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n Hillis｜译者：Rebecca Wong｜校对：conan xin｜排版：龙犄角｜

｜本文译自以下原文｜

https://creators.mirror.xyz/s9h4_PQAcJyqgC0rnsWjw9geU2wJs-IBPXIzHhgi-P8

虽然罗马人一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联盟，但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于独裁统治的诱惑，享受着抢劫和掠夺的快乐。

但所有的好事都必须结束。

推进文明发展的方式只有两种：捆绑和拆分。

吉姆·巴克斯代尔（Jim Barksdale），more-or-less

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偶尔出现的一系列新型协作技术改变了一切。 通过让一小群人能够更好地协作和共管资源，这些技术重新定义了权力结构，并奠定了新文明时代的基石。

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发展至今，靠的是不断将协作工具引入复杂的组织结构中。 随着文明的兴衰更替，这种引导过程遵循着一种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重复模式：

1. 协作和通信技术迅速融入文明发展并发挥作用

2. 这些新的协作技术使人类能够形成有效的本地去中心的治理结构（例如城市）

3. 最终，去中心化治理的联邦网络被更有效的中心化主权结构打败

4. 中心化主权结构终究会在自身重压下崩溃，并通过创造治理真空重新启动这整个循环

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故事线穿越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 当历史学家对西方文明整体进程进行分类时，他们通常划分出四个时期：

1. 远古时代 (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1000年)：农业、苏美尔人、埃及人等

2. 古典时代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希腊城邦、罗马帝国等

3. 中世纪 (公元500年-公元1500年)：骑士、国王、城堡、教堂等

4. 现代 (公元1500年-公元2000年)：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工业化等

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划分显然遗漏了大量的人类经验和文化——这只是一条聚焦特定区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如何演变的时间线。 但是，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它是思考文明如何演变的有用速记。 通过比较这些时期，一个与我们今天所处阶段相关的模式跃然纸上：

与任何心理史学的尝试一样，对于这个绘制框架的理解不要太过字面化。 我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历史学家，一个画粗略图和讲故事的业余爱好者。 但按照 Carlota Perez、James Dale Davidson、Lewis Mumford 和 David Hackett Fischer 的传统，我相信，讲述人类漫长发展历程的宏大故事是有价值的。我从他们的每一件作品中汲取灵感。

社会起源于潮湿的河谷，人们在那里学会了如何从事农业而不死于洪水。 虽然在此之前，人类已经聚集成小的团体、部落和村庄，而洪水泛滥的河谷需要人们合作发展，从而催生出了城市：

“灌溉网络”的建设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交、合作和长远规划，而这些是古老的自给自足的村落文化所不需要和不鼓励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型城市定居点有了现实可能性，也成为社交必须。

刘易斯·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

没被洪水淹死是好事，但事实证明，人们无意中发现了文明进展中更有价值的东西：公共产品的合作发展。

个人很少有明确的合作动机，这一点会导致公地悲剧。 本地化灌溉对于任何个人而言都是巨大工程，但由一小群人一起来工作，他们就可以通过规则和规范系统来共享资源，进行集体管理。

换句话说，这种协作式公共池灌溉衍生出了自下而上的治理系统（也就是原始的DAO）。 这样的系统非常有效，至今仍在被人们采用，并且在灌溉管理上通常比自上而下的政府计划更好用。

新发展来的合作能力导致了一个激烈加速的反馈循环：更多的人生产更多的食物，为更多的人生产更多的东西。城市成为了“生命力、权力和财富大规模流动”的终极呈现，“摆脱了农村的局限”，且“不仅仅是空间和规模的变化”，而是“方向和目的的改变，表现为一种新的组织类型”（芒福德）。

第一批城市成为引力源，这导致更高密度创意的产生，并导致技术迅速升级：商业、写作、金钱、法律、文化。这些原始的协调和交流将成为未来改变文明的技术发展的种子。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中大部分出现在大约 10,000 年前，也被称为“两河流域”。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支流合并的分形性质为新兴城市相互依存的网络创造了条件：

河流自然形成支流网络，汇集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盆地。 河流向一个方向流动，汇聚成更大的流域，这种现象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杠杆作用，并为权力集中创造了机会。

原始民主灌溉合作社的成功，使他们成为了自己的牺牲品。 有技术杠杆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实际表现。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协调他们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某个时刻，一位非常狡猾和魅力四射的领袖，穿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塔哥尼亚毛衣背心问：“它能扩大规模吗？”

没有人能给出很好的答案，所以魅力十足的领袖掌握了生产资料。 他称自己为国王，与他的伙伴们聚在一起，开始进行宣传，声称这里一直都是如此。类似的故事在其他五个河谷上演，服装和头衔略有不同。

这些新的集中治理结构非常有效。 当你声称上帝让你掌权，并说你有权把大多数人变成奴隶时，你可以迅速建立一些有规模的东西，像这样：

但是，尽管集中式治理结构具有可扩展性，但它们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没有局部自限反馈循环的无限制增长，最终会导致崩溃。 第一批文明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遭受了现在有可能压倒我们自己文明的恶习：无目的的唯物主义”（芒福德）。

苏美尔国王和埃及法老最终艰难地明白了一个道理，虽然你可以通过集中控制权力，建造确实宏伟的事物，但这最终会掏空文明，过度消耗物质资源，并在头重脚轻的那一刻崩溃。 然后一切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变得非常糟糕。

最终，有人决定再次尝试重建文明。 重建文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因此，一项新的沟通和协调技术的发展拉开了文明重建的序幕。

在这段时期，一些叫做腓尼基人的海上商人发明了新的技术：音标字母。 通过使用互通的字母来形成更高阶的单词和想法，他们极大地扩展了书面语言的能力。

它在简化思想传播方面非常有效，今天我们仍然使用希腊人和罗马人改编的字母表版本。 字母表不是繁琐的象形文字列表，而是将所有单词简化为一组标准的可重组音素：

希腊人掌握了这项技术，加入了几个元音，并写了一些史诗。 有了这些新的通讯工具，以及航海贸易所带来的闲暇时间，希腊人决定聚在一起玩一些游戏。

不久，协作从诗歌和游戏发展到自治。人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和思考，并决定也许这整个国王的事情都是一坨屎。

最终，有人决定做点什么，于是希腊城邦诞生了。 虽然希腊城邦远非完美（有大量奴隶），但考虑到他们可用的工具有限，那些自称具有公民身份的人享受着一种非常有效的地方民主。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维持这种纯粹的自我主权形式依赖于限制城市的规模。 柏拉图非常具体地将限制人数设置为 5,040 名公民（基本上是可以实际聚集在同一空间内听演讲者的人数）。 地方民主是有效的，但没有规模化。

随着德尔斐、奥林匹亚和科斯等受欢迎的新兴城邦的发展超出其物理空间，他们做出了一个激进的选择：有组织地分散到新的地点。 这种分裂使城邦得以保持小规模和地方治理，避免了大规模集权的问题：

正如他们所理解和实践的，美好的生活依赖于亲密关系和少数人……当城邦派生出一个殖民地，他们似乎没有努力扩大领土或经济统治：它只寻求重现与母城相似的状况。他们掌握了复制城市的艺术。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为了更好地协同，这些组织上独立但文化相似的城市开始建立联合会。最终，诞生了至少20个不同的联邦性组织，从松散共享的节日集会到代表委员会、财政部和法院。一些城市甚至向其他友好城邦的成员空投双重国籍。

这一切都很好，直到邻国开始积聚中央集权，并取缔相对无力的单个城邦。虽然罗马人一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联盟，但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于独裁统治的诱惑，享受着抢劫和掠夺的快乐。

人们说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腐败，而罗马人很快就证明这一点。罗马共和国帝国(感谢尤利乌斯·凯撒)在洗劫希腊之后，又喧嚣了200年，普及了面包、推行自由恋爱的浴场，以及国家为娱乐而批准的大规模屠杀。关于此时期民粹主义的历史记录绝对是疯狂的。用罗马诗人尤维纳尔的话来说：

自从人民失去了投票权，再也无法买卖选票以来，人民就放弃了他们对于国家之义务。人民曾几何时是政治、军事等几乎一切事务的权威之源泉；但他们如今专心致志，只焦急地期盼两样东西：面包和马戏。

但所有的好事都必须结束。就像远古时代中央集权文明的崩溃一样，对物质享受、暴力和增长的贪婪欲望最终耗尽了可用资源，掏空了老本，并内爆了。如果你是美国人， 应该从历史先例中看到警示，基础设施和安全系统的崩溃早在许多人意识到或承认帝国的终结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在各种野蛮人和军阀洗劫罗马之后，出现了一个可以预见的地方封地、小独裁和有限发展的时期。虽然许多历史学家现在拒绝使用“欧洲黑暗时代”来描述中世纪早期，但对于绝大多数经历过制度中固有的暴力的人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生存的好时机。

从11世纪开始的中世纪鼎盛时期，新兴城市的自治权得到了重生。它不来自宣示性政治理念，而来自协作技术的出现和市场现实。那是一个寒武纪大爆发式的过程：新的农业技术释放了农民组建中世纪公社的能力，贸易和十字军东征导致知识交流增加，造纸和印刷等技术得到发展。商人和他们居住的城镇突然拥有了协作和通信技术，重新占了上风。

数以千计的市集城镇获得了重要的经济权利，每周举行一次商品和服务交换集会，通常受到“市场和平”的保护。可以预见，一些领主和牧师反对将权力移交给地方分散的城市主权。但其他人接受了这一趋势，认为可以在商业增长中，从租金、通行费和税收获得更多收益。

古希腊将自我主权植根于刻意宣扬的民主原则中，与此不同的是，中世纪地方分权治理是通过贸易互惠的比较优势出现的：

自由、企业平等、民主参与、自治，从来没有在任何中世纪城镇完全实现过；但这些品质作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甚至在希腊也是如此。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在现在熟悉的历史模式中，这些商业城镇和行会在金钱和权力的支持下开始结成联盟。在今天的德国，数百人联合组成了汉萨同盟，这是一个由商业行会组成的防御性商业联盟。其他地方作为自由帝国城市获得了相对独立，并通过帝国议会参与了代议制治理。至少有十几个城市联盟成立了，但许多都太弱了，无法获得长期稳定。

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城邦与幸存的中央集权王国和君主国家相遇。一些没有向自治市场力量屈服的地方贵族，现在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大帝国。

随着黑死病带来的文明冲击、气候变化和饥荒（金属货币的崩溃使商人阶层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联邦制被证明太脆弱而无法维系。其余的大王国都受益了：“在随之而来的社会混乱中，权力落入那些控制军队、贸易路线和大量资本积累的人手中”（CIH 346）。

英格兰王国、法国和西班牙王国、奥斯曼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和其他原始民族国家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专制势力在几代人的血腥战争中争夺权力。被掏空的天主教会，烧毁了其最后的神圣合法性，开始出售从神职到赎罪券的一切。可以理解的是，这很难让农民满意。整个地方都散发着晚期中央集权的气息。

一个留着可爱胡须的家伙出现了，让打印变得更加容易。古登堡的印刷机是一种沟通和协作技术，它开启了另一次寒武纪大爆发，如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没过多久，每个人都有了书籍和地图，并且对冒险充满了向往。对于一个农民兼探险家来说，那些讨厌的国王开始看起来不再像征服者，而更像是准备为新一波疯狂创业公司提供资金的风险资本家：带着指南针跳上帆船，看看你最终会走向何方。

这些帆船前往世界各地，迅速占领并偷走了眼前的一切。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英格兰，在一个特别得天独厚的地方进行掠夺和偷窃，他们巧妙地称之为新英格兰。在那里，在刚赶走了当地居民的土地上，他们再次重复这个循环，建立一些城镇，建立地方治理，然后把它们复制到全国各地：

一个民主政体——以及最健康、最体面的环境，只要它保持在小范围内。从各个方面来看，这种更新的中世纪形式不仅与过去的威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与所有反民主的新巴洛克秩序设想形成鲜明对比。新英格兰城镇的不断发展，是由中央社会核心分裂成新的细胞，它们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这让人想起了希腊的早期模式。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循环还在继续：地方政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邦制结构，它通常太脆弱而无法长久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更集中的政府形式变得强大，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它。

美国开国元勋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为联邦制建立可持续的组织结构。尽管《邦联条例》和《美国宪法》是实现这个权力平衡目标的杰作，但它们在现代集权的重压下正在失败。我们似乎再次达到了中央集权的顶峰和资本主义的晚期。

美国现在表现出古埃及晚期危险的自我美化，古罗马晚期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和大规模的绥靖政策，以及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道德权威的坠落。

计算机、互联网和区块链依次出现。强大的协作和沟通新工具，为恢复自主权、自治和去中心化合作指明了道路。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历史知识和跨地域合作的交流工具，让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陷阱中学习。计算机提供了技术杠杆，使个人能够将影响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现在，区块链解决了拜占庭将军问题，使我们能够证明所有权并在网上信任陌生人。

DAO 是将这些新协作工具结合在一起的强大组织输出。历史先例清楚地表明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小型的、本地化的自治实验开始出现。我们正在开辟一条通往可复制的地方城镇的道路，这些城镇可以开始形成联邦式自下而上的治理网络。

但是，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的那样，这些联邦结构通常是短命的、虚弱的，脆弱的。从两河流域的灌溉合作社到希腊城邦，到中世纪的集镇，再到新英格兰的定居点，分散的自我主权的承诺蓬勃发展，但最终失败了。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循环是否可以被打破。但我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用最新的协作技术来解决问题。只有深入了解去中心化组织发展、联合和集中化的方式，我们才能尝试构建更能适应变化的循环方式。

即使历史注定要重演，这种循环也不应被视为失败。文明的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带来了新的，改进的技术、治理方式以及繁荣形态，并为下一波浪潮奠定了基础。周期有相似之处，但相较以往，它们表现为更复杂，更强大的迭代。

在一个周期结束时，文明面临两个选择：陷入混乱，或者用新的协作工具向前推进，自下而上重建去中心化的组织。睁大眼睛看看我们身后的历史先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掌握了构建下一代地方自治和去中心化城市联邦的工具，这些将构成下一个人类繁荣时代的基础。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作者：Jon Hillis｜译者：Rebecca Wong｜校对：conan xin｜排版：龙犄角｜

｜本文译自以下原文｜

https://creators.mirror.xyz/s9h4_PQAcJyqgC0rnsWjw9geU2wJs-IBPXIzHhgi-P8

虽然罗马人一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联盟，但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于独裁统治的诱惑，享受着抢劫和掠夺的快乐。

但所有的好事都必须结束。

推进文明发展的方式只有两种：捆绑和拆分。

吉姆·巴克斯代尔（Jim Barksdale），more-or-less

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偶尔出现的一系列新型协作技术改变了一切。 通过让一小群人能够更好地协作和共管资源，这些技术重新定义了权力结构，并奠定了新文明时代的基石。

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发展至今，靠的是不断将协作工具引入复杂的组织结构中。 随着文明的兴衰更替，这种引导过程遵循着一种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重复模式：

1. 协作和通信技术迅速融入文明发展并发挥作用

2. 这些新的协作技术使人类能够形成有效的本地去中心的治理结构（例如城市）

3. 最终，去中心化治理的联邦网络被更有效的中心化主权结构打败

4. 中心化主权结构终究会在自身重压下崩溃，并通过创造治理真空重新启动这整个循环

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故事线穿越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 当历史学家对西方文明整体进程进行分类时，他们通常划分出四个时期：

1. 远古时代 (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1000年)：农业、苏美尔人、埃及人等

2. 古典时代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希腊城邦、罗马帝国等

3. 中世纪 (公元500年-公元1500年)：骑士、国王、城堡、教堂等

4. 现代 (公元1500年-公元2000年)：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工业化等

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划分显然遗漏了大量的人类经验和文化——这只是一条聚焦特定区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如何演变的时间线。 但是，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它是思考文明如何演变的有用速记。 通过比较这些时期，一个与我们今天所处阶段相关的模式跃然纸上：

与任何心理史学的尝试一样，对于这个绘制框架的理解不要太过字面化。 我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历史学家，一个画粗略图和讲故事的业余爱好者。 但按照 Carlota Perez、James Dale Davidson、Lewis Mumford 和 David Hackett Fischer 的传统，我相信，讲述人类漫长发展历程的宏大故事是有价值的。我从他们的每一件作品中汲取灵感。

社会起源于潮湿的河谷，人们在那里学会了如何从事农业而不死于洪水。 虽然在此之前，人类已经聚集成小的团体、部落和村庄，而洪水泛滥的河谷需要人们合作发展，从而催生出了城市：

“灌溉网络”的建设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交、合作和长远规划，而这些是古老的自给自足的村落文化所不需要和不鼓励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型城市定居点有了现实可能性，也成为社交必须。

刘易斯·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

没被洪水淹死是好事，但事实证明，人们无意中发现了文明进展中更有价值的东西：公共产品的合作发展。

个人很少有明确的合作动机，这一点会导致公地悲剧。 本地化灌溉对于任何个人而言都是巨大工程，但由一小群人一起来工作，他们就可以通过规则和规范系统来共享资源，进行集体管理。

换句话说，这种协作式公共池灌溉衍生出了自下而上的治理系统（也就是原始的DAO）。 这样的系统非常有效，至今仍在被人们采用，并且在灌溉管理上通常比自上而下的政府计划更好用。

新发展来的合作能力导致了一个激烈加速的反馈循环：更多的人生产更多的食物，为更多的人生产更多的东西。城市成为了“生命力、权力和财富大规模流动”的终极呈现，“摆脱了农村的局限”，且“不仅仅是空间和规模的变化”，而是“方向和目的的改变，表现为一种新的组织类型”（芒福德）。

第一批城市成为引力源，这导致更高密度创意的产生，并导致技术迅速升级：商业、写作、金钱、法律、文化。这些原始的协调和交流将成为未来改变文明的技术发展的种子。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中大部分出现在大约 10,000 年前，也被称为“两河流域”。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支流合并的分形性质为新兴城市相互依存的网络创造了条件：

河流自然形成支流网络，汇集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盆地。 河流向一个方向流动，汇聚成更大的流域，这种现象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杠杆作用，并为权力集中创造了机会。

原始民主灌溉合作社的成功，使他们成为了自己的牺牲品。 有技术杠杆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实际表现。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协调他们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某个时刻，一位非常狡猾和魅力四射的领袖，穿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塔哥尼亚毛衣背心问：“它能扩大规模吗？”

没有人能给出很好的答案，所以魅力十足的领袖掌握了生产资料。 他称自己为国王，与他的伙伴们聚在一起，开始进行宣传，声称这里一直都是如此。类似的故事在其他五个河谷上演，服装和头衔略有不同。

这些新的集中治理结构非常有效。 当你声称上帝让你掌权，并说你有权把大多数人变成奴隶时，你可以迅速建立一些有规模的东西，像这样：

但是，尽管集中式治理结构具有可扩展性，但它们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没有局部自限反馈循环的无限制增长，最终会导致崩溃。 第一批文明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遭受了现在有可能压倒我们自己文明的恶习：无目的的唯物主义”（芒福德）。

苏美尔国王和埃及法老最终艰难地明白了一个道理，虽然你可以通过集中控制权力，建造确实宏伟的事物，但这最终会掏空文明，过度消耗物质资源，并在头重脚轻的那一刻崩溃。 然后一切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变得非常糟糕。

最终，有人决定再次尝试重建文明。 重建文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因此，一项新的沟通和协调技术的发展拉开了文明重建的序幕。

在这段时期，一些叫做腓尼基人的海上商人发明了新的技术：音标字母。 通过使用互通的字母来形成更高阶的单词和想法，他们极大地扩展了书面语言的能力。

它在简化思想传播方面非常有效，今天我们仍然使用希腊人和罗马人改编的字母表版本。 字母表不是繁琐的象形文字列表，而是将所有单词简化为一组标准的可重组音素：

希腊人掌握了这项技术，加入了几个元音，并写了一些史诗。 有了这些新的通讯工具，以及航海贸易所带来的闲暇时间，希腊人决定聚在一起玩一些游戏。

不久，协作从诗歌和游戏发展到自治。人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和思考，并决定也许这整个国王的事情都是一坨屎。

最终，有人决定做点什么，于是希腊城邦诞生了。 虽然希腊城邦远非完美（有大量奴隶），但考虑到他们可用的工具有限，那些自称具有公民身份的人享受着一种非常有效的地方民主。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维持这种纯粹的自我主权形式依赖于限制城市的规模。 柏拉图非常具体地将限制人数设置为 5,040 名公民（基本上是可以实际聚集在同一空间内听演讲者的人数）。 地方民主是有效的，但没有规模化。

随着德尔斐、奥林匹亚和科斯等受欢迎的新兴城邦的发展超出其物理空间，他们做出了一个激进的选择：有组织地分散到新的地点。 这种分裂使城邦得以保持小规模和地方治理，避免了大规模集权的问题：

正如他们所理解和实践的，美好的生活依赖于亲密关系和少数人……当城邦派生出一个殖民地，他们似乎没有努力扩大领土或经济统治：它只寻求重现与母城相似的状况。他们掌握了复制城市的艺术。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为了更好地协同，这些组织上独立但文化相似的城市开始建立联合会。最终，诞生了至少20个不同的联邦性组织，从松散共享的节日集会到代表委员会、财政部和法院。一些城市甚至向其他友好城邦的成员空投双重国籍。

这一切都很好，直到邻国开始积聚中央集权，并取缔相对无力的单个城邦。虽然罗马人一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联盟，但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于独裁统治的诱惑，享受着抢劫和掠夺的快乐。

人们说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腐败，而罗马人很快就证明这一点。罗马共和国帝国(感谢尤利乌斯·凯撒)在洗劫希腊之后，又喧嚣了200年，普及了面包、推行自由恋爱的浴场，以及国家为娱乐而批准的大规模屠杀。关于此时期民粹主义的历史记录绝对是疯狂的。用罗马诗人尤维纳尔的话来说：

自从人民失去了投票权，再也无法买卖选票以来，人民就放弃了他们对于国家之义务。人民曾几何时是政治、军事等几乎一切事务的权威之源泉；但他们如今专心致志，只焦急地期盼两样东西：面包和马戏。

但所有的好事都必须结束。就像远古时代中央集权文明的崩溃一样，对物质享受、暴力和增长的贪婪欲望最终耗尽了可用资源，掏空了老本，并内爆了。如果你是美国人， 应该从历史先例中看到警示，基础设施和安全系统的崩溃早在许多人意识到或承认帝国的终结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在各种野蛮人和军阀洗劫罗马之后，出现了一个可以预见的地方封地、小独裁和有限发展的时期。虽然许多历史学家现在拒绝使用“欧洲黑暗时代”来描述中世纪早期，但对于绝大多数经历过制度中固有的暴力的人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生存的好时机。

从11世纪开始的中世纪鼎盛时期，新兴城市的自治权得到了重生。它不来自宣示性政治理念，而来自协作技术的出现和市场现实。那是一个寒武纪大爆发式的过程：新的农业技术释放了农民组建中世纪公社的能力，贸易和十字军东征导致知识交流增加，造纸和印刷等技术得到发展。商人和他们居住的城镇突然拥有了协作和通信技术，重新占了上风。

数以千计的市集城镇获得了重要的经济权利，每周举行一次商品和服务交换集会，通常受到“市场和平”的保护。可以预见，一些领主和牧师反对将权力移交给地方分散的城市主权。但其他人接受了这一趋势，认为可以在商业增长中，从租金、通行费和税收获得更多收益。

古希腊将自我主权植根于刻意宣扬的民主原则中，与此不同的是，中世纪地方分权治理是通过贸易互惠的比较优势出现的：

自由、企业平等、民主参与、自治，从来没有在任何中世纪城镇完全实现过；但这些品质作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甚至在希腊也是如此。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在现在熟悉的历史模式中，这些商业城镇和行会在金钱和权力的支持下开始结成联盟。在今天的德国，数百人联合组成了汉萨同盟，这是一个由商业行会组成的防御性商业联盟。其他地方作为自由帝国城市获得了相对独立，并通过帝国议会参与了代议制治理。至少有十几个城市联盟成立了，但许多都太弱了，无法获得长期稳定。

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城邦与幸存的中央集权王国和君主国家相遇。一些没有向自治市场力量屈服的地方贵族，现在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大帝国。

随着黑死病带来的文明冲击、气候变化和饥荒（金属货币的崩溃使商人阶层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联邦制被证明太脆弱而无法维系。其余的大王国都受益了：“在随之而来的社会混乱中，权力落入那些控制军队、贸易路线和大量资本积累的人手中”（CIH 346）。

英格兰王国、法国和西班牙王国、奥斯曼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和其他原始民族国家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专制势力在几代人的血腥战争中争夺权力。被掏空的天主教会，烧毁了其最后的神圣合法性，开始出售从神职到赎罪券的一切。可以理解的是，这很难让农民满意。整个地方都散发着晚期中央集权的气息。

一个留着可爱胡须的家伙出现了，让打印变得更加容易。古登堡的印刷机是一种沟通和协作技术，它开启了另一次寒武纪大爆发，如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没过多久，每个人都有了书籍和地图，并且对冒险充满了向往。对于一个农民兼探险家来说，那些讨厌的国王开始看起来不再像征服者，而更像是准备为新一波疯狂创业公司提供资金的风险资本家：带着指南针跳上帆船，看看你最终会走向何方。

这些帆船前往世界各地，迅速占领并偷走了眼前的一切。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英格兰，在一个特别得天独厚的地方进行掠夺和偷窃，他们巧妙地称之为新英格兰。在那里，在刚赶走了当地居民的土地上，他们再次重复这个循环，建立一些城镇，建立地方治理，然后把它们复制到全国各地：

一个民主政体——以及最健康、最体面的环境，只要它保持在小范围内。从各个方面来看，这种更新的中世纪形式不仅与过去的威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与所有反民主的新巴洛克秩序设想形成鲜明对比。新英格兰城镇的不断发展，是由中央社会核心分裂成新的细胞，它们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这让人想起了希腊的早期模式。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循环还在继续：地方政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邦制结构，它通常太脆弱而无法长久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更集中的政府形式变得强大，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它。

美国开国元勋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为联邦制建立可持续的组织结构。尽管《邦联条例》和《美国宪法》是实现这个权力平衡目标的杰作，但它们在现代集权的重压下正在失败。我们似乎再次达到了中央集权的顶峰和资本主义的晚期。

美国现在表现出古埃及晚期危险的自我美化，古罗马晚期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和大规模的绥靖政策，以及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道德权威的坠落。

计算机、互联网和区块链依次出现。强大的协作和沟通新工具，为恢复自主权、自治和去中心化合作指明了道路。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历史知识和跨地域合作的交流工具，让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陷阱中学习。计算机提供了技术杠杆，使个人能够将影响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现在，区块链解决了拜占庭将军问题，使我们能够证明所有权并在网上信任陌生人。

DAO 是将这些新协作工具结合在一起的强大组织输出。历史先例清楚地表明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小型的、本地化的自治实验开始出现。我们正在开辟一条通往可复制的地方城镇的道路，这些城镇可以开始形成联邦式自下而上的治理网络。

但是，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的那样，这些联邦结构通常是短命的、虚弱的，脆弱的。从两河流域的灌溉合作社到希腊城邦，到中世纪的集镇，再到新英格兰的定居点，分散的自我主权的承诺蓬勃发展，但最终失败了。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循环是否可以被打破。但我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用最新的协作技术来解决问题。只有深入了解去中心化组织发展、联合和集中化的方式，我们才能尝试构建更能适应变化的循环方式。

即使历史注定要重演，这种循环也不应被视为失败。文明的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带来了新的，改进的技术、治理方式以及繁荣形态，并为下一波浪潮奠定了基础。周期有相似之处，但相较以往，它们表现为更复杂，更强大的迭代。

在一个周期结束时，文明面临两个选择：陷入混乱，或者用新的协作工具向前推进，自下而上重建去中心化的组织。睁大眼睛看看我们身后的历史先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掌握了构建下一代地方自治和去中心化城市联邦的工具，这些将构成下一个人类繁荣时代的基础。让我们开始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