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13年10月26日个人博客

“揭黑”的新快报记者被长沙警方跨省，写不写这个话题，我犹豫了好几天，直到今早看到陈永洲在央视镜头前承认发布失实报道的消息，促使我决定说两句自己的看法。

这次，央视又蹊跷的出台了，在陈永洲在拘审期间还未经起诉审判之前，让他在镜头面前坦白交代、自证其罪。这种由垄断意识形态和产业资源的超级喉舌媒体超越任何正当程序“未审先判”的做法完全违法，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都没有这种做法。

在这回企业和媒体的交锋中，中联重科不起诉新快报、直接让警方抓捕陈永洲，而且提供企业的车辆给警察去抓人；抓人的时候用一个模糊的罪名，收审后即让央视来“公审”背书。如果说这里面没有背景和猫腻，有一丁点常识的中国人都要笑了。

结合最近打击网谣大V的动向，我不得不悲观的指出：记者高危、言论高危。比起十年前，尺度收紧了。要是我当年做的调查报道放在今天，可能也要被跨省，而且在当年也不是没有这种风险。

2002年，那时我在经济观察报上海记者站，出于常识和对企业老板吹嘘浮夸的厌恶，当时和上视财经频道一个记者朋友联手，在8月对一家来自成都的IT公司托普集团的财务运作问题连做了三篇调查报道：《增持炎黄在线、托普系打“迷踪拳”》、《托普调查》和《托普系追问》，结果各大财经媒体纷纷跟进，让托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股价大幅下跌。从那时起，托普一蹶不振，直到后来创始人宋如华以一元钱转让公司股权，远遁美国。

当时报道见报后，本人自然洋洋得意，即使有位淑女善意提醒我小心报复时，我还觉得这只是她个人思虑太过，杞人忧天，不以为然。直到过了很久，我的合作者告知“安然无恙”的真实原因：1，托普是民营企业；2，托普进军上海后，从文广集团接手乙级足球队改名托普队，品牌知名度增长不少，但资金迟迟不到位，得罪了文广集团；3，当时我朋友在财经频道做的报道被外界视为有文广的背景和支持，让托普只能悻悻作罢。

但这一切，不过是各种偶然巧合而已。在这局中，记者有时就是一枚棋子、一根导火索而已。如今能全身而退，只是因为没有陷入复杂险恶的利益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