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 主持：黄孙权 参与团体：南塘兴农合作社；永济蒲韩联合社；成都爱生活家社区；三生谷生态村；德清三林村滋农有限公司 录音整理：卢睿洋

合作松2-在地拍脑会缘起

2015年11月纽约新学院文化和媒体系副教授Trebor Scholz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媒体研究客座助理教授兼记者Nathan Schneider发起了第一届平台合作主义大会“平台合作主义-网络.所有权.民主大会“，首次将平台合作主义的概念提上日程。 Trebor说，“平台合作主义挪用在线平台的技术核心，并将它放入合作模型，这种模型使工人、所有者、社群和城市团结协作，并导向政治权力”。平台合作社由参与其中、为平台创造价值的人集体所有集体管理，“共享经济”的企业平台榨取劳动者价值、利用用户数据为股东牟利寻求投资回报，平台合作主义则强调为劳动者提供更体面的工资收入保障和福利、良好的工作氛围、保护劳动者免于欺凌、杜绝过度监视并赋予劳动者有自愿下线的权力（参看Trebor Scholz，《平台合作主义挑战企业分享经济》。该文章由陈玉洁翻译，已编入网络社会研究所共知开源出版系列《让我们平台合作社吧》）。 2016年Thomas Dönnebrink和Michel Bauwens推动了第一届柏林当地平台合作社（＃Platformcoop）会议，同年3月4日首届柏林平台合作社（#PlatformCoopBerlin）会议在柏林新SUPERMARKT举行。2016年11月11-13日在纽约新学院和纽约市政厅，Trebor发起了第二届平台合作主义大会“构建合作网络”。这次行动导向的会议落实朝向合作网络的转变，并启动了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通过研究、实验、教育、宣传、归档优秀实践、技术协助、协调资金和举办活动来支持合作式平台经济） 。2017年11月10-11日，第三届大会“人民撼动：平台合作社回应全球挑战”在纽约新学院和纽约市政厅举办，会议介绍了最新的基于区块链金融和用户共有云的平台合作社项目、反省了近年来平台合作社实验的得失，面对AI与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以人民的力量撼动硅谷，让平台合作主义成为新的范式。

平台合作主义的活动也在伦敦、布鲁塞尔、巴塞罗那、托斯卡纳等城市发动。2017年10月24日，独立研究者、教育者、社会企业家Mathias Sager在日本全球合作所（J-Global Institute for Collaboration）举办了“平台合作主义：民主运营数码机构”会议，成立了亚洲第一个致力于推动平台合作理念的组织“平台合作日本联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e Japan Consortium (PCJ) ）。而今年（2018）9月28-29日，平台合作主义联盟大会将首次在亚洲（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题为“播种：亚洲的平台合作运动”。 延续2016年12月11-12日在上海举办的“合作松1：沪托邦-为了合作社的编码”，同时借亚洲首次平台合作主义联盟大会的契机，网络社会研究所将于第四届大会前两日在香港举办“合作松2：透过合作社落地的技术” ，在48小时内，让黑客们与合作社社员紧密沟通协作，尝试产出促进合作社的程序原型，有潜力的原型继续开发成实用的app或网站等。为了让黑客们更针对在地合作社的切实需求，研究所所长黄孙权在台北、高雄、杭州、香港陆续举办了合作松前置活动“在地拍脑会”，汇集各合作社的共同需求，共有超过30个组织参加。

6月10日“杭州拍脑会”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举行。参与团体涵盖了各个面向的合作团体，有传统的农业合作社南塘兴农合作社、永济蒲韩联合社，城市消费合作社成都爱生活家社区，返乡者自我组织的乡村集体生活实践三生谷生态村，以社会企业带动乡村建设的三林村滋农公司。 会前，爱生活家社区的发起人李丹就先给大家分享了合作社加工的有机水果茶点。黄孙权开场简要介绍了PCC和合作松的背景，介绍了支持、参与合作松2和大会的两个重要组织：国际科技人合作组织Colab、印度女工合作组织SEWA。为了让与会者们更直观地了解平台合作社以及合作社如何运用新技术，他展示了纽约家务劳动者的平台合作社upandgo（开发者为colab），欧洲的合作社的联盟fair.coop以及他们所用的跳过法币中介的合作社币，他还展示了台湾最大的消费合作社主妇联盟、高速物流分配剩食的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以及自己在高雄的实践共艺术社。在台湾、中国大陆和大力倡导合作社的韩国首尔等不同地区，成立合作社的条件有很大差异，各地面对的困难也不同，这次会议意在让各个团体分享实践故事，共同讨论，提出具体技术需求，设想平台合作的可能。最后黄孙权点明了合作松的着力点：要让合作社了解技术善用技术，让程序员关心合作社，联合起来才能挑战新的数码经济霸权。

乡亲们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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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南塘村合作社的理事长杨云标，李佳霖摄[/caption] 安徽阜阳南塘村合作社的理事长杨云标首先发言分享。南塘合作社起于1998年的团结维权运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所反映的就是当时农村负担沉重的状况，一年内中国农村有上万起群体性维权事件。从维权开始，南塘村逐渐转向乡村民主治理，《可操作的民主》写下了乡亲们学习议事规则的历程。基于民主议事，南塘发展起社区组织，杨云标以乡亲们一起动手搭建建筑师谢英俊的援建房屋为例，说民主不只是开会投票，能一起做事更体现民主。有了组织才能顺利展开经济建设，南塘合作社进入第三阶段，酿酒、小额金融互助等等促进了生产发展。随着国家对乡村的物质投入增加，乡村精神生活的贫乏更需要改善，合作社开展了许多文化娱乐活动。协助老人组成文艺协会和秧歌队、妇女组成文艺队，杨云标说这是下乡支农的“三板斧”。 如今南塘村规划建设“南塘文化生活圈”，包括公共空间、春夏秋冬（文化活动）、尊老敬老。“南塘民府”是男女老少村民聚会的大院，名副其实的“民建、民有、民享”，大门贴着对联“同心同德聚人和，一砖一瓦建家园”。村里的戏台名为“人间”，本村与邻村的大型活动都在这里发生，成为乡村凝聚力的源泉和灵魂之地，村庙、祠堂和戏台本是中原传统乡村的象征性空间结构。“公益行宫”是为乡村公益奔走的人们的暂住地，门上对联“到此地不分三教，入此门就是一家”。合作社正在把一所废弃的学校改造成“艺术家部落”，这里聚集着源于传统、乡土、生活的艺术实践者。春天，南塘村举办大地民谣音乐节，第一个节目历来都交给村民自己，称为“南塘英雄榜”。同时举办的有文创市集、纪录片展映、农夫市集、妈妈美食文化节，乡亲们可以使用社区货币买卖。夏天举办“南塘好声音”，秋天举办“丰年庆”，冬天则是“舞林大会”。当村民们走上舞台，演自己的劳动、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他们充满自信，杨云标说农村相比城市更需要公共生活，有了这些演出形式，尤其是农村妇女才能走出家庭走入社区，改变了自己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这些文艺活动更是解放运动。冬天举办的还有“乡贤大会”，意在让走出村庄事业有成的村民回馈家乡。养老是农村的难题，为此合作社举办敬老文化节、老人的集体生日会和集体追悼会。 南塘村还建造了清芦鱼庄作为生态中心，艺术家部落着力文化，合作社则作为社区中心，各项工作与建设归结起来是“文化有根、产业有链、治理有主”。杨云标指出，当前乡村发展模式无非两种，资本下乡与权力下乡。资本可以迅速改变乡村面貌，发展起旅游经济，但首先逼迁了村民，靓丽的景观最终与村民无关。南塘村探索的是村民自主的乡村建设，这个起于维权运动的合作社始终以村民为主体。20年前村民维权开会的屋子被改造成了历史纪念馆，它见证了合作社一步一步摸索发展的历史，也连接起老一辈与年轻一代的村民与乡建工作者。有了年轻人，村庄就有了希望。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组织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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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济蒲韩社区联合社的发言代表余梦辉，李佳霖摄[/caption] 山西永济蒲韩社区联合社的发言代表余梦辉是一位90后年轻人，他到永济工作已有两年，负责合作社3800多户社员的电子信息系统建设，他首先介绍了蒲韩联合社发展简史。联合社的发起人郑冰女士是当地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1998年她开设农资店，希望靠农业技术帮助村民，但马上发现村民对新农业技术了解不多，导致农药化肥过度使用，郑冰就到当地农委请技术专家来开设讲座，于是成立了寨子村科技服务中心，组织农民参与学习。在此过程中，郑冰看到农闲时期村民们缺少文化活动，在2001年引入了广场舞，那时这项活动还不像今天一样普及。让农村妇女跳舞并非易事，郑冰排除质疑，请当地妇联主席请来舞蹈老师教村民，逐渐扩展到43个村子400人参与的规模，让乡村焕发活力。2004年一位来访老师指出社区卫生急需改善，郑冰带领妇女骨干组织垃圾清理，不靠花钱请清洁公司，而是要求社员打扫自家卫生，向社员收取卫生费，联合社工作人员负责收集。最终，乡村堆积多年的垃圾被清扫干净，还做了分类，联合社的组织能力让村民和村领导信服，开始认同联合社的工作，社员量大大增长。余梦辉说，这些看似琐碎的活动都指向了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农村工作的难点：组织农民。 蒲韩联合社逐渐有了名声，2005年农业问题专家杨团、温铁军、妇联主席彭佩云、NGO组织者谢丽华来访，指导了蒲韩的经济发展。组织最初靠的是改善农村的热心，专家来访让联合社有了经济目标、理解了自运营的模式。2006年联合社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规划了许多生产项目，引入了小额贷款，但项目、合作都终告失败，联合社总结教训，不再做大规模生产，也更加注重与合作方的理念认同。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施行，联合社注册了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和农民协会，走向正规化，2009年联合社制定了10年规划，2012年在工商局正式注册成立永济市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 如今联合社的发展模式已经结构清晰，形成了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的三位一体，与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相符。余梦辉结合地理状况介绍了蒲韩农业生产的优势与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蒲韩没有采用规模化种植，而是多样化的生产，既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也避免了单一作物受灾风险。蒲韩正努力推动3万亩土地有机转化，通过技术培训达到土壤改良和生态养殖，种养结合。生产服务还包含了农资和日用品统购。面对混乱的市场，统购不仅让农民低于市场价格获得所需，也避免了农民缺乏农资知识造成的滥用，保证生态有机种植，同时维护了农民的消费者权益。联合社为小农户生产提供资金互助属国内先例，主要针对生态种植、生态果树和生态养殖的农户。余梦辉说，踏实种地的农户还款主动性很高，资金互助服务的坏账率要低于银行。接下来联合社与施永青基金会合作，提供低利息贷款，2000元以下无息。 联合社还为社员提供丰富的公共服务。通常，妇女、儿童、老人都是农村的负担，联合社转变思维，化弱势为优势。例如养老一项，并不是让老人被动接受帮扶，而是让老人们互助，有能力的老人帮助更需要照顾的老人，同时要求社员子女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这也是联合社入社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最了解乡村的是老人，许多传统技艺也维系在老人手中。联合社组织手工艺课堂，让老人和妇女把剪纸等技艺传授给儿童，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延续了乡村文化。这些传统技艺、生活知识和农耕文化的教学体验活动甚至吸引了许多城市家庭参与其中。从生产到文化，联合社的工作重心始终围绕社员，其中极其细腻复杂的组织动员工作让许多农业问题专家感佩，前来取经。用郑冰的话说，联合社处理的总是“眼睫毛上的事儿”，这种务实的态度20年来累积成巨大的凝聚力，让联合社有信心和判断力去面对新科技带来的变革。  

消费合作社“中国化”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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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的发起人李丹，李佳霖摄[/caption] 成都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的发起人李丹接着分享。相比前两个20年历史的合作社，2015年在民政局注册为公益组织的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还年轻。李丹说，城市端问题的显现比农村稍晚，2003年左右集中爆发了食品安全等问题，城市消费者的自主意识渐渐觉醒，爱生活家的缘起也应追溯到那时。出于关爱孩子健康，一些积极市民在“成都妈妈网论坛”分享经验，2010年建立了“宝宝菜篮子群”和“宝宝健康群”，群人数达千人。从这个群体里发展出有共同购买意愿的人群，有上百户。从2011-15年，大家不满足线上靠产品形成的联系，开始开展线下活动，举办同城的节庆活动和年会。李丹说，这个群体纯粹从需求出发，开始时并没有强调理念，在互助行动中慢慢形成共识。一些妈妈愿意把自家空间开放出来作为共购商品自提站点，服务周边社区，也有人担任义工。2013年左右，台湾主妇联盟到成都分享经验，李丹详细收集研究了相关资料，合作社的愿景浮现出来。李丹认为这个自发组织并不仅仅是一般的团购平台，除了共同“卖卖卖”，爱生活家还链接农友和消费者，中间环节全靠义务劳动。规模扩大迫使爱生活家的运作机制精简清晰起来：生产端的小农合作，消费端的消费者互助，中间环节的义工形成非盈利组织。一些原则也逐步明确，欢迎理性消费，选择本地小规模农友，让农友免除销售和物流之忧，打通整条价值链，形成相对闭合的、稳固的、在地的循环。所以李丹说，爱生活家合作社不仅是消费者的联合，还与农友建立了深度连接，利润回馈农友、风险共担，完善品控、农资和检测，形成了类似农技综合服务保障的体系。 在城市这块根据地上，爱生活家开展了针对消费者的三大主题活动。“食与农”包括“妈妈厨房运动”，相互教授烹饪知识，“食验室”意在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鉴别能力，自然教育则组织市民到农产品产地探访。“妈妈手工坊”着力于亲子教育，包括家庭手工艺教学和环保教育。环保是爱生活家长期耕耘的工作，涉及家庭堆肥、阳台菜园和家庭垃圾分类减量，在许多社区都有推动。第三主题是人文教育，李丹非常认同第一个分享者杨云标所提的“文化有根”，社区需要精神归属感，初为父母的年轻家长需要学习教养下一代的知识，传统知识的精华也需要传承。除了针对城市消费者的文化活动，爱生活家还有帮助农民合作社的公益活动。2013年四川芦山地震后，政府要求灾区羌族村寨南沟村全村迁移。南沟村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传统农耕，但交通十分不便。爱生活家希望协助羌寨解决生计困难，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先统购了村里的农产品，又协助成立了高山种养生态农业合作社，今年进一步发起文化传承的项目。 李丹总结说，消费其实可以反向定制生产。消费者个人是弱势，但当大家联合起来就具有改变的力量，维护权益时也有了话语权。提到合作社的成本把控，李丹说爱生活家“很抠门”，中间环节的义工们并不靠合作社解决生计，因此合作社恰恰可以按自己的发展节奏缓步向前、力求完善，不被利益所绑架，当有机会吸收金融资本时，义工们经讨论一致拒绝，以更长远更理想的眼光看待这份的事业。欧洲有非常大规模的合作社组织，体系完备，而李丹认为爱生活家只是一群自觉的城市中产妈妈正在进行中的实验，并没有做大的野心，她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大陆更多城市居民去尝试。爱生活家做了示范：在合作社的分配机制和原则下，面对在地的特殊体制和困难，探索在地实践的可能。  

生态村的新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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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谷生态村”新村民“魏川，李佳霖摄[/caption] 三生谷生态村并非严格定义的合作社，分享者魏川把自己的实践视为城市人的返乡生活探索。魏川在大学时期就参加了支农社团，毕业后参与过国仁绿色联盟和梁簌溟乡建中心的工作，还经历了两年在农村的耕种生活。基于这些经验，他反思现代城市在食品、教育、养老、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弊病，最终落脚在杭州建德乾潭镇胥岭村，成为三生谷生态村的“新村民”。 生态村的理念是舶来品，三生谷在2015年启动时，发起人王海潮等人在安吉县召集的第一届生态村国际论坛就吸引了众多相关领域的国际学者，并聘请美国生态经济学家约翰·B·柯布（John B. Cobb）作为三生谷书院院长。依国际生态村理念，生态村的构建包括经济（土地资源平等所有权、公平贸易、可持续等）、生态（可再生能源转化、有机农耕、可补给谁循环等）、社群（包容的参与式决策、社区多样性等）、文化和世界观（维护人类尊严、重新拥抱自然、超越的目标等）四个维度。吸收这些理念，三生谷希望建设一个国际性的生态村，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样板。 随着政府对农村物质投入增加，尤其是江浙地区的乡村硬件基础已相对完善，但文化社群的构建还远远不够，这便是三生谷生态村的着力点。从少数个体的理想与生活追求出发，吸引同好自发地形成社群，而非自上而下的社群建构。魏川说，一群富有理念和批判精神、各有主见的人回到乡村聚在一起，如何让大家同吃同住并且共同开展工作是三生谷“软件建设”的核心。他介绍了三生谷社群建设的同心圆构想：处于外围的是倾心于乡村环境但不热衷集体生活的人，处于核心的是既有个人诉求，又有乡建理想的人，核心进一步构成理事会。个人希望实现某个项目或愿望，由集体讨论评估，提供资源配置和帮助，最终的收益按30%归个人，30%归集体公共开支，30%作为公积金为生态村未来发展做储备。集体为个人赋能，集体-个体构成相互回馈的生态，在生态村的四个维度中，三生谷最为重视的是“社群”，以“社群”带动“经济”、“生态”和“文化”。城市人返乡尚未成为潮流，返乡者比较分散，对乡村的了解也不足，三生谷团队成立了乡村建设公司，把分散的社会力汇聚起来。同时他们也协助当地村民形成合作组织，让返乡的个体通过三生谷与村民组织对接。除了经济协助，三生谷还成立了社工组织，照顾村里老人，维护公共环境卫生。魏川补充，三生谷的运转并不只靠有理念的返乡者，还需要与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合作，让村民认同三生谷的工作。 三生谷正在开展的项目有“生态书院”，着力培养年轻的生态文明人才，设有两年制课程。授课的场所并非通常的教室，油菜花环抱的露天舞台是三生谷邀请设计师为村里做的公共建筑，课程与聚会常发生于此。“自然学校”2016年启动，是“新村民”为自己的子女成立的，学校已经开设了小学阶段课程，而魏川与妻子正准备开设幼儿课程。“梯田油菜花音乐节”已经举办了两届。从2016年到18年，大大小小的生态文明活动已举办近40场。除此之外，“新村民”还帮助原村民设计和销售农产品，邀请国际设计师为村子设计公共建筑，邀请专家学者给镇政府的干部做培训，带来新知识和新视野。魏川认为，年轻人之所以不愿回到乡村，并不是因为挣不到钱，而是价值观念无法与乡村融合，也有返乡青年回到乡村不知如何用力。三生谷生态村已经开展了丰富的文化生活，甚至比缺乏共同性的城市更有活力，也逐渐形成了返乡者能力的转化机制，这个团体相信人的善意只要被充分发掘，就能创造新的生活，也是系统性的乡村振兴道路。  

秉持理念，界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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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滋农乡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员章雷，李佳霖摄[/caption] 最后分享的章雷与魏川一样是年轻一代的乡建工作者，也参加过大学支农社团还曾是同事，两人各自走出了不同的乡建新路。章雷与一同做乡建、社区大学的伙伴逐步转型，在福建成立了社会企业，之后来到德清县三林村，基于政府项目在当地做了大量基础建设。从福建来到浙江，市场大环境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提高，他们就做起了乡村旅游、乡土游学，于2017年3月成立了德清滋农乡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章雷说，在做社会企业之前，他们来到地方都是靠外部资金开展公益活动，后来资金中断，促使他们从公益天使转型，首先需要解决组织生存的问题。经过摸索，在当地扎下根，他们又再回到了合作社与乡建的理念，把自己定位为社会企业，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从带领城市人到乡村体验生活的游学机构，滋农进一步发展起民宿、承接节庆和建造，把曾经基金会支持的项目做成了市场买单的项目。 滋农公司通过政府项目改造村集体闲置的资产，建成了三林白鹭水乡生态园，现已开始试运营。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业态改善和公共设施建设，建成后滋农负责运营，让政府项目的资金实现更多价值。有了这个平台，滋农再把游学、大地民谣、手艺工作坊、市民农园等做成产品植入其中，投入市场让资金回流。章雷说，大陆大部分村集体都处于负债状态，甚至无法维护投入乡村的项目，在滋农公司的协助下，村集体得以逐渐减少后续投入，村集体是滋农最大的股东，占40%收益权。虽然三林村的村民大多有自己的工业产业，但因为产业转型升级，不少污染产业都被迫停产，曾经红火的外贸生意也衰落了，所以给村民带来收益也是滋农需要解决的问题。滋农还引入社会资本，需要满足资本回报，通过协商，最短的资本回报期为5年，长达8年。滋农与当地政府和村民形成了强利益联结，也打开了可能性。政府从怕担责任到主动担责任，给滋农提供便利，村民为了收益也会给出一定让步。而“不太暴力的”资本，通常来自当地或邻近的需要转型的乡镇企业，他们不要求工业投资那么快速的回报，也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滋农一方面秉持着乡建的理念，一方面清晰界定各方利益。村集体有政府下放的权力，具备合法性和审核权，在社会经济系统里占有权重；村民享有的权益是生产获利，滋农在村中规划了很多公共空间，为村民提供了展示、销售的场所和平台，公司只收取少量物业费用。滋农还给村民提供生产示范、技术指导和金融支持，让村民以合作社的方式加入。章雷说，滋农其实是在挑战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村民可以选择从事利润更大的家庭工业或工业化养殖，而滋农倡导的是合作、生态、文化的生产。三林村地处德清东部，靠近临杭工业区，时刻能感受到工业和房地产大潮的冲击。滋农尝试的是在这个大潮里，靠近市场的同时坚守理念，直面现实游戏规则，希望“玩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讨论

所有团体分享过后，黄孙权主持讨论，每个团体的状况和面对的难题不同，有的问题绝非短期可以解决，黄孙权建议大家提出当前具体的技术需求，从眼下和手头出发，尝试找到需求交集，乃至提升为共同战略，参与讨论的还有三位视野开阔的年轻黑客，朱焕杰、毛承添和王秉星。对于各个合作社，一个综合信息、有互动功能的“合作社数码地图”是共同需求，它对社会大众认知合作社的概念，丰富对乡村的想象很必要。生产方面，有机农业要解决认证难题，参与式保障体系是目前最通行的方法，如何将其数码化、自动化，其中涉及到农业物联网、数据收集分析和硬件成本等问题。农业其实是高科技的行业，农业知识系统复杂精细，靠技术让城市的年轻一代进入老一辈的经验也很有价值。由生产问题引出了产销对接的问题，在台湾，农业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建立互信合作的关系，化解了认证技术瓶颈，在一定物流范围内形成自给自足的循环，宗教团体更是有能力靠信众来消费品相不光鲜的有机作物，支持农友继续生产。所以，认证之外，需要让自主的消费者更容易对接上高品质的合作社生产者。沟通的技术需求最难界定，合作社本身就是沟通者，解决的是技术无法处理的人与人面对面的问题，但合作社的工作要处理大量琐碎信息，也很需要提高信息管理的效率，并且要为越来越多的成员提供培训。黑客们以丰富的经验提供了种种技术建议，指出市场、用户使用习惯等现实条件，也指出在中国的政治和网络环境下的各种困境，但他们在思考技术时常常忽略了“社会技术”的力量。 [caption id="attachment_2843"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三位黑客（左起毛承添、朱焕杰、王秉星），李佳霖摄[/caption] 黄孙权说，合作社无法单打独斗，需要众多合作社联合起来，而这中间就有技术用武之地。合作社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经济独立，是一个重新分配价值的系统，民主管理、友善文化基于经济平等，应该着力于合作社特有的需求，让这个经济体成长，而非把它泛化成“良心组织”。社员应该更了解自己的技术需求，根本而言，运用技术的主体是合作社，黑客可以协助完善。朱焕杰回应，他总体感觉社员们的需求都有并不复杂的对应技术，但他认为真正的困境是产品的可持续、用户的可持续，合作社需要培养自己维护技术的能力，避免用过即弃的恶性循环。这次短促密集的会议需要延伸出更多场外讨论，也许一些更熟练地运用技术的合作社就是推进对话的桥梁。但我们始终无法回避在地问题，技术不是普遍同质的。这次聚会让程序员与社员增进了彼此认识，只有在观点的碰撞里才会突显技术限度，进而找到技术的落地点和在地多样化的突破口。最后黄孙权提出，合作社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态各异，要让新世代意识到这个看似陈旧的概念蕴含着新可能：合作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 [caption id="attachment_2831"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杭州拍脑会参与者合影，李佳霖摄[/ca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