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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 时间：2016年11月15日早上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水岸山居会议室 讲者：邱林川（Jack Linchuan Qiu）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华传媒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译/王世桦 卢睿洋 校译/黄孙权
感谢主办方的组织。十年前我开始写我第一本书，2009年出版，题为《工人阶级网络社会：中国城市的传播科技与信息中下阶层》。这本书扩展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理论，将其根植到中国的土壤之中，在中国发生的巨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工人阶级网络社会这个基本概念在今天还有效吗？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新的社会现实是否要求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提出新的观念？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先总结一下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主要观点。图为我的三本书。 [caption id="attachment_1088"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邱林川三本著作：2009，2013，2016[/caption] 最左边这本是2009年出版的，中间这本是2013年出版的中文版《工人阶级网络社会》，右边是我这个月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和我之前的研究有很大不同，更加基进，但仍然包括以下基本的概念。 首先，数字媒体不再是中上层阶级的专属领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市场当中的主要部分和线上劳动力，这个情况在中国乃至全球其他国家都存在。新的工人阶级找到了一种新的获取信息和沟通的方式，而不再一无所有，但是他们也不是所谓的“擁有者”。他们已经发展出了独特的使用、社会创新、文化资本和政治主体的新模式，所以我们有理由建构一个新的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的社会学范畴，一个工人阶级通讯技术（ICTs）的新技术范畴。 信息中下阶层包括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移工、没有收入的学生、失业人员等，这些人都是低收入群体，没有钱，低社经济地位，常常被剥削，或是被剥夺权利。但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为在文化上全然无意识或是在政治上受压制，他们被称为中下阶层是因为他们仍旧有些许能力改变现状。所以他们是新阶级政治的社会基础，这种新政治从车间、工人阶级社区扩展到网络空间，进入数码链接的互联网中，超越了常规工会和政党的限制。 最明确的一点是，信息中下阶级使用工人阶级信息通信技术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求职、住房、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需求。他们对社交媒体的运用显然与中产阶级不同，后者不断切换社交平台以便获得更酷更娱乐的体验，成为更好的消费者。 几年前我写到，信息中下阶层开始从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转变为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在我的新书《再见，i奴》（Goodbye，iSlave）里，我认为这种阶级的形成过程加速了，因为阶级对抗的规模和强度已经变得如此严重，现在一个新的奴隶制度在电子制造业（例如富士康）中浮现出来。在数码媒体饱和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剥削和压迫，导致网络劳工势力、自为的阶级的迅速崛起，这不仅发生在中国的网络社会，全球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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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网络社会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caption] 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概念是建立在柯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正如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所阐明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我试图扩展柯斯特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转型，例如中国。 诚然，社会阶层是柯斯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关键概念。虽然他从80年代开始就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保持距离，但在他的三部曲中，柯斯特所阐释的网络社会理论仍然充满了对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对立的关注。例如，他将信息城市看作为一个二元城市，指出网络社会中的劳动力有两种，一种是自我程控劳工（self-programmable labor），比如华尔街的交易员、硅谷的奇才；一种是一般劳工，比如装配线上的蓝领。 在柯斯特的理论中，网络社会有两个支柱，一是网络企业，另一个是网络国家。我认为在中国以及全球南方类似的工业化地区，对阶级和劳工问题的忽视是危险的。事实上，第三个支柱也在崛起，我称之为“网络劳工”（network labor），它和网络企业、网络国家三足鼎立，从而成了一个更人性化、更可持续的社会系统。 在中国的语境下，柯斯特对遍布东南亚、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中国企业家网络进行了广泛的撰写。但是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提高；最近北京让中国与外部世界越发隔离的趋势；网络国家的衰落——它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起分崩离析了，比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中国最近对主权的大力倡导——等等现象，卡斯特的论述是否还足够解决网络治理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网络社会的崛起没有停止，如智能手机的蔓延，然而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变得更加清晰可见、更具实质性，从ISIS的崛起或者世界范围内国族主义情绪的抬头可见一斑。但是千禧年的终结不仅仅是2000年时候的社会状况，它还在延续，在2016美国大选中我们目睹了阶级政治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 白人工人阶级是特朗普支持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工人阶级将来会扮演什么角色？是否也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如果我们不努力理解他们对信息的需求，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或事件的紧要关头时如何使用或滥用数字媒体，那么到时候我们必将目瞪口呆。
研究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是容易的事情。与美国工人的情况类似，他们不愿发声，较为缄默，更明确的说来是因为生计问题，来自管理层、中产阶级、媒体的压力让他们沉默，他们毫不关心工人。 但是中国的情况又和其他国家不同，如特朗普这样的美国人会说“中国抢了我们的工作”。但是他们错了，中国过去十年创造的工作和西方失掉的工作并不相同，我们的工人薪酬更低，剥削更严重，安全更没保障，体制也没有促进工人团结的空间。 过去十五年间中国的数字化革命就这样展开了。中国成为全球电子品的工厂，大部分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都是在中国进行生产。实现如此大规模的数码工业革命需要多种劳工，除了装配线上的移工，还需要修建工厂和公路这类基础设施的建筑工人。从2011年到2013，中国在这三年水泥的用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还要多。中国这种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这场数字工业革是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里的，而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与全球北方的社会结构有根本的区别。多年以来，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网络社会的主体，如以中国网络使用人数为衡量标准，主要是工人阶级或是信息中下阶层。 [caption id="attachment_1091"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中国网络用户教育水平分布（紫色：研究生；浅红：本科；深红：社区大学；浅蓝：高中；深蓝：初中；黑色：小学 ）[/caption] 这些图表是网络使用者受教育程度人口统计图，我们都知道，通常你的薪资与受教育水平相关。1998年，中国网络使用人群中近九成都是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受教育水平。而到了2003年本科以下的使用者已近一半。2008年，也就是北京奥运会那年，工人阶级使用者或我所说的信息中下阶层已占四分之三。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在今年夏天的最新数据，四分之三以上的网络使用者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未受过大学教育。
如果我将这些数据稍作可视化，大家就能非常直观地看到。网络使用者人数在1998年是两百万，2003年八千万，2008年3亿两千万，2016年达七亿一千万，右侧是中国总人口数。而我们需要留意的趋势是，网络使用人数中增速最快的是小学教育水平的使用者，而信息中下阶层已然成为网络使用者主体，他们提供着在线数码劳动力，也是网络内容最大的消费群体，同时也主动创造着网络文化。
另一个体现中国现实的图表是网络资源空间分布图，大家是否还记得《世界是平的》一书的论点：有了互联网，无论你身处何地，你都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但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的互联网用户意味着中国的数字化景观变得更加平等吗？不，请看互联网资源的地理分布情况。我们将中国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我们的所在地） 的网络使用人口加在一起也只占全中国网络使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从网络使用者人数来看，1997年到2009年间，数量有所下降，这是趋于平等的表现。但从2009年开始，即便是使用者分布都越发不平等了。从09年开始我们有了更多的智能手机，有了微信微博，使用者分布的平等趋势就戛然而止了。从域名到IPV的登记上来看，它实际上有所增长。从中国社科院提供的数据来看，在2006年到2010年间，集中化出现了，不平等程度增加了。2009年和2013年出现了巨大波动，这几乎是由山东一个省造成的，山东申请了了大量的域名然后又丢失了，但我还未查明原因。当然山东也是沿海省份。 总而言之，该图显示，工人阶级网络使用者大量增加，但他们都有蚁族化的趋势，他们都必须去到发达地区找工作，而无法待在欠发达的原籍。
谈过网络使用者人口分布和网络资源空间分布，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社交媒体产业的政治经济结构。要使用社交媒体首先要有基础的网络服务器、电讯基础设施。而所有主要电信公司（例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十多年前已在香港或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无论你在云端做什么，基础设施都掌握在少数国有企业手中。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主要的赋能集团和执政拱卫力量”。BAT绝非为工人阶级服务，而是为当权者服务。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都由资本寡头所有，趋于垄断（例如嘀嘀打车）。大家知道商业部部长正在对滴滴进行反垄断调查。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过程。我要指出，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垄断和网络、社交媒体中越发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并非“自然”状态，这并非网络社会“自然的”政治经济。 如果我们以更长远的眼光看，中国的网络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通常将其称为A、陨石阶段，B、蜜蜂阶段，C、竞技场阶段。 在三阶段中有两个转折点。2003年是A到B的转折点，当年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同年SARS爆发，众多公民社会组织在2003年发起；2009年是B到C的转折点，那是北京奥运的后一年，发生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一个月后微博诞生，这并非巧合。 由这两个转折点我将中国网络社会大致分为三阶段。陨石阶段，事物都处在高飞状态中，近九成的网络用户都是本科学历或以上，这是高飞的人群，多半从欧美归国，他们的动向难以预测，中国政府无法管控他们。2001年南海事件之后，中美黑客相互攻击，用纽约时报的措辞，这是“世界上第一场黑客战争”。这些事物都处在高飞状态，既高速又危险，中国政府无法真正控制他们，他们就像陨石，平时观察不到，但当撞击地球时便造成巨大影响。 第二阶段是蜜蜂阶段，忙碌的蜜蜂。就在这个阶段我提出了网络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概念。我们采访了工人，走访了工业区和工人阶级居住区。这期间，富士康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一个富士康生产了全球一半的电子设备。这也是博主们辛勤地在键盘上工作的时期，他们生产大量内容，分享在给网络上的其他工蜂。他们就像忙碌的工蜂，同时我们知道蜜蜂也是社交动物。在陨石阶段，异类的知识分子相互冲突，而装配线上和博客中工蜂们却走到一起，形成社会力量，可以说是网络化的力量。2005到2009年间，中国博客大会年年举办，微博写手们交换各种技术知识、法律知识等，直到2010年大会被关闭。 今天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竞技场。算法就是编制我们注意力的建筑结构。竞技场中的事物并非偶然出现的，它们被精心挑选，通常是血腥暴力的。我们在这个精心设计的赛博建筑中消费。进入竞技场前你必须要买门票，所以你必定是个消费者。在这个喧哗刺耳的场所中，你无法听到其他工蜂的声音，只有手握麦克风的人才能向众人传达来自皇帝信息。 ABC三个阶段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叠加在一起。今天仍然有陨石划过天际，工蜂仍然在新浪博客中劳作，但他们都不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切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当前的社交媒体政经结构所打造的血腥娱乐中。 总体轨迹部分对应于公民社会至2009年的增长，我认为A阶段到B阶段是“迈进一步”，那时有了更多的审议更多的公民参与，是一个更好的网络社会。然而从2009年起，“信息政治”（柯斯特描述网络社会的政治所用的概念）便将中国网络社会刻画为一种媒体奇观，这在国家主导的社群主义、金融以及技术驱动的资本主义的共同影响下愈演愈烈。如果我们从A阶段到B阶段是“迈进一步”的话，B阶段到C阶段就是“后退两步”。 [caption id="attachment_1095"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中国网络社会ABC三阶段对比（栏目分别为：政治平行性、意见多元性、全球性、效率、公民社会发展）[/caption]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竞技场阶段，网上的众多意见都与官媒意见趋同，而在蜜蜂阶段意见的多样性曾达到高峰，所以意见多样程度的变化过程是“中-高-低”。从全球性（Globality）来看，在A阶段虽然也有防火墙，但那并没起到多少作用，而如今中国网络用户中的大多数都满足于微信所提供的内容。 尽管有其特殊性，中国的非线性退化过程并非个例。如果把这个模型用于其他国家，也许转折时间点会有差异，但在印度、巴西等其他国家也存在相似的图式。今天社交媒体科技承诺会带来寰宇主义和解放，但实际上逐渐变成被操控的、地方保护式的、保守的和工具化的。
如果我们更具体地放大地看中国网络社会下工人阶级使用的社交媒体，将看到更多平行的发展。 中国工人阶级使用社交媒体发展的三阶段同样经历了两个转折点：2004年和2009年。2004年发生了三场主要的工人罢工运动，之后出现了博客和网页论坛。而2004年之前，工人阶级主要使用的社交媒体是QQ、QQ群、QQ空间。直到今天，QQ群对工人发起集体行动而言仍旧重要。第二阶段，也就是2004年至2009年间，我们看到了博客和工蜂。我采访过写博客的富士康工人，大家知道许立志吗？他在博客中写诗。网页论坛也出现了，比如天涯、猫扑、博讯、工人论坛，其中一些已经关闭了。还有视频网站，如56.com。这是第二阶段的情形，同样地我认为从A到B阶段是一种进步。第三阶段从2009年至今，微博微信支配了工人阶级的社交媒体。但这些社交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工人改变局面，它们真的能在工人中发挥效能？我很怀疑。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件会让第三阶段载入史册：2010年富士康自杀事件，自此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第三阶段开始了。在半年之内，15个工人跳楼自杀，富士康为了阻止工人跳楼，在宿舍楼安装了铁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从未如此恶劣地对待工人，而这种防止自杀的铁网曾是跨大西洋运奴船只的标配。这种装置在19世纪废奴运动后已经消失，而在网络社会第三阶段却又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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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中国的分布图[/caption] 图为富士康工厂分布情况，最大的富士康工厂现已不在深圳或长江三角洲地区，它们分布在郑州，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iphone生产地；在成都，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ipad生产地。 [caption id="attachment_1098" align="aligncenter" width="457"]
全球化的富士康[/caption] 这幅图来自富士康的网站，我们看到富士康已然全球化。富士康不止存在于中国，它跟随着苹果公司的脚步走遍世界。 [caption id="attachment_1099" align="aligncenter" width="457"]
2014年苹果供应商[/caption] 你会发现苹果供应商的分布与富士康的分布非常一致，哪里有苹果，哪里就有富士康。所以我用一个新词“苹果康（Appconn）”来称呼它，它不仅仅是一两家公司，不仅仅是一两个国家，而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富士康在中国、拉美、欧美都设有分部。所以富士康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全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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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条手机人行道 重庆[/caption] 再回到中国，在重庆市我们看到了竞技场中数字媒体的渗透。重庆修建了全球第一条手机人行道，人们可以边看手机边走路，而不用担心撞到别人。这是数字媒体渗透的极端情况，也体现了其在时间维度的渗透。 [caption id="attachment_1101"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大规模分神武器[/caption] 我们被这些大规模分神武器攻击。我们投注在劳工运动、能改善世界的实际行动中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在《再见i奴》一书里，我对比了几个时代。大家回想一下马克思对工业化的论述，资本家正真需要的不是工人而是你为他付出的时间，他们攫取低于市场汇率的时间。在1800年，大英帝国在全球控制了一百万奴隶，据历史学家布莱克本 (R. Blackburn)估算，所有奴隶一年工作25亿小时，这是大英帝国从奴隶身上剥削的劳动力。 2014年，富士康在中国有一百四十万工人，这相当于美国军力总人数（一百三十万人），他们一年工作48亿小时，从时间角度看，富士康等于两个大英帝国。而2014年脸书在世界范围内有10.4亿日均活跃用户，他们一年“工作”6529亿小时，这相当于261个大英帝国或137家富士康。 当我们的数据成为大公司的广告收入，当大数据分析决定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人像所有公民一样，如今也被置于数字化的枷锁之中。 这不仅是对公司和股东有益，同时也对极权国家有利。例如极权国家现在可以更大量、更精确地检索劳工运动信息、运动者的社交网络，一场新秀在竞技场中谋划时，他们很容易就能揪出他们想要找的人，这完全基于那人的过去史，包含媒体上的丑闻，在法庭公听会用上数码证据。
这是彻底的宰制？另类还可能嘛？我的看法是，有著丰富的事证能够带来希望，只要我们足够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数字世界。 就像卡斯特在他的三部曲中提到的：网络社会的标志就是“全球联系但地方分隔”。全球联系，我们见到的是“苹果康”，全球的富士康与苹果公司是相连的，跨国资本精英是相连的，他们掌控着竞技场。同时地方是分隔的，我们被地方分隔。我们对工厂中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在那里，工人们的声音和行动带给我们希望。竞技场的实力和外观令人印象深刻，大家在意大利看到竞技场时会有这样的感受，但它同样是朽烂和帝国即将崩溃的象征，不仅是罗马帝国。 [caption id="attachment_1102" align="alignnone" width="722"]
本田锁厂罢工：同样是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事件。[/caption] 当富士康自杀事件发生时，也发生了本田锁厂罢工事件。从图中我们能看到女工们团结一心，她们拿起手机镜头震慑可能施暴的工厂守卫。 [caption id="attachment_110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09"]
裕元罢工：世界最大的制鞋工厂，四万八千名工人罢工[/caption] 裕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鞋厂，所有者违背劳动法不给工人提供五险一金，导致四万八千人在2014年走上街头。图中是一首工人所写的抗争诗词，用了如梦令词牌。
官商勾结相通
社保希望落空
可怜打工人几多青春葬送
罢工罢工
运动正是高峰
图中我们还能看到，发图人将其命名为“大字报”。多种层次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在社交媒体上爆发出来。 [caption id="attachment_1104" align="aligncenter" width="577"]
呼哈网罢工：奢侈品电商网站遭员工怠工。携程网也有类似事件。[/caption]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说WOOHA，它是几年前的一家高档电子商务网站。在现金流危机中，所有者无法支付工人工资，负责网站设计的工人就破坏了网站主页。携程网也曾遭到工人们同样的抵抗，携程网恶劣对待员工，结果导致“中国版斯诺登”的出现。 [caption id="attachment_1105"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晋江361°罢工，2009年：第一个工人发起的“网络战争”[/caption] 这是2009年发生在晋江的事件，也是我所研究的第一个罢工工人与黑客携手的案例，黑客运用搜索引擎优化技术，当人们搜索这家公司时，首先看到的是工人们的反抗。我认为这是首次工人-黑客的网络伏击战。 [caption id="attachment_1106"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WGC（工人生产内容）：从马里卡纳（Marikana）到全美国[/caption] 这样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南非的马瑞康纳矿区、在美国，也曾有行动者与黑客联手的事件。
回到中国，在第三阶段里另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在数码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系统之中，有足够的缝隙让不同形式的WGC（工人生产内容）发展起来，保持影响力。 [caption id="attachment_1108" align="aligncenter" width="810"]
WGC拓朴学[/caption] 在《再见i奴》中可以读到我对WGC的拓扑学的解释，WGC存在许多可能性，超越了UGC（用户生产内容）的限制（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WGC是集体组织的、行动导向的、具有赋权效能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网络社会格局越来越多样化，有些发展较为暗淡，有的很有希望。虽然中国现在越发地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工人阶级就仅仅屈服于装配线和大数据的剥削。 网络社会工人阶级的基本概念如信息中下阶层、他们的生存需求以及网络劳工的出现，它们仍然重要，但不再充分；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思考2009年之后竞技场阶段出现的新挑战：工廠体系的新物质化、对社交媒体用户（包括工人）的时间剥削、对劳工运动的镇压、苹果康、i奴。同时，中国网络社会人口成分持续变化，出现了更多的工人阶级，我们也看到了形式越发多样的工人抵抗运：妇女团结运动、工人－骇客联盟以及WGC和文化变革。 如我们在美国和中国所见，阶级对抗变得更加尖锐，明年将是十月革命的100周年，我们是否会见证另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网络十月革命？我们需要严肃思考这个问题。但至少别让BAT决定你的生活。行动起来，准备迎接一个阶级政治的新时代，走向没有阶级的新社会。 感谢！ [slideshare id=70546084&doc=revisitwcnshangzhou16nov2016-16123009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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