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了解到，不乏有人坚信外星人的预测，认为世界将因一场毁灭性的洪水走向覆灭。为此，他开始了一次实证研究，探索当知道预言必然无法实现之后，这些信众会作何反应。

费斯汀格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坚定不移的信众非但没有抛弃其毫无根据的预测，反而加倍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预测。这种怪象启发了费斯汀格，最终得出了我们现在所知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从本质上来说，认知失调理论指的是，当认知不一致导致心理困扰时，仅仅通过屏蔽那些造成认知冲突的因素，就有可能减少不舒服的感觉。要重拾内心的平静，一个有效（但是有害）的策略是，限制新信息的摄入，或摒弃和已有观念相冲突的想法。

如果某事物给我们带来困惑并且威胁到已有的世界观，我们通常会很抵触。因此，当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时，我们会视而不见，避免给自己带来困扰，反而选择能够减少焦虑且给自己带来一丝内心稳定的态度或信仰。

举个例子，我收治的心理问题病人中，有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遭到恋童癖者的迫害，因而出现严重复杂的心理创伤和分离性健忘症（dissociative amnesia）。该恋童癖者是某富饶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练和教育家。

在这位病人遭到迫害的数年后，FBI在一次诱捕行动中逮捕了这名恋童癖者。尽管证据确凿，舆论却偏向他这一边，称他品行优良，乐善好施，以此来证明他的清白。他收养的一名儿童也站出来指控他，但讽刺的是，即便如此，仍有人污蔑称，该儿童情绪状态不稳定，其证词不可信。

人们总是会回避令人烦恼的细节。比如在上述案例中，众人拒绝相信人性中的邪恶，这说明人性的自我能够让人无视铁证，过滤并重新叙述令人苦恼的信息，从而维持内心协调。

同样地，**在神职人员被指控性虐待以及天主教会试图掩盖罪行时，也会出现类似的辩护。**因此，通常情况下，相较于承认邪恶往往藏在美德之下，确保我们能相信一个公正、安全和可靠的世界更加重要。

当邪恶动摇了我们对世界秩序和结构的基本信任时，受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我们会否认邪恶的存在，并且虚构出一个能提供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的现实。

这种倾向被称为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解释了为什么受虐者会对施虐者产生情感联结，展现出奴性的顺从，并且回避现实，以应对心理崩塌的风险。这也表明了为什么自恋型虐待（译注：narcissistic abuse，施虐者往往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他们受应享权利和自卑感的结合驱动，将这种不足的感觉投射到受害者身上，对其进行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的受害者通常不被人相信。

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为自己找借口，而不是有意识地承认他人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邪恶动机。虽然自恋型虐待的受害者一开始可能会质疑自己是不是遭到了虐待，但随后又会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愿承认施暴者道德败坏。

毕竟，我们希望相信，双方有共同的道德责任，一起负责任地解决问题，尤其当对方是很重要的人时。

一般而言，自恋型虐待者会利用这种倾向，否认自身责任，并暗示这是受害者的想象，称这只是源于其在之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或仅仅是身体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更甚者，自恋型虐待还发展出五花八门的奇技淫巧，比如说煤气灯效应【译注：指对受害者施加情感虐待和操控，让受害者逐渐丧失自尊，产生自我怀疑，无法逃脱）、病理性说谎（译注：指病态地、不可抑制地说谎话）以及爱的轰炸（译注：猛烈的追求与付出，让目标深陷其中）。】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所谓“误解”带来的责任都将由受害者承担。**到了某个时机，施暴者会被“赋予力量”，通过赦免受害者无尽的过错来停止他们的痛苦。为了生存，受害者会继续无视艰难的事实，甚至为其正名。**通过反复的说教和思想控制，这种坚定的忠诚必定会维持下去。

总的来说，尽管确实受到了极其恶劣的对待，**但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受害者会在这种需求的促使下承担起不该承担的责任。**而相信所有人内心都有一盏明灯和道德罗盘，可以友好地解决问题，这种过分理想化的叙述会让受害者进一步成为被剥削和操纵的对象。他人不相信施虐者会故意施暴，这又进一步恶化这种扭曲的关系轨迹。

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了解到，不乏有人坚信外星人的预测，认为世界将因一场毁灭性的洪水走向覆灭。为此，他开始了一次实证研究，探索当知道预言必然无法实现之后，这些信众会作何反应。

费斯汀格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坚定不移的信众非但没有抛弃其毫无根据的预测，反而加倍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预测。这种怪象启发了费斯汀格，最终得出了我们现在所知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从本质上来说，认知失调理论指的是，当认知不一致导致心理困扰时，仅仅通过屏蔽那些造成认知冲突的因素，就有可能减少不舒服的感觉。要重拾内心的平静，一个有效（但是有害）的策略是，限制新信息的摄入，或摒弃和已有观念相冲突的想法。

如果某事物给我们带来困惑并且威胁到已有的世界观，我们通常会很抵触。因此，当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时，我们会视而不见，避免给自己带来困扰，反而选择能够减少焦虑且给自己带来一丝内心稳定的态度或信仰。

举个例子，我收治的心理问题病人中，有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遭到恋童癖者的迫害，因而出现严重复杂的心理创伤和分离性健忘症（dissociative amnesia）。该恋童癖者是某富饶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练和教育家。

在这位病人遭到迫害的数年后，FBI在一次诱捕行动中逮捕了这名恋童癖者。尽管证据确凿，舆论却偏向他这一边，称他品行优良，乐善好施，以此来证明他的清白。他收养的一名儿童也站出来指控他，但讽刺的是，即便如此，仍有人污蔑称，该儿童情绪状态不稳定，其证词不可信。

人们总是会回避令人烦恼的细节。比如在上述案例中，众人拒绝相信人性中的邪恶，这说明人性的自我能够让人无视铁证，过滤并重新叙述令人苦恼的信息，从而维持内心协调。

同样地，**在神职人员被指控性虐待以及天主教会试图掩盖罪行时，也会出现类似的辩护。**因此，通常情况下，相较于承认邪恶往往藏在美德之下，确保我们能相信一个公正、安全和可靠的世界更加重要。

当邪恶动摇了我们对世界秩序和结构的基本信任时，受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我们会否认邪恶的存在，并且虚构出一个能提供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的现实。

这种倾向被称为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解释了为什么受虐者会对施虐者产生情感联结，展现出奴性的顺从，并且回避现实，以应对心理崩塌的风险。这也表明了为什么自恋型虐待（译注：narcissistic abuse，施虐者往往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他们受应享权利和自卑感的结合驱动，将这种不足的感觉投射到受害者身上，对其进行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的受害者通常不被人相信。

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为自己找借口，而不是有意识地承认他人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邪恶动机。虽然自恋型虐待的受害者一开始可能会质疑自己是不是遭到了虐待，但随后又会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愿承认施暴者道德败坏。

毕竟，我们希望相信，双方有共同的道德责任，一起负责任地解决问题，尤其当对方是很重要的人时。

一般而言，自恋型虐待者会利用这种倾向，否认自身责任，并暗示这是受害者的想象，称这只是源于其在之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或仅仅是身体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更甚者，自恋型虐待还发展出五花八门的奇技淫巧，比如说煤气灯效应【译注：指对受害者施加情感虐待和操控，让受害者逐渐丧失自尊，产生自我怀疑，无法逃脱）、病理性说谎（译注：指病态地、不可抑制地说谎话）以及爱的轰炸（译注：猛烈的追求与付出，让目标深陷其中）。】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所谓“误解”带来的责任都将由受害者承担。**到了某个时机，施暴者会被“赋予力量”，通过赦免受害者无尽的过错来停止他们的痛苦。为了生存，受害者会继续无视艰难的事实，甚至为其正名。**通过反复的说教和思想控制，这种坚定的忠诚必定会维持下去。

总的来说，尽管确实受到了极其恶劣的对待，**但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受害者会在这种需求的促使下承担起不该承担的责任。**而相信所有人内心都有一盏明灯和道德罗盘，可以友好地解决问题，这种过分理想化的叙述会让受害者进一步成为被剥削和操纵的对象。他人不相信施虐者会故意施暴，这又进一步恶化这种扭曲的关系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