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宇航发布在法律政策

• 名称：刘某某诉盛某某合同纠纷案

• 案号：（2021）京03民终14106号

•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上诉人（原告）：刘某某

• 被上诉人（被告）：盛某某

• 裁判时间：2021年11月15日

近期，《人民法院报》报道了“北京首例比特币挖矿无效案”，争议双方因比特币“挖矿”迟迟未见收益而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2021年12月15日，法院判决相关服务合同无效，并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送司法建议，反馈案件中涉及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线索，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清理整治。

无独有偶，北京三中院在今年11月也判决了一件数字货币合同无效案。

2018年10月，刘某某（甲方）与盛某某（乙方）签订《资产管理顾问协议》，甲方出于数字货币增值管理等需要，委托乙方担任其资产管理顾问，负责甲方数字货币量化交易的操作与服务。

盛某某主张其在2018年11月15日比特币亏损时发出了止损指令，但因BitMEX网站发生“宕机”，无法下单卖出，造成刘某某比特币的损失，故诉至法院。

在庭审过程中，法院将涉案《资产管理顾问协议》的效力问题列为争议焦点。法院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上述规章从维护金融稳定，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打击赌博、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角度出发，明确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非法定货币性质，禁止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从事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上述规章内容涉及金融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上述规章的行为应依法确认为无效。

本案中，刘某某出于数字货币增值管理等需要，与盛某某签订《资产管理顾问协议》，委托盛某某利用海外服务器为其提供数字货币量化交易服务，实质上是为了规避国内的金融监管而进行比特币的交易、流通和炒作。该行为违反了上述规章的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涉案《资产管理顾问协议》无效。

本案中，北京三中院主要依据《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的规定，认为合同会损害公共利益。《民法典》中对原有合同无效条款进行了更新，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进行裁判，得出相同的结论。

两起案件中，法院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导致比特币相关交易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除了这两起案件，此前深圳仲裁委在一起仲裁案件中曾肯定了比特币的财产属性，认为“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并不妨碍其作为财产而受到法律保护。比特币具有财产属性，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具有经济价值，能够给当事人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这是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仲裁庭对此予以认可”。

但是，深圳仲裁委的裁决后续被深圳中院撤销。深圳中院认为：

上述文件实质上禁止了比特币的兑付、交易及流通，炒作比特币等行为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扰乱金融秩序，影响金融稳定。涉案仲裁裁决高某某赔偿李某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实质上是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与上述文件精神不符，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该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案件的一个可能的影响是，律师在拟定与数字货币相关合同时，会尽可能选取对数字货币态度更加友好的境外法律作为适用法律，并选取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仲裁机构解决纠纷。但即使选取境外机构仲裁机构解决争议，但仍然会面临境外仲裁结果因为违反我国公共政策而不予执行的可能。

除此以外，在相关争议发生后，律师们可能会更青睐于通过侵权之诉（不当得利？）而非违约之诉，以争取绕开合同无效的风险。侵权之诉可能更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比如在李某、布兰登•斯密特诉闫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上海法院就认为“比特币作为虚拟币不具有货币的法律地位，但因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网络虚拟财产的属性，受到侵害应当予以司法救济。”

本文链接：https://www.defidaonews.com/article/6718176 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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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刘某某诉盛某某合同纠纷案

• 案号：（2021）京03民终14106号

•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上诉人（原告）：刘某某

• 被上诉人（被告）：盛某某

• 裁判时间：2021年11月15日

近期，《人民法院报》报道了“北京首例比特币挖矿无效案”，争议双方因比特币“挖矿”迟迟未见收益而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2021年12月15日，法院判决相关服务合同无效，并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送司法建议，反馈案件中涉及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线索，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清理整治。

无独有偶，北京三中院在今年11月也判决了一件数字货币合同无效案。

2018年10月，刘某某（甲方）与盛某某（乙方）签订《资产管理顾问协议》，甲方出于数字货币增值管理等需要，委托乙方担任其资产管理顾问，负责甲方数字货币量化交易的操作与服务。

盛某某主张其在2018年11月15日比特币亏损时发出了止损指令，但因BitMEX网站发生“宕机”，无法下单卖出，造成刘某某比特币的损失，故诉至法院。

在庭审过程中，法院将涉案《资产管理顾问协议》的效力问题列为争议焦点。法院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上述规章从维护金融稳定，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打击赌博、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角度出发，明确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非法定货币性质，禁止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从事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上述规章内容涉及金融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上述规章的行为应依法确认为无效。

本案中，刘某某出于数字货币增值管理等需要，与盛某某签订《资产管理顾问协议》，委托盛某某利用海外服务器为其提供数字货币量化交易服务，实质上是为了规避国内的金融监管而进行比特币的交易、流通和炒作。该行为违反了上述规章的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涉案《资产管理顾问协议》无效。

本案中，北京三中院主要依据《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的规定，认为合同会损害公共利益。《民法典》中对原有合同无效条款进行了更新，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进行裁判，得出相同的结论。

两起案件中，法院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导致比特币相关交易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除了这两起案件，此前深圳仲裁委在一起仲裁案件中曾肯定了比特币的财产属性，认为“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并不妨碍其作为财产而受到法律保护。比特币具有财产属性，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具有经济价值，能够给当事人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这是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仲裁庭对此予以认可”。

但是，深圳仲裁委的裁决后续被深圳中院撤销。深圳中院认为：

上述文件实质上禁止了比特币的兑付、交易及流通，炒作比特币等行为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扰乱金融秩序，影响金融稳定。涉案仲裁裁决高某某赔偿李某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实质上是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与上述文件精神不符，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该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案件的一个可能的影响是，律师在拟定与数字货币相关合同时，会尽可能选取对数字货币态度更加友好的境外法律作为适用法律，并选取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仲裁机构解决纠纷。但即使选取境外机构仲裁机构解决争议，但仍然会面临境外仲裁结果因为违反我国公共政策而不予执行的可能。

除此以外，在相关争议发生后，律师们可能会更青睐于通过侵权之诉（不当得利？）而非违约之诉，以争取绕开合同无效的风险。侵权之诉可能更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比如在李某、布兰登•斯密特诉闫某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上海法院就认为“比特币作为虚拟币不具有货币的法律地位，但因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网络虚拟财产的属性，受到侵害应当予以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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