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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跳
编辑 & 排版丨Soleil
在以太坊社区中，Public Goods（公共物品）与 Commons（共有地）是一对亲密又让人迷惑的词语，有时它们又被区分开。跳在对以太坊的历史进行探索之后，对此提出了问题并尝试打开对话，以便我们更好了解要一起去哪儿，又该如何行动。
这篇文章起源于我参与写作《Web3 公共物品报告》，于第一期“生肉学校（RAW School）”里酝酿和完成。近期发到 LXDAO 论坛上，收到了良多反馈，谢谢整个过程中大家的帮助。——跳
我想先引用 Michel Bauwens 的一条推文[1]：
我一直对以太坊和区块链社区使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一词感到困惑。它们显然不是来自公共部门的物品，在我看来，它们实际上是“共有地（Commons）”。有人知道为什么选择这个术语吗？
在评论中，Bauwens 进一步阐释了他对物品的三个分类：
由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
国家和类似国家的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
由在地社区集体管理的“共有地”
从 Bauwens 的框架出发，我们可以问的问题是：以太坊由大众自发形成的社区所创建和维护，它显然是“共有地”，而以太坊实际上也没有提供国家通常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教育、医疗、国防等等）。为什么人们选择使用“公共物品”这个术语，而不是“共有地/共有地物品（Commons/Common goods）”？
在这条推文下，以太坊中一些有名的“公共物品”倡导者进行了评论，但好像没有出现合适的答案。
Kevin Owocki 的评论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角度出发去判断公共物品：
我认为，对于任何使用以太坊的人来说，网络安全 + 客户端开发团队软件输出等都是公共产品，例如，它们以非竞争/非排他的方式使网络的所有用户/读者受益[2]。
可是，对于那些网速受限甚至无法连接网络的人群呢？“所有用户/读者”指的是那些能够自由接触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并且钱包里有以太币（至少目前而言）。如果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连续光谱，那么到什么程度某个物品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物品呢？
Trenton Van Epps 同意 Bauwens 对于公共物品和共有地的区分，并认为以太坊协议层是社区自我管理的共有地。但他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的广泛使用：
我同意！与外部参与者提供的公共物品相比，底层软件更接近于自我组织的共有地，参见 @ProtocolGuild 中的一些工作[3]。
当时我也刚刚参与了一项以“公共物品”为主题的写作《Web3 公共物品生态研究报告》[4]，“什么是公共物品”是我们在开始写作时就在思考的问题，后面写作过程发生的争吵中，总是绕不开这个问题。
此外，在以太坊社区建设”公共物品” LXDAO 论坛中也不时会看到这个问题[5]。
在社交媒体上，我也会不时看到一些与“公共物品”有关的担忧，如 Martin Köppelmann 的评论。
这种模式在加密货币中屡见不鲜——在“公益”/“非营利”的标签下获得大量善意和动力，但在成功后却将其转变为常规的营利项目。但更微妙的是——我们甚至不清楚公共物品有多可取。例如，如果 Uniswap 仍然是一个由以太坊基金会资助的公共物品项目，那么 Univ3 是否会出现就不得而知了。或者另一个例子：尽管我很喜欢维基百科，但我认为它在过去 10 年中几乎没有进步。如果它有某种商业模式，也许今天会好得多[6]。
依据眼见的零散表达和个人感觉，我以为以太坊社区中对“公共物品”概念的常见困惑可以分为两类，如果你也有些共鸣，那就太好了：
对“公共物品”的一般性理解太过宽泛，以至于”公共物品“一词所传达的意义相当模糊，或者说分辨率很低，我们很难去分别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
当前许多所谓的“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并没有什么正统性。
第一个困惑与定义有关：在以太坊社区中，“公共物品”这个概念自相矛盾——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但也没有这样的物品。以典型的公共物品——国防——为例：某个国家的国防对于自己的国民来说是公共物品，但对其它国家也许是公共恶品。
理解这个矛盾的一个视角是，在这个概念诞生的 1950 年代，物品通常不会超越国族的边界，我们今天所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在学术界（这个术语通常可以追溯到 1954 年塞缪尔森的文章），这个定义从一开始就有争议。Michael Pickhardt 追溯过从萨缪尔森开始的“公共物品”概念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1955），在其它学者的回应下塞缪尔森修改了原始框架，承认许多政府活动旨在提供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物品（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建模距离现实太过遥远！）[7]。
在 Michael Pickhardt 的叙述中，对于“公共物品”的定义，经济学家基本上走了两条路：一条是从制度角度看待公共物品，认为公共物品本身并没有某种本质性的特征，而是由制度所建构的。在这里我把制度理解为集体选择的过程和结构。简单来说，人们一起决定了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例如医疗、教育在某些制度下应当被全部免费提供，在一些制度环境中被看作是可被私有化的服务。
另一条则沿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框架，但将公共物品放在一个从纯粹私人物品到纯粹公共物品（它们承认了这两种物品基本上都不存在）的渐变光谱上。
在以太坊中，这种模糊性也有影响。模糊的定义与经济激励（以太坊生态的大量资助项目）结合后，“公共物品”成了一个模因：它太宽泛了，因而允许具有不同动机的组织和个人将其作为“叙事”，参与各个资助的竞争或吸引投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些项目可能声称自己是“公共物品”，但只是为了积累个人资本或小群体的利益，这导致了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正统性。如 Trenton Van Epps 所说：
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术语可以指代对一群非常狭窄的“公众”有益的物品，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寻求利润的产品，或者是一个骗局[8]。
按照 Vitalik Buterin 的说法，正统性（Legitimacy）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接纳”[9]。更高层次意味着这是集体的，不是某个个人的接受，而是一种社会规范。我能理解一些 Buidler 的不适——“不纯粹的公共物品”这个类别太宽泛，他们也真的不想将自己在做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公共物品”项目放在同一类别中。
但我们对公共物品有一种集体性的期待，对吗？在以太坊社区中它也许不像“去中心化”那样明确，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达成某种最广泛的共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些人（也许包括你）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感到不适，而我们需要在社区中进行公开的、彼此尊重的对话，以建立这种共识。
这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试图为那些对这个术语以及它所指代的对象感到困惑的人进行些一些澄清，提出一些问题，并希望能够开启一场对话。如果我们对“公共物品”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共识，我们也会更了解要一起去向哪里，思考要一起如何行动。
下面我想进一步阐述以太坊社区为何选择使用“公共物品”这个术语，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对这个术语感到困惑。
起初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寻找是谁（在以太坊社区或 Web3 领域）首先提出这个概念，以及对这个概念的采用是如何发展的。
Vitalik 在 2014 年初的一篇文章——《市场、制度与货币：社会性激励的新方法》[10]——是我能找到的最早与“公共物品”相关的论述（Paul Dylan-Ennis、Donncha Kavanagh 和 Luis Araujo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同样追溯到这篇文章）[11]。在文章里 Vitalik 识别了三种社会性激励的方式——市场、机构和货币。在他的概念中，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可以被用来创造性地提供公共物品，但并不带有权力集中的缺陷（它们是政治去中心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种货币，其铸币税直接用于资助公共产品，也就是比特币网络自身的安全。这一点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此处有一个激励过程，它既去中心化，不需要权威或控制，也生产公共物品，而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人们在使用比特币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时以某种方式产生的、以太般的（Ethereal）“虚幻价值”。
这篇文章并没有说什么是公共物品。在 2018 年发布的《为公共物品融资的灵活设计》一文中[12]，我看到了以太坊社区中对“公共物品”最早的正式描述。这同时也许是以太坊中关于公共物品资助最重要的文献——它发明了二次方资助机制，这是 Gitcoin Grants 的理论基础，自 2019 年以来，Gitcoin Grants 是公共物品资助领域的明星，帮助“公共物品”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篇文章中，Vitalik Buterin、Glen Weyl 和 Zoe Hitzig 这样定义公共物品：
政治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被称为‘搭便车’、‘集体行动’或‘公共物品’问题；我们将使用‘公共物品’一词。这些术语都指的是个人可以或确实从共享资源和共享投资中获得益处，而这些益处可能比他们对这些资源作出的个人贡献更有价值。由于排除他人访问的成本或者因此带来的效率低下，这类物品无法被有效定价。我们所说的‘公共物品’是指任何收益递增的活动，即为该活动收取的社会效率价格（边际成本）显著低于创造该物品的平均成本。
这里，公共物品被非常技术性和形式化的经济学语言定义，然后作者们赋予了公共物品一个重要角色：它是人类文明的核心。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公共物品是人类繁荣的核心。正是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公民社会才得以维持。现代经济思想越来越强调收益递增的中心地位，特别是通过对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来促进发展，这始于 Romer（1986 年）的工作。正如关于集聚和空间经济学的爆炸性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收益递增，创造了中产阶级（即布尔乔亚）和公民概念的城市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尽管如此重要，经典的资本主义对这些活动的处置却差强人意。因为如果每个个体都自私行事，那么他就只会考虑自己获得的利益，而不会考虑所有其他个体获得的利益，因此与理想的情况不同，融资水平不会随着受益个体的增加而增加。
对于 Glen Weyl 来说，“公共物品”实际上是收益递增问题，这既是人类繁荣的核心，也是当前的机构们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收益递增的概念在这里很宽泛，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对收益递增的表述近似于大白话——“即在某些情况下，许多人或生产单位集体所能实现的成果，远超他们单独行动所能达到的总和。通俗地说，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任何情况[13]。”这也是 Radicalxchange 运动想要改变的[14]，以及他为何不是资本主义者[15]。
对于 Vitalik，公共物品的重要性也远远超出了以太坊本身，尽管它对于以太坊确实非常重要。在发布二次方融资论文之前，他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与公共物品机制设计相关的内容[16]，并已经表明自己并非一个无条件支持自由市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然而，市场是由社会建构的，因为市场依赖于由社会建构的产权，而市场和产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建构方式，其中有些方式尚未被探索，但有可能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要好得多。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反，自由是一个高维的设计空间。
……我也有更广泛的兴趣，其中一个主要兴趣就是利用经济学和机制设计来建立更加开放、自由、平等和高效的人类合作体系，包括改进或取代当今的企业和政府。
但我没有发现他在其他地方用“收益递增”去定义公共物品。在 2022 年的另一篇文章中[17]，Vitalik 这样描述“公共物品”：
在任何大规模生态系统中，公共物品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它往往出人意料地难以定义。有经济学定义下的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技术性术语意味着通过私人财产和基于市场的手段很难提供这些物品。有一个由普通人定义的公共物品：‘对公众有益的任何事物’。还有一个民主爱好者的定义：其中包含决策的公众参与。但更重要的是，几乎在任何具体的情况下，当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抽象公共物品与现实世界互动时，会有各种需要被区别对待的、微妙的边缘情况。公园是公共物品。但如果你收取 5 美元的入场费呢？如果你通过拍卖在公园中央广场树立获胜者雕像的权利来为其提供资金呢？如果它由一个有着部分利他动机的亿万富翁维护，这个亿万富翁享受着对公园的私人使用，并围绕其私人使用去设计公园，但仍然开放给任何人参观呢？
同样非常宽泛。这篇文章似乎在处理这个问题：对于以太坊来说，什么是公共物品（答案是，基本上没有纯粹的公共物品）。在文章中，Vitalik 采用了一种名为收入-邪恶曲线的思维模型来决定“混合公共物品”的资助优先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这个模型中被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他很明显将其放在一个渐进的光谱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去判断资助什么物品的思维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如果公共物品是在一个渐变的光谱上，那么什么样的物品算是公共物品”这个问题，但可惜这个框架并没那么常被提及。
在其他时候，我也经常看到以太坊社区中或多或少地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去解释公共物品。总的来说，我认为“公共物品网络（Public Goods Network）”网站上的描述可能表达了社区中的某种共识[18]：
根据定义，公共物品是指本质上不可排他且非竞争性的商品或服务。想想社区里的公园、我们呼吸的空气、开源软件等。我们现在正处于各个具体的社区去决定什么构成了公共物品的阶段，各种定义正不断涌现。
在上述与公共物品有关的表述中，只有二次方资助的原论文清晰地界定了什么是公共物品。但这是一个非常形式化的界定，作者也没有给予进一步的细节，最终这个定义在以太坊社区中基本无人提及。
也许这种定义上的模糊，导致在以太坊社区中谈论公共物品时，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是最常被使用的框架。对于它，有时人们感到困惑，其他时候我们会去调整一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是两个完全对立或者极化的描述，而是一个光谱，而我们所说的大多数“公共物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些是混合的、不纯粹的公共物品，但仍然是公共物品。为什么是呢？通常语焉不详（或者说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我们好像也接受了这种模糊性。
[1] Michel Bauwens.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mbauwens/status/1714532423869051198.
[2] Kevin Owocki.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owocki/status/1714637475921133580.
[3] Trenton Van Epps.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trent_vanepps/status/1714646470488379417.
[4] Trenton Van Epps.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trent_vanepps/status/1716450767102509442.
[5] Ray, Twone, Tiào. 2023. Web3 公共物品生态研究报告.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www.gccofficial.org/resource/Web3%E5%85%AC%E5%85%B1%E7%89%A9%E5%93%81%E7%94%9F%E6%80%81%E7%A0%94%E7%A9%B6%E6%8A%A5%E5%91%8A.pdf.
[6] LXDAO. 2023. What is Public Good to You?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forum.lxdao.io/t/what-is-public-good-to-you/876.
[7] Michael Pickhardt. 2006. Fifty Years after Samuelson's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What Are We Left With?. J. Hist. Econ. Thought 28, 4 (2006), 439-460. DOI: https://doi.org/10.1080/10427710601013939.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sci-hub.se/10.1080/10427710601013939.
[8] Martin Köppelmann.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koeppelmann/status/1636119822894350337.
[9] Vitalik Buterin. 2021. The Most Important Scarce Resource is Legitimacy. (Mar. 2021).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21/03/23/legitimacy.html.
[10] Buterin, V. 2014. 市场、制度与货币：社会性激励的新方法. Available at: https://mp.weixin.qq.com/s/5j6m6fCOOXj7YdttScjWtQ.
[11] Dylan-Ennis, P., Kavanagh, D., and Araujo, L. 2022. Bitcoin and the legitimacy of distributed consensus: How epistemic practices enable bitcoin's coordin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Available at: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85147.2022.2131280.
[12] Buterin, V., Weyl, G., and Hitzig, Z. 2018. Liberal Radicalism: Formal Rules for a Society Neutral among Communities. Available at: https://arxiv.org/abs/1809.06421.
[13] Weyl, G. 2019. Why I Am Not a Market Radical. Available at: https://www.radicalxchange.org/media/blog/why-i-am-not-a-market-radical/.
[14] Weyl, G. 2019.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adicalxChange. Available at: https://www.radicalxchange.org/media/blog/2019-12-30-gqx4th/.
[15] Weyl, G. 2019. Why I am Not a Capitalist. Available at: https://www.radicalxchange.org/media/blog/2019-01-14-j73qnz/.
[16] Buterin, V. 2017. A Note On Charity Through Marginal Price Discrimination. Available at: 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17/03/11/a_note_on_charity.html.
[17] Buterin, V. 2022. The Revenue-Evil Curve: a different way to think about prioritizing public goods funding. Available at: 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22/10/28/revenue_evil_zhCN.html.
[18] Public Goods Network. 2023. Public Goods Network.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goods.network/.
撰文丨跳
编辑 & 排版丨Soleil
在以太坊社区中，Public Goods（公共物品）与 Commons（共有地）是一对亲密又让人迷惑的词语，有时它们又被区分开。跳在对以太坊的历史进行探索之后，对此提出了问题并尝试打开对话，以便我们更好了解要一起去哪儿，又该如何行动。
这篇文章起源于我参与写作《Web3 公共物品报告》，于第一期“生肉学校（RAW School）”里酝酿和完成。近期发到 LXDAO 论坛上，收到了良多反馈，谢谢整个过程中大家的帮助。——跳
我想先引用 Michel Bauwens 的一条推文[1]：
我一直对以太坊和区块链社区使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一词感到困惑。它们显然不是来自公共部门的物品，在我看来，它们实际上是“共有地（Commons）”。有人知道为什么选择这个术语吗？
在评论中，Bauwens 进一步阐释了他对物品的三个分类：
由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
国家和类似国家的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
由在地社区集体管理的“共有地”
从 Bauwens 的框架出发，我们可以问的问题是：以太坊由大众自发形成的社区所创建和维护，它显然是“共有地”，而以太坊实际上也没有提供国家通常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教育、医疗、国防等等）。为什么人们选择使用“公共物品”这个术语，而不是“共有地/共有地物品（Commons/Common goods）”？
在这条推文下，以太坊中一些有名的“公共物品”倡导者进行了评论，但好像没有出现合适的答案。
Kevin Owocki 的评论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角度出发去判断公共物品：
我认为，对于任何使用以太坊的人来说，网络安全 + 客户端开发团队软件输出等都是公共产品，例如，它们以非竞争/非排他的方式使网络的所有用户/读者受益[2]。
可是，对于那些网速受限甚至无法连接网络的人群呢？“所有用户/读者”指的是那些能够自由接触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并且钱包里有以太币（至少目前而言）。如果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连续光谱，那么到什么程度某个物品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物品呢？
Trenton Van Epps 同意 Bauwens 对于公共物品和共有地的区分，并认为以太坊协议层是社区自我管理的共有地。但他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的广泛使用：
我同意！与外部参与者提供的公共物品相比，底层软件更接近于自我组织的共有地，参见 @ProtocolGuild 中的一些工作[3]。
当时我也刚刚参与了一项以“公共物品”为主题的写作《Web3 公共物品生态研究报告》[4]，“什么是公共物品”是我们在开始写作时就在思考的问题，后面写作过程发生的争吵中，总是绕不开这个问题。
此外，在以太坊社区建设”公共物品” LXDAO 论坛中也不时会看到这个问题[5]。
在社交媒体上，我也会不时看到一些与“公共物品”有关的担忧，如 Martin Köppelmann 的评论。
这种模式在加密货币中屡见不鲜——在“公益”/“非营利”的标签下获得大量善意和动力，但在成功后却将其转变为常规的营利项目。但更微妙的是——我们甚至不清楚公共物品有多可取。例如，如果 Uniswap 仍然是一个由以太坊基金会资助的公共物品项目，那么 Univ3 是否会出现就不得而知了。或者另一个例子：尽管我很喜欢维基百科，但我认为它在过去 10 年中几乎没有进步。如果它有某种商业模式，也许今天会好得多[6]。
依据眼见的零散表达和个人感觉，我以为以太坊社区中对“公共物品”概念的常见困惑可以分为两类，如果你也有些共鸣，那就太好了：
对“公共物品”的一般性理解太过宽泛，以至于”公共物品“一词所传达的意义相当模糊，或者说分辨率很低，我们很难去分别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
当前许多所谓的“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区中并没有什么正统性。
第一个困惑与定义有关：在以太坊社区中，“公共物品”这个概念自相矛盾——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但也没有这样的物品。以典型的公共物品——国防——为例：某个国家的国防对于自己的国民来说是公共物品，但对其它国家也许是公共恶品。
理解这个矛盾的一个视角是，在这个概念诞生的 1950 年代，物品通常不会超越国族的边界，我们今天所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在学术界（这个术语通常可以追溯到 1954 年塞缪尔森的文章），这个定义从一开始就有争议。Michael Pickhardt 追溯过从萨缪尔森开始的“公共物品”概念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1955），在其它学者的回应下塞缪尔森修改了原始框架，承认许多政府活动旨在提供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物品（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建模距离现实太过遥远！）[7]。
在 Michael Pickhardt 的叙述中，对于“公共物品”的定义，经济学家基本上走了两条路：一条是从制度角度看待公共物品，认为公共物品本身并没有某种本质性的特征，而是由制度所建构的。在这里我把制度理解为集体选择的过程和结构。简单来说，人们一起决定了什么是公共物品，什么不是，例如医疗、教育在某些制度下应当被全部免费提供，在一些制度环境中被看作是可被私有化的服务。
另一条则沿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框架，但将公共物品放在一个从纯粹私人物品到纯粹公共物品（它们承认了这两种物品基本上都不存在）的渐变光谱上。
在以太坊中，这种模糊性也有影响。模糊的定义与经济激励（以太坊生态的大量资助项目）结合后，“公共物品”成了一个模因：它太宽泛了，因而允许具有不同动机的组织和个人将其作为“叙事”，参与各个资助的竞争或吸引投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些项目可能声称自己是“公共物品”，但只是为了积累个人资本或小群体的利益，这导致了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正统性。如 Trenton Van Epps 所说：
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术语可以指代对一群非常狭窄的“公众”有益的物品，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寻求利润的产品，或者是一个骗局[8]。
按照 Vitalik Buterin 的说法，正统性（Legitimacy）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接纳”[9]。更高层次意味着这是集体的，不是某个个人的接受，而是一种社会规范。我能理解一些 Buidler 的不适——“不纯粹的公共物品”这个类别太宽泛，他们也真的不想将自己在做的事情与其他一些“公共物品”项目放在同一类别中。
但我们对公共物品有一种集体性的期待，对吗？在以太坊社区中它也许不像“去中心化”那样明确，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达成某种最广泛的共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些人（也许包括你）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感到不适，而我们需要在社区中进行公开的、彼此尊重的对话，以建立这种共识。
这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试图为那些对这个术语以及它所指代的对象感到困惑的人进行些一些澄清，提出一些问题，并希望能够开启一场对话。如果我们对“公共物品”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共识，我们也会更了解要一起去向哪里，思考要一起如何行动。
下面我想进一步阐述以太坊社区为何选择使用“公共物品”这个术语，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对这个术语感到困惑。
起初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寻找是谁（在以太坊社区或 Web3 领域）首先提出这个概念，以及对这个概念的采用是如何发展的。
Vitalik 在 2014 年初的一篇文章——《市场、制度与货币：社会性激励的新方法》[10]——是我能找到的最早与“公共物品”相关的论述（Paul Dylan-Ennis、Donncha Kavanagh 和 Luis Araujo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同样追溯到这篇文章）[11]。在文章里 Vitalik 识别了三种社会性激励的方式——市场、机构和货币。在他的概念中，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可以被用来创造性地提供公共物品，但并不带有权力集中的缺陷（它们是政治去中心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种货币，其铸币税直接用于资助公共产品，也就是比特币网络自身的安全。这一点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此处有一个激励过程，它既去中心化，不需要权威或控制，也生产公共物品，而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人们在使用比特币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时以某种方式产生的、以太般的（Ethereal）“虚幻价值”。
这篇文章并没有说什么是公共物品。在 2018 年发布的《为公共物品融资的灵活设计》一文中[12]，我看到了以太坊社区中对“公共物品”最早的正式描述。这同时也许是以太坊中关于公共物品资助最重要的文献——它发明了二次方资助机制，这是 Gitcoin Grants 的理论基础，自 2019 年以来，Gitcoin Grants 是公共物品资助领域的明星，帮助“公共物品”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篇文章中，Vitalik Buterin、Glen Weyl 和 Zoe Hitzig 这样定义公共物品：
政治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被称为‘搭便车’、‘集体行动’或‘公共物品’问题；我们将使用‘公共物品’一词。这些术语都指的是个人可以或确实从共享资源和共享投资中获得益处，而这些益处可能比他们对这些资源作出的个人贡献更有价值。由于排除他人访问的成本或者因此带来的效率低下，这类物品无法被有效定价。我们所说的‘公共物品’是指任何收益递增的活动，即为该活动收取的社会效率价格（边际成本）显著低于创造该物品的平均成本。
这里，公共物品被非常技术性和形式化的经济学语言定义，然后作者们赋予了公共物品一个重要角色：它是人类文明的核心。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公共物品是人类繁荣的核心。正是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公民社会才得以维持。现代经济思想越来越强调收益递增的中心地位，特别是通过对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来促进发展，这始于 Romer（1986 年）的工作。正如关于集聚和空间经济学的爆炸性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收益递增，创造了中产阶级（即布尔乔亚）和公民概念的城市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尽管如此重要，经典的资本主义对这些活动的处置却差强人意。因为如果每个个体都自私行事，那么他就只会考虑自己获得的利益，而不会考虑所有其他个体获得的利益，因此与理想的情况不同，融资水平不会随着受益个体的增加而增加。
对于 Glen Weyl 来说，“公共物品”实际上是收益递增问题，这既是人类繁荣的核心，也是当前的机构们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收益递增的概念在这里很宽泛，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对收益递增的表述近似于大白话——“即在某些情况下，许多人或生产单位集体所能实现的成果，远超他们单独行动所能达到的总和。通俗地说，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任何情况[13]。”这也是 Radicalxchange 运动想要改变的[14]，以及他为何不是资本主义者[15]。
对于 Vitalik，公共物品的重要性也远远超出了以太坊本身，尽管它对于以太坊确实非常重要。在发布二次方融资论文之前，他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与公共物品机制设计相关的内容[16]，并已经表明自己并非一个无条件支持自由市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然而，市场是由社会建构的，因为市场依赖于由社会建构的产权，而市场和产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建构方式，其中有些方式尚未被探索，但有可能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要好得多。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反，自由是一个高维的设计空间。
……我也有更广泛的兴趣，其中一个主要兴趣就是利用经济学和机制设计来建立更加开放、自由、平等和高效的人类合作体系，包括改进或取代当今的企业和政府。
但我没有发现他在其他地方用“收益递增”去定义公共物品。在 2022 年的另一篇文章中[17]，Vitalik 这样描述“公共物品”：
在任何大规模生态系统中，公共物品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它往往出人意料地难以定义。有经济学定义下的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技术性术语意味着通过私人财产和基于市场的手段很难提供这些物品。有一个由普通人定义的公共物品：‘对公众有益的任何事物’。还有一个民主爱好者的定义：其中包含决策的公众参与。但更重要的是，几乎在任何具体的情况下，当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抽象公共物品与现实世界互动时，会有各种需要被区别对待的、微妙的边缘情况。公园是公共物品。但如果你收取 5 美元的入场费呢？如果你通过拍卖在公园中央广场树立获胜者雕像的权利来为其提供资金呢？如果它由一个有着部分利他动机的亿万富翁维护，这个亿万富翁享受着对公园的私人使用，并围绕其私人使用去设计公园，但仍然开放给任何人参观呢？
同样非常宽泛。这篇文章似乎在处理这个问题：对于以太坊来说，什么是公共物品（答案是，基本上没有纯粹的公共物品）。在文章中，Vitalik 采用了一种名为收入-邪恶曲线的思维模型来决定“混合公共物品”的资助优先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这个模型中被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他很明显将其放在一个渐进的光谱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去判断资助什么物品的思维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如果公共物品是在一个渐变的光谱上，那么什么样的物品算是公共物品”这个问题，但可惜这个框架并没那么常被提及。
在其他时候，我也经常看到以太坊社区中或多或少地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去解释公共物品。总的来说，我认为“公共物品网络（Public Goods Network）”网站上的描述可能表达了社区中的某种共识[18]：
根据定义，公共物品是指本质上不可排他且非竞争性的商品或服务。想想社区里的公园、我们呼吸的空气、开源软件等。我们现在正处于各个具体的社区去决定什么构成了公共物品的阶段，各种定义正不断涌现。
在上述与公共物品有关的表述中，只有二次方资助的原论文清晰地界定了什么是公共物品。但这是一个非常形式化的界定，作者也没有给予进一步的细节，最终这个定义在以太坊社区中基本无人提及。
也许这种定义上的模糊，导致在以太坊社区中谈论公共物品时，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是最常被使用的框架。对于它，有时人们感到困惑，其他时候我们会去调整一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是两个完全对立或者极化的描述，而是一个光谱，而我们所说的大多数“公共物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些是混合的、不纯粹的公共物品，但仍然是公共物品。为什么是呢？通常语焉不详（或者说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我们好像也接受了这种模糊性。
[1] Michel Bauwens.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mbauwens/status/1714532423869051198.
[2] Kevin Owocki.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owocki/status/1714637475921133580.
[3] Trenton Van Epps.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trent_vanepps/status/1714646470488379417.
[4] Trenton Van Epps.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trent_vanepps/status/1716450767102509442.
[5] Ray, Twone, Tiào. 2023. Web3 公共物品生态研究报告.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www.gccofficial.org/resource/Web3%E5%85%AC%E5%85%B1%E7%89%A9%E5%93%81%E7%94%9F%E6%80%81%E7%A0%94%E7%A9%B6%E6%8A%A5%E5%91%8A.pdf.
[6] LXDAO. 2023. What is Public Good to You?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forum.lxdao.io/t/what-is-public-good-to-you/876.
[7] Michael Pickhardt. 2006. Fifty Years after Samuelson's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What Are We Left With?. J. Hist. Econ. Thought 28, 4 (2006), 439-460. DOI: https://doi.org/10.1080/10427710601013939.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sci-hub.se/10.1080/10427710601013939.
[8] Martin Köppelmann. 2023.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x.com/koeppelmann/status/1636119822894350337.
[9] Vitalik Buterin. 2021. The Most Important Scarce Resource is Legitimacy. (Mar. 2021). Retrieved Aug. 14, 2024, from 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21/03/23/legitimacy.html.
[10] Buterin, V. 2014. 市场、制度与货币：社会性激励的新方法. Available at: https://mp.weixin.qq.com/s/5j6m6fCOOXj7YdttScjWtQ.
[11] Dylan-Ennis, P., Kavanagh, D., and Araujo, L. 2022. Bitcoin and the legitimacy of distributed consensus: How epistemic practices enable bitcoin's coordin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Available at: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85147.2022.2131280.
[12] Buterin, V., Weyl, G., and Hitzig, Z. 2018. Liberal Radicalism: Formal Rules for a Society Neutral among Communities. Available at: https://arxiv.org/abs/1809.06421.
[13] Weyl, G. 2019. Why I Am Not a Market Radical. Available at: https://www.radicalxchange.org/media/blog/why-i-am-not-a-market-radical/.
[14] Weyl, G. 2019.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adicalxChange. Available at: https://www.radicalxchange.org/media/blog/2019-12-30-gqx4th/.
[15] Weyl, G. 2019. Why I am Not a Capitalist. Available at: https://www.radicalxchange.org/media/blog/2019-01-14-j73qnz/.
[16] Buterin, V. 2017. A Note On Charity Through Marginal Price Discrimination. Available at: 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17/03/11/a_note_on_charity.html.
[17] Buterin, V. 2022. The Revenue-Evil Curve: a different way to think about prioritizing public goods funding. Available at: 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22/10/28/revenue_evil_zhCN.html.
[18] Public Goods Network. 2023. Public Goods Network.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goods.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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