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Harper杂志上的文章Machine Politics：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a new age of authoritarianism，作者Fred Turner为斯坦福大学传播系主任，著有《民主环境：从二战到迷幻60年代的多媒体和美国自由主义》（2013年）、《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网络和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兴起》（2006年）、《战争的回响：创伤、记忆与越战》（《战争的回响：美国记忆中的越南战争》出版于1996年，2001年再版时更新书名）。

Fred Turner在此篇中试图通过回溯与梳理，来理解社交媒体催生集权新形式是如何发生的。上半部分作者梳理了去中心化的媒体自二战至今的历史，讲述了去中心媒体是如何在应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的背景下提出，“国家士气委员会”认为必须保持美国人的民主人格，所以选择发展一种不同于大众媒体的媒介来激发认同感。委员会与诺伯特·维纳的合作让控制论成为协调社会的理论基础，并激发了反文化运动成员的想象，推动了之后互联网的发展。然而在“工程学取代政治学，来解决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下，他们无法摆脱一种“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决定论”，依赖于技术作为一种创造平等、协作的社会秩序的解决方案。

下半部分讲述了技术作为政治解决方案的“使命感”延续到了当代，体现在硅谷以及各大科技公司的商业文化中，它们企图创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同时，挖掘、售卖用户数据，赚得盆丰钵满。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和身份政治的成果被今天的保守派盗用，曾经“声张集体个性是民主基础”的信念，在今天变成了策略。深谙走俏之道的网红们塑造线上行为，将政治企图隐藏在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里，“出柜” 、吐露温暖诙谐的自我，操作着纯真性的政治，民主的“个人主义”让集权的新形式获得了新的合法性。Fred Turner认为，由公众掌握社交媒体的所有权也是不足够的，在不成文的文化规范里，社交媒体也会使得性别歧视、种族隔离等死灰复燃，要从政治愿景中发现问题的源头，社交媒体无法完成民主工作。说出真相也是不足够的，他提倡要把我们经验到的真相确立为法规。

原文链接：https://bit.ly/2RY4DOd
作者：Fred Turner
发表日期：2019年1月
翻译：叶V
校对：卢睿洋
原文版权归Harper杂志及作者所有，译文以CC 4.0释出。

歌利亚与大卫（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liath ）

“极权主义这一巨人歌利亚将被微芯片大卫打倒。”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9年这么说。在柏林墙倒塌的几个月前，他在伦敦历史悠久的市政厅对一千名英国显贵发表讲话。里根宣称这个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新时代的边缘上，新时代也许能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自由。共产主义正在垮台，正如之前法西斯主义那样。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ies）不久后会环抱这个世界，这多亏了硅谷的创新。“我相信，”他说，“比起军队，比起外交手段，比起民主国家良好愿望，通信变革将是有史以来增进人类自由的最大力量。”

那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里根是对的。大众媒体主宰着二十世纪，通过收音机与报纸，电影与电视，它同时播送相同的节目给数百万的人。正是靠着这些一对多、由上至下的大众媒体，奥威尔（Orwell）笔下的老大哥大权在握。然而，美国人瞄见了互联网。他们相信它能做到之前的大众媒体所不能做到的：它允许人们在全世界代表自己直接对着另一个人说话。MIT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他1995年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写到：“真正的个性化正在到来”。随着中央集权被推翻，公司、产业，甚至整个国家将很快转型。等级结构将会消解，点对点的协作将取而代之。尼葛洛庞帝写道，“数字时代如同自然的力量，无法否认或阻止它。”

我们当前处境中最深的讽刺是，当初为了击败独裁者们而构想出来的通信方式，在今天却让他们得逞了。曾经旨在让政坛变公平的技术，却带来了“巨魔农场”和“俄罗斯机器人程序”腐化我们的选举。我们认为能让我们彼此共情，并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的自我表达平台，却被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甚至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笼络，将白人至上变成餐桌上的话题。许多人认为可以击垮恶意国家的网络化组织方法，不但没有成功（想想阿拉伯之春），反而还使独裁者能更加严密地监控抗议和异见。

漫画作者：Ben Jennings

如果我们要抵抗专制的崛起，我们需要去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为何没有预见它的到来。我们尤其需要抓住这一事实：今天的右翼利用了自由派几十年来把我们的媒体去中心化的努力。这种努力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传到我们手中，如今又在硅谷的高科技温室里蓬勃发展。它的动力来自于一种深深的信念：当工程学取代了政治，大众社会的异化和极权主义的威胁便会消失。当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怒，以及脸书上的帖子与缅甸的种族灭绝有关，我们开始看到这种信念多么错位。即使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络赋予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的权力，它也催生了一种集权的新形式。

这个把我们带到当下节骨眼的政治愿景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美国人感到困惑：德国这一欧洲最老谋深算的国家，为何会失足到纳粹主义的深渊里。如今，我们可能会把希特勒的崛起归咎于魏玛时代的经济混乱和政治内斗。但那时许多人责怪的是大众媒体。当希特勒在点燃火把的集会上对鳞次栉比的纳粹士兵讲话时，收音机将他的声音播送到每一个德国家庭。当他驾车穿过仰慕他的人群，站在他的大众敞篷车里，行纳粹礼时，新闻摄影机就在那里。在1933年，《纽约时报》这样描述普通德国民众的困境：

清一色的报纸大标题征服了他，收音机的声音恳求着他，新闻短片和特写图片让他热血沸腾，政治家和教授们为他说理，这位德国人被一股褐色浪潮吞没，再也捞不回自己的自我认同……他生活在一种纳粹梦里，而不是真实世界中。

30年代末，罗斯福总统开始寻求方法，敦促美国人采取统一立场反对法西斯主义。鉴于当时美国右翼情绪高涨，他有理由担心。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也成为多数美国生活的特征。1938年，许多美国人每周都会去听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的讲话，他是一位天主教的煽动者，庆祝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诋毁犹太人。几千名的美国法西斯分子联合起来，组成“美国银军团”（the Silver Legion of America）和“白衬衫十字军”（the Crusader White Shirts）等团体。美国－德国人民联盟（The Amerikadeutscher Volksbund）是一个拥有2.5万名成员的亲纳粹组织，它通常被称为同盟（Bund），在长岛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夏格弗里德营”（camp Siegfried）的夏令营，在朋友和家人的欢呼声里，年轻人穿着纳粹风格的制服游行。1939年的2月20号，同盟带着2.2万多名美国人到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欢迎法西斯主义到美国海岸。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横幅悬在他们的头上：停止犹太人对美国基督徒的统治！

长岛“夏格弗里德营”的德国日庆典（图片来源：https://www.theatlantic.com/photo/2017/06/american-nazis-in-the-1930sthe-german-american-bund/529185/）

当美国为战争做好准备时，它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他们想利用媒体团结美国人反对他们的敌人，但许多人也担心，运用大众媒体做这个事情，恰恰会把美国人转变为他们试图打败的那种的集权主义。罗斯福的内阁向一群自称国家士气委员会（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的知识分子团体寻求建议。这个委员会由一位名叫亚瑟·隆厄姆·波普（Arthur Upham Pope）的波斯艺术史学家在1940年的夏天成立，他召集了许多美国一流的思想家，包括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以及记者爱德蒙泰勒（Edmond Taylor）和拉迪斯拉斯·法拉戈（Ladislas Farago）。在此后的两年里，他们会为罗斯福政府提议；制作宣传小册、新闻文章和书籍，并为我们对去中心媒体的当代信念打下基石。

委员会首先根据他们所谓的民主人格来界定国家士气。委员会成员联合了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他们赞同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的观点，博阿斯认为，文化以可预测的方式塑造成员的个性。他们认为，德国人倾向于严格，偏爱权威，因此希特勒著名的官僚主义纳粹政权是德国性格的一种自然延伸。美国人更加开放、个人主义、善于表达、合作与宽容，因此在松散的联盟中更加自在。无论委员会推广哪种宣传媒介，都需要保持美国公民的个性。奥尔波特在一篇1942年的论文里，总结了委员会的愿景。他写道，“在一个民主国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座抵抗暴政的城堡。在一亿男女‘全体’的智慧和意志的协调下，存在着一种所向披靡的美国士气的配方。”

随着委员会试图协调而不是控制美国人的思想，它的成员转向一种我们今天也许会称之为平台的媒体系统：博物馆。今天我们不习惯于建筑物作为一种媒介系统的想法。但委员会就像今天思考虚拟现实那样思考着博物馆：作为一种沉浸式的视觉环境，我们可以增加彼此的共鸣。博阿斯的学生米德，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他指出，在一座博物馆里，人们可以在散布在墙上与地面的图像和物体中行走，选择留意那些对他们来说似乎最有意义的东西。他们可以磨练个人的品味，可以思考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人位置，并且他们可以一起这么做。

1942年5月21日-10月4日“胜利之路”展览现场（图片来源： https://www.moma.org/calendar/exhibitions/3038 ）

194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将委员会的设想付诸实践，举办了一场名为“胜利之路”（Road to Victory）的宣传展，并广而告之。当时大部分美国艺术展览都是在视平线高度挂大小几乎相同的图像，但这一个展览将各种尺寸的图像，布置在天花板上、在观众的脚边，以及其间的任何地方。一条小径蜿蜒着穿过相片的森林。这些图片经精挑细选，用来激起爱国热情，不过从评论判定，正是它们的展示方式吸引了这个展览的观众。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这个展览并不试图“塑造”观众的信仰，“因为这个词带有法西斯主义支配人们思想的意味”。它仅仅是邀请美国人走上战争之路，每个人各自是独特的，而全体团结一致。另一位评论者写到：“正是这种无法回避的认同感——作为个体的观众认同到整体中－－使得展览如此动人。”

直到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才公布于众，而互联网的出现仍要数十年。然而，当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开始与一位名叫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数学家合作时，委员会的愿景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计算机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场战争的最初几年，维纳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尝试设计一种更加精准的防空炮防护系统。只有当防空炮手能够预测炮弹抵达天空时敌机的位置，他们才能够可靠地击中敌机。那时，没有办法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因为炮手和飞行员都能随机移动。维纳开始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他把炮手、防空炮、敌机飞行员，以及敌机看作单一系统的元素，并想象用数学方式描述该系统的行为。

维纳的防空炮预测器从未用在战场上。但他对机器和人类的行为都可通过计算来描绘的深刻见解，成为了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准则。1946年，它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愿景的基本原则。那一年，维纳和他的科研团队到纽约与一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会面，其中国家士气委员会的米德和贝特森在其中尤其突出。这些社会学家和实验室科学家开始共同勾勒一个由计算机管理和模拟的自由世界的愿景，这个愿景将在未来七年得到发展，并将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运动之一：控制论。

《人有人的用处》初版封面

1950年，维纳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一本极受欢迎的新领域入门书。该书认为，现代社会通过一系列信息交换来运作，就像防空炮预测器一样。记者和社会科学家收集数据；知识分子、商业领袖和政治家处理它，最后，他们控制的系统采取行动。当正常运作，这样的流程将自然地趋向于平衡，也即社会秩序。维纳主张，通过更快地提供给决策人更好的数据，计算机能帮助改善信息的流动。维纳写道，“法西斯主义者、商届强人和大政府…更喜欢一种所有命令都来上级而下级没有任何反馈的组织。”他主张，解决极权主义，要将世界看做一个可由计算机建模和管理的扁平的分布式的通信系统。他的观点暗示，实现委员会的愿景和社会民主化的恰当方式，是把权力从政治家手中放到工程师的手中。

维纳的著作激发了一群不太寻常的美国青年的想象力，他们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成员，后来他们对计算机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965至1973年间，多达75万的美国人离开他们的公寓和郊区住宅，创建了新的集体社区。这些公社中有一部分是宗教公社，但大多数都是白人、中产阶级以及上中阶级年轻人的世俗聚集，他们力图抛弃美国主流。在加州北部，来自海特—阿希伯利（Haight-Ashbury）的避难者朝北移居到门多西诺的森林，朝东移居到科罗拉多州的高原和新墨西哥州的山区。一些人甚至在斯坦福大学周围的小山上开设了店铺，俯瞰着我们如今称为硅谷的地方。

在别处我会称这一代朝圣者为“新公社主义者”（the New Communalist），以此区分开与他们有分歧的新左派（New Left）。不同于这些组织政党、撰写宣言的年轻异议分子，新公社主义者希望彻底废除政治。他们想要围绕着一种共享的思维模式、一种统一的意识来组织他们的社区。查尔斯·雷奇（Charles Reich），在他1970年的畅销书《让美国恢复青春》（The Greening of America）里写到，工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机器生活，人们在其中丧失了自己的存在，仅仅成为了一个角色、一种职业或是功能。” 许多人认同这种观点。根据雷奇所述，解决办法是去培养一种认识自身欲望和需求的新意识，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心智和自然世界之间联系的新意识。他解释，这样一种意识可能会成为一种无等级的、协作的新社会的基础。

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目睹了这一转变的形成，他曾是多媒体艺术家，也曾是肯·凯西（Ken Kesey）的迷幻捣蛋团体“欢乐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的成员。1968年，布兰德和妻子露易丝（Lois）开着他们那辆老旧的皮卡车去了一连串的社区，想看看这些新移民需要什么工具。那年秋天，布兰德一家在加州门洛帕克开起商店，离今天的脸书总部不远，继而开始出版一份很快成为反文化必读物的书目：《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即使如此取名，但实际上《目录》并不售卖任何东西。相反，它收集了一些可能会对返回土地的人们有用的工具的建议。其中之一是维纳的第一本书《控制论》，另一件是早期惠普大型计算机。

维纳出现在《全球目录》（图片来源：http://www.wholeearth.com/）

这些“新公社主义者”避开了雷奇所谓的坦克和炸弹的“机器世界”，避开了生产它们的工业官僚机构。他们认为，这种公司和国家中规中矩的等级结构使他们的成员疏远了自身的感受，并将他们变成了那种可以发动核战的刻板官僚。即便如此，“新公社主义者”接受了一些小技术，他们希望这些可以帮助他们，在维纳和委员会所描述的那种所有事物都由信息互连的世界里，活成一个自主公民。《目录》提供给读者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测地线穹顶的方案以及从穷游到造船的一切指南。那时如果你不认识某个住在公社的人，找到一个公社也许会比较困难，《目录》也成为了公社世界及其相关物的地图。在互联网的第一批节点连接在一起之时，《目录》成为了纸质的搜索引擎。

硅谷未来的领导者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曾在一个叫大同农场（All one farm）的公社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把《目录》称为“我们这一代的圣经……它有点像纸质版的谷歌，先于谷歌35年。”艾兰·凯（Alan Kay）设计的图形用户界面塑造了好几代苹果电脑，他解释说，他和同事把《目录》本身看做一种信息系统。从这层意义上，他说他“认为《全球目录》是未来的互联网的纸质版本。”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小到能够放在桌上了，并且个人用户能够实时地相互发送消息。多数公社都已瓦解，但北加州的计算机行业迅速成长，并且它欢迎之前的公社支持者。布兰德与拉里·布利连（Larry Brilliant）共事——之后布利连推动了谷歌慈善部（Google.org）的创立——他们设立了一个名为“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或简称“WELL”的线上讨论系统。在WELL上，用户拨号到一个服务器，在那里他们可以看见线程会话里来自别的用户的消息。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一名记者兼早期成员，认为WELL是一种心智的融合，一种虚拟社区。他之后写道，“PC以及PC行业是由年轻的反传统者创造的，他们目睹了LSD革命的失败，目睹了政治革命的失败。计算机为人民所用是同一场战役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今天WELL的网站首页

80年代末，当里根称颂“微芯片大卫”时，硅谷有许多人都相信他们有能力创造委员会所设想的那种以人为中心的民主。他们能够通过类似WELL这样的开放交流空间和工程化的公共领域实现它，人们可以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说出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同侪那里收集反馈，并据此改变他们的行为。维纳认为信息系统具有解放使用者的力量，他们共享了维纳的信念以及委员会的自信：个人只要有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不需要政府从上到下的控制，他们就能够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他们相信，如果大众媒体时代带给我们希特勒和斯大林，互联网将会带回我们的个性。最后，我们可以废除等级制、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最后我们可以只需要，一起，做自己。

扎克伯格宣讲“脸书”逐渐成为社会基础设施 （图片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notes/mark-zuckerberg/building-global-community/10154544292806634/）

今天，这种乌托邦使命感依然弥漫在硅谷。特朗普就职一个月后，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发布了以“建造全球社群” 为名的帖子，摆明了自己的社会愿景。仅仅数千字的长度，这一文档却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如同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的雄心。与维纳一样，扎克伯格展望了这样一个世界：个人、社群和国家通过信息的不断交换，也即，通过保持“连结”，创造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他写道，“我们如今最大的机遇是全球性的，比如传播繁荣和自由，促进和平与理解，帮助人们脱贫，加速科技发展。”听起来非常像冷战时期国务院的代表。他继续写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脸书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发展社会基础设施，让人们有能力建造一个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全球社区。”

对于扎克伯格来说，就像对今天大多数左派人士一样，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关键在于解放个人的发言权，在于表达不同的生活经历，以及围绕着共享的身份组建起来的社会群体。然而脸书试图通过创造私有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数字技术来让这种社会成为可能。正如扎克伯格所发布的，与50年前《全球目录》的目标一致，“我们的承诺是持续提升我们的工具，给你分享自身经验的权力。”对于像扎克伯格这样的工程师，甚至像是维纳，几乎对党派政治没有丝毫兴趣：如果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不用游说或是投票；你开发新的技术就行了。

事实证明，这个观点在硅谷非常有利可图。通过证明“营利性系统是改善公共生活的最佳途径”这一信念是正确的，它促进了将个人经验的表达变成可以被开采、处理和售卖的原料。大型社交媒体公司，通常始于创建一个大规模的如同WELL一样的虚拟社区的梦想，而今它们已彻底商业化，并致力于各个层面的监控。在WELL上，用户聆听彼此，尝试去感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可以共事。如今，用户数据实时自动地被优化和出售给广告商，以及其他的媒体公司。计算机跟踪对话，并以光速提取模式，使之有利可图。2017年，脸书年收入多达400亿美元。

社交媒体既招揽又监视人们的交流，这不仅将个性化的促进表达的民主梦转变成摇钱树，将之转变成一种新的集权主义的基础。法西斯主义者曾经以其对服从、归顺和自我抹除的嗜好著称，独裁者才有权力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维纳和委员会都强调民主人格中的独立及自觉的品质。正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及之后，反越者战、民权运动者、女性主义者、酷儿权力运动者和种种推动了身份政治的其他社群成员，主张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基础。如果极权主义的基础是集体的自我抹除，那么民主的基础就必须声张集体的个性。

如今，广播电台、电视脱口秀、播客、博客，当然还有社交媒体，是新的媒体生态的一部分，它使个人经历的表达如此便利和强大，以至于它成为一种同时吸引左派和右派的工具。比如像是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这样的人，已经随时随地采用网红那种搞笑的、坦白的风格。自从斯宾塞在2008年创造了“另类右翼”这一委婉的术语以来，这个词便开始庇护白人民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激进的厌女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这一运动之所以能在公众的眼皮下延续，正是因它善用社交媒体。在过去的两年间，数据与社会研究院（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一个位于纽约的独立智囊团）的学者，一直在线上追踪另类右翼的崛起。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他们揭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那些在夏洛茨维尔州和弗吉尼亚州反复呼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人们，像在线教学美妆的主播一样，用第一人称来展现活泼的自己。他们旨在被别人解读为一个完整的人，诙谐、温暖，并且真实。

丽贝卡·刘易斯（Rebecca Lewis）是一名数据与社会研究院的研究员，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她研究了65位Youtube上这类右翼网红。他们多数深谙走俏之道。他们谨慎地给自己打品牌，尽可能发起吸引关注的争议，链接到别人的网址上，出现在别人的Youtube影片上，并为优化自己视频节目的搜索排名。刘易斯指出，尽管他们在认知上有差异，但能给人够造成他们是统一的政治力量的印象。她表明，他们那种亲昵的、合千禧一代胃口的风格，很大程度暗示观众，反犹主义和暴力、种族骚乱是全世界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应该去接受的。

《大西洋月刊》制作的理查德·斯宾塞访谈纪录片，片名为“重新打造白人民族主义：探入理查德·斯宾塞的另类右翼”。制片人Daniel Lombroso说：“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深入斯宾塞的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去理解他所谓的“另类右翼”——让白人民族主义走出阴影——有何计划” 图片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eZ0_Lhazw）

另类右翼人士有意识地依着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政治逻辑来塑造他们的线上行为，尤其以“新公社主义者”为模板。在2016年与《大西洋月刊》的访谈中，当斯宾塞说：“我们真的试图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将通过改变人们的意识，改变人们看待世界及自身的方式，来改变世界”时，也许他冒充了一整代的社区建造者。新纳粹的网站“冲锋报”（The Daily Stormer）把斯宾塞的计划以更邪恶的方式写进一份“操作规范”里，从泄露出的文件里可以读到，“要研究20世纪60年代犹太人征服我们文化的方式……他们通过侵染现存文化中的某些元素来创造一种次文化。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冲锋报”网站，多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包装政治企图

左派基于身份的运动对改变美国文化已格外有效，另类右翼明显希望复制他们的成功。借着反抗的外衣，另类右翼可以走上街头抗议，仿佛教室里的反殖民主义是一场新的越战。他们可以辩称，他们发泄仇恨的能力事实上是一项公民权力，辩称他们的运动就是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的新版本。在Youtube上，他们可以用一个由同志运动首创的说法来讲述自己向保守主义转变的故事：出柜。刘易斯指出，保守派运动者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在她的频道Red Pill Black上发布了向她的父母透露政治信仰的幽默视频后，升到了Youtube的排行榜，标题是“妈，爸？……我是保守派”。当朋友和家人们发现他们的新政治是不道德的，倾向改变者其实不必挂怀。他们讲故事的风格本身暗示着，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实际上就和一个人的性取向一样自然而真实。

左派专家喜欢提醒我们特朗普是如何勃然大怒，白宫无法控制他的暴躁和愤怒。这些同样的专家接着就讶异于约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仍认为他在做好事。他们没领悟到的是，特朗普精通新媒体时代的纯真性政治。主流分析师视之为精神缺陷的，特朗普的粉丝则认为这个男人只是在做他自己。而且他的愤怒、他的咆哮、他强烈的自恋将那些相信移民、女人以及有色人种剥夺了他们的权利的人的感受演了出来。特朗普不仅忠于自己的情绪，他还是支持者的怨恨的人格化。他之于他的政治大本营，就像希特勒之于多数德国人，或是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人，是这个国家的活化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以身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主导了如此多的公共生活，而今它兜了一圈回到原地。它打了很多胜仗，从公民权力到堕胎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并且他们显著地让美国生活往好的方向发展。个人主义，即在公众辩论的中暴露整个人，长久以来都是反极权主义的堡垒。但以特朗普和斯宾塞这样的人的形式出现的个人主义，它的功能同样也让今天的极权主义者索取一种新的合法性。50年前，新左派在五角大楼游行，希望破坏越战背后的军工联合体。而今天，特朗普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想要捣毁一个幻想出来的米诺斯牛头怪，名叫“国中国”(deep state)。50年前，反文化运动希望带来一个这样的世界：每个人能够更真实，组织和国家的等级制度会消失。而今天，所有那些等级制度就处在我们和个人崇拜之间。

漫画作者：Ben Garrison

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给了我们什么教训，那就是，一个以个人的嘈杂之音取代法律和制度的社群，会招致偏执和崩解。由于没有按明确的、民主地产生的规则来资源分配，这些公社就任不成文的文化规范来管理他们的生活。女性通常被拴在最传统的性别角色上；非正式的种族隔离是普遍的；卡里斯马式的领导人（几乎总是男性）当家作主了。即使是最好心的公社也开始重复主导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和两性势态。露易丝·布兰德（Lois Brand）回想他们住过的那些社区，男性会做一些像装屋顶这样“重要的事情”，然而她和其他的女性只是将少量漂白剂放到水里，来防止居民生病。

无论多么缜密周详，驱动脸书的算法都不能阻止困扰公社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复发。相反，社交媒体平台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死灰复燃。并且如今那些系统已根深蒂固。社交媒体技术孵化出大量的公司，它们通过测绘和挖掘社交世界来捞金。就像前几个世纪的采掘业，他们非常积极地扩张自己的领土，并让当地精英屈从于自己的意志。没有实质的压力的话，他们几乎不会主动去服务股东以外的公众。就像美孚石油曾主宰石油业一样，脸书和推特这样的公司正以同样的程度逐渐占领我们的公共领域。它们同样应该要受反垄断法的约束。我们完全有权对社交媒体公司采用我们针对其它开采行业的标准。我们不能允许它们污染开采过的土地，或伤害它们的工人、周围的居民或使用它们产品的人。

正如哥伦比亚法律教授吴修铭（Tim Wu）表明的，社交媒体公司正在启用一种新形式的审查，它们让人或机器人用户朝敌人的收件箱灌水来禁言敌人，而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里的一些很少被用到的条款就够从根本上减缓这种行为。我们的社交媒体除了采用传统的私有制、股份制，还有其它选择。我们已在计算机行业里看到一些分享实践的可能性发展起来，比如开源代码和“公共版权”管理。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由学者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国际社群一直在寻求创建合作式所有权的线上平台。纳丹·施奈德（Nathan Schneider）是一名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这项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指出，由社员掌握着所有权的合作社的发电量占全美国用电量的百分十一。他问到，如果社交媒体对我们的生活像电力一样重要，为什么我们不掌握所有权，亲自管理呢？

第四次平台合作主义大会——播种：亚洲的平台合作运动，香港，2018年11月

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它并没有完全抓住我们具体的历史处境。斯宾塞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新集权主义不仅仅是“谁拥有今天的媒体”造成的。它同时也是政治愿景的产物，这种愿景起初推动了社交媒体的创建－－它不相信公有制和政治进程，同时颂扬工程学是治理的替代形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批评家就一直质疑我们公民机构的合法性，而理由只是这些机构官僚化、改革缓慢。然而，比如医院一类的组织就证明了这些特征的价值。这些组织提醒我们，一个民主国家只是做到允许它的公民发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帮助他们生活。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努力让财富分配更平等，确保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同时拥有自立和安全。这项工作需要在物质利益相冲突、而且常常有着深层的文化差异的团体之间激烈协商。而且必须有机构能持续贯彻协商的结果，并且要在为自身谋利前，先履行公众服务的义务。

今天的社交媒体将永远无法完成艰难而具体的民主工作。计算机支持的相互连通完全不能取代面对面的谈判、长期协作以及共同生活的努力。黑人的命也是命（The Black Lives Matter）和＃MeToo运动教会我们，社交媒体可以是将我们从一切都很好的虚构里解放出来的强大力量。但如果这些运动者所呼吁的变革，没有明文规定在可执行的法律中，他们所投注的心血将收效甚微。即使美国国家可能是低效的、不公正的、腐败的以及歧视的，但作为其基础的代议逻辑仍是确保我们集体财富公平分配的最有效机制。

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新媒体充斥我们的公共生活，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成长为今天的精英，我们学到了，如果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席之地，我们需要展露我们的内在生活，我们需要说出我们是谁。我们需要坦诚。当斯宾塞称他自己为受害的少数的一员，或是特朗普在推特暴露自己的愤怒，他们部署了与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者相同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还可以说与今天的＃MeToo运动参与者相同的策略。这一观察并不是说他们的目标在任何方面都是相同的，远非如此。但不管像特朗普那样撒谎，还是像＃MeToo运动的成员揭露长期掩埋的事实，那些想要在今天的公共领域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必须要展示真实的个性，国家士气委员会的成员曾认为这可以成为对抗国外和国内极权主义的唯一堡垒。

说出我们的真相总是必要的，但它永远不足以维持我们的民主。是时候放弃这些幻想了：工程师能为我们摆平政治，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只需在他们建造起的公共论坛上说出我们的欲望。在20世纪的多数时候，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确信国家机关是敌人，而官僚机构天生就是极权主义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重振他们所拒绝的机构，并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将我们经验到的真相确立为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