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的一个小章节，读完觉得很有意思。摘录于此。

2001 年 7 月，长达两年的牛市崩溃了。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作出准确预报的是朱焕良--那个炒康达尔（0048）而一战成名的大庄家。

虽然，自诩为战略家、文化人的吕梁看不起他的这位同伴，嘲笑他「到底是乡下人，只喜欢现金」。但就市场感觉而言，运筹帷幄的吕梁比起土头土脑的朱焕良，恐怕就要差好几个档次了。

正是朱这种身经百战而培养出的市场直觉告诉朱：牛市快完蛋了。用资金堆砌的牛市快完蛋了。于是，他选择了抛空，选择了将意义越来越含糊的筹码（股票）变成明白无误的现金。从投资的角度讲，朱完成了一次漂亮甚至是杰出的操作。整个过程系统、完整、无懈可击。而其杰出之处在于，在投资活动最关键的环节上，朱焕良克服了贪婪可能带来的致命误判，作出了理性的决定。

从现在可以读到的有关中科创业的故事中，战略家吕梁先生似乎还没有彻底服气。他依然认为，如果不是朱的背叛，不是朱在关键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看上去"很猥琐"的现金偏好，中科系的资金链条便仍然完美无缺，用他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所一手打造的"中科传奇"便能够得以续写，甚至更辉煌地续写。但 K 先生吕梁忽视了一个常识：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严重短缺，巨量资金脱媒的证券市场也不能例外。资金堆砌的牛市哪怕再牛，也有最终衰竭的一天。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吕却没有。不过，这也难怪。在整个中科系的宏大工程中，吕是战略家，而朱则是负责二级市场的操盘手。朱比吕更知道盘口的轻重。作为一个投机商人，朱并不是像吕梁后来所讲的那样，只"喜欢现金"，0048 在二级市场上最风光的时候，他曾经兴奋地对吕梁说，买盘太多了，压都压不住。在那个时候，朱是绝对不喜欢现金的，因为他知道筹码可以换来更多的现金。而后来朱之所以选择抛股票，则肯定是他已经发现：追涨盘越来越少，兑现的难度越来越大。继续持筹的风险已经远远大于未来的预期收益，天平开始明显摆向抛售一边。而此时此刻，我们的Ｋ先生却仍然痴迷于他"讲政治，做大势"的战略梦想，决裂与背叛当然不可避免。中科大厦的倾覆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新近发生的传奇故事中，我们容易发现，朱是一个头脑清醒、经济理性十足的企业家，而吕则是一个充满政治思维的战略家。在中国--一个刚刚脱胎于政治社会的转型国家中，像吕先生这样怀抱理想主义热情，用政治的思维去做经济的企业家为数不少，这是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形象。凭心而论，在我们这块文化土壤中，他们成功的概率很高。吕梁只不过是其中极少数不幸运者罢了。而吕先生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政治智慧用过了头，以至于在常识的阴沟里翻了船。

不管造就牛市的原因有多少种，其心理机制应该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大致如下：一批先知先觉的资金进入市场，赚了大钱，示范效应扩散，更多的资金开始进入市场，在推动股票价格上升的同时也赚了钱，直到所有可以而且愿意进入市场的资金都进入市场，将价格推升到无力继续推高的水平，一段煎熬和犹豫之后（市场表现为筑顶），一批资金开始怀疑他们以前曾经坚信不移的的神话，陆续撤离市场，股价开始下跌，赔钱效应开始扩散，股价继续下跌。牛市结束。虽然，在牛市形成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但机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如此看来，判断一轮牛市是否到头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所有可以而且愿意进入市场的资金都已经进场。换句话说，是不是所有的"傻瓜"都已经作出了傻瓜的行动。如果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那么再美妙的牛市也走到了尽头。对这个简单的标准，朱焕良拿捏得相当好。

土头土脑的人之所以比有文化的人更加精明而不是更加聪明，原因无非有两条。其一，文化人更相信理念，而像朱一样的"农民"则更相信常识，更依赖常识。理念由于脱离事实经验，经常容易改变。所以那种坚持到底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是少之又少，虽然他们尤其让人感佩。反过来，"土八路"的常识感却非常牢固，这些常识不仅来自日常经验，而且往往是来自最切肤最重要的经验。朱焕良如果没有以前控盘但却被套牢的经验（朱曾经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 90％以上的流通盘，但最后还是要请求吕梁出主意帮助解套），这一次就不会溜得这么果断了。作为一个商人，朱讨厌风险，讨厌不确定的未来，现金和现在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没有今天的现金就可能什么都没有。没有这种出自常识的控制力，朱肯定会陷入与吕梁同样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吕梁却正好相反。吕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甚至是喜欢冒险，只有不确定的未来对他来说才是合意的。他虽然非常清楚他的前途是全或无的选择，但他宁愿这样。在这里，充满政治思维的吕梁与作为企业家的朱焕良，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明显不同。政治家要做大局，企业家要赚小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庄家都属于这类"政治家"，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老板也是这类"政治家"。这当然有些无奈，因为支配游戏规则和支配他们个人命运的往往都是政治家。所以，他们也只好变成政治家。但实际上，这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没有一个疯狂的时代精神，我们怎么可以想象一个疯狂的股市呢？一个脱离常识的股市，肯定是被一群脱离常识的人支配着。

导致朱焕良与吕梁在同一事件中采取不同行动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有不同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朱的钱是自己的，而吕玩的钱是别人的。所以吕敢赌，而朱不敢赌。在整个中科创业的故事中，吕梁更像是一个代理者，说穿了，吕梁更像是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更加准确地说，更像转型期中国权力资本一个典型的代理人。朱焕良不过是出资者之一，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资本的最大限度的增值，所以一旦看到继续增值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时，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撤出本来就不牢靠的合约。而吕梁的目的却大有不同，他必须拼命将"局"做大，作为代理人的利益才会更大。至于整个"局"是不是能盈利，并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这与所有国营企业所表现出的那种扩张冲动并无二致。不过，吕梁比一般的国营企业的老总恐怕有更大的难处。因为他的这个庄家帝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混合企业。有国有资金，有私有资金，有的想洗钱，有的想赚钱。步调一致只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一旦股票被控盘、被炒到高位，不同的利益就会立即显现出来。所以，要国有资金和私有资金同时并无限期地锁仓，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但这却是吕梁要做的。的确，这种风险只有处在代理人位置并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物才敢于挑战。吕梁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吕梁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恰当人选。

吕梁将很多人拉下了水，就是没有能拉朱焕良下水。朱焕良的目标很单纯，他只想赚钱。但吕梁以及吕梁后面还没有现身的另外一部分主力就不同了，既要自己的老鼠仓大赚特赚，又要让用以支持股价的国有资金保值增值，天下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吕梁肯定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在这样的悖论下，再好的故事也是讲不下去的。在所有的参与者中，只有吕梁自己会把这个故事当真，也不得不把这个故事当真。而在所有参与故事的资金中，也只有一批资金会坚持"锁仓"到最后，那就是实际上无人负责的国有资金。这倒不是因为智力问题，而是由于必须这样麻醉自己，也希望如此能麻醉别人。但看管自己资金的如朱焕良之类却绝对是清醒着的。

吕梁以及吕梁背后的人，与朱焕良实际上是两类人。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并讲同一个故事，则完全是出于某种制度的必然。

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的一个小章节，读完觉得很有意思。摘录于此。

2001 年 7 月，长达两年的牛市崩溃了。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作出准确预报的是朱焕良--那个炒康达尔（0048）而一战成名的大庄家。

虽然，自诩为战略家、文化人的吕梁看不起他的这位同伴，嘲笑他「到底是乡下人，只喜欢现金」。但就市场感觉而言，运筹帷幄的吕梁比起土头土脑的朱焕良，恐怕就要差好几个档次了。

正是朱这种身经百战而培养出的市场直觉告诉朱：牛市快完蛋了。用资金堆砌的牛市快完蛋了。于是，他选择了抛空，选择了将意义越来越含糊的筹码（股票）变成明白无误的现金。从投资的角度讲，朱完成了一次漂亮甚至是杰出的操作。整个过程系统、完整、无懈可击。而其杰出之处在于，在投资活动最关键的环节上，朱焕良克服了贪婪可能带来的致命误判，作出了理性的决定。

从现在可以读到的有关中科创业的故事中，战略家吕梁先生似乎还没有彻底服气。他依然认为，如果不是朱的背叛，不是朱在关键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看上去"很猥琐"的现金偏好，中科系的资金链条便仍然完美无缺，用他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所一手打造的"中科传奇"便能够得以续写，甚至更辉煌地续写。但 K 先生吕梁忽视了一个常识：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严重短缺，巨量资金脱媒的证券市场也不能例外。资金堆砌的牛市哪怕再牛，也有最终衰竭的一天。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吕却没有。不过，这也难怪。在整个中科系的宏大工程中，吕是战略家，而朱则是负责二级市场的操盘手。朱比吕更知道盘口的轻重。作为一个投机商人，朱并不是像吕梁后来所讲的那样，只"喜欢现金"，0048 在二级市场上最风光的时候，他曾经兴奋地对吕梁说，买盘太多了，压都压不住。在那个时候，朱是绝对不喜欢现金的，因为他知道筹码可以换来更多的现金。而后来朱之所以选择抛股票，则肯定是他已经发现：追涨盘越来越少，兑现的难度越来越大。继续持筹的风险已经远远大于未来的预期收益，天平开始明显摆向抛售一边。而此时此刻，我们的Ｋ先生却仍然痴迷于他"讲政治，做大势"的战略梦想，决裂与背叛当然不可避免。中科大厦的倾覆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新近发生的传奇故事中，我们容易发现，朱是一个头脑清醒、经济理性十足的企业家，而吕则是一个充满政治思维的战略家。在中国--一个刚刚脱胎于政治社会的转型国家中，像吕先生这样怀抱理想主义热情，用政治的思维去做经济的企业家为数不少，这是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形象。凭心而论，在我们这块文化土壤中，他们成功的概率很高。吕梁只不过是其中极少数不幸运者罢了。而吕先生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政治智慧用过了头，以至于在常识的阴沟里翻了船。

不管造就牛市的原因有多少种，其心理机制应该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大致如下：一批先知先觉的资金进入市场，赚了大钱，示范效应扩散，更多的资金开始进入市场，在推动股票价格上升的同时也赚了钱，直到所有可以而且愿意进入市场的资金都进入市场，将价格推升到无力继续推高的水平，一段煎熬和犹豫之后（市场表现为筑顶），一批资金开始怀疑他们以前曾经坚信不移的的神话，陆续撤离市场，股价开始下跌，赔钱效应开始扩散，股价继续下跌。牛市结束。虽然，在牛市形成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但机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如此看来，判断一轮牛市是否到头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所有可以而且愿意进入市场的资金都已经进场。换句话说，是不是所有的"傻瓜"都已经作出了傻瓜的行动。如果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那么再美妙的牛市也走到了尽头。对这个简单的标准，朱焕良拿捏得相当好。

土头土脑的人之所以比有文化的人更加精明而不是更加聪明，原因无非有两条。其一，文化人更相信理念，而像朱一样的"农民"则更相信常识，更依赖常识。理念由于脱离事实经验，经常容易改变。所以那种坚持到底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是少之又少，虽然他们尤其让人感佩。反过来，"土八路"的常识感却非常牢固，这些常识不仅来自日常经验，而且往往是来自最切肤最重要的经验。朱焕良如果没有以前控盘但却被套牢的经验（朱曾经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 90％以上的流通盘，但最后还是要请求吕梁出主意帮助解套），这一次就不会溜得这么果断了。作为一个商人，朱讨厌风险，讨厌不确定的未来，现金和现在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没有今天的现金就可能什么都没有。没有这种出自常识的控制力，朱肯定会陷入与吕梁同样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吕梁却正好相反。吕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甚至是喜欢冒险，只有不确定的未来对他来说才是合意的。他虽然非常清楚他的前途是全或无的选择，但他宁愿这样。在这里，充满政治思维的吕梁与作为企业家的朱焕良，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明显不同。政治家要做大局，企业家要赚小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庄家都属于这类"政治家"，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老板也是这类"政治家"。这当然有些无奈，因为支配游戏规则和支配他们个人命运的往往都是政治家。所以，他们也只好变成政治家。但实际上，这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没有一个疯狂的时代精神，我们怎么可以想象一个疯狂的股市呢？一个脱离常识的股市，肯定是被一群脱离常识的人支配着。

导致朱焕良与吕梁在同一事件中采取不同行动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有不同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朱的钱是自己的，而吕玩的钱是别人的。所以吕敢赌，而朱不敢赌。在整个中科创业的故事中，吕梁更像是一个代理者，说穿了，吕梁更像是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更加准确地说，更像转型期中国权力资本一个典型的代理人。朱焕良不过是出资者之一，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资本的最大限度的增值，所以一旦看到继续增值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时，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撤出本来就不牢靠的合约。而吕梁的目的却大有不同，他必须拼命将"局"做大，作为代理人的利益才会更大。至于整个"局"是不是能盈利，并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这与所有国营企业所表现出的那种扩张冲动并无二致。不过，吕梁比一般的国营企业的老总恐怕有更大的难处。因为他的这个庄家帝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混合企业。有国有资金，有私有资金，有的想洗钱，有的想赚钱。步调一致只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一旦股票被控盘、被炒到高位，不同的利益就会立即显现出来。所以，要国有资金和私有资金同时并无限期地锁仓，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但这却是吕梁要做的。的确，这种风险只有处在代理人位置并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物才敢于挑战。吕梁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吕梁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恰当人选。

吕梁将很多人拉下了水，就是没有能拉朱焕良下水。朱焕良的目标很单纯，他只想赚钱。但吕梁以及吕梁后面还没有现身的另外一部分主力就不同了，既要自己的老鼠仓大赚特赚，又要让用以支持股价的国有资金保值增值，天下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吕梁肯定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在这样的悖论下，再好的故事也是讲不下去的。在所有的参与者中，只有吕梁自己会把这个故事当真，也不得不把这个故事当真。而在所有参与故事的资金中，也只有一批资金会坚持"锁仓"到最后，那就是实际上无人负责的国有资金。这倒不是因为智力问题，而是由于必须这样麻醉自己，也希望如此能麻醉别人。但看管自己资金的如朱焕良之类却绝对是清醒着的。

吕梁以及吕梁背后的人，与朱焕良实际上是两类人。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并讲同一个故事，则完全是出于某种制度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