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生于1895年，逝于1976年。他也许不是近现代最伟大的中国作家之一，但他一定是近现代把中华文化介绍给西方最成功的中国学人之一。林语堂逝世时，《纽约时报》用大幅篇幅介绍林语堂的经历和他的贡献，并评价：“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的风俗，想望，恐惧和思想的成就，没有人能比得上。”

林语堂的身份有：作家、学者、语言学家、中文打字机发明家。但我想，最能代表林语堂这个人的，还是他的文人身份，和浓浓的中国文人气质。

借林语堂的一篇文章《做文与做人》，这里从做文、做人、做文人这三个方面来认识林语堂这个人和理解他的一生。

一、 文

1

林语堂所有的文字作品大致分为两部分，散文（包括杂文、小品文等）和小说。

他的小说我只读过一小部分，并且不是很喜欢，所以不做评价。

他的散文是很精彩的。

林语堂在北大任教授时开始大量地在《语丝》等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时他的文章勇猛激烈，又兼具机智幽默。《祝土匪》《文妓说》《讨狗檄文》等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这些文章里，他赞扬“揭竿而起”“少作揖让”的“土匪精神”，反对“倚门卖笑，双方讨好”的“学者风度”。

当时北京时局混乱，林语堂写这些批评政府的文章，让他的妻子急得阻止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教书，不要管闲事了！”林语堂却说：“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

林语堂的提倡幽默与提倡性灵文学，是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开始。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与性灵，同他创办的《论语》《人间世》两份刊物一样齐辔并进，并从此成为他文章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什么是幽默？

在《论幽默》一文中，他说：

幽默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的程度，必有幽默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多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处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

而什么又是性灵文学呢？

他在《性灵文学》中说：

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你个人的性灵，有了性灵，你的文章就有生命力，就有清新的、有活力的文学。性灵文学也可以说就是个人的笔调……写散文的朋友，有几件是应该避免的：要戒腐、戒浮、戒滑、戒板、戒华。“文贵自然”，文字老到，便不需要花招粉饰，比方说你是个名厨，但是如果一条鱼臭了，即使你加葱蒜加胡椒加辣椒也没有用，作不出什么味道的，因为鱼本身没有味了。写文章也是一样实在不容易，你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不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人没有这样说过没有关系，我看这样就这样说，如此也能培养性灵。

2

《论语》杂志当时一刊行，便立刻畅销。林语堂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时事短评，幽默文章。不久之后便有了“幽默大师”的称号。

林语堂在这个时期的文章可能是他最显才气的散文作品了。整体看来是以时事类、社会类和思想类的评论为主，风格上是幽默与讽刺，文笔老辣。当年韩寒的风采与他颇有几分相似。

他在小说创作领域有没有天赋不敢说，但是他写文章的能力从童年就有一些苗头。林语堂小时候就有辩论大王的称号，他非常聪明好学，八岁时在小学作文，老师评他的文章说：“大蛇过田陌”，意思是批评他词不达意，林语堂立马对上一句：“小蚓度沙漠”。他幽默顽皮的事也有一件特别出名。有一次大人们把他关在屋外，不让他进去，他就从窗子扔石头进去，说：“你们不让和乐进来，石头替和乐进来！”（林语堂当时的名字是和乐）

林语堂是这样分析自己的：“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他说：“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而不致真叫天牌是天牌，白板是白板。我势不能不发展笔墨技巧和权舆事情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者。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却不致流为虚声夺人，空洞无物，而只是礼教云云的谬论；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亟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中，我成为所谓幽默或讽刺文学家。”

除却社会时事类的文章（大多收录在《剪拂集》当中），林语堂余下的散文作品几乎都是谈生活、人生、抒发性灵的闲适小品文。林语堂本身醉心于明清不拘格套的散文，深受袁宏道、袁中道、张岱、李渔等人的影响，从而要开启现代散文新的性灵文学的道路。

后来的《人间世》是这样一本纯粹散文小品的刊物。直到林语堂后来的英文作品，包括风靡美国的《生活的艺术》等，都有点这个意思。

林语堂高超的英文写作水平想必也勿需多言，他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介绍中国文化的畅销书以及《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这些著名的小说，都是用英文写就，并大受欧美各国民众欢迎。也正是《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几本书，开了西方人的眼界，比较成功地把中华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林语堂也曾因他的英文作品两次获诺贝尔奖提名。

林语堂晚年的散文作品，最为人所知的应该是《无所不谈》那个集子，是当时他为中央社写的专栏。这个时候林语堂的文章，越来越多地谈论儒道、基督、国民性，也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锋芒毕露。说得好一点是温润平淡了许多，说得不好就是才气已慢慢消退。恐怕这种变化与衰老一样是无法抗拒的吧。

最后摘一段郁达夫在《现代散文导论》中对林语堂的评价：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孤行。……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的超人尼采。唯其憨直，唯其浑朴，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我只希望他勇往直前，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拉勃莱，不要受了人家的暗算，就矫枉过正，走上了斜途。

二、人

1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小山村，儿时与风月山川朝夕相处，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这对他的以后不受拘束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林语堂的父亲是当地的牧师，没有念过书，但是通过教会订阅的读物，对西方有了不少了解。因此林语堂从小一直接受的是西式的教育。在念完了教会的小学中学以后，受父亲一个富裕学生的资助，林语堂得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习。他本来学习的专业是神学，但是逐渐地他对基督教的教条越不越相信，后来改入文科语言学专业。林语堂在大学期间几乎把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他的思想始终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有一回回家，父亲让他讲道，林语堂按着自己的思想讲了一通，让父亲惊骇地以为儿子变成无神论者了。

林语堂之后的确变成了无神论者，那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有一天，他与同事刘大钧谈话，无奈地问他：“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世人，行见世界大乱了，是不是？”

“为什么呢？”刘问。“我们还是可以做好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我们既然是人，就应该做好人。”（《林语堂传》林太乙著）

林语堂的性格碰到了儒式的思想，一拍即合。林语堂被儒家这种重智力、教育，相信人性尊严的思想打动了，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类似欧洲人文主义的信条。

与鲁迅做文章不同，他没有全力抨击传统的仁义道德是吃人的东西，反而他从孔孟思想中吸取了明理达情的部分，又以为文学只是“性灵的表现”。我想这种不同跟林语堂的教育经历也是有关的，林语堂本来从小到大都是受的西式教育，直到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才发现自己古典文化的知识不足，开始大量学习。那时候开始读古代文化经典，自然比从小受私塾教育长大的中国人觉得新鲜，少了抗拒心理，更多了辨别的能力。

但是林语堂到了晚年，又再度皈依了基督教。他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信仰之旅》中解释了这个事儿，说：“但是我发现，人类虽然日益有自信，却没有使他变得更好。人越来越聪明，但也越来越缺少在上苍之前的虔诚谦恭，人虽然在物质上科技上进步，但他的行为也可以喝和野蛮人差不多。我开始感到不安。我对人文主义的信仰逐渐减低，我自问，有没有能够使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心悦诚服的宗教？”简而言之，大概是林语堂经过了多少年的经历生活，越来越对人类自身不抱有信心，从而感到转向一个宗教求寄托的必要。

2

我认为，在林语堂后来完善形成的一整套思想与信念中，个人主义的意味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他热爱生命，热爱自然，提倡享受人生，发掘各种兴趣，并把闲适的生活作为人生理想。

林语堂后来是刻意不愿意与政治接近。他在《论语》之后曾创办《人间世》杂志，专刊一些平和冲淡，抒写性灵的小品文。但是《人间世》一出版，就遭到以鲁迅为首的左派作家的攻击。鲁迅与林语堂两人之不同，是鲁迅对于现实社会的丑恶抗争到底，所以他把笔当做武器。林语堂却“以为人生不无静观自得之处”。面对左派的攻击（总之，是说他提倡的资产阶级文学，是没有前途的文学道路），他终于忍不住在专栏里加以驳斥。那篇文章我认为于今仍有借鉴意义，因此选摘于下：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猪肉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哟杭哟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水，炼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祟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

《人间世》出版与《论语》出版一样。因为没人做，所以我来做。我不好落人窠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万不肯做。以前研究汉字索引，编英文教科书，近来研究打字机，也都是看别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机杼兴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物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感，他人尽管办一刊物专登短篇小说，我能禁止他吗？倘使明日我看见国中没有专登侦探小说刊物，来办一个，又必有人以为我有以奉侦探小说为文学"正宗"之野心了。这才是真正国货的笼统思想。此种批评，谓之方巾气的批评。以前名流学者，没人敢办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气作祟，脱不下名流学者架子，所以逼得我来办了。

在反对方巾气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在介绍西洋文化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这句话也是我自幼念惯"今夫天下"之遗迹。我生活之严肃人家才会诧异哩。

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是经过十九世纪浪漫潮流解放过，所以现代西洋文化是比较容忍比较近情的。我倒认为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征象。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艰，大家轰轰然一阵花炮，五分钟后就如昙花一现而消灭。因为人之心灵根本不健全，乐与苦之间失了调剂。叫苦固然看来比嬉笑或闲适认真爱国，无奈叫苦了喉干舌燥。这一股气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后就是沈寂，宛如小孩哭后，想睡眠。虽然偶然在沈寂中哼唧一两声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颓丧，疲靡之音。现在文学中好像就没听见声音宏亮的喊声，只有躲在黑地放几根冷箭罢了。但人之心理，总是自以为是，所以有吮痈之癖。自己萎弱，恶人健全；自己恶动，忌人活泼；自己饮水，嫉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声，总是心地欠宽大所致。二千年来方巾气仍旧把二十世纪的白话文人压得不能喘气，结果文学上也只听见嗡嗡而已。

所谓西洋自然活泼的人生观，可举新例说明。譬如游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游玩，近来教育观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于是不但不禁止游玩，并且在幼稚园、小学、中学利用游玩养儿童的德性。西洋夫妇卿卿我我，携手同游，也不过承认男女之乐为人类所应有，不必矫饰，于是慨然携手同行于街上，忝不为怪，由中国人看来，也只能暗羡洋鬼子会享艳福。一旦中国人也男女解放起来，却认为不可，说是伤风败俗。看见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戏，虽然也会羡慕，但是看见中国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时骂其为世风不古。西洋女子服装尽管妖艳，西洋现代的批评，却没见有人说她们是有伤风化，因为他们已有浪漫派容忍观点。然在中国看见西洋女子之妖装艳服，虽然佩服，看见中国女子一样服装，便要骂其为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国何只百倍，但是未闻西方思想家抨击，而实际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爱国。中国人却不能容忍草裙舞，板起道学面孔，詈为人心大变天下大乱之征。然而中国人并不因生活之严肃而道德高尚，国家富强起来。全国布满了一种阴森发霉虚伪迂腐之气而已。所以这种方巾气的批评家虽自己受压迫而哼几声，唾骂"文化统一"，哀怨"新闻检查"，自己一旦做起新闻检查员来，才会压迫人家得利害。我看见女儿见两只臭虫在床板上争辩，甲骂乙"你是臭虫"！乙也回骂甲"你是臭虫"！我却躲在旁边胡卢大笑。

因为心灵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气，所以方巾气的批评，也只善摧残。对提倡西方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只能诋毁，不能建树。对《论语》批评曰"中国无幽默"。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况且《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除非初出茅庐小子，还在注意宇宙及救国"大道"，都对于幽默加一层的认识，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还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对幽默的态度。这种消极摧残的批评，名为提倡西方文化实是障碍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会有结实的成绩。《人间世》出版，动起杭哟杭哟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连一篇像样的对《人间世》的内容及编法的批评，足供我虚心采择的也没有。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总而言之，没有一篇我认为够得上批评《人间世》的文字。只有胡鲁一篇攻击周作人诗，是批评内容，但也就浅薄得可笑，只攻击私人而已。《人间世》之错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这在方巾气的批评家，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案。

3

对于兴趣癖好，他说过：“一点痴性，人人都有，或痴于一个女人，或痴于太空学，或痴于钓鱼。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林语堂本人除写作读书以外，还有许多癖好。吸烟便是其中最大一宗。他专门写过一篇《我的戒烟》，讲述他的戒烟经历。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凡吸烟的人，大部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 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此次的教训，我已十分明白，无端戒烟断绝我们灵魂的清福，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

因此他继续享受吸烟。有人把他的这篇文章同梁实秋讲戒烟的文章《一次戒断》放在一起比较，最终得出林语堂为人更放浪随意，梁实秋更克己严谨的结论。其实不然，林语堂也许只是在个别事件上更加随性一些。因此不如说林语堂是文章更加放浪。“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林语堂确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做的。

林语堂的另一大兴趣是发明中文打字机。一九三一年他曾在英国花光所有的钱试造中文打字机，但钱还是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十四年后，他在美国第二次制造中文打字机。这一次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帐。林语堂毕生追求这些理想，自谓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家”。这种痴是难以理解的。话说回来，若不是林语堂的性格里有这份铁打的痴，那么许多不顺也都是可以避免的了。

4

郁达夫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这应该是对林语堂性格最好的概括了。林语堂至老还保持着一颗天真乐观的心，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许多麻烦的源头。

林语堂自己写过这么一段话：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种只管自己的事。另一种管别人的事。前者吃草或素食，如牛、羊及用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成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味。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林语堂的确不适合做“行动人”。有时他过于天真，过于浪漫乐观。因发明打印机破产是一例，南洋大学的事件则是另外一例。关于南洋大学事件的故事版本有很多，我倾向于相信较为客观的那一版：以陈六使为首的新加坡侨商们邀请远在美国的林语堂来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林语堂几次向陈六使确认了有两千万资金可供办学使用后才答应前往。结果到南洋大学以后，由于林语堂的办学理想太过宏大，又毫不相让，与不懂大学教育、只是简单想办一所学校的侨商们理念不合，因此校董会对林语堂抱有不满。林语堂的财务权行政权都被架空。最后林语堂被逼带着一班人马辞职。

5

林语堂非常喜欢《浮生六记》。他的理想女人是《浮生六记》的芸娘。他爱她能与沈复促膝畅谈书画，爱她的憨性，爱她的爱美。他最崇拜的女人则是明末清初的李香君。

在现实人生中，林语堂曾与三个女人有过感情。一个是他小时喜欢过的叫做橄榄的女孩。据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说，橄榄很可能就是《赖伯英》里赖伯英的原型。

第二个女人，是林语堂爱了一辈子，却珍藏于心的陈锦端。他与陈锦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认识，当时他的好友们带来一个美丽的少女，问过后才知道她是他们的妹妹，叫做陈锦端。林语堂很快爱上了陈锦端。十七八岁的陈锦端也为林语堂所倾倒。

但是这段姻缘最后没成。原因是陈锦端是厦门巨富陈天恩医师的女儿，陈医师正为陈锦端找门当户对的金龟婿，事也快要成了。况且他认为林语堂固然聪明，却配不上他的女儿。因此陈医师心想不如替林语堂做媒人吧。于是他便撮合林语堂跟他邻居廖悦发的女儿。后来陈锦端被父亲安排到美国留学，这段姻缘终于断了。

我想这该是人生中永远的痛吧，我相信林语堂是一直爱着陈锦端的。有意味的是，林语堂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只字未提这个女人，只在《八十自述》中轻描淡写道：“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那个陈医师为林语堂安排的对象，廖悦发的女儿，便是翠凤，林语堂终生的妻子。这个翠凤，曾说过一句叫人吃惊，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正是因为这一点，翠凤嫁给了林语堂。

翠凤当然不知道林语堂后来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她只是陪在他身边，照顾他，依赖他。林语堂身体很好，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很早便能起床，精神奕奕。他经常晚上独自坐在窗口，一面抽烟，一面在想什么，但是他在想什么，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只是开始觉得她嫁了个不平常的人。

林语堂说过他们的爱情是婚姻之后才开始的。“不追求浪漫情趣而专心做良好而乐观的伴侣的人却会在无意中得之。”他常对朋友说：“我像个氢气球，要不是凤拉住我，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6

林语堂之作为英文老师，大概也是非常别具一格的。薛光前在《我的英文老师》一文中回忆道：

语堂先生教英文，有他一套特别的教授法，与众不同。但功效之宏，难以设想。

第一、他上课不点名，悉听学生自由。但很奇怪的，老师虽不点名，但同学缺课的，绝无仅有。非但如此，在别班上课的同学，也往往会来参加旁听，把一个教室挤得满满的，座无缺席。可见当时先生教学的高明，自然吸引了同学的热情爱戴。

第二、他的英文课，不举行任何具体形式的考试（包括学期内或学期终得考试）。可是他一样计分，结果比正式考试更觉得公平允当，同学心中，无不个个服帖。原因是：他虽不举行机械命题的笔试，事实上每次上课，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考试。我们同班的同学，共约一百二十余人。语堂先生上了三五堂课以后，几乎能认识一般的同学，见面能直呼其名。他之所以能认识许多同学，有一个秘诀，就是在课堂上，随时指名起立回答问题或互相对话，这是他对同学的测验、训练，也是考试。他更鼓励同学自由发问。每当学期结束以前，要评定成绩分数时，在他脑筋中，对每位同学的程度和学历，都有一个相当正确的轮廓。所以他之只要唱名，请同学轮流地站起，他像相面先生一样，略为一相，就定下分数。难得有几位，他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发生疑虑时，就请他们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测知端详，然后定分。这种定分方法，可谓奇特，但依我们同学自己的经验，其公正的程度，还超过一般用笔试命题来计分的方法。

第三、语堂先生的教英文，从不用呆板或填鸭的方式，教学生死读死背。上课时，总是笑颜常开，笑话连篇。从不正襟危坐，有时坐在椅子上，双脚放在桌上，边讲边谈，幽默百出。使同学情绪轻松，大家乐之不倦。因为这是英文课，增进同学的理解和会话能力，他总以英文讲解。采用的校本是“新闻文选”。就是报章杂志上刊登过出名的评论或记载，既生动，又有趣，更可实用。讲解时，从不一名或一段地注射式灌输。往往选择几个意义似同而实不相同的英文字汇，来详细比较演释。譬如：中文的“笑”字，在英文中有许多字汇。例如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等。“哭”字也有种种不同的字汇，有大哭、假哭、饮泣、哀泣等等。诸如此类，他会一一指出异同，并由同学当场造名，或课外作习题。象这样活泼生动的教法，能使同学充分自由思索，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收益无穷。

7

记一件事。林语堂的书房叫“有不为斋”，朋友问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答：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出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

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

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

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心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们当做一回事。

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人们心思的宣言。

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没有。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做"祸水"；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藉以"保全私德"。

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个钱。

我始终喜欢革命，但绝不喜欢革命家。

我从不享福或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总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叫他们把我当做一个大好老。我的仆人也不称赞我会赚大钱，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

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的敲诈，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以为向我敲诈，便正是"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从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文章送到报馆里去，也不叫我的书记代我做这种事。

我从不印些好看的放大照片，把它们分给我的儿子们，叫他们去挂在客厅里。

我从不假装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我从不临阵逃脱，装腔骗人。

我极不喜欢那些小政客，我绝不能加入我有点关系的任何团体中去同他们争吵。我对他们总是避恐不及的，因为我讨厌他们的那副嘴脸。

我在谈论我祖国的政治时，绝不冷漠、无关及使乖巧。

我也从不装得饱学，道他人之短，以及自夸自大。

我从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装得慈善家的神气，以及在扶轮社中受选举。我喜欢扶轮社，也正如我喜欢青年会一样。

我从来没有救济过什么城市里的少女或乡下姑娘。

我从不感到犯罪。

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一个不比大家差的好人。如果上帝能爱我，有像我的母亲爱我一半那样，那么他一定不会把我送入地狱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是灭亡了。

三、文人

“文人”二字，有多层意思，在这里是指包含了自古而今的中国文人的全部优良内涵，也是对其文其人的一个总结。

首先是赤子之心。林语堂是一个至老都怀有天真、热情的人。他自命为伊壁鸠鲁的信徒，不爱高楼和轿车。出名以后也一直坚持着原来的姿态，并不像暴发户或者新得的小官那样变得自视甚高。在国外时，有一次他的老同事来看他，说是想看看林语堂出名后变了没有，气得林语堂吃不下饭。

林语堂也一直保持着幽默乐观，他喜欢小孩子，有一次妻子烧了猪脚，林语堂便教女儿们如何利用炖猪脚的粘性粘住嘴巴。还有一次，那是在他更老的时候，他带着两个外孙做恶作剧，把鞋子都放到餐桌上，人都躲进衣柜里。

其次是亲近自然，热爱生活。他像许多中国古代文人那样，把自由闲适的生活当做理想和人生的标准。

最后，是“非文妓”。该辩时要辩，文章应勇猛时当勇猛。林语堂本人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做文与做人》，里面说：“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林语堂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琚峰/写作于2015年/NFT首次铸造

林语堂生于1895年，逝于1976年。他也许不是近现代最伟大的中国作家之一，但他一定是近现代把中华文化介绍给西方最成功的中国学人之一。林语堂逝世时，《纽约时报》用大幅篇幅介绍林语堂的经历和他的贡献，并评价：“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的风俗，想望，恐惧和思想的成就，没有人能比得上。”

林语堂的身份有：作家、学者、语言学家、中文打字机发明家。但我想，最能代表林语堂这个人的，还是他的文人身份，和浓浓的中国文人气质。

借林语堂的一篇文章《做文与做人》，这里从做文、做人、做文人这三个方面来认识林语堂这个人和理解他的一生。

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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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所有的文字作品大致分为两部分，散文（包括杂文、小品文等）和小说。

他的小说我只读过一小部分，并且不是很喜欢，所以不做评价。

他的散文是很精彩的。

林语堂在北大任教授时开始大量地在《语丝》等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时他的文章勇猛激烈，又兼具机智幽默。《祝土匪》《文妓说》《讨狗檄文》等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这些文章里，他赞扬“揭竿而起”“少作揖让”的“土匪精神”，反对“倚门卖笑，双方讨好”的“学者风度”。

当时北京时局混乱，林语堂写这些批评政府的文章，让他的妻子急得阻止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教书，不要管闲事了！”林语堂却说：“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

林语堂的提倡幽默与提倡性灵文学，是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开始。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与性灵，同他创办的《论语》《人间世》两份刊物一样齐辔并进，并从此成为他文章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什么是幽默？

在《论幽默》一文中，他说：

幽默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的程度，必有幽默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多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处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

而什么又是性灵文学呢？

他在《性灵文学》中说：

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你个人的性灵，有了性灵，你的文章就有生命力，就有清新的、有活力的文学。性灵文学也可以说就是个人的笔调……写散文的朋友，有几件是应该避免的：要戒腐、戒浮、戒滑、戒板、戒华。“文贵自然”，文字老到，便不需要花招粉饰，比方说你是个名厨，但是如果一条鱼臭了，即使你加葱蒜加胡椒加辣椒也没有用，作不出什么味道的，因为鱼本身没有味了。写文章也是一样实在不容易，你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不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人没有这样说过没有关系，我看这样就这样说，如此也能培养性灵。

2

《论语》杂志当时一刊行，便立刻畅销。林语堂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时事短评，幽默文章。不久之后便有了“幽默大师”的称号。

林语堂在这个时期的文章可能是他最显才气的散文作品了。整体看来是以时事类、社会类和思想类的评论为主，风格上是幽默与讽刺，文笔老辣。当年韩寒的风采与他颇有几分相似。

他在小说创作领域有没有天赋不敢说，但是他写文章的能力从童年就有一些苗头。林语堂小时候就有辩论大王的称号，他非常聪明好学，八岁时在小学作文，老师评他的文章说：“大蛇过田陌”，意思是批评他词不达意，林语堂立马对上一句：“小蚓度沙漠”。他幽默顽皮的事也有一件特别出名。有一次大人们把他关在屋外，不让他进去，他就从窗子扔石头进去，说：“你们不让和乐进来，石头替和乐进来！”（林语堂当时的名字是和乐）

林语堂是这样分析自己的：“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他说：“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而不致真叫天牌是天牌，白板是白板。我势不能不发展笔墨技巧和权舆事情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者。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却不致流为虚声夺人，空洞无物，而只是礼教云云的谬论；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亟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中，我成为所谓幽默或讽刺文学家。”

除却社会时事类的文章（大多收录在《剪拂集》当中），林语堂余下的散文作品几乎都是谈生活、人生、抒发性灵的闲适小品文。林语堂本身醉心于明清不拘格套的散文，深受袁宏道、袁中道、张岱、李渔等人的影响，从而要开启现代散文新的性灵文学的道路。

后来的《人间世》是这样一本纯粹散文小品的刊物。直到林语堂后来的英文作品，包括风靡美国的《生活的艺术》等，都有点这个意思。

林语堂高超的英文写作水平想必也勿需多言，他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介绍中国文化的畅销书以及《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这些著名的小说，都是用英文写就，并大受欧美各国民众欢迎。也正是《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几本书，开了西方人的眼界，比较成功地把中华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林语堂也曾因他的英文作品两次获诺贝尔奖提名。

林语堂晚年的散文作品，最为人所知的应该是《无所不谈》那个集子，是当时他为中央社写的专栏。这个时候林语堂的文章，越来越多地谈论儒道、基督、国民性，也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锋芒毕露。说得好一点是温润平淡了许多，说得不好就是才气已慢慢消退。恐怕这种变化与衰老一样是无法抗拒的吧。

最后摘一段郁达夫在《现代散文导论》中对林语堂的评价：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孤行。……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的超人尼采。唯其憨直，唯其浑朴，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我只希望他勇往直前，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拉勃莱，不要受了人家的暗算，就矫枉过正，走上了斜途。

二、人

1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小山村，儿时与风月山川朝夕相处，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这对他的以后不受拘束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林语堂的父亲是当地的牧师，没有念过书，但是通过教会订阅的读物，对西方有了不少了解。因此林语堂从小一直接受的是西式的教育。在念完了教会的小学中学以后，受父亲一个富裕学生的资助，林语堂得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习。他本来学习的专业是神学，但是逐渐地他对基督教的教条越不越相信，后来改入文科语言学专业。林语堂在大学期间几乎把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他的思想始终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有一回回家，父亲让他讲道，林语堂按着自己的思想讲了一通，让父亲惊骇地以为儿子变成无神论者了。

林语堂之后的确变成了无神论者，那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有一天，他与同事刘大钧谈话，无奈地问他：“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世人，行见世界大乱了，是不是？”

“为什么呢？”刘问。“我们还是可以做好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我们既然是人，就应该做好人。”（《林语堂传》林太乙著）

林语堂的性格碰到了儒式的思想，一拍即合。林语堂被儒家这种重智力、教育，相信人性尊严的思想打动了，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类似欧洲人文主义的信条。

与鲁迅做文章不同，他没有全力抨击传统的仁义道德是吃人的东西，反而他从孔孟思想中吸取了明理达情的部分，又以为文学只是“性灵的表现”。我想这种不同跟林语堂的教育经历也是有关的，林语堂本来从小到大都是受的西式教育，直到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才发现自己古典文化的知识不足，开始大量学习。那时候开始读古代文化经典，自然比从小受私塾教育长大的中国人觉得新鲜，少了抗拒心理，更多了辨别的能力。

但是林语堂到了晚年，又再度皈依了基督教。他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信仰之旅》中解释了这个事儿，说：“但是我发现，人类虽然日益有自信，却没有使他变得更好。人越来越聪明，但也越来越缺少在上苍之前的虔诚谦恭，人虽然在物质上科技上进步，但他的行为也可以喝和野蛮人差不多。我开始感到不安。我对人文主义的信仰逐渐减低，我自问，有没有能够使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心悦诚服的宗教？”简而言之，大概是林语堂经过了多少年的经历生活，越来越对人类自身不抱有信心，从而感到转向一个宗教求寄托的必要。

2

我认为，在林语堂后来完善形成的一整套思想与信念中，个人主义的意味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他热爱生命，热爱自然，提倡享受人生，发掘各种兴趣，并把闲适的生活作为人生理想。

林语堂后来是刻意不愿意与政治接近。他在《论语》之后曾创办《人间世》杂志，专刊一些平和冲淡，抒写性灵的小品文。但是《人间世》一出版，就遭到以鲁迅为首的左派作家的攻击。鲁迅与林语堂两人之不同，是鲁迅对于现实社会的丑恶抗争到底，所以他把笔当做武器。林语堂却“以为人生不无静观自得之处”。面对左派的攻击（总之，是说他提倡的资产阶级文学，是没有前途的文学道路），他终于忍不住在专栏里加以驳斥。那篇文章我认为于今仍有借鉴意义，因此选摘于下：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猪肉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哟杭哟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水，炼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祟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

《人间世》出版与《论语》出版一样。因为没人做，所以我来做。我不好落人窠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万不肯做。以前研究汉字索引，编英文教科书，近来研究打字机，也都是看别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机杼兴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物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感，他人尽管办一刊物专登短篇小说，我能禁止他吗？倘使明日我看见国中没有专登侦探小说刊物，来办一个，又必有人以为我有以奉侦探小说为文学"正宗"之野心了。这才是真正国货的笼统思想。此种批评，谓之方巾气的批评。以前名流学者，没人敢办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气作祟，脱不下名流学者架子，所以逼得我来办了。

在反对方巾气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在介绍西洋文化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这句话也是我自幼念惯"今夫天下"之遗迹。我生活之严肃人家才会诧异哩。

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是经过十九世纪浪漫潮流解放过，所以现代西洋文化是比较容忍比较近情的。我倒认为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征象。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艰，大家轰轰然一阵花炮，五分钟后就如昙花一现而消灭。因为人之心灵根本不健全，乐与苦之间失了调剂。叫苦固然看来比嬉笑或闲适认真爱国，无奈叫苦了喉干舌燥。这一股气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后就是沈寂，宛如小孩哭后，想睡眠。虽然偶然在沈寂中哼唧一两声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颓丧，疲靡之音。现在文学中好像就没听见声音宏亮的喊声，只有躲在黑地放几根冷箭罢了。但人之心理，总是自以为是，所以有吮痈之癖。自己萎弱，恶人健全；自己恶动，忌人活泼；自己饮水，嫉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声，总是心地欠宽大所致。二千年来方巾气仍旧把二十世纪的白话文人压得不能喘气，结果文学上也只听见嗡嗡而已。

所谓西洋自然活泼的人生观，可举新例说明。譬如游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游玩，近来教育观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于是不但不禁止游玩，并且在幼稚园、小学、中学利用游玩养儿童的德性。西洋夫妇卿卿我我，携手同游，也不过承认男女之乐为人类所应有，不必矫饰，于是慨然携手同行于街上，忝不为怪，由中国人看来，也只能暗羡洋鬼子会享艳福。一旦中国人也男女解放起来，却认为不可，说是伤风败俗。看见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戏，虽然也会羡慕，但是看见中国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时骂其为世风不古。西洋女子服装尽管妖艳，西洋现代的批评，却没见有人说她们是有伤风化，因为他们已有浪漫派容忍观点。然在中国看见西洋女子之妖装艳服，虽然佩服，看见中国女子一样服装，便要骂其为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国何只百倍，但是未闻西方思想家抨击，而实际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爱国。中国人却不能容忍草裙舞，板起道学面孔，詈为人心大变天下大乱之征。然而中国人并不因生活之严肃而道德高尚，国家富强起来。全国布满了一种阴森发霉虚伪迂腐之气而已。所以这种方巾气的批评家虽自己受压迫而哼几声，唾骂"文化统一"，哀怨"新闻检查"，自己一旦做起新闻检查员来，才会压迫人家得利害。我看见女儿见两只臭虫在床板上争辩，甲骂乙"你是臭虫"！乙也回骂甲"你是臭虫"！我却躲在旁边胡卢大笑。

因为心灵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气，所以方巾气的批评，也只善摧残。对提倡西方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只能诋毁，不能建树。对《论语》批评曰"中国无幽默"。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况且《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除非初出茅庐小子，还在注意宇宙及救国"大道"，都对于幽默加一层的认识，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还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对幽默的态度。这种消极摧残的批评，名为提倡西方文化实是障碍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会有结实的成绩。《人间世》出版，动起杭哟杭哟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连一篇像样的对《人间世》的内容及编法的批评，足供我虚心采择的也没有。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总而言之，没有一篇我认为够得上批评《人间世》的文字。只有胡鲁一篇攻击周作人诗，是批评内容，但也就浅薄得可笑，只攻击私人而已。《人间世》之错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这在方巾气的批评家，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案。

3

对于兴趣癖好，他说过：“一点痴性，人人都有，或痴于一个女人，或痴于太空学，或痴于钓鱼。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林语堂本人除写作读书以外，还有许多癖好。吸烟便是其中最大一宗。他专门写过一篇《我的戒烟》，讲述他的戒烟经历。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凡吸烟的人，大部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 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此次的教训，我已十分明白，无端戒烟断绝我们灵魂的清福，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

因此他继续享受吸烟。有人把他的这篇文章同梁实秋讲戒烟的文章《一次戒断》放在一起比较，最终得出林语堂为人更放浪随意，梁实秋更克己严谨的结论。其实不然，林语堂也许只是在个别事件上更加随性一些。因此不如说林语堂是文章更加放浪。“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林语堂确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做的。

林语堂的另一大兴趣是发明中文打字机。一九三一年他曾在英国花光所有的钱试造中文打字机，但钱还是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十四年后，他在美国第二次制造中文打字机。这一次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帐。林语堂毕生追求这些理想，自谓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家”。这种痴是难以理解的。话说回来，若不是林语堂的性格里有这份铁打的痴，那么许多不顺也都是可以避免的了。

4

郁达夫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这应该是对林语堂性格最好的概括了。林语堂至老还保持着一颗天真乐观的心，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许多麻烦的源头。

林语堂自己写过这么一段话：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种只管自己的事。另一种管别人的事。前者吃草或素食，如牛、羊及用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成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味。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林语堂的确不适合做“行动人”。有时他过于天真，过于浪漫乐观。因发明打印机破产是一例，南洋大学的事件则是另外一例。关于南洋大学事件的故事版本有很多，我倾向于相信较为客观的那一版：以陈六使为首的新加坡侨商们邀请远在美国的林语堂来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林语堂几次向陈六使确认了有两千万资金可供办学使用后才答应前往。结果到南洋大学以后，由于林语堂的办学理想太过宏大，又毫不相让，与不懂大学教育、只是简单想办一所学校的侨商们理念不合，因此校董会对林语堂抱有不满。林语堂的财务权行政权都被架空。最后林语堂被逼带着一班人马辞职。

5

林语堂非常喜欢《浮生六记》。他的理想女人是《浮生六记》的芸娘。他爱她能与沈复促膝畅谈书画，爱她的憨性，爱她的爱美。他最崇拜的女人则是明末清初的李香君。

在现实人生中，林语堂曾与三个女人有过感情。一个是他小时喜欢过的叫做橄榄的女孩。据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说，橄榄很可能就是《赖伯英》里赖伯英的原型。

第二个女人，是林语堂爱了一辈子，却珍藏于心的陈锦端。他与陈锦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认识，当时他的好友们带来一个美丽的少女，问过后才知道她是他们的妹妹，叫做陈锦端。林语堂很快爱上了陈锦端。十七八岁的陈锦端也为林语堂所倾倒。

但是这段姻缘最后没成。原因是陈锦端是厦门巨富陈天恩医师的女儿，陈医师正为陈锦端找门当户对的金龟婿，事也快要成了。况且他认为林语堂固然聪明，却配不上他的女儿。因此陈医师心想不如替林语堂做媒人吧。于是他便撮合林语堂跟他邻居廖悦发的女儿。后来陈锦端被父亲安排到美国留学，这段姻缘终于断了。

我想这该是人生中永远的痛吧，我相信林语堂是一直爱着陈锦端的。有意味的是，林语堂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只字未提这个女人，只在《八十自述》中轻描淡写道：“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那个陈医师为林语堂安排的对象，廖悦发的女儿，便是翠凤，林语堂终生的妻子。这个翠凤，曾说过一句叫人吃惊，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正是因为这一点，翠凤嫁给了林语堂。

翠凤当然不知道林语堂后来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她只是陪在他身边，照顾他，依赖他。林语堂身体很好，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很早便能起床，精神奕奕。他经常晚上独自坐在窗口，一面抽烟，一面在想什么，但是他在想什么，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只是开始觉得她嫁了个不平常的人。

林语堂说过他们的爱情是婚姻之后才开始的。“不追求浪漫情趣而专心做良好而乐观的伴侣的人却会在无意中得之。”他常对朋友说：“我像个氢气球，要不是凤拉住我，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6

林语堂之作为英文老师，大概也是非常别具一格的。薛光前在《我的英文老师》一文中回忆道：

语堂先生教英文，有他一套特别的教授法，与众不同。但功效之宏，难以设想。

第一、他上课不点名，悉听学生自由。但很奇怪的，老师虽不点名，但同学缺课的，绝无仅有。非但如此，在别班上课的同学，也往往会来参加旁听，把一个教室挤得满满的，座无缺席。可见当时先生教学的高明，自然吸引了同学的热情爱戴。

第二、他的英文课，不举行任何具体形式的考试（包括学期内或学期终得考试）。可是他一样计分，结果比正式考试更觉得公平允当，同学心中，无不个个服帖。原因是：他虽不举行机械命题的笔试，事实上每次上课，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考试。我们同班的同学，共约一百二十余人。语堂先生上了三五堂课以后，几乎能认识一般的同学，见面能直呼其名。他之所以能认识许多同学，有一个秘诀，就是在课堂上，随时指名起立回答问题或互相对话，这是他对同学的测验、训练，也是考试。他更鼓励同学自由发问。每当学期结束以前，要评定成绩分数时，在他脑筋中，对每位同学的程度和学历，都有一个相当正确的轮廓。所以他之只要唱名，请同学轮流地站起，他像相面先生一样，略为一相，就定下分数。难得有几位，他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发生疑虑时，就请他们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测知端详，然后定分。这种定分方法，可谓奇特，但依我们同学自己的经验，其公正的程度，还超过一般用笔试命题来计分的方法。

第三、语堂先生的教英文，从不用呆板或填鸭的方式，教学生死读死背。上课时，总是笑颜常开，笑话连篇。从不正襟危坐，有时坐在椅子上，双脚放在桌上，边讲边谈，幽默百出。使同学情绪轻松，大家乐之不倦。因为这是英文课，增进同学的理解和会话能力，他总以英文讲解。采用的校本是“新闻文选”。就是报章杂志上刊登过出名的评论或记载，既生动，又有趣，更可实用。讲解时，从不一名或一段地注射式灌输。往往选择几个意义似同而实不相同的英文字汇，来详细比较演释。譬如：中文的“笑”字，在英文中有许多字汇。例如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等。“哭”字也有种种不同的字汇，有大哭、假哭、饮泣、哀泣等等。诸如此类，他会一一指出异同，并由同学当场造名，或课外作习题。象这样活泼生动的教法，能使同学充分自由思索，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收益无穷。

7

记一件事。林语堂的书房叫“有不为斋”，朋友问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答：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出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

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

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

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心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们当做一回事。

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人们心思的宣言。

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没有。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做"祸水"；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藉以"保全私德"。

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个钱。

我始终喜欢革命，但绝不喜欢革命家。

我从不享福或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总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叫他们把我当做一个大好老。我的仆人也不称赞我会赚大钱，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

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的敲诈，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以为向我敲诈，便正是"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从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文章送到报馆里去，也不叫我的书记代我做这种事。

我从不印些好看的放大照片，把它们分给我的儿子们，叫他们去挂在客厅里。

我从不假装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我从不临阵逃脱，装腔骗人。

我极不喜欢那些小政客，我绝不能加入我有点关系的任何团体中去同他们争吵。我对他们总是避恐不及的，因为我讨厌他们的那副嘴脸。

我在谈论我祖国的政治时，绝不冷漠、无关及使乖巧。

我也从不装得饱学，道他人之短，以及自夸自大。

我从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装得慈善家的神气，以及在扶轮社中受选举。我喜欢扶轮社，也正如我喜欢青年会一样。

我从来没有救济过什么城市里的少女或乡下姑娘。

我从不感到犯罪。

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一个不比大家差的好人。如果上帝能爱我，有像我的母亲爱我一半那样，那么他一定不会把我送入地狱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是灭亡了。

三、文人

“文人”二字，有多层意思，在这里是指包含了自古而今的中国文人的全部优良内涵，也是对其文其人的一个总结。

首先是赤子之心。林语堂是一个至老都怀有天真、热情的人。他自命为伊壁鸠鲁的信徒，不爱高楼和轿车。出名以后也一直坚持着原来的姿态，并不像暴发户或者新得的小官那样变得自视甚高。在国外时，有一次他的老同事来看他，说是想看看林语堂出名后变了没有，气得林语堂吃不下饭。

林语堂也一直保持着幽默乐观，他喜欢小孩子，有一次妻子烧了猪脚，林语堂便教女儿们如何利用炖猪脚的粘性粘住嘴巴。还有一次，那是在他更老的时候，他带着两个外孙做恶作剧，把鞋子都放到餐桌上，人都躲进衣柜里。

其次是亲近自然，热爱生活。他像许多中国古代文人那样，把自由闲适的生活当做理想和人生的标准。

最后，是“非文妓”。该辩时要辩，文章应勇猛时当勇猛。林语堂本人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做文与做人》，里面说：“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林语堂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琚峰/写作于2015年/NFT首次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