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08年8月《东方企业家》封面故事

文：孙海燕 采访：陈俊、李关云、WING

奥运之后的几年，日韩都经历了增长的疲软期，但奥运之后日韩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积极举措 —— 技术革新、加强出口竞争力、促进新兴产品的消费、对新兴产业的大力投资、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帮助了自己走出了经济疲软，同时也让自身具备了应对危机的抗压能力。

1964年的东京，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校园装”成为年轻人的流行装束，美国文化通过日本对外推行的“亲美路线”已逐渐在日本年轻人中有所影响。那时候的日本人已经不满足过去仅仅实现“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他们渴望时髦的衣服、彩色电视机、家庭汽车，日本的经济发展开始由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

在东京奥运会举行前的十天，东京与大阪之间的新干线顺利通车，从此，“新干线”这个日语词成为英语词汇里的一个外来语，并造就了日后生机勃勃的东京-大阪经济区。

1988年的汉城，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正四处奔走，向学生、职员、出租司机、佛教徒 …… 各界民众发表他最喜欢的演讲主题 —— 《如果汉城奥运会失败了》。 “万一这次奥运会以失败告终，韩国就没有希望了。到时候我们会陷入思想混乱的局面，无法从自暴自弃的劣等思想中解脱出来，成为葬送韩国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的千古罪人。从此韩国人将失去信用，给世界造成坏印象，经济面临困境，国家信誉下降，韩国制造的声誉也随之受到影响。”

韩国人强烈的民族心和忧患意识最终让汉城奥运会成为萨马兰奇所称誉的“百年奥运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之后，“韩国制造”，紧随“日本制造”，向价值链的上游延伸。全球性品牌集群中的亚洲比例开始上升，索尼、丰田、三星、LG … … 这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日韩公司成为各自国家经济的有力推动者。

回头看1960年代的东京奥运会和1980年代的汉城奥运会，除了获得与其他奥运会举办国在经济上相似的拉动作用以外 ——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所引发的经济扩大效应、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活，这两场唯一在亚洲国家所举办过的奥运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 对外，改变世界对本国过去的成见，树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形象；对内，激发起民族自尊和自信心。这对于曾经遭遇殖民与战火、一贯被视为贫穷与落后的亚洲国家，尤为重要。

全球关注的奥运会被举办国拿来作为呈现国家形象的“国际公关手段”，在这两场奥运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这项历史使命先期是由举办国政府的意图所赋予的，但两个国家在奥运之后的后续发展都证实了那场倾力打造的盛会最终“不辱使命”，成为各自的经济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由此，奥运与“亚洲崛起”（Emerging Asia）—— 这个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谈论的新兴名词，产生关联。如果拿奥运这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来看待这些崛起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将能看到一个大体的发展轨迹。

“雁阵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理论，这个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0年代提出，后来又在1960年代进一步完善的经济理论影响了诸多亚洲国家 —— 主要是东亚国家 —— 的发展模式。在他的理论中，领头的大雁，也就是日本，它在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而随着日本的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一部分低技术含量和低价值含量的工业会向它的临近国家转移。这些周围的国家于是加入一个飞行的队列，并且它们还会依次将工业不断转移到自己的邻国。

飞行的雁阵里，逐次加入了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成为1980年代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此后在1990年代，“亚洲四小虎”——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成为雁阵的一分子。在1993年世界银行所出版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中，对“东亚奇迹”做了总结：“东亚奇迹”来自于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以及这些国家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和政策干预。

然而，这种过度依赖大量资金投入的“出口替代型”经济增长模式有着无法避免的自身缺陷 ——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从而抑制出口；当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相互之间的挤压必然产生；资源的廉价性优势最终将消失。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这些国家深受打击，至今昔日的“亚洲四小虎”还未从那场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

奥运对于日韩两国经济的直接贡献占GDP的比例并没有很高，汉城奥运会对1988年的韩国GDP贡献为1.4%.奥运之后的几年，日韩都经历了增长的疲软期，但奥运之后日韩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积极举措 —— 技术革新、加强出口竞争力、促进新兴产品的消费、对新兴产业的大力投资、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帮助了自己走出了经济疲软，同时也让自身具备了应对危机的抗压能力。因此，尽管在199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面前，日韩分别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影响，但因其国内完善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以及一批稳定发展的跨国企业，经济发展能够逐渐恢复到正轨上来。

距离东京奥运会44年、汉城奥运会20年之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面对的内外情境很容易让人们看到与前两者的相似之处，除了在世人面前改变中国形象的“公关目的”之外，同样的问题摆在了中国面前：中国制造代表着什么？中国经济未来向何处走？中国的世界级公司在哪里？

与前两者在奥运前后所面临的挑战相比，中国面对的挑战似乎来得更为艰巨 —— 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面临着当时的日韩所没有的巨大通胀压力、危机四伏的房地产泡沫、并不乐观的企业投资环境、巨额的国际热钱、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 … … 这些挑战无不影响着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

一场奥运会，激起了无数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但奥运本身并不意味着未来确定的经济增长。奥运只是一个契机，一个可能成为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如今的“亚洲崛起”的概念里，已经不能不提到中国与印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运见证了“亚洲崛起”。

北京奥运，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答案需要在日后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中得出结论。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日韩两国在奥运前后的经济轨迹，我们专门派出记者亲身探访东京与首尔，找寻当年的奥运记忆。

文：陈俊、WING 摄影：何政东

面对着一个“露出新颜”的新汉城，韩国人感慨道：“一个离开祖国数年的人再踏上故土，恐怕无法找到从前的一切，甚至会迷失方向。”

2008年4月27日，一个晴朗的春日，近万名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从韩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首都首尔（2005年由汉城改名而来），来欢迎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20年前，这座城市成功举办了第24届奥运会。

从上午10点起，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各自乘坐地铁、大巴或私家车赶到汉江以南的首尔奥林匹克公园，几乎所有人都举着五星红旗。那天下午，中国的年轻人是首尔街头的主角。他们奔走着、呼喊着，尽情抒发迎接奥运的爱国热情和兴奋，甚至让路过目击的首尔市民稍稍有点吃惊：原来中国人的激情不比韩国人弱。是的，奥运会对亚洲举办国来说，它不只是一届全世界级别最高的体育盛会，而且总是被赋予象征变革与繁荣的特殊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标志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融入世界；而20年前的夏天，汉城奥运会成功举行，把实现“汉江奇迹”、开启民主化进程的韩国呈现在全球世人眼前。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组组长李平馥，至今清晰地记得20年前他在德国通过电视收看了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盛况。“这就是你的祖国 —— 韩国？”身边的德国朋友惊讶地问道。李平馥对我们回忆道：“长久以来，韩国用输出劳工的形式来偿还西德的贷款，因此在德国人的脑海中，韩国一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汉城奥运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印象，这令我内心深深感动，在海外也倍感自豪。”

展现并提升国家形象 —— 这是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最重要的目的，正如日本1964年东京奥运会抱着这样的目的，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同样如此。

韩国上世纪50年代初经历朝鲜战争后，国土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1962年，军人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一心抓经济发展，强力推行以出口为导向、扶持大企业集团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六七十年代四个“五年计划”把韩国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新兴工业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 从1962年至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上升至614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至1662美元。

“韩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汉江奇迹’，背后有两个动因，”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统一部田奉根教授跟我们分析说，“一个是要超过朝鲜，日本殖民统治时，把所有的工业基础都集中在半岛北部，在相当长时间内，韩国经济落后于朝鲜。经济发展是否成功，在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关系到韩国存亡，乃至未来统一半岛的模式和前途；另一个是要赶超前殖民者日本，韩国人永远有这股民气。”

在经济上翻身后，韩国渴望提高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与更多的国家建交，为和平统一朝鲜半岛奠定基础，申办奥运会、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外交便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步骤。

比起汉城江北的老城区，汉江以南的地区直观上给人以宽阔、现代、绿化更好的感受，许多中央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五星级酒店都坐落于江南地区。汉城市政府正是凭借20年前的奥运会的巨大推力把江南建设得有今天这样的繁荣。

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汉城可供举行国际赛事的运动场所寥寥无几，只有东大门体育场、孝昌体育场和蚕室体育馆。在获得申办权后，体育场建设便成为首要任务，我们当时的计划是建设106个体育场所。汉城当时在汉江以北的老城区已经没有什么空地了，江南地区可以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奥运场馆的建设大大带动了江南的发展。”

正是这个原因，韩国政府决定将奥运会的建设全部放在江南，计划把汉城市区扩大一倍，让江南在奥运会后成为汉城的新区。

当时，汉江南北两岸只有两座桥，而现在架起了20多座桥，江南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平均超过了北岸。除了江南的重点开发，为了展现一个全新的奥运城市形象，汉城扩建了国际机场，整修了适应于地方的公路，开展了汉江综合开发，改善城市环境、下水道和水质管理。另外，还对重点公共活动场所、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危旧房的改造等必须解决的项目进行了投资。

面对着一个“露出新颜”的新汉城，韩国人感慨道：“一个离开祖国数年的人再踏上故土，恐怕无法找到从前的一切，甚至会迷失方向。”

“汉城奥组委的商业运作非常成功，通过企业赞助、出售电视转播权（获利约4亿美元），使得此次奥运会直接赢利达5.56亿美元，创下官办奥运会赢利的最高纪录。”复旦大学复奥体育产业中心的黄建兵副教授解释汉城奥运会在历届奥运会中起着特殊的榜样作用。

汉城奥运会用于奥运比赛场馆和服务配套设施的直接投入仅20亿美元，为改善汉城的环境、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而进行的间接投入约30亿美元，投资规模远远低于往届。由于奥运场馆等大型建设在奥运会举办前两年就基本完成，没有出现因赶工期而追加费用的情况，实际支出也严格按照预算进行。

此后，申办奥运会的城市趋之若鹜，因为奥运会不但能为举办国提供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打造国家品牌形象的机会，并能为举办城市带来滚滚的经济效益，“奥运经济”的概念由此而来。

“如果有所谓的‘奥运景气’的话，汉城奥运会对韩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黄建兵说，“这和汉城集中了全国1/4人口、1/5GDP有关。”

从1981年申办成功到1988年奥运会举行当年，筹备奥运会这7年共带来了相当于70亿美元的生产诱发效果和27亿美元的国民收入诱发效果，1988年GDP增速达到12.4%.韩国政府曾经骄傲地宣布一项统计：奥运会为韩国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创造了21亿美元、22亿美元、13亿美元的产值。汉城奥运会还帮助韩国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1985~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将“汉江奇迹”延续到了八九十年代，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虽然众多奥运经济的分析者们都以汉城奥运会为模本，指出汉城奥运会直接为韩国经济带来了正面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建立模型，将与之处在相同阶段的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比较，指出奥运虽然没有对韩国经济有所损害，但也没有真正为韩国经济带来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汉城奥运会举办时候，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TOP）计划刚刚被国际奥委会推出，总共吸引了90家公司提供赞助，其中13家为韩国企业。商业赞助不仅为汉城奥运会筹集了一大笔资金，而且为韩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新的销路。据统计，奥运会的召开为韩国带来了近70亿美元的生产销售额。韩国的出口得以进一步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双边及多边贸易额也迅速增加。

如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三星借助奥运会成长为全球品牌的奇迹也发生在那个时候。在汉城奥运会上，三星还只是全国赞助商，但是通过在汉城奥运会上的亮相，在之后的四年，三星来自全球市场的收入几乎增长了3倍。

“1988年奥运会成为很多韩国公司走向世界市场的转折点。汉城奥运会之前，韩国很多产业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为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承担劳动密集型部分分工的地位。通过奥运会，韩国开始实现经济转型，由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部主任权纯 这样解释三星崛起的背景。

1997年，三星电子加入TOP计划，成为全球顶级赞助商时，在Interbrand的全球品牌调查中位居第96位，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上升至第21位，如今，它已经超越摩托罗拉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公司，一举登上了全球最佳公司的舞台。

不过在朴世直的心中，汉城奥运会的“奥运经济”还留下少许遗憾：“当时韩国非常希望利用奥运商机，树立一些有知名度的国际品牌，但由于构思比较晚，时间仓促，所以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

“韩国自古是‘隐士之国’，国民自我保护意识强烈，因此容易排外保守，”权纯 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国民意识趋向开放、趋向国际化，诸多经济管制也随之放松，严密保护的市场也逐渐放开，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也逐步完善。”

在许多韩国人看来，汉城奥运会给韩国带来的最大的益处并不是经济收益，而是思想观念和心态的开放。

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广场的半圆形大理石围墙上，镌刻着不仅是汉城奥运会所有的运动记录，还有奥运会歌《心手相连》的韩、英文歌词全文。“手与手相牵，心与心相连，打碎重重阻隔，我们心手相连到永远 …… ”看着英文歌词，令人不禁想起当年那首风靡全球的歌曲。20年过去了，只有这首奥运会的主题曲流传最广、传唱至今，因为它用音乐的形式摒弃了民族狭隘与对立，向世界人民传递了性善与宽容的真谛，诠释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励志箴言。

如果不是朴世直这位懂得六国语言组织者的坚持，《心手相连》可能会走红，却不可能与奥运会结缘。朴世直回忆说：“当时我曾提议在世界范围内搜寻奥运歌曲，但反对的声音太大了，结果组委会只好请一位当时国内知名的作曲家写了一首奥运歌曲，但发布之后反应平平。”

朴世直依然记得他当时的坚持：“我想汉城奥运会不仅仅是韩国人的庆典，它也是全人类的庆典。庆典上主人应该为客人着想才行。既然是唱给全世界的，制作为什么要排斥国际化？”当时，世界各大唱片公司纷纷前来敲门，其中最大的宝丽金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朴世直说：“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城奥组委最终选择了宝丽金，同意了由意大利人莫罗德尔作曲、美国人汤姆 . 怀特洛克作词的方案。”

作为妥协，组委会同时选择了本土的高丽亚那组合来演唱这首歌。此外，组委会还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歌词当中多增加一些韩国元素，歌词要同时使用韩国语和英语。

歌手李爱淑还记得开幕式上的情景，他们在台上演唱，场内的观众几乎就是他们的伴唱团，而许多运动员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那场面无疑是当天的最高潮，而这个让世人记忆至今的片段，恰恰源于一次成功的“手拉手”—— 意大利人作曲、美国人作词、德国人的推广和韩国组合的演唱。

《心手相连》一经发布，立刻进入30多个国家最受欢迎歌曲排行榜的前10名。按合同，如果歌曲的磁带、唱片、激光唱片销售100万份以上，汉城奥组委将得到5%的版税。截止到合同期满的1988年12月，共销售了单行版140万张(国外120万张、国内20万张)，复合版500万张，汉城奥组委因此得到了相当数额的版税收入。

当时，韩国的报纸也评论说：“现在想来，非常庆幸当时的坚持。这也给韩国国民上了生动的一课。”

文*：陈俊、WING*

汉城奥运会闭幕后，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先生评价说：“汉城奥运会是百年奥运史上最成功的一次。”

提起20年前汉城奥运会的那16天，75岁的朴世直依然很激动。比起汉城警备司令官、体育部长官、国家安全企划部长、汉城市长、国会议员、2002年韩日世界杯组委会主席等林林总总的头衔，他最看重1988年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这一职务。

朴世直以核心组织者的身份参与创造了历史，把第二次在亚洲举办的奥运会办成了终结东西方冷战、参加人数最多的奥林匹克盛会，并把一个全新、腾飞的韩国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朴世直先生特意接受了《东方企业家》的专访。

《东企》：您能讲讲当年申办汉城奥运会的情况，以及最终成功获得举办权时的心情吗？

朴世直：申办奥运会一直是韩国政府的心愿。1979年，我们精心准备把汉城的申办资料送到了国际奥委会，可是那年的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突然遭到枪杀，政局动荡，是否继续申办成了问题，当时我们心里很着急。次年8月，在接管政权的全斗焕总统支持下，申办活动在经历短暂停顿后又重新启动。

到了1981年，国际奥委会开会决定哪个申办城市胜出的关键时刻，我们举办了“汉城奥运展示馆”，重点介绍了韩国战后重建经济腾飞的发展现状和文化，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奥委会成员的印象，最终获得了举办权。

《东企》：作为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您认为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最后是如何克服的？

朴世直：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奥运会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外界对于朝鲜半岛上南北分裂的政治环境所引发的安全担忧。我们奥组委认为应该让国民意识到奥运会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意义，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渴望奥运会的成功、认真参与进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合作与支持。

为此，奥组委提出了“和解与进步”这样一个口号，并设立了五大目标：“最广的参与、最大的和解、最高的成就、最好的安全和服务、最大的经济效益。”所幸的是韩国全体国民非常重视奥运会，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志愿者的努力与海外侨胞的参与也为奥运会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

最终，汉城奥运会创造了历届奥运会参加人数之最，奥运会闭幕后，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先生评价说：“汉城奥运会是百年奥运史上最成功的一次。”

《东企》：目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处于倒计时的筹备阶段，环境污染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汉城当时是否面临类似的挑战？

朴世直：进入21世纪，全世界对环境保护越来越关注，也成为了奥运会的主题之一，几乎所有申办的城市都把“绿色奥运”列入申办目标。按我的理解，“绿色奥运”就是奥运会的准备、运营和事后管理这三个方面都要始终对环境负责、节约资源。国际奥组委从1995年开始便以“运动与环境”为主题举办两年一次的会议论坛，后来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开始成为“环境友好”的奥运会。

回到当时韩国的情况吧。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汉城市政府实施了车辆管制，并号召人们不开私家车尽量利用公共交通设施，市民都积极响应。在筹备奥运会时，除了体育设施，我们还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意在防止汉江洪水。

《东企》：汉城奥运会闭幕后，在后续利用方面留下什么经验？

朴世直：与其他任何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和国家一样，对奥运会的投资的持续利用是一个大问题。举办奥运会肯定要建设体育场、选手村和记者村，这需要很大的空间。汉城当时在汉江以北的老城区已经没有什么空地了，江南地区可以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奥运场馆的建设大大带动了江南的发展。

在江南，我们在新建的奥林匹克公园的对面修建了选手村和记者村，当初就考虑到了奥运后长效利用的问题，因此贯彻了双重目的原则：既适合奥运会的使用需求，也适合奥运会结束之后作为居民区的用途。从奥运会结束至现在，那些楼房都是普通老百姓居住。奥运会也成为普及运动、推动大众运动健身的良好契机，那些为奥运会修建的体育场馆后来也经常用作大规模体育文化和宗教活动，这样也保证了使用效率。

《东企》：您怎么看待汉城奥运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朴世直：奥运会后，韩国经济经历了飞跃式的发展。韩国在举办奥运会的当年还只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奥运会，韩国人看到了世界科技文明的发展。这推动了“韩国制造”的价值升级、出口扩大、发展加速。●

文：李关云

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仅仅来源于报纸和书本，而奥运会提供了很多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机会。“东京2016年奥申委的主席兼CEO河野一郎说。

站在东京市区西南部的国立竞技场（National Stadium）最高一层的过道之上，眼前所面对的这个体育场显得巨大、空旷。在7万多个座位的衬托之下，主火炬台显得是那么的渺小。黑色的主火炬是特地铸造而成的，古朴而简洁，于夕阳的照射下，留下一条孤影。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的圣火就在这里点燃。从国立竞技场出来，换乘数站地铁之后，即可到达2公里之外的代代木体育馆（Yoyogi Gymnasium）。代代木体育馆看起来好像是用两轮月牙拼接而成，充满了柔性的线条美，不愧是东京奥运会中最有特色的建筑，她也为丹下健三（Kenzo Tange）赢来了“日本当代建筑界第一人”的美誉。

在代代木体育馆西面，就是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总部。它也是1964年奥运会的国际转播中心，当年的电视转播信号由NHK负责制作。

在转播技术方面，NHK在1964年取得巨大突破。东京奥运会上，包括开闭幕式在内20%的赛事转播使用了彩色信号。NHK还首次通过卫星信号传输，实现了洲际间的电视直播。

体育比赛的历史也由此改变，真正的全球性赛事开始出现，卫星直播也将运动明星推上了全球舞台。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象征意义。

这是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这也是日本战后第一次举办大规模国际盛会。新干线、彩电、卫星直播 … … 这一系列新事物的问世都与奥运密不可分，它们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而当深究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起飞、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日本城市的变化之时，奥运会的痕迹始终依稀可见。

在成田机场开往东京市区的地铁车厢内，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广告招贴画已经占据了显要位置。相对那场已经逝去半个世纪的奥运会，现在的日本人更加关注在未来的某一年把奥运会再次带回东京。但也正因为那场奥运会给日本经济和日本人带来的巨大改变，让现在的人更加有信心投入未来的“奥运争夺”。

要看清楚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就不得不回溯那段时期内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以及日本国内的形势变化。

1951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期，恢复了国家主权。在此之后，日本开始通过一系列措施，谋求经济和政治上的国际地位。1952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员国。3年之后，日本又加入了关贸总协定。

虽然日本经济在战后很快恢复起来，然而当时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日本还是战后的一片废墟，日本制造也往往与“价格低、质量差”的印象联系在一起。

索尼的盛田昭夫在1950年代访问德国杜塞尔多夫所经历的“一件小事”后来成为当时西方对于日本“普遍看法”的典型。这位32岁的年轻人，刚刚代表索尼去美国与西部电器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内心依旧还在被那个“沸腾的美国”所震撼着，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庞大的轿车、宽阔的道路、遥远的距离以及直冲云天的建筑”似乎还只是一个未来的梦想。到了同样是战后重建的德国，看过西门子、大众、奔驰这些令德国人骄傲的公司之后，他并没有恢复自信。这时候，一位餐厅的服务员指着饮料上的小阳伞对他说：“我知道日本，这个小玩意就是你们生产的。”

当时，日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改变国外的成见，而举办奥运会就是最好的宣言。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国际局势激荡的年代，更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日本筹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对全球格局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

1961年8月13日，前民主德国封闭了东西柏林间的边界，柏林墙开始拔地而起；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人类离核战争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1963年11月23日(东京时间)，为了测试东京奥运会的卫星直播计划，NHK进行了与美国之间的首次卫星电视信号直播。

曾经为NHK转播东京奥运会的杉山茂和他的同事们挤在NHK的办公室内，打算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然而传送过来的电视信号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之际，日本抓住了机会 —— 在举办东京奥运会的这一年，日本还加入了经济合作组织。

这一年，对内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对外推行经济外交和亲美外交路线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年初展望新的一年时，说道：“终于，日本正在进入一个成为真正开放的经济系统的变革时期。当日本经济适应了新的国际环境之后，确保未来经济的稳步成长最为重要的步骤是能够取得长期的贸易平衡。”

竹田恒和，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如今担任日本奥委会主席兼东京2016年奥申委副总裁，他清晰地记得奥运前后日本经济的变化：“东京奥运会之前，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很少。而在奥运会之后，所有人都想要买电视机，而且他们也开始能够承受电视机的价格，人们的收入在那段时间内增长了很多。”

回头看日本的经济发展轨迹，确凿的数据显示出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增长期。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57个月，这一时期被称为“伊扎那岐景气”(Izanagi Boom)，在这段时间内，日本经济整体增长122.8%，工资上涨幅度达到了114.8%.经过东京奥运之后两年的“后奥运疲软期”，在1967年~1970年间，日本GDP又开始显示出惊人的爆发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

1952年，东京曾申办1960年奥运会，未获成功。1956年东京再次申奥，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55年到1965年之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也开始转变。日本第一产业在1955年占GDP产值的17.3%，这一比例在1965年降低为9.8%.在此期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则由20.9%上升到31.4%.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这也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农业人口开始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日本制造”初具雏形。

日本的重化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猛。1955年，日本的石油化工业几乎从零开始，然而在1970年生产规模就达到世界第二位，仅乙烯年产量就达到395万吨。1955年日本粗钢产量仅为941万吨，而1965年粗钢产量已经超过4116万吨，仅次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

1959年5月，东京正式获得1964年奥运会举办权。在一年之后，池田首相就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在10年后实现人均国民收入翻倍，达到20.8万日元。

随着经济的增长，日本的消费结构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5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高达55.9%，远远高于欧美国家(恩格尔系数是指饮食费在家庭最终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越低，表明生活水平越高)。

到196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为39.3%，虽然离美国的23.4%还有很大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于英德法三国的数值。

在东京奥运会举办的这一年，日本的收音机产量达到2437万台，位居世界第一。东京奥运会也刺激了电视机产业在日本的发展，根据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的数据，在东京奥运会举办10年之后，日本电视机产量达到世界第一，1974年1340.6万台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24.9%.“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到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在杉山茂看来，这是东京奥运会前后日本经济起飞的一个缩影。

日本经济的起飞，除了战后美国的帮助、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很大一部分驱动力来自于一大批日本企业的崛起，从1950年代起，这些企业开始陆续从本土市场走向全球舞台，开始漫漫的国际化征程。东京奥运会在一些日后成为全球行业巨头的日本企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精工品牌走向全球的跳板。”指着刚从精工企业博物馆里借出来的那个石英钟，精工钟表公司东亚区市场总监梅本宏彦特意强调精工与奥运的历史渊源。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只是一个略显笨重的普通座钟。在它那四方的金属外壳上铭刻的“Seiko　Crystal　chronometer”，却显示了它的真实身份 —— 世界上第一代便携式石英钟。

Crystal　chronometer是精工专门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而开发的，它为那届奥运会的马拉松、竞走、现代五项、公路自行车等项目提供了精确的计时服务。精工控股公司的Masato　Nakaoda总监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奥运会不仅帮助精工的品牌走向世界，还直接推动了精工在石英计时器技术领域的发展。”

而这两点，正是推动精工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日本小企业，发展成为全球制表业巨头的关键因素。

东京奥运会的召开让世界看到了另外一个与过去想象中截然不同的日本。在全球对日本印象改变的同时，日本企业的全球化正在逐渐深入。

那一年，富士胶卷在日后成为众多日本企业聚集地的德国杜塞尔多夫成立了办公室。同年，索尼的录像机被引进到美国的航线上，为了每周为这些航线提供新的录像带，索尼特意在纽约的郊区建立了一个录像带复制工厂。尽管后来发现那些生平第一次见到录像带的飞行旅客们对待这个新兴事物的方式并不友好，常常将之与饮料放在一起，原本预计一盘至少可以使用40次的录像带常常提前寿终，但这次贴近最终消费者的商业尝试让原本认为录像机只能卖给电视台的索尼，决定开发出能够进入家庭的录像机。在这之后，索尼开发的一系列具有革新性质的产品 —— 1968年推出特丽珑彩色电视机，1975年推出家用Betamax录像机，1985年推出Walkman随身听 … … 使之成为真正的“世界级玩家”。1984年，63岁的盛田昭夫出版自传《日本制造》，让全球对“日本制造”刮目相看。

奥运会到底能为这些企业的发展带来多大的效用，也许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衡量标准去测算。奥运会也只是一个契机，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来自于更多方面的推动力。

“我觉得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日本经济就是在那个时段开始起飞的，新干线的开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东京2016年奥申委的主席兼CEO河野一郎(Ichiro Kono)这样评价那场东京奥运会。

“新干线的开通，让我感觉到日本变小了。”杉山茂亲身体会城市之间的变化。“东海道新干线”从开通之日起，每天运送旅客就超过6万人次，在随后的10年之间，它的运力上升至每天34万人次。东京与大阪两个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得更加紧密，这为区域经济产生辐射效应奠定了硬件设施。

不过河野一郎还是认为，东京奥运会对于日本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对经济的促进，而在于帮助日本人与全世界进行了沟通，去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

他多次强调，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仅仅来源于报纸和书本，而奥运会提供了很多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机会。

“1964年的奥运会让日本人睁开双眼去看世界！”

的确，大量国外游客的到来，让日本人开始睁开双眼，融入世界；而卫星直播时代的到来，也让全球各国的很多人从电视屏幕上惊奇地发现，日本不再是他们印象中那个一片废墟的战败国。

如今，走过那些曾经记录辉煌历史的奥运场馆，已经全然不见当年的热闹景象，甚至显得格外冷清寥落，前往这些场馆锻炼的人寥寥无几，因为现在的人们更愿意光顾那些后来建起的更现代的体育场馆。NHK总部与代代木体育馆之间的小路上，甚至被一个剧组选来拍摄外景，而不用担心路人的干扰。

其中一些奥运场馆，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 ——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就在代代木体育馆旁边，不过今天它已经不见踪影，原址被开发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园。虽然尘埃留在了过去，但1964年东京奥运会留给日本的一大笔“无形的财富”将被长久地流传。●

东京的2016愿景：举办“有史以来最紧凑的奥运会”

2008年6月4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上正式宣布美国的芝加哥、日本的东京、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西班牙的马德里成为申办2016年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的候选城市。这让东京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举办两届奥运会的亚洲城市，早在两年前，东京申办方提出了2016年奥运会的申办概念：

1、有史以来最紧凑的奥运会通过充分利用只有东京才能提供的集中和综合设施，举办有史以来最紧凑最集中的奥运会。

* 28个竞赛项目中的26个项目都在市中心10公里范围内的场馆举行* 从奥运村到比赛场地只需要20分钟主体场馆：中央区晴海地区奥运村：江东区中有明北填拓地媒体中心：筑地市场搬迁后腾出的空地

2、充分利用尖端技术的奥运会奥运会将充分展示日本最受关注的科学技术的精华，例如它无所不在的技术和机器人技术。

* 集结信息技术专家的智慧，有效利用各种对策* 安全对策、反恐对策等

3、优先考虑环境的奥运会奥运会对环境的负荷将被减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京奥运会环境指导方针”的制定* “Carbon-minus奥运会”

* 有效利用再生可能的能源* 最新环保型友好交通工具* 开发海之森林公园和水边地区，将东京建成“绿色与水的都市”

4、充满着日本人的热情和日本文化的奥运会通过展示日本人独特的热情和东京所培育的关照他人的传统“江户”礼节，把友好热情传递给每一位来客。

* 确保奥运村具备世界最高水平的舒适度* 在烹饪文化、口味方面提供最高的质量和满意度

5、极大地推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并将有形或无形的财产传递给下一代的奥运会让奥林匹克精神渗透到都市的发展和体育运动的振兴之中，确保它为下一代所继承。

文：李关云

东京1964 2016，这两个年份放在一起，仿佛是两个蕴含玄机的数字，唯一将二者连接起来是一场盛会带给东京以至于日本国民的影响，也就是一次已成为历史的奥运会和一次未来可能会举行的奥运会对后者的影响。而在已经实现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在历史上称为“奥林匹克景气”。

从河野一郎的办公室向外俯瞰，在不远处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半月形的代代木体育馆露出它的身姿。河野一郎办公室所在的东京都政府大厦，同样出自代代木体育馆的建筑师丹下健三之手。在如此浓郁的怀旧氛围之中，河野一郎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奥运记忆，并描绘了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路线图。

《东企》：1964年东京奥运会，给你留下了哪些难忘的回忆？

河野一郎：1964年我还是个高中生，东京奥运会非常成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奥运期间东京的天气非常好。10月10日开幕式那一天，天空异常晴朗，喷气式飞机在湛蓝的天幕下呼啸而过，喷洒出代表奥运的五环标志。

那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围在学校里的彩色电视机旁，观看了奥运会的开幕式。要知道，彩色电视机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还属于少数富豪的专利。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走上主火炬台，点燃了奥运圣火。1964年的时候，日本人还很少走出国门，而火炬代表着全世界，所以当奥运火炬来到日本的时候，世界拥抱了日本。

《东企》：你感觉到奥运对日本经济的促进作用了吗？

河野一郎：我觉得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日本经济就是在那个时段开始起飞的，国内的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提高，新干线和市内高速公路也开始成型。而更重要的是，日本人通过奥运会与全世界进行了沟通。那时候我们并不了解世界，对于世界的认知仅仅来源于报纸和书本，但奥运会帮助我们去认识全世界，这非常关键。从了解世界、认知世界，到感受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人说东京奥运会也推动了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我不知道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但我可以确定的是，电视机在东京奥运后开始迅速普及起来，这肯定给松下、东芝和NEC这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帮助。

《东企》：在你们的申奥计划中，东京将会投入多少预算用于举办2016年奥运会？资金来源于何处？

河野一郎：目前我们奥申委有55亿日元的申奥预算，其中15亿日元来自于东京都政府，其余资金都来自于赞助和市场开发活动，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多赞助商。日本奥委会(JOC)本来就有很多赞助伙伴，而我们奥申委与JOC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很多JOC的赞助商也对奥申委进行了支持。举办奥运会的预算，我们到目前还未最终确定。在2006年起草的申办报告中，东京都政府提交了一个3000亿日元的预算方案，我们未来会对预算方案进行一些调整。

《东企》：柯达等企业已经宣布将在2008年后退出国际奥委会的TOP赞助计划，这是否也为更多日本企业加入TOP赞助计划提供了可能？

河野一郎：我们在申办过程中受的限制非常严格，国际奥委会严禁申办城市利用这一类赞助事宜来帮助城市申奥，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些日本公司对TOP赞助计划非常感兴趣。我想如果东京能够在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竞争中最终获胜的话，应该会有更多的日本公司参与奥运赞助，就像中国企业在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一样。

《东企》：东京如果能在2016年再次举办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与1964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河野一郎：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东京各方面都还不发达，我们主要利用奥运会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现在，东京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我们希望让东京变得更绿，给城市中带来更多的水域、更多的美景。东京是一个大都市，1964年奥运会的遗产中，还有很多场馆可以利用。东京湾的港湾地区属于待开发地区，我们打算把奥运会作为催化剂来加速东京的发展，把代表着历史遗产和未来财富的这两块地区连接起来。

《东企》：奥运会提倡环保，你们是否会考虑像伦敦那样限制私人汽车？

河野一郎：这是东京都政府的工作，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打算。我今年会去北京观看奥运，从你们国家的奥运会组织工作中学习经验，同时我们也会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申办奥运的宣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