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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腦會#1現場[/caption]
主辦/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主持/黃孫權 記錄整理/黃孫權、黃郁齡 日期/ 2018 05 18 地點/當代文化實驗場（空總） 參與團體／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人生百味(街賣)、地下社造勞動合作社、台北縣原住民溫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台灣國際飢餓對策協會、有限責任台灣區居家服務勞動合作社、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農業共融聯盟、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綠主張綠電合作社。 黃孫權（數位人文創新實驗計劃主持人）: 各位朋友好，今天非常歡迎各位來到現場。我是這個計畫的總主持人黃孫權，旁邊是陳來紅諮詢委員、生活美學基金會陳幸均總監、李士傑協同主持人。可能各位聽過PCC（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平台合作主義聯盟，PCC從2015年開始每年舉行的大會，第一次在紐約新學校（The New school)，目前正在全球從區域組織的形式擴充如pcc-japan,今年則是PCC-hk的啟動，預計今年九月會在香港舉行。在pcc-hk會議前我們預計舉辦一個合作松（合作主義＋黑客松），四個組織合作起來: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部下的數位平台計畫（空總實驗室）、中國美術學院網絡社會研究所，以及國外知名的程序員合作組織 co-lab。”合作松” （coopathon, cooperative hackathon ) 主要是讓合作社員、程序員、藝術家、策展人、設計師、積極於社會創新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來界定/解決的問題。合作社各別都有自己要面臨的困難，比如說會計系統或人員管理，各合作社之間的聯合與資訊共享也仍有巨大挑戰。今天聚集大家來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大家的分享，可以從彼此獲得養分。 拍腦（panel）一直是學術會議的說法，我特別喜歡這種翻法，拍腦的意思是可以拍拍腦袋，大膽說話，說出來。 在台灣預計三~四場拍腦會，不論是已經成為合作社的、或正在發展想成為合作社的人，大家聚在一塊兒，分享大家的困難，連結大家的經驗，手拉手一起來，然後把這些困難帶至香港的pcc大會，讓這些困難可以找到不同的解決方式。舉個簡單的例子，金融風暴後的歐洲，整個歐洲對金融體系，對政府的不信任，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就有過半的GDP，包括金融，信用，教育，藝術，全由合作社支撐，這是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發展。歐洲在這樣特別的情況下，現在就有了fair coop， 公平合作社聯盟，並自己發展出 fair coin（公平幣），各合作社間買東西就用公平幣。台灣目前大約有六千多家的合作社，這六千多家之中，約有四、五千家是員工費合作社的，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有點低估合作社能量的，各位應該比我更加清楚。去年我們在上海辦過合作松，找了來自香港、台灣、韓國的合作社的人，可參考此影片，合作松是針對一個主題，在48小時做出一個原型（prototype）。 我要說的最後一句話，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假如你想要走的快，就一個人走，如果想要走的遠，就大家一起走（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今天會議首先讓大家很快的認識彼此，並介紹一下各自組織大致在做些什麼，目前狀況，以及未來的目標為何，面臨怎麼樣的困難，有什麼樣的技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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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揚凱(甘志雨攝)[/caption]
彭揚凱（ours 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 OURS是一個NGO，我們是比較關注都市與環境，屬於倡議組織，過去幾年我們花最多時間都在住宅政策，社會住宅政策。大家知道我們從2010年以來，從零開始，一路走來到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把社會住宅作為很重要的政策之一。去年底我們就在討論下一個階段，關於住宅政策上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然後我們提出接下來想要做的議題，就是 co-housing合作住宅，就像國外有很多住宅合作社這樣的模式一樣。下個月，六月，我們邀請了一些朋友，包括主持人黃孫權等等，一起到德國去看他們住宅合作社的營運狀況。 我這邊有準備一個簡單的outline給大家看一下。台灣的合作社中比較多的是像消費合作社、農產合作社、勞動合作社等。台灣在戰前時期，日本殖民時期，曾有過住宅合作社，戰後1960s那時也有一段時間曾有過，但後來都結束了。結束的背後原因很多，主要還是因為政府在住宅方面的政策上走向完全市場化，住宅的提供者就只有建商、開發商，所以關於合作住宅方面的政策就都完全沒有跟上了。 雖說普遍認為台灣住宅的自有率很高，但房價與空屋率也很高，這是相當扭曲的現象。這幾年我們在談論社會住宅，但社會住宅根本上，是在政府介入的情況，對於住宅資源做重分配，所以基本上無法談及合作，或是相當有限。因為它基本上有“住宅補貼”，比較偏向社會福利的一種，但台灣很多人還是希望自己擁有房子，就這個點上，我們可以問個深刻的問題，也許是早在十幾年前就該問的問題: 如果住宅是一種消費行為，不論是租還是買，都算是消費行為，為何我們就只能透過建商，只能透過這樣的市場，有沒有可能透過另一種方式?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現在來談住宅合作必定具有其意義。我們會以過往推動社會住宅的倡議經驗，接下來幾年則會比較積極推展住宅合作，有些問題比較難，像法令和政策，土地取得、融資、稅的問題…等等，對於住宅合作都有非常多的限制。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建商要蓋房子可以去銀行貸土融和建融，合作社卻是借不到錢的。最後我只提二點，合作社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內政部正在做組改，將要成立“合作暨人民團體司”，是籌備處尚未成立，組改後就會成立，但已公開這個司的名字是合作。我覺得未來政策上文化部與內政部可以有些合作。我也認識了一個比較老牌的團體，中國合作學社，他們有固定的雜誌，叫做合作經濟，每年開年會，底下還有信用合作…等等。是一個龐大的network，我想這樣創新的事情，與這樣有一定基礎的網絡連結起來的話，應該很有利於這個計畫的發展。我的發言就到此，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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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彥德(甘志雨攝)[/caption]
巫彥德（人生百味）:我們是關注都市貧困的倡議組織，貧窮加上受困，也就是說不僅是沒有錢，而且受困於這種狀態而沒有辦法離開。我們的組織小，比較沒有經營體或商業模式，但我們有較多的行動方案，也是我們組織的經費來源，分成二個部分，街賣，與街友。 街賣，最近新北市擴建，身障者們街賣玉蘭花的，他們的居住地被拆遷，這也是我們蠻早接觸的街賣團體。很多人認為他們是一個一個個人，或有問題的人，才必須在街上賣東西，但當我們跟他們聊過合作過後，發現那是一種都市本質，都市貧困的現象，比如做舉牌的，做人頭詐欺等等的人存在著。街賣是貧窮者在做，他們無法靠街賣這個工作脫離貧窮。 第二種就是身心障礙，比如說他有某些障礙，勞動力被切割，一週只能做一天、三天，或一天只能做三、五小時這樣的狀況，她為了求生，也就只能去做街賣這樣的工作。所以這是當勞動力被切割又為了求生存而發展出來的工作型態。如剛剛OURS提到的合作文化，對於底層貧困現象而言也是很關鍵的，因為在貧困議題中有很多的解法是與之有關的，人們之間的連結互助合作關係，一直是需要存在的，比如說當你給街友便當時，他們有時會再告訴你，另一邊也有相同需要的人，也給他便當吧。這之中也給了我啟發，那就是人們想要互助合作、連結、自我保護的狀態就藏在都市底層文化，只是往往我們都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希望讓大家來認識貧困者們的文化，向他們學習，進而讓他們找到在社會中的角色，再次回到社會。 舉一個我之前認識街賣的例子，他叫小明，是身障者，在東門販售彩券，“當警察要來取締時，他就把台車鎖住，跟警察說你就試試看把我整個抬走，如果我摔倒摔死了… 我們就來看看誰的命比較硬吧，看你敢不敢 嘛 !” 他是一個性格相當激進，很傲骨的一個人，而當我朋友有次跟他相處，詢問有關課業上的問題時，小明則是給他建議，思考方向，對他而言小明又像是位導師陪伴著他。另一位是在中山站賣玉蘭花的阿嬤，叫美花，她告訴我以前在行天宮賣麵線，有次被警察帶上警車，東西也都被拿走，當時她一直哭喊，警察甚至威脅她說若繼續在那邊賣，就把她的攤子都推倒，這樣的阿嬤，在我們之前合作活動與街賣者聚會時，她也很熱心的告訴另一位少女小玉怎麼販售，教她如何做街賣，也有帶午餐來給我們吃。小玉約20多歲，因洗腎的關係無法做一般正職的工作，別人跟她接觸後，發現她沒有定性，無法好好持續做一個工作，工作都要換來換去，但是每次她來找我時，都會帶糖果來給我，她自己不能吃因為有糖尿病，還有帶她自己做的餅乾。 這些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在不同情況下不同的樣貌。對於街上的貧困者，我們愈是想抹滅壓制，不願見到，他們愈是展示出激進且暴力的樣態，但若我們是放鬆那樣的空間，讓底層工作的人們好好過生活，那麼他們就會顯示出人應有的樣貌與質地。在社會工作這一塊，就看你是要當北風，還是太陽，這是包容抑或排擠的問題。如同黃老師所言，在貧困的議題上我們缺少長遠的解決方法，因為一直以來若把她看作是問題，看做是一個病人，我們要去治療她的問題，而沒有去想說她是一個人，一樣擁有智慧等等，沒有想說要去向他們學習，缺乏全面性的理解。往往我們只想到貧困者就只是需要錢，需要工作，卻沒有想，他們一樣，也需要好的精神、勇氣來面對困難、對努力的有所期望等等，這些也都是貧困者要脫離時所需要的。 第二點是需要長期的解法，若是想說給她三個月、六個月有地方住，有錢，這樣就能解決問題，回到社會正常生活了吧，然而街賣者可能經過十幾二十、三十年了，想用三、六個月的短時間來解決如此長期的問題是行不通的。第一點，與貧困者之間缺少交流，所以我們只能做募款，卻很少能做募款之外的事情。第二點是缺乏全面性的理解，也就是關於精神面的，不僅僅是精神治療，而是沒有融入文學藝術等在社會工作裡。教育應該不單單只是為了工作的目的，還有其他才對。然後是媒體，對於這件事是否全面性理解和報導。再來金融，貧困者不論如何工作都只能在現行法定下工作，是否被國家、銀行剝削，也到處借不到錢，轉而只能向地下金借款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也沒有適合給貧困者的金融系統。最後是科技，二十年前的貧困工作與二十年後的並沒有太大差異，科技方面，從g0v開放文化基金會成立以來，一直都差不多的狀況，他們有四百多個專案哩，只有不到十位數的是跟貧困有相關，主要有一個原因，就是貧困組織缺少窗口能來與他們接軌。
黃孫權：謝謝彥德，看到這麼多年輕人在做這麼多事情，讓我們覺得社會還有些希望啊！co-lab目前協助了在紐約的家務清潔工作者的平台：up＆go， 哪裡有需求，就自己接工作直接到那裡，沒有經過中間一層的剝削。有一個英文字，白話翻譯起來就是“沒有契約的勞動”(precarious），其實全球現在有許多勞動者都是打零工的，將臨時工與無產階級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是流離失所的勞工階級，我把它翻譯流眾（precariat）。後來有人說，即便如此，但我們應該要有企業家的精神，成為流眾企業家（Entreprecariat），那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還是要聯合起來想辦法賣東西，不要被那些諸如air bnb、uber他們全都拿走了。這其實這不是特殊現象，世界上各個地方的人們都有面臨這樣的情況，端視我們有沒有新的合作主義的想像，以及是否有新的技術來實現合作，技術能讓我們很多事情都做得到，當然，背後的社會條件與經濟制度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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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庭(甘志雨攝)[/caption]
李仲庭（地下勞動合作社）：我們名字很長，共有16個字，簡稱地下勞動合作社。我們就是那個很流行說「斜槓青年」的那一群，我們是比較長的斜槓那一邊，對社會的各種議題關注：如經濟方面、社區營造等等，地下勞動合作社是關注我們僅成立一年多，社員是參與社會營造課程認識的夥伴集結而成，其中也有藝術家社員，比較是計畫合作社類型，因為我們會找民間其他團體組織來計畫方案，是由社員們關注的及想做的事情，共有資源，我們有一個基地空間為基礎，發展而來。當我們在做合作方案時，有多方的期許，也有自己的期許，所以藉由一些舉辦講座或案例研讀的機會，塞進一些與合作社或社區營造困境等相關的議題進去，這成為我們的工作邏輯。 一般提到合作社，消費、利用是一塊，生產和勞動是另一塊，我們作為勞動合作社，在舉辦的一些專案中，有一個就是在基地空間舉辦市集，合作式的市集，曾經也有辦過微小的、一次性的社區公益，從這些方案中有一些進帳收入，主要來作為能讓基地空間持續下去的資源，支持我們每個月的行政費用、勞務費等等。我想回饋一些東西，這二年看下來，”黑客松”的模式，所能開發出來的產品…他比較是資料的重新整理與再現，但對於持續性的經濟事業他所需的營運系統，”黑客松”的模式裡比較沒有，但它可以帶出很多的聯結，有新的方向去討論，像open source的企業行動系統，像ODOO，它是一個開發社群，之前我聽到有這個現場會議時，就在想，“黑客松”這個型態，要怎麼做到嚴謹的程度，因為它要是持續性的營運型態而不是一次性的，我蠻好奇的是說，在國際上黑客松會如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謝謝! 黃孫權：如果沒有合作社，就沒有平台主義合作社，當我們談到平台資本主義，就是像uber, airbnb他們都會使用的， 要形成那樣的一個平台合作，的確是需要比較好的技術資源。單就一個合作社，是無法造成改變的。不論你是一個消費合作社、勞動合作社，任何一種合作社都好，它所能帶來替代經濟效益的程度很低。所以也才會有平台合作社，平台合作主義，看用什麼樣的方式來串聯。首先我們要先有更多的合作社在路上，然後才能產生平台，合作社之間的社員成為彼此間的社員，這樣才開始有了規模，才有可能替代現有的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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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Jerry Kan[/caption]
人老不孤單，因為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在一起
呂純珍（有限責任新北市原住民溫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我在烏來的忠治部落服務，全名是”有限責任新北市原住民溫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名字最長的，21個字。我們有項目，開放時間，督導，服務員的在職訓練，內部管理…等等，我們的經費來源都是來自政府。有電話問安，關心長者生活狀況的服務，還有生活諮詢及照顧的服務，健康促進方案及活力健康操，針對長者健康的與失能者的，每週有活動，其中有自癒力的部分，會請專業老師來，另還有心靈文化課程及居家關懷。開放時間是跟著政府的時間走。 具體的服務，我們的志工大多為志工媽媽，年齡約50~60歲，所以志工方面，可以說是長者照顧長者。這是我們的督導與在職訓練。這是內部的財產管理，全部的經費都是由政府機構給我們申請經費之後下來，我們看內部需要甚麼。這是個案服務對象，平均大概65歲，甚至有一個快90歲的，我們那邊稱為長者，泰雅族叫yaki，每天有點伴玩的性質，照顧他的生活起居，我們當她的兒女，或者是孫子輩這樣。 目前服務52位長者，會電話問安或是到他家裡關懷，或是到我們本站來。我們設計一個叫「生活教育」，讓長者去回顧他以前結婚那種很高興的心情。我們也有醫療，最主要是烏來區的衛生所，每個禮拜會定期醫療服務，因為那邊長者大多數都有慢性病，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等，包括雙和醫院跟耕莘醫院，另外會做口腔保健，他們有時候會吃台灣口香糖，就是檳榔，為了清潔方便，我們會教保養保健。 這個很好玩，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景文科大他在深坑，他說可不可以請你們的長者到大學，所以我就開始籌畫說哪一個長者可以的話我們就一起過去玩樂，當一日的大學生，景文科大就帶我們去他們學校參觀，然後在演講廳裡面舉辦一些活動，有來自於不同的地方，有互動也有交流，那天長者都玩得很高興。所以我們生活上每個月都有不同的變化。 這是我們每周三固定的課程，叫「自癒力課程」，甚麼叫自癒力？就是自己如果身體有不舒服或是說有疾病，可以提升你自己對抗它，人老不孤單，因為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在一起。未來的展望，希望原鄉的同胞有一些就業的機會，使這些原鄉的同胞獲得一些照顧，讓他們生活起居有彼此的相互關懷。專業的團隊回饋鄉民，還有結合各式的資源提供更多的服務，成立社區文化健康，帶動部落發展。 我們目前現況就是比較缺水，我們現在還是飲用山泉水。水的話需要水管，因為自來水光是裝一條水管要三萬塊，接到內部還要再花一些經費。水是翡翠水庫的，很甜，煮過之後真的很好喝。所以不要只到烏來老街泡溫泉，有空多到部落去行走。我們那邊就缺乏社工，因為老人家在家裡，他行動不方便，只要我們沒有開站，他在家裡幾乎就會很悶，所以希望好朋友可以到我們部落去走一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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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Jerry Kan[/caption]
讓飢餓者能飽足：不是只有物質上的肚子餓，包括到心靈上的飢餓。
曾正智牧師（台灣國際飢餓對策協會）：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介紹台灣國際飢餓對策協會，協會是成立在2016年的10月，原附屬台灣基督教福利會的國際救援部門。2006年的時候國際飢餓對策聯盟來邀請台灣加入這個聯盟，籌備到2016年才完成。完成的過程當中，發現有很多的麻煩，因為飢餓對策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社會福利，ˋ這屬於衛福部，同時需有一個產業的部門做農業發展，因為要教他們怎麼種東西生產糧食。 有一個很重要的願景就是說讓飢餓者能飽足，這個飢餓的定義比較廣泛，不是只有物質上的肚子餓，包括到心靈上的飢餓，是一個比較廣泛的飢餓問題，所以我們的工作就包含這些層面。飢餓如果從physical（物質上）來講的話，要關係糧食的自給，台灣糧食的自給率只有30%。只要我們的港口貨運被封鎖掉，大概三個月之後台灣就陷入飢荒。第二個是避免糧食的浪費，我們現在有三個食物平台在這個地方，我們最老牌的應該是台中紅十字會，也一起成立了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包括南機場那個方里長，把台灣食物浪費的問題一起做解決，這也是一個平台的概念，這個平台資源的分享等等之類的。第三個是增進糧食的安全，要從環境的教育，從友善農業一直到有機農業。第四個是緩解另一種飢餓，就是剛才我說的身心靈。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從那個願景建構永續的環境，從教育開始，促進產業友善，行銷健康的食物，然後教你怎麼成立一個社會事業，第四個是推動社會服務，那些真的艱困的人能夠有食物可以吃，第五個是積極的國際參與。 我們也邀請分成五個部分的人才：第一個是原來福利會董事的成員；第二個是教會的領袖，我們屬性是比較屬於教會的機構，所以雖然公開，但是原始的成員是以教會為優先；第三個就是社會工作跟社會政策及社會議題的專家跟學者，包括一些執行單位像伊甸、芥菜種會；第四個就是企業家，我們邀請企業家如呷七碗，賣油飯吃七碗的李東原先生，也加入這個會員單位，用它生產的東西就可以找其他人；第五個邀請到幾位偏鄉的立法委員，比如說花蓮的蕭美琴、台東的劉櫂豪，還有高雄的趙天麟等等，我們不分藍綠，我們現在請的立法委員，就是透過這樣可以做一些推動的工作。 2018年開始，我們正式成立第一個大安溪流域的計畫區，卓蘭再進去大概幾公里之後就過白布帆峽，過去那個全部都是原住民部落，那七個部落全部都是泰雅族，偏鄉跟原住民部落作為我們優先的考慮。第二個參與服務是平地教會他們社區的工作服務隊，或是偏鄉服務隊、機關團體，比如說企業志工，都加入這個行列，主要的工作是社會救助，有食物銀行跟當地有一個部落廚房合作，部落廚房也受助於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另外一個我們有教育訓練跟倡導，我們現在今年主辦兩場志工的訓練和認證課程，下個禮拜就在台北的公館教會。我們在教育訓練當中也包含災難悲傷輔導跟靈性關懷的專業訓練，這個專業訓練源自莫拉克颱風後的八八水災，我看到特別是那瑪夏還有小林村，災民被送出來到旗山的時候兩眼空洞，很多社會工作者進去的時候都束手無策。有時候更嚴重的是媒體會問：｢你家兄弟都過世了你會傷心嗎？｣，大眾媒體問這種蠢問題，就讓我覺得大事不妙。台灣災難坦白講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回來就開始規劃這種訓練，包含社工的專業協會、心理諮商師協會、安寧照顧的協會，還有護理師協會。 產業研發的部分，目前我們在七個部落裡面做兩件事情，第一個是調查他們當地可以生產的農作物是甚麼，或者是可以研發出來的作物是甚麼，看那個地方有甚麼東西可以生產，成為當地可以在地抗病抗藥比較強。第二個是把一些高的經濟作物，不會影響到原生種的作物，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推廣兩個專案，這兩個計畫其實他的附加價值比較高，如果兩年之內完成研發，我們就可以跟那個區塊的農民做契作，整個行銷就全部來。 我們現在台灣有一個飢餓對策的儲蓄互助社，大安儲蓄互助社，生產的時候，我們賣的東西用第三方支付的概念，收集訂單之後通知他們禮拜五出貨，禮拜六日到教會就解決掉了。剩下的零零碎碎再送到教會或公司行號去，由志工來協助，這個錢收到之後沒有問題，我們就可以把錢撥到他在互助社裡面的帳戶，所以裡面有一個窮人的計畫，如果是列案裡面的窮人，互助社跟政府在討論說，政府可以配合的方式，他存一千就給他一千，飢餓對策也可以給他多少，這樣可以讓那個窮人比較快脫離貧窮，這個是連帶關係的。 國際救援現在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如肯亞跟甘比亞，另外在泰北有一個少數民族是客家人，客家人在台灣不算少數民族，客家在中國、緬甸到泰國、寮國一共有八百萬人口，但是在泰國真的是少數民族，大概只有八十萬人。所以我們在幫助他們，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找泰國的國際飢餓對策，跟香港服務在緬甸據點在清邁，另外臺灣的台商，成立一個台灣國際飢餓對策泰國小組，希望能夠就近幫助他們。這個工作看起來非常複雜，所幸在這當中有很多的專業工作者。這是我們今年做的工作，大概是這樣簡單的部分，網站上有原始報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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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Jerry Kan[/caption]
讓受暴婦女、新住民、單親家庭媽媽經濟自主。
范振翔（有限責任台灣區居家服務勞動合作社）：各位夥伴大家下午好，我是有限責任台灣區居家服務勞動合作社的理事主席，剛剛前面我們有講到，因為這是政府訂的名字，所以基本上都很長。為什麼全稱要加有限責任？因為有分有限責任跟無限責任，就跟公司一樣。其實我們是在民國92年就成立了，我們到現在已經15年，算是一個也滿久的，以一個一直持續在運作的合作社來講，合作社我一直覺得成立起來不容易，營運起來更不容易，因為要以一個非營利組織但是政府沒有給你任何資源，但是你做甚麼事情又要再向他呈報，這其實是一件感覺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也沒有辦法。 在92年10月正式開始營運，目前包含靜止社員是150人。我們全名實在太長，乾脆就取一個較能熟記的，就叫台灣居家，我們出去都會用「戶麗安」，台語唸起來是「讓你安」，希望所有服務的案主都會覺得我們的服務宜室宜家，非常安心安全。我們這個勞動合作社組成幾乎是由受暴婦女、新住民還有一些單親家庭，基本上都是社會上比較弱勢族群的媽媽。這些媽媽年輕的時候，可能是東方傳統思想，他們就會覺得年輕的時候就是要跟著老公，嫁入家庭之後就是要照顧孩子，若遇到問題會無法找到經濟來源，沒有自己謀生的能力。 十五年前因為我們的創辦人，現在的總經理，看2015年我們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還是偏低，總體來看我們婦女勞動力還可以再提升。我們就針對婦女這一塊，想到這些媽媽他們最熟悉的就是他們的家務事，所以我們就想說，要怎麼讓家務把它酬勞化，像前兩年非常熱播的日劇《月薪嬌妻》，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其實裡面就有在探討這個議題。為什麼女性嫁入婚姻裡面，要把時間奉獻出來變無酬化，我們覺得這是不合理。我們就用這樣的想法，把這些媽媽他們所擅長的家務事，變成他們可以來賺錢的工具。其實現在雙薪家庭很多希望有專業的人來打掃，處理家裡的事情，我們就會合作社裡的媽媽進行一些訓練。基本上我們現在最大宗的服務其實還是家務清潔。 我們會要求案主要支付年終獎金，這點其實對很多媽媽來講，我做打掃還有年終獎金這件事情，是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清潔業一般公司行號不會給你這個保障，所以我們在簽訂這個合約的時候，我們合約有分勞動契約(跟社員)，另外一個是服務契約（跟案主），裡面我們就會明載，一定要支付年終獎金給我們的社員。有些案主會覺得她是女傭，為什麼要付這個，只要我們接到電話發現他有性別歧視或職業歧視，我們就立刻派人處理。我們之所以成立這個合作社，就是希望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狀態之下，我們就講合作社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老闆，要看我願不願意去接你這個工作。所以我們跟每個社員講，只要把你的專業價值做出來就不怕沒有工作。我們合作社其實成立十五年來，我們沒有打過任何廣告，我們靠的就是這些社員自己的自我訓練提升品質來做下去。 這邊我想提一下，剛剛有講到儲蓄互助社，讓這群媽媽可以成為自己的經濟主宰，希望讓他們脫貧，我們兩年前成立「居家儲蓄互助社」。這些媽媽在銀行其實也貸不到錢，因為他們可能信用不良，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任何的資產可以讓他們做抵押，所以我們就用儲互社關心，讓他們除了在這邊工作以外，還可以很放心的在這邊有資金做運用。我們在兩年前的時候就把勞動合作社跟儲蓄互助社做連結，看看能不能在社與社之間做一個共享的效益。其實工作一段時間，難免都會有一些新科技、新產品出現，我們就會再針對這些來對他們做一些職能教育，因為要讓你的服務對象感覺說，這些媽媽除了他們平常會的技能，還是有在進修，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賺人家的錢一定要有兩把刷子。 成立15年下來，現在面臨到的一些問題：我們的人員開始老化。我覺得這其實是很多產業，尤其清潔產業都會遇到的，雖說時薪不低，但畢竟比較耗體力。需要這份工作的人是真的很多，但礙於法規影響，我們之前一直有在跟就業服務站連絡，既然那邊每天都有那麼多人要來詢問工作，那是不是可以把他轉介給我們。因為我們現在是工作量大於社員量，我們是有工作的，可是我們沒有人來做。 但是我們合作社的法跟我們政府機關其實是有衝突的。第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我們沒有辦法幫他們保勞健保，這個就會跟就業服務站他們的要求有衝突了，所以我們其實以前都有討論過，如何開班、時間、老師，全部都討論好了，但是最後在送件的時候，礙於政府的法規，我們就覺得很弔詭。我們合作事業也是隸屬於內政部，也是隸屬於我們政府，可是為什麼我們跟職訓局來做合作卻產生這樣的矛盾。其實這樣的問題我們討論過很多遍，會變成這些想要進來的媽媽，這些準社員他們沒有辦法進到我們的體系來，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稅制的問題，其實這應該是很多合作社都會面臨到的，這個問題每一年我們的研討會都會拿出來討論，可是到現在好像都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配套措施。對我們來講，是一直有工作要做，可是我們新的人沒辦法進來，我們遇到的瓶頸又沒有辦法做解決，變成兩邊的衝突。讓我們覺得說，明明是可以讓合作事業這個體系更龐大，可是就礙於政府的規定，就只能還在這邊。如果說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找這些人進來，其實是有限，所以現在也是一直在跟政府單位溝通，看有甚麼解套的方法來做產業連結合作。我的分享就先到這邊，謝謝大家。 黃孫權：我們這個活動是在文化部之下，有好有壞。我們有跟工作夥伴說，雖然在文化部下面談的都是創意、技術，可是如果不能突破目前法規的一些限制，不能用聰明的方法去改變政治、經濟的困難，那你在這邊談文化創意就好像沒甚麼用。文化創意不是只是一個文化活動，他需要支持，需要社會經濟制度的改變，其實我們可以帶頭來試試看。我們大部分的活動都跟數位文化有關，可是只有這個活動他是跟接在社會族群跟數位文化中間。我們的態度是這樣，我們之所以要發展一個好的技術，是要服務更多的社會族群，技術進步的本身不成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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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Jerry Kan[/caption]
共餐就是一個圓桌的概念：因為看到社區的需要，才開始一件一件做起來。
程俊威（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我叫程俊威，在社團法人台北市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也剛好十六個字很長，我們理事長，也是里長方荷生。很多人在問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在哪裡，我們食物銀行位在南機場社區，是五十四歲的老住宅，住了很多弱勢的家庭在裡面，方荷生理事長今年服務剛好滿二十年，他看到了許多社區需要協助幫忙的地方，於是他開始做這些服務。 里長從民國91年做第一個送餐開始，延伸至供餐、共餐的服務，里長說共餐就是一個圓桌的概念。我們社區有個老舊的居宅，就有點像我們現在在空總，以前是國家的地，因為沒有在使用，我們把他借來使用，做社區關懷據點，在這邊一起吃飯，讓大家可以互相聊天。行動不方便的可以給他送餐，可走動的長輩可以供餐。我們有中央廚房，衛福部要求要做老人共餐要符合我們的規定。為了這個規定，里長又籌措了三百多萬，打造一個正式的中央廚房的設備，我們也把這個能量分享給其他社區，周圍兩個社區午餐一起合辦，我們的廚師會烹調這些料理送去給他們社區，給他們的志工送過來。 有了老人以後，我們發現社區還有很多弱勢的家庭，像新移民，或者是一些單親、隔代教養的家庭，孩子有一餐沒一餐的；或新移民媽媽可能不識中文字，我們把聯絡簿拿給媽媽看，但新移民媽媽看不懂，功課其實也教不了。我們就想說在社區裡開放這樣的課輔班，孩子吃完飯後由課輔老師來帶。我們還帶這些老人孩子出國比賽，跟高智爾球協會做從三歲到九十九歲都可以玩的高智爾球運動，這個活動可以得到團隊合作及專注力的訓練。還有社區圖書館，這個社區圖書館很有趣，里長從小家裡很窮，很想看書但是可能沒有書，社區有一個很有名的導演以前拿書給他看，里長為了感念他，也在地爭取一個市立圖書館。 其實我們社區都是因為看到社區的需要，才開始一件一件做起來。南機場很多的房子都是用租的，房東有時候會故意巡邏看房裡是否有開伙煮飯，怕造成失火之類的，居民收到捐贈食材放到過期，於是我們就成立了這樣的食物銀行，讓社區的居民來領取所需。不管是企業、宗教團體或個人團體，可以捐自己有能力物資給我們。志工合作把物資整理像便利商店，一個月給他們五百點社區貨幣的概念，符合他們需求領取。我們也鼓勵他們參與社區服務志工。明後天在聯合醫院昆明院區舉辦園遊會，就會他們來參與社區服務，一個小時有二十點。像市面上要五、六百塊，800公克的克寧奶粉，差不多兩百點就可換取。重點是要鼓勵他走出社區，工作人員也會確保這些食物是安全的。 再來是我們大概的成效，我們這樣子的幫助協助的戶數，每個月將近會領十萬元的東西，我們的點數比例以新台幣來講大概是三分之一，十塊錢可能只賣三塊。有趣的是，我們這些物資全部都是由別人贊助。社會局他們鼓勵我們做食物銀行，一年只補助四十二萬。我們是第一個跟家樂福合作的機構，家樂福跑去跟法國的總公司執行長溝通，他也很喜歡這個計畫，來台灣看我們做。我們在2015年9月5號成立了這個續食餐廳，主要的概念，第一個食物不浪費，第二個我們永遠不放棄需要協助的青少年，空間我們也可以重新運用，照顧社區的弱勢。在咖啡店外面有食享冰箱，每天會有將近幾百公斤的東西，一周約一噸，很多企業跟店家來索取。 我們也有跟這次的世大運合作，我們協會沒有領到任何一毛補助，也是我們工作人員感到很榮幸的一次。柯市長那時候已經考慮到剩食問題，方里長一口氣就答應協助。我們用最快的時間把物資分享到其他的社福組織，所有東西先秤重紀錄、分配。跟這些企業要合作我們都要打合約，這樣子的合作關係已經越來越成熟了。目前全台北市我們複製了八個社區，有冷凍車運送收集的食材，當地需要的人就在社區領取。 食物銀行跟食享冰箱不一樣，食物銀行主要的目的是在做弱勢的救助，一定要有社工的轉介、家訪，確定這家人需要協助幫助才領物資；食享冰箱不管是否是弱勢，只要你需要就拿。再來食物銀行被要求放比較可以放久的東西，食享冰箱是一些不易保存的東西。我們冰箱是在外頭，24小時只有裡面有東西就可以拿；食物銀行不一樣，是每周一、三、五下午一點半到晚上七點。領用方式食享冰箱是排隊，食物銀行就是每天幾百點。空間上食享冰箱就是個小冰箱，食物銀行會使用倉儲冰箱。 我們旁邊有一個國小叫忠義國小，曾經柯市長想廢掉，我們鼓勵想要積極把它保留下來。這所學校是在這個社區打造了一千兩百個住戶後才衍生出來的，有七成都是弱勢家庭，這群孩子他真的需要學校，現在也有一些組織跟我們合作，來打造這樣子的事情。人口老化問題，在我們社區有八千多人，將近兩千人是六十五歲以上。一個社區隨時間，人口老化會越來越嚴重，需要一些政府的政策和外界的支持才可以繼續運作下去。報告到這裡，謝謝大家。 黃孫權：俊威講得讓我想到很多。環保署統計有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我們每個人每一年大概浪費96公斤的食物，所以學校以前都叫我們把飯吃掉。我們也知道很多國家的法律，譬如說法國，他們已經規定超級市場的食物必須賣完，不能回收。食物是我們最關鍵的問題，現在很多富裕國家最麻煩的不是食物短缺，是食物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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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類目前生活上的議題提升到整個生態系統，思考國家級的農業戰略。
陳家梁（農業共融聯盟）：各位夥伴大家午安，很榮幸今天來參加這場活動，先自我介紹，空總是我以前工作的場域。我原本飛行過，摔過飛機，再來維修那一塊待了十年，在八年前放棄終生俸。我退役後就投入農業，因為我的少校學歷是電子戰，對空軍整體作戰系統是非常有經驗和實務的操作經驗，我現在為台灣的農業再打造一個農業的戰略，台灣的農業能夠對經濟上產生一些主力。 去年五月份我碰到中研院的農生中心的客座專家馮騰永教授，看到教授的一場簡報非常感動，他的戰略計畫就是我在推動的一些東西。所以我把當時產業的工作放下，自掏腰包陪了教授環島數圈，教授帶我到處在台灣每個學校、很多協會去拜訪、宣揚我們的理念跟想法。教授給我兩個月去成立農業共融聯盟，就是把整個台灣農業現在分裂的氛圍，透過各種方式把它凝聚在一起，以農業產業為一個出發點，看台灣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甚麼樣的幫助。 農業共融聯盟是非營利組織，另外一個是營利組織是瑪森智能農業股份有限公司，教授請我當執行長跟推動者。分工結構以農業共融聯盟為最高的一個指導規劃，瑪森智農負責執行各項專案，有海峽兩岸國際上的一些NGO組織做一個橫向的連結，去做政策跟國際思維改變。瑪森是一個執行單位，結構底下馮教授為領軍、創始人，現在已經連著很多整個產業專家，把他變成智慧循環生態農業，目前我有一個全球農業科技實證基地的籌備專案在進行當中。 其實我們就是把整個人類目前生活上的議題提升到整個生態系統，因為全球現在必須面對極端天候的問題，這不是只有台灣要面對，是全世界都要面對，我們怎麼透過農業的翻轉，讓這個環境的議題被改善，這個就是我目前在推動這項計畫。因為農業的問題也造成非常多食安的問題，我們的解決方案是透過智慧循環生態農業這樣子一個概念，讓目前被破壞非常嚴重的地球生態系統逐步地被恢復。在這個極端的氣候環境底下，我們怎麼去透過農業防災系統的打造，度過這段劇烈的變化。 首先台灣能做甚麼？優勢上，台灣有非常複雜的天候變化，也有機會淬鍊非常高端的農業技術，但目前使用化學農業，馮教授他本身的學術領域是生態農業的基礎，怎麼實質的轉換到我們農業產業來，這是我現在的責任。我們投入了那麼多經費，可是有沒有支撐到產業上，讓台灣走到國際化。台灣有非常豐富的生態資源，僅次於馬達加斯加，應該是全世界排名第二、三的生態多樣性的國家，再來台灣有多元族群融合的環境，人文文化可以被凸顯打造。 在台灣農業系統的劣勢，是有些學者原封不動引進美國的思維跟制度，其實台灣環境不適合這樣的制度，產業跟科研其實是斷層，怎麼把它重新銜接，現在化學農業，整個自然生態的資源被嚴重破壞，怎麼樣透過教授他四十年科技研發的發現把它恢復回來。再來是台灣長時間把農業的價值低估了，這個是思維轉換的問題，我們到市場去買菜買水果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心態，就是希望便宜又大碗，好的東西要對應他的價值跟價格，這個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影此彼此，翻轉生活上價值一個很重要思維。 目前這是全球農業迫切的一些問題，怎麼透過農業系統、智慧循環生態農業做改善，台灣有這些自然環境，可以透過整個數據的蒐集有豐富的數據資料庫，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現在全世界的農業強國，像荷蘭、以色列，像荷蘭是整個國家在推動這些事情，系統性整合跟整個團隊的力量。大家都認為農業4.0是把工業4.0的想法跟架構放在農業就是了，其實不是。這是我們團隊整個整理出來的。人類現在跟自然生態系統的互動背離了自然生態的運作，以至於影響了整個生態系統，我們怎麼在透過農業4.0，瞭解人類有沒有越了那條平衡線，這個是很重要的。 在這個過程，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連結，把整個產業結構上下游跟橫向的整合，所以把現在台灣有這樣熱情的技術專家跟產業，共同把這個產業結構創造起來。台灣其實有這麼好的環境條件，極需要去幫助地球的很多地方，其實是需要把人才帶出去，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訓練的場域，去訓練這些高技術的人，派駐到很多國家的場域去協助他們打造對的農業系統跟產業。 第二個認證系統，就是現在所講的區塊鏈技術，我們怎麼很深入地去瞭解整個產業過程各項深度的數據，這些數據其實就可以定義到每個角色的價值，怎麼去平衡交換彼此的價值，這是在這個系統裏頭的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有機會了解人類跟自然生態系統在互動的過程當中那個平衡點是甚麼，這件事情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在實質要進展的一個進度。 我們第一個進度是在籌建人才的培育基地，叫農業科技實證基地，第一個基地會在台東，這裡它的地理環境剛好有中央山脈阻隔，pm2.5的霧霾其實比較不容易侵擾，台東的植物資源種類非常多，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在台東大學知本校區對面，目前規劃這三個區塊，我打造的是一個六級產業的規劃，整個生產跟末端的銷售市場都已經找到了。這個是我們在台東第一個基地叫H，就是Herbs香料，我現場帶的這瓶就是我們的實證基地找到的一個資源植物所研發出的精油，已經有國際的大訂單，只是沒有量，要有國外的大產區要有人才。目前這個1ml大約市場八百塊，他只是一個原物料，他可以往下延伸非常多的產品，台灣的機會在於怎麼把這個價值展現出來。 我們同時在桃園籌備一個專案，把農業生產型的防災系統跟生活結合，住房其實真的會賺錢，透過農業的生產來賺錢，達到一個自給自足甚至對外供應的條件。這是我的規劃內容，也是我們未來這個基地如果籌建完成，就是全球的營運總部，所有全世界的環境數據跟農業數據都會被蒐集到這個中心來，我們就會掌握很關鍵的一些技術跟資源。結構必須被打破，我聽到很多夥伴在分享，法規上跟各種不同部門彼此是不互相交流跟合作，但是在我們的互惠系統，是彼此互相合作的。所以我們不期待政府能夠做，因為他太難，政府是一個龐大的舊的系統，如果能做就是透過產業的系統建構，由產業來支撐這件事情，這個產業是國際化的產業。 黃孫權：非常精彩。剛剛家梁講的事情跟我們的問題有關，我提出來供大家思考，這種全球戰略性的想像非常重要，像剛剛說以色列、荷蘭其實都是國家來支持這種農業戰略。我覺得這種應該是國家優先考慮才對，另外，如果不是在國家層次會遇到非常根本的問題，跟陳先生講的是不同概念，我們在思考農業技術落地的時候，會發現一個狀況叫做數位士绅化，就是某些地域優先享受了數位科技帶來的好處，他就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差距。很多人覺得農業技術非常重要，可是農業技術不能夠單獨教給個別的農民，或教給個別的公司，因為這樣只會讓那個公司跟農民取得優先的優勢，讓差距拉大。 國外慢慢開放把這些先進的農業技術交給合作社，透過合作社來落實農業技術。所以我們一定沒辦法避免數位士绅化，可是我們可以縮減或減緩他帶來的痛苦。陳先生說得非常好，這種國家層次的東西才能夠繼續往前進，可是作為一個公平社會，我們更關切的是這些技術怎麼落到個別的團體身上。照理說我們技術已經非常好了，人類所有的生產力遠遠超過人類的需求，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貧窮問題、飢餓問題，不是我們生產力不夠，是我們生產力過多，簡單講其實我們勞動價值的實現被社會化，馬克思化，那是為什麼我們談合作社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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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食物銀行的平台，串連不同地區的需求。
陳麗惠（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大家好，很開心可以來這邊介紹我們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我是副秘書長陳麗惠，也是台中市紅十字會的副總幹事，其實我們剛成立才一年多，剛開始紅十字會它承接市政府的食物銀行，我們成立了第一家實體食物銀行，其實臻佶祥就是南機場的食物銀行，曾牧師他們泰安的食物銀行，都是從我們這邊複製過去，他們算是我們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以下的會員，算滿大咖的，所以他們剛剛已經介紹很多，我可以少說幾個重點。 我們目前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在台灣全省來講有67個單位來加入會員，來一起做食物不浪費、食物援助。目前我們做家樂福是收取續食，不論大小店都已全部都連結完畢，現在有一百多家家樂福的分店，有九十幾個單位每天去收取續食。合作單位還包含石二鍋，火鍋店每天沒有煮成火鍋的食材也來我們來媒合給會員去做共餐，或給安親班，有些直接給他們便當帶回去，這些包含蔬菜，甚至冷凍的食品，不過運作的過程當中還是有些困難，譬如說生鮮有保存，甚至有冷凍設備的問題。 目前在食物銀行供應的模式來講，有農產品、漁業，還有食品加工廠給我們一些物資，還有一些批發商，再來就是一些商店，也有可能是個人捐贈，再由食物銀行給一些社區食堂或是課輔單位來運用。剛開始會來推展食物銀行的時候，我們也幫助了會員成立在地的社區食堂，南機場就是一個很具標竿的在地的社區食物銀行。他的運作就是類似這樣。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的角色就是在於，我們處理大量的物資，是一個媒合的角色，是一個平台，會把物資給這些在地的食物銀行。 我們現在已經北中南佈點食物銀行，也會有在地領頭羊的單位，如果有北區的物資，可能是由臻佶祥幫我們做，協助媒合給各區的單位，中部就由我們，南部的話是由高雄慈善聯合總會。第一家成立的實體店面，看起來很像全聯或是賣場，當初的概念是希望這些來領物資的個案可以來挑選，我們的方式是跟南機場一樣，也是用點數。我們聯合會其實還是一個平台的角色。目前物流我們跟大榮有簽訂合作的契約，他一年有給我們一百萬的運費補助，用做大榮社會企業慈善的部分，第一年用了六十萬，我們也擔心往後若有比較大需求經費變少怎麼辦。 我們現在成立了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的網站，也是家樂福補助我們做的。這個網站上面可以看得到現在各地的食物銀行，現在目前缺了甚麼物資，所以民眾可以上去看，如果他想要捐物資的話，他可以就近直接捐贈給食物銀行。所以在地的食物銀行如果有缺物資，也可以在上面公告訊息。在生鮮的部分，像前一陣子北農，我們有收到通知就幫忙媒合。還有像一些截切場、農場，像台塑的農場，我們就幫他處理掉了好幾千公斤的新鮮蔬菜。因為蔬菜他有需要保存的問題，所以這都是需要馬上處理、運送、分發掉。去年也幫忙漁業署處理掉四萬八千箱的台灣鯛，當時因為台灣鯛有產量過剩，所以漁業署就有收購了很多，我們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把四萬八千箱分送給全台灣各地的慈善單位、老人共餐，還有食物銀行的部分，全部發送完，他們也覺得很神奇，我們自己也覺得很神奇。我們在雲林口湖弄了一個中央廚房，這個中央廚房一天可以提供大概五百份的餐點給口湖，這算是非常偏鄉的地方，給他們的老人，他在口湖廚房名字叫做口服，還是要感謝一下家樂福基金會，他們贊助三百萬做了這個廚房。 固定的員工只有請一個廚師，其他都是志工，因為我們有算過成本，供餐的部分現在目前老人家一個月是收五百塊錢，可以吃午餐。因為他們非常的偏鄉，很多老人家在家裡只有一個人，所以有人就也不會煮，就隨便弄來吃。他們還有一些是都在做漁業或是農業的勞動力人口，年紀比較大的人，所以如果有這樣供餐的時候，他們就會來一起共餐。 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的辦公室其實是跟紅十字會的辦公室在一起，秘書長跟副秘書長都是兼任，沒有領薪水。我們如果要下去雲林口湖來回大概要四個小時，運作這件事情我們就委託給在地，目前已經開始運作，而且每天的菜色都很好，這個是也有產地的農民因為生產過剩，直接捐贈給我們。我們今年接下來是要做一千家全聯的續食連結。以上是我的介紹，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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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Jerry Kan[/caption]
共創、共享、共有、共育：希望到了2025年，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購買綠電。
鐘苑紋（綠主張綠電合作社）：一開始為什麼會想成立合作社，很單純，就是我們想要綠色能源，但是很不容易買到，那我們就自己發電吧。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兩個主婦聯盟，一個是基金會，一個是合作社，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是從基金會發展出來的，這兩個單位其實一向以來都在反核，反核也是為了我們孩子有更好的明天，但是反核反到最後怎麼辦，我們一路在反核一路也在學習能源。 在台灣有一個特別的狀況，到夏天都要盡量的擋陽光，到南部看到台灣的鳳梨都是要戴帽子，台灣的狀況就是夏天特別熱。我們一天到晚講說我們的能源不夠，其實我們最大的需要就是尖峰時段的能源，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的能源結構每天有高點，所以我們整個太陽最熱的地方就是這個時候。 反觀太陽能可以貢獻的，也就是在中午這個時段，所以如果我們讓他好好的結合，其實就可以讓太陽能產生的光電補足我們夏天最缺的時期。這是我們一開始的出發點，希望說我們用地產地銷的概念，我在都會區蓋了這個太陽能板，在這個附近就直接用掉，一開始是用這樣子的概念來建構綠色能源。其他像風力、地熱，我們都會一步一步開始努力。這個是我們希望把生產者跟消費者做一個結合，做一個共同生產者，這是我們的初衷。 那怎麼樣運用電力呢，其實就是現在躉售的制度，我們的太陽能發的電，先匯出去然後我們自己的電再進來，我們有一個能源基金就可以補足差價，用這個差價來補足我們建構太陽能板的成本。我們剛講兩個主婦聯盟，第一個主婦聯盟三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就一起成立了綠主張綠電合作社，在2016年籌備，2017年正式開業，這個是我們的創立大會，那時候20位發起人，77位創始社員，目前有186位了，包括5個法人社員，就是剛才講的社間合作，我們跟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互相成為彼此的法人社員，我們跟儲蓄互助社也是互相，因為儲蓄互助社我們只能加入單位社，他們加入我們的是儲蓄互助協會，讓更多的單位之間能夠彼此合作。 我們綠電合作社就是共創、共享、共有、共育，希望大家一起來做一件個人做不容易做或是比較難做到的事情。我們在努力了這麼久之後，有一個天空一號，在苗栗頭份，這個案場不大才10.5k，但是我們努力了一年，因為我們要熟悉台灣的法令，熟悉這整個產業。除了這個天空一號以外，我們還已經簽約了幾個，天空二號是簽約了的，其他的還在談，幾乎都準備要簽了，所以今年會有比較多的案場出來。我們希望從小型的發電開始，透過部落能源教育，來提升大家的能源意識，最後做到公民能源參與的一個自主社會。 我們希望到了2025年，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購買綠電，所以我們一路除了自己生產以外，也會在概念上、法令上努力。一開始我們沒有辦法貸款，我們沒有抵押品可以貸款，當然我可以用我的房子去貸，可是我們不想啊，我們是合作社啊，中小企業有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可是合作社沒有這樣，所以我們現在透過立委正在修法，讓合作社成為中小企業，希望跟著大家一起為未來努力，謝謝！ 黃孫權：我今天學習非常多，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做點討論，剛才有法律的問題、技術的問題，我們用提問的方法，工作人員把問題記下來，想辦法在下面幾次的開會裡面去回答問題。第二個是今天學了很多東西，但我們的關鍵還是，我覺得每一種意識形態，每一種要去實踐的理想，都需要一個相對應的技術，技術不是很狹隘的而已，它可能是一個體系、一個管理系統等等，我常常覺得我們需要合作的技術，也需要技術的合作，所以第二個，在問問題的時候，麻煩各位朋友稍微想一下，非常簡單非常直接，第一個直接提出你的問題，第二個是有沒有甚麼樣的技術是你們目前最需要的，你講不出一個名詞沒關係，只要講出你要甚麼樣的功能就可以，我們就很快的蒐集，沒辦法很快地回答，以後會慢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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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來紅（諮詢委員）：我搞社會運動、婦女運動、合作社運動一碰就是三十年。今天我特別要講一個關鍵概念，就是說這個國家需要翻轉的是價值觀。我在行政院八年，經歷六個院長，包括現在的賴院長，我們怎麼樣從殘補式的福利變成救濟性的價值觀，轉換變成是普及的、平權，是每個人的人權，我覺得這個價值觀還沒有翻轉。即便研議近二十年的政策婦運，福利公共化這個觀念都還沒有深化。我們的行政院組織，基本上是要組改，把每一個部門都窄化了，經濟部來講，有商業定位，應該是泛指所有的經濟活動，資源分配上都應該符合公平，而不是文化部丟一點錢、內政部丟一個，要甚麼合作司人民科，大家不要相信。 合作司從我們抗議，到今天他只有行政力一直弱化，我們五、六間的合作社基本上只是丟一點資源，沒有被服務。我會希望今天大家提出共同需求，台灣最需要的是說怎麼透過集體的力量降低行政成本，非營利組織非常辛苦，因為低薪化、很多企業外移，很多資源取得困難，資源分配也弱，怎麼樣透過集體的力量共享一些技術，怎麼樣大家連結。這樣的社會創新才會真的好好翻轉，給我們下一代一個比較有利的就業創業環境。 我剛留一個問題，現在社會福利機構，或是非營利機構，內政部有個規定，他的免稅條例要應用到百分之六十，才能夠免稅，如果沒有超過百分之六十，就一定要繳，但是有很多的工作，比如說像複合型的協會出現的時候，他如果有多的盈餘沒辦法馬上把它用完，一定會課到百分之十七的營利事業所得稅，這個對一個NGO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損失，如何從立法的觀點去修這個法律，這是當前很多的社會福利團體或是NGO所面臨的困境，這是一個。另外一個是說，從一個剛剛成立的新的單位，如果有一個主持人說的平台概念，一個小的單位要在資訊的時代來做一些這樣的工作是有困難的，在經費在能力上是有困難，所以在這個平台上有沒有可能做這樣的協助？ 法的部分滿重要的，現在在談社會企業法，我還是要再數落一下我們這個國家。我1990年去美國的時候，他們就是單一的稅法，從營利到非營利，一條線畫下來，非營利的程度到怎麼樣，課稅到怎麼樣，免稅到怎麼樣；營利的就是照商業的機制。非營利的有四個中心，資訊、財務全部揭露，包括財務長你坐商務艙記者可以常常去挖。我們現在如果要修法，社會企業或者是非營利組織的管理，是要依靠法去界定。在美國所有的非營利組織，你要填那個自律表格界定這個，就要填一個禮拜，非常細，但是填一次就定位了，如果有違法有法律治理。 所以我們要一個進步的法律，我其實休息十年了，他們抓我出來，我應該要有義務，把知道的讓大家同心協力，讓這個國家變好，一定是從法源上把它做好，不是他隨便弄一個框一個百分之幾你要花光。目前食安的問題大家非常在意，我們也有在推動食物銀行法，如果吃了食用者如果發生一些問題的話，那個責任歸屬會在捐助者還是在我們。應廣立專法，這應該是台灣之後要努力的，才會讓更多的企業把還可以使用的物資再捐出來做利用。 陳家梁：我這邊分享一下，我提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早期想爭取政府的資源來做這個事，結果得到一個評審委員給我一個答案，這是農委會主委該做的事為什麼是你來做，我當下心裡面有一個OS，政府在做事情都是四年或八年推動一次，但整個產業是百年以上，所以我們整個產業的建置過程有太多的變動，以至於台灣的產業沒辦法建置，這是我看到的問題。 在走訪各個大學的過程當中，尤其是農學院，我發現到台灣的農學院學生只有1%的學生真的畢業後是在農業。台灣每年花了這麼多的經費跟預算投入在教育裏頭，這些錢投入他的產值在哪裡？現在台灣的產業一直沒有競爭力，從以前我就聽到的思維是，政府不可以圖利廠商，是這樣子嗎？在以色列是可以圖利廠商的，他希望把政府投入的資源轉換成產業的動力，為政府帶來更多的稅收，政府是要圖利廠商的。在台灣整個價值觀跟各種思維都是錯的，所以我願意放棄終生俸，願意投入我的一生去反轉這件事情。 Q：每次聽你們講我都覺得台灣有希望，是幻覺嗎？ 彭揚凱：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從來沒有說他不圖利廠商，只是不圖利你這種廠商。因為我最近也在試著串一些關心合作住宅的朋友，我比較用我們八年前開始推社會住宅，當時候大概整個台灣根本不知道是甚麼東西，開始談、民間了解、到政府願意，事實上中間兩次我們在立法院修了兩次住宅法，我猜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後來我在接觸合作社的時候，其實我才了解台灣講合作社的歷史還滿久的，合作經濟寫在我們憲法裡，可是我覺得說這個社會的擴散效應，總體上是不夠的。現在臺灣大家對於一個社會運作，不管從生產、消費、服務等等，我們就習慣現在這種商業的模式：「公司模式」，沒想到一種「合作社模式」，這是一個最大困境。 對我們很多部門的事情，我現在的理解是，他們甚麼事情都可以做，他們甚麼事情都不可以做，所以這個關鍵就是這個東西要有一些改變的契機，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搞不好是透過網絡平台最可以做。因為我猜非常多個別的合作社都各別在做他的事情，怎麼樣把這些資源資訊技術有一個好的分享，我覺得這是目前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 具體提個問題，數位文化創新計劃會有多少預算在這件事情上，因為所有的數位技術平台，譬如說一個專案，缺的都是能夠持續性做資料轉譯的人，因為他們基本上就已經有強大的技術背景他們就不缺這個人。舉例來講，合作社作為一個經濟事業，大概七八成可以在既有的商管知識裡面去了解，會有差別的大概會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治理一個是財務，因為在治理上面合作社本身是個以人為本、同治共榮、開放民主的組織，所以在怎麼做決策其實會有很多種形形色色的，每個都會發展出自己的制度，而不會停留在一人領導，這些要共同參與討論的事情要怎麼進行？ 例如說像紐西蘭的Loomio合作社，他們本身開發的軟體就是來自當初佔領華爾街之後，群眾怎麼去做開放式的討論，去發展那個技術，這個技術在這種合作社實務來看，他其實缺的就是一個領導。所以就回到我一開始提問，數位文創有多少預算？能不能讓合作社的各個組織裏面，具有審議程序專長的人，怎麼去引導。今天假設今天是七萬人的主婦聯盟，要去討論一個大型的事業變更，Loomio這個技術是現成的，可是你要怎麼設定去討論層級、討論議程，慢慢地走，這樣他才會讓技術能夠發揮效益。 黃孫權：今天有些問題我們都思考過很久，我最後做總結。首先是我跟很多人不太喜歡平台這個詞，因為已經有點被濫用了，所以我寧願回到一個更古典的用法就叫network，網絡。其實這個計畫的核心，在組織一個network，這個network是以問題跟技術分享為主的網絡，之後我們把這個網絡建立起來，想明白想清楚了，我們後面技術的生成才會有效、有用。所以我們其實是要求一種networking的工作。 有點像剛剛說的，我們先要知道可以做甚麼事情，不要重複的發明輪胎，浪費很多力氣。第二個問題是，很多人會覺得我們很奇怪，因為名義上我們是談合作社，但我把NGO、NPO都找來，大家會覺得有點不倫不類，但對我來說，以現實條件來說，我會用一個叫統稱的概念，叫做合作運動，我當然知道需要區分，可是我越來越傾向希望合作社跟NGO、跟基金會、跟協會手拉手，因為networking在一個程度上才會擴散，但我知道很多app或平台，一旦公眾化後，好像不能滿足所有功能，到最後就不好用了，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可以跟各位說，當我們建立networking後，不管各位政治、文化上的需求，這個會議記錄會發給所有人，我們要把這些技術問題中比較能夠解決的，帶到大會上，希望能夠具體找到答案。對於政治跟法規跟經濟的期待，就交給文化實驗室，用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將合作運動搞成搞成文化運動，讓人家願意來覺得這個很酷，這個酷包含使用技術跟使用媒體的功能與呈現效果。謝謝大家的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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