，生物上的需要，虽然不容易被看到、不容易被说出，可是它的确被需要。另外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表述的、可以被捕捉的、可以被辨识的、可以互相沟通的，这是语言的层次。另外一个是超语言的层面，意象、图像、象征、欲望、不可捉摸的、小说的、艺术的等等。所以每一个都是一个现实层面，所以日常生活是一种复数的现实。研究日常生活最难的是，我们捕捉一层是不够的，而是这三层都互相影响，还包含左侧的4个堆栈。所以研究日常生活是研究这个整体。 他这里用了非常结构主义的方式去理解日常生活，起码要知道欲望、需要和在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中可以被表述、沟通、行动的东西。这三个东西都要被掌握，而且成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知道日常生活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结构主义式的日常生活研究。各位不要把它教条化，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万用的分析方法。这只是列斐伏尔早期提出来的方法，他一直提的“层面”概念。他一直说，欲望-需要、抽象-实际，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这个沉积岩上，“上”“下”都有别的层面。他也许是为了理论上的辩证需要，通常辩证法只有二元，“上”、“下”，抽象和实际，可描述的经验和不可描述的经验，而他这时候其实多了一层。他认为除了语言以外还有之上和之下，用这三个东西来说，它们其实都是日常生活。这是他第一次透过加上一个中介（mediation）的概念，去让辩证法变得更复杂，更有动态地处理日常生活。这些东西最后会出现在《空间生产》这本书里头，被完整地表现出来。他的三元辩证法一直到《空间生产》里才变得很清楚。 之后他谈了连续和非连续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社会学与历史学互相影响，所以基本上社会学还是有一定的连续性。可是CES的主任古尔维奇觉得结构主义是非历史的，意思是说社会学有很多研究是非连续性的，特别是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比如刚才的图，好像欲望、需要和历史没有关系一样。对列斐伏尔来说，他采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概念，一个叫做lived（活著）、一个叫做living（生活）。生活都基于活著，每一个正在生活的状态都基于曾经活过的经验。生活中当然有很多惊喜和事件，可以改变、中断习惯的活著，可是还是基于活著的习惯。所以不太可能完全把它们分开。想想马克思的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接下来他用了三个字来描述社会学的传统概念，指标（index）、标准（criterial）和变量（variables）。指标其实是计量学、统计学的术语。简单讲，每一个指标是对于抽象事实的标定与分类。 标准让指标可以成为指标，成为某种社会事实的指标。另外与标准有关的就是变量。各位不要小看计量，因为现在已经是算法世界了，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算法世界里头。在计量社会学的发展过程里，这些概念被坚固地镶嵌在里头。社会学是要做问卷和量化分析的，因为它要证明自己和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要用这种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分析是对的。所以会用指标，标准和变量。 列斐伏尔最有趣的话是，你不要觉得标准只是计量学、统计学里的概念，他说“标准”有时候在质化研究里也用，连列宁都有用过。列宁用很多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低度发展（under development），这里是用质化的概念表达标准，而不是用量化的概念。列斐伏尔用的是列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里面用的标准，我们可以看看质化研究或者非量化的社会学研究怎么用“标准”来写东西 他还谈到了维度（dimension）、微观（Micro）和宏观（macro）。这些内容可能是初期法国刚开始给社会学学位时，做研究的一些必备的东西，但对于现在来说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古老了、不太适用了。微观和宏观就是列斐伏尔后来在《接近城市的权利》里说的近秩序（near older） 和远秩序（far older）。简单说，维度和我们的语言很有关系，比如他说第一维度是“我”，第二维度是“你”。但是在传统的拉丁文语系里面，“我”和“我们”，“你”和“你们”，基本上是两组主要的主词。可是“你”跟“我”要发生关系，一定要有个第三方的“他”，我才可以判断“我”跟“你”之分的东西。列斐伏尔其实用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在社会学里我们要分析事情的维度时，传统的形式逻辑是第一维度，就是“我”，加上第二维度，“我”跟“你”就是辩证性的。而第三维度，比如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说货币是一种等价的标准，它同时也是个商品，它会在两者之间滑动，这就是第三维度，它是一个运动中的辩证。另外一个叫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ity），这是防止“第三维度”变成拜物、固化。最后还有一个叫做无限维度（Infinity of dimensions）。 我认为列斐伏尔有个非常大的心理恐惧，他非常厌恶斯大林主义式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说是死了。所以他一直不断地扩张，在马克思主义里头找到可以扩张的元素。他尽量引用列宁、马克思，其实就是要扩张那被官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东西。 最后他讲到结构，结构的观念（idea of structure）。什么是结构？第一，结构一定是可以辨识的，就好像我们读一个Excel的文档，是非常的结构性的文档，有行有列，每个行列有对应关系，所有的结构都是可以辨识的。第二个概念是，结构把所有相关的对象全部建构成一个系统。第三，结构不是实体，也不是抽象的，而是解释不同力量所构成的东西，包含真实之核相关性的内容。好比我们仔细看Excel表格，它是内容吗？是抽象的概念吗？Excel表格里任何的内容、数据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看表头上的函数的定义。这就是结构的意思，结构不是内容，也不是抽象，它就是整体力量的运作。 最后他又解释了结构和时势。按照列斐伏尔的原话来说“时势是结构在形成之初就有的压力，它是一个看不见的、虚拟的（virtual）并且一直改变结构的东西”。（163）简单讲，时势就是一个不让结构物化的东西。我们常说结构主义的最大麻烦是，它把所有东西都分析清楚、分析完了，所有东西都被结构掉了，以至于我们的行动就没任何可能，怎么做都是资本主义的行为，所有选择都是资本主义让你做的事情。而时势可以让快要僵化的结构重新复活，让结构不要僵化，让我们的分析可以继续。 第二册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里最麻烦的一册。虽然它对学生运动有一些影响，但这是列斐伏尔建构得还不算太成熟的社会学理论。那时法国的社会学刚刚起步，而美国在1920年代就有芝加哥学派，而法国因为被卷入一战和二战，所以它的整个社会学的发展没有英美快，所以这个时段是法国重建自己社会学观点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就显得不是很清楚，涂尔干和韦伯就清晰很多。第二册要请同学们多花一些力气，因为它比较繁琐冗长。可是法国社会学很快就成熟了，比如到1960年代，结构主义大师们出来以后就有跳跃式的进步。在1961年的初期，它还是非常模糊的，正在发展，要长出一些与美国式的量化研究、实证主义研究不同的东西。大家可以把这个阶段当做他们在磨炼、酝酿，最终经过1968年的学生运动之后，整个研究就大爆发。运动绝对是让理论进步的唯一方法，不论文化大革命还是1968五月风暴。没有社会运动，社会理论是不可能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