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llie Rennie｜译者：yu zhu｜校对：Shawn｜排版：龙犄角｜本文译自以下原文｜

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使用代币和其他激励，来鼓励开发者致力于对生态有帮助的项目。在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一种福利政策使用的类似方法，叫做“社会影响债券”。我建议开始对涉及复杂社会动态的项目，进行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的试验。

“我爸爸在以太坊上班，他说可扩展性问题就要解决了”。这是一条我早先刷过的推特，它还是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想到以太坊更像一家普通公司而不是一个分布式基础设施，我就有点害怕。但这条推特的下半句是真的，以太坊从一开始就在谈论解决网络的成本和速度（可扩展性）问题。

在七月的 ETHCC 上， Karl Floersch 承认，他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为什么以太坊路线图的执行推进如此缓慢 [1]。Floersch 目前在为以太坊提供扩展解决方案的 Optimism 工作。在此之前，他曾是以太坊基金会的研究员，也是你们在那条推特中看到的爸爸的最亲密工作伙伴。Floersch 在 ETHCC 的演讲，介绍了一种“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的新方法，试图解决以太坊推进过于缓慢的问题。这种方法最早是以太坊的发明者 Vitalik Buterin 提出的（文章、演讲）。

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就像 Floersch 和 Buterin 描述的那样，会让利用以太坊所建立的社会技术机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鼓励参与者致力于对整体系统有益的变化。它的基本工作机制可以如下：

为了解决生态中存在的问题，开源项目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法、策略，甚至可能开发出了一定的原型；

项目创始人发行代币，并把代币卖给对这个项目有信仰的人，从而为项目开发进行融资；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一个“结果预言机”会以更高的价格买入这些代币，有效地为项目投资人提供退出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个人和私有组织参与技术创新。

当然，这里还缺少很多细节，比如结果预言机如何工作。Optimism 的建议是用定序器的收益来资助预言机，引发了这是否能为 Optimism 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有趣讨论。Floersch and Buterin 都强调，这样的系统必须基于对结果预言机的行之有效的治理，防止被恶意操纵。如何为这个假设的DAO或者预测市场设计治理机制，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他们俩都承认，如何奖励那些被资助项目所依赖的早期创新，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方法的。

这个模型对一些开源软件项目来说可能简单，尤其是可以用与去中心化应用（dapp）的整合程度来衡量项目是否成功的产品。但是，如果软件创新体现在直接与用户交互上，可能会面临三个主要困难：

1. 技术的应用是难以预测的。一种有着复杂因素的，针对公共物品的“系统性方法”，是否可以被整合到这个机制中？

2. 准确衡量产出是困难的。谁来判断项目是否成功？如何保证这些评委是独立的、廉洁的？

3. 如果执行上出了问题，基于产出的募资甚至会有反向的激励效果。开发者会选择去解决那些困难的问题，还是那些容易衡量产出的问题？

在依赖技术和社会创新的情况下，让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发挥作用，会对加速实现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关键需求非常重要，例如身份。在下面我会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是如何工作的。

但在我举例之前，反思一下我们从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的类似实验中所学到的东西--有时被称为 "社会创新"，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叫“社会影响债券”的可追溯融资机制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场景下使用过，向我们体现了这种机制的优点和缺点。

典型的社会影响债券会涉及私人公司资助项目，以解决社会问题 [2]。目前，它已经被应用在降低再犯罪率、降低无家可归率等领域。如果项目达到预定的目标，政府除了向私人投资者返回项目投入以外，还会再支付一笔奖励 [3]。如果项目失败，私人投资者在项目上的投入就打了水漂。社会影响债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以创新的方式提供服务和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

如 Floersch 和 Buterin 所描述的那样，社会影响债券与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的商业模式最大的区别是：在社会影响债券中，结果预言机是由独立研究机构（如这个公司）和政府联合组成的，只有项目目标达成了，才会发起支付。在社会影响债券机制中，那些承担工作的人只能在项目最终完成以后拿到钱，这里不存在创始人退出激励 [4]。

比起典型的公共支出项目，社会影响债券可以鼓励以更整体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与一家当地的机构合作，尝试将社会影响债券项目落地，并观察整个过程。参与项目的人发现，他们必须与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合作，否则只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并不能够达成整体的预期目的。

对于社会影响债券的主要批评是：除非预期目标被明确的规定了，否则承担工作的组织总会挑其中简单的部分来做。举个例子：如果目标是降低再犯罪率，工作组织会更倾向只找本来就更不会再犯罪的人来参与项目。那些更边缘的人，则会失去这本来应得的被服务机会。

让基于区块链的公共产品项目落地，可能还需要超越单一的服务提供者视角，让不同的参与者一起来创新。例如，我一直与一个名为 Trust Alliance 的组织密切合作，该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发展实践和标准，以促进在人道主义工作中使用身份凭证验证。

Trust Alliance 不是一个特定的软件产品，它是一个组织的网络。这些组织的共性是都在使用符合技术设计中的 "人类优先 "原则的身份凭据。Trust Alliance 合作的第一家技术提供商叫 Traverse，由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与技术公司Type Human合作开发 [5]。如我在其他文章写到的，Trust Alliance 的价值在于它将各组织聚集在一起，找到这些组织共同的、可以通过使用身份凭据验证来解决的需求。这样的组织间合作可以促进行业标准凭证化，比如：在工作场所行为等领域，我们会进行行业标准化认证培训，而现在这种认证扩展到了，防止有过职场劣迹的人被再次雇佣。

这个例子中的公共物品在哪里？公共物品是非竞争的、非排他性的。uPort 的开源软件使其他团体能够开发出一个为满足特定需求而制作的 dapps 生态系统，符合这一定义。可以说，Traverse 和 Trust Alliance 所做的工作更类似于俱乐部商品（一个团体为自己的目的而开发的物品）。然而，随着以人为本的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个联盟的创新也会被更广泛的使用。

特定人道主义目标的技术很难获得私人投资。虽然像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可以为建立这些技术提供初始资金，但除非有一个商业模式，否则当该组织的资金耗尽时，该技术就会被迫关闭。 Traverse 不得不考虑为 Trust Alliance 的人道主义组织客户范围之外的客户，提供服务来维持组织运行，因为 Web3 的身份凭据验证市场现在还没有成熟。

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在这个场景下如何工作？首先，Traverse 可以发行代币，并向那些有身份凭据验证需求的组织发售，包括那些现在就有需求的人道主义组织。在代币发行过程中，Traverse 可以保留一部分代币分配给为他们的产品开发基础代码库的组织（比如 uPort）。Traverse 也可以给 Trust Alliance 分配一些代币，来奖励 Trust Alliance 在组织间协调和技术教育上投入的工作。一部分收益（不是代币）也将用于评价工作结果的独立研究。

如果看的更长远，结果预言机只是简单地承诺，在Web3市场变得更大时购买 Traverse 发行的代币。举个例子，预言机可以承诺，在app或者使用某个软件组件的用户数量达到某个阈值时，买入代币。结果预言机可以高效地补偿这些人道主义组织在项目中的初始投入，如果达到某些要求还会补偿得更多。关键软件组件的提供者 (uPort)、必要的线下关系的协调者（the Trust Alliance）也都会通过这个机制被奖励，他们可以将这些奖励用于未来的项目（假设他们是非营利实体）。唯一不能通过这个机制进行奖励的是研究团队；他们需要从最初的投资中得到资助，这样就不会有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研究结果的风险。

就像这个例子所展示，通过代币分配机制来管理多方合作的项目，可能比典型的服务交付合同流程更容易。开源项目同样可以在他们的工作被使用时收到回报。但是，与社会影响债券同样，结果预言机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激励开发者去解决那些困难的问题，而不是去摘那些容易到手的成果。

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是目前区块链发展中进展比较慢的领域。它依赖于良好的代币设计、治理的完整性和面向未来的心智模式。二级市场可能会促进价格发现和流动性，使这种机制运作得更好，并为公共物品问题提供一个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虽然这可能看起来不太可能，但请记住，以太坊在六年内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问问你在以太坊工作的爸爸。

关于我：我是一名来自 RMIT University 的教授，为 *RMIT Blockchain Innovation Hub *和 the Digital Ethnography Research Centre 工作。我也是一名 AR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nd Society 的助理研究员。感谢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FT19010372 的支持。

[1] 以太坊从用户的使用中收取费用，但只有不成比例的极小部分收入，投向与那些运行软件来保证网络的运作和分布性的方向。在 Buterin 看来，支撑以太坊的社会契约使得想用运行费来进行公共物品融资非常困难。靠着来自以太坊基金会的拨款和其它配套机制，比如二次方融资（Gitcoin 拨款），才一直推动着以太坊协议向前推进。这些系统已经为很多重大进展提供了资金，但是比起以太坊系统中，靠着代币经济学这种基于市场的方式来融资，靠组织拨款太慢了。

社会影响债券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和公务员Ronnie Horash于1988年发明的，并在英国进行了广泛的试验。 Edmiston 和 Nicholls 的这篇论文对此有着很好的概括。我在为 Broome 的一个当地组织 Goolarri Media Enterprises 做研究时首次研究了这个问题。Jason Potts在这里描述了我们对它的兴趣。

[3] 在现实中，这类债券的投资者包括不追求回报，但对支持创新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感兴趣的慈善家们。

[4] 就像其他“基于结果的募资”机制，任何未花完的资金都可以被保留，而不用退给出资人。

[5] Sempo 和 Mattr 也是 Traverse 成员，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合作开发 dapp，以应对数字包容这样的实际挑战。

｜作者：Ellie Rennie｜译者：yu zhu｜校对：Shawn｜排版：龙犄角｜本文译自以下原文｜

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使用代币和其他激励，来鼓励开发者致力于对生态有帮助的项目。在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一种福利政策使用的类似方法，叫做“社会影响债券”。我建议开始对涉及复杂社会动态的项目，进行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的试验。

“我爸爸在以太坊上班，他说可扩展性问题就要解决了”。这是一条我早先刷过的推特，它还是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想到以太坊更像一家普通公司而不是一个分布式基础设施，我就有点害怕。但这条推特的下半句是真的，以太坊从一开始就在谈论解决网络的成本和速度（可扩展性）问题。

在七月的 ETHCC 上， Karl Floersch 承认，他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为什么以太坊路线图的执行推进如此缓慢 [1]。Floersch 目前在为以太坊提供扩展解决方案的 Optimism 工作。在此之前，他曾是以太坊基金会的研究员，也是你们在那条推特中看到的爸爸的最亲密工作伙伴。Floersch 在 ETHCC 的演讲，介绍了一种“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的新方法，试图解决以太坊推进过于缓慢的问题。这种方法最早是以太坊的发明者 Vitalik Buterin 提出的（文章、演讲）。

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就像 Floersch 和 Buterin 描述的那样，会让利用以太坊所建立的社会技术机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鼓励参与者致力于对整体系统有益的变化。它的基本工作机制可以如下：

为了解决生态中存在的问题，开源项目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法、策略，甚至可能开发出了一定的原型；

项目创始人发行代币，并把代币卖给对这个项目有信仰的人，从而为项目开发进行融资；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一个“结果预言机”会以更高的价格买入这些代币，有效地为项目投资人提供退出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个人和私有组织参与技术创新。

当然，这里还缺少很多细节，比如结果预言机如何工作。Optimism 的建议是用定序器的收益来资助预言机，引发了这是否能为 Optimism 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有趣讨论。Floersch and Buterin 都强调，这样的系统必须基于对结果预言机的行之有效的治理，防止被恶意操纵。如何为这个假设的DAO或者预测市场设计治理机制，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他们俩都承认，如何奖励那些被资助项目所依赖的早期创新，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方法的。

这个模型对一些开源软件项目来说可能简单，尤其是可以用与去中心化应用（dapp）的整合程度来衡量项目是否成功的产品。但是，如果软件创新体现在直接与用户交互上，可能会面临三个主要困难：

1. 技术的应用是难以预测的。一种有着复杂因素的，针对公共物品的“系统性方法”，是否可以被整合到这个机制中？

2. 准确衡量产出是困难的。谁来判断项目是否成功？如何保证这些评委是独立的、廉洁的？

3. 如果执行上出了问题，基于产出的募资甚至会有反向的激励效果。开发者会选择去解决那些困难的问题，还是那些容易衡量产出的问题？

在依赖技术和社会创新的情况下，让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发挥作用，会对加速实现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关键需求非常重要，例如身份。在下面我会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是如何工作的。

但在我举例之前，反思一下我们从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的类似实验中所学到的东西--有时被称为 "社会创新"，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叫“社会影响债券”的可追溯融资机制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场景下使用过，向我们体现了这种机制的优点和缺点。

典型的社会影响债券会涉及私人公司资助项目，以解决社会问题 [2]。目前，它已经被应用在降低再犯罪率、降低无家可归率等领域。如果项目达到预定的目标，政府除了向私人投资者返回项目投入以外，还会再支付一笔奖励 [3]。如果项目失败，私人投资者在项目上的投入就打了水漂。社会影响债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以创新的方式提供服务和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

如 Floersch 和 Buterin 所描述的那样，社会影响债券与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的商业模式最大的区别是：在社会影响债券中，结果预言机是由独立研究机构（如这个公司）和政府联合组成的，只有项目目标达成了，才会发起支付。在社会影响债券机制中，那些承担工作的人只能在项目最终完成以后拿到钱，这里不存在创始人退出激励 [4]。

比起典型的公共支出项目，社会影响债券可以鼓励以更整体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与一家当地的机构合作，尝试将社会影响债券项目落地，并观察整个过程。参与项目的人发现，他们必须与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合作，否则只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并不能够达成整体的预期目的。

对于社会影响债券的主要批评是：除非预期目标被明确的规定了，否则承担工作的组织总会挑其中简单的部分来做。举个例子：如果目标是降低再犯罪率，工作组织会更倾向只找本来就更不会再犯罪的人来参与项目。那些更边缘的人，则会失去这本来应得的被服务机会。

让基于区块链的公共产品项目落地，可能还需要超越单一的服务提供者视角，让不同的参与者一起来创新。例如，我一直与一个名为 Trust Alliance 的组织密切合作，该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发展实践和标准，以促进在人道主义工作中使用身份凭证验证。

Trust Alliance 不是一个特定的软件产品，它是一个组织的网络。这些组织的共性是都在使用符合技术设计中的 "人类优先 "原则的身份凭据。Trust Alliance 合作的第一家技术提供商叫 Traverse，由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与技术公司Type Human合作开发 [5]。如我在其他文章写到的，Trust Alliance 的价值在于它将各组织聚集在一起，找到这些组织共同的、可以通过使用身份凭据验证来解决的需求。这样的组织间合作可以促进行业标准凭证化，比如：在工作场所行为等领域，我们会进行行业标准化认证培训，而现在这种认证扩展到了，防止有过职场劣迹的人被再次雇佣。

这个例子中的公共物品在哪里？公共物品是非竞争的、非排他性的。uPort 的开源软件使其他团体能够开发出一个为满足特定需求而制作的 dapps 生态系统，符合这一定义。可以说，Traverse 和 Trust Alliance 所做的工作更类似于俱乐部商品（一个团体为自己的目的而开发的物品）。然而，随着以人为本的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个联盟的创新也会被更广泛的使用。

特定人道主义目标的技术很难获得私人投资。虽然像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可以为建立这些技术提供初始资金，但除非有一个商业模式，否则当该组织的资金耗尽时，该技术就会被迫关闭。 Traverse 不得不考虑为 Trust Alliance 的人道主义组织客户范围之外的客户，提供服务来维持组织运行，因为 Web3 的身份凭据验证市场现在还没有成熟。

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在这个场景下如何工作？首先，Traverse 可以发行代币，并向那些有身份凭据验证需求的组织发售，包括那些现在就有需求的人道主义组织。在代币发行过程中，Traverse 可以保留一部分代币分配给为他们的产品开发基础代码库的组织（比如 uPort）。Traverse 也可以给 Trust Alliance 分配一些代币，来奖励 Trust Alliance 在组织间协调和技术教育上投入的工作。一部分收益（不是代币）也将用于评价工作结果的独立研究。

如果看的更长远，结果预言机只是简单地承诺，在Web3市场变得更大时购买 Traverse 发行的代币。举个例子，预言机可以承诺，在app或者使用某个软件组件的用户数量达到某个阈值时，买入代币。结果预言机可以高效地补偿这些人道主义组织在项目中的初始投入，如果达到某些要求还会补偿得更多。关键软件组件的提供者 (uPort)、必要的线下关系的协调者（the Trust Alliance）也都会通过这个机制被奖励，他们可以将这些奖励用于未来的项目（假设他们是非营利实体）。唯一不能通过这个机制进行奖励的是研究团队；他们需要从最初的投资中得到资助，这样就不会有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研究结果的风险。

就像这个例子所展示，通过代币分配机制来管理多方合作的项目，可能比典型的服务交付合同流程更容易。开源项目同样可以在他们的工作被使用时收到回报。但是，与社会影响债券同样，结果预言机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激励开发者去解决那些困难的问题，而不是去摘那些容易到手的成果。

可追溯公共物品融资是目前区块链发展中进展比较慢的领域。它依赖于良好的代币设计、治理的完整性和面向未来的心智模式。二级市场可能会促进价格发现和流动性，使这种机制运作得更好，并为公共物品问题提供一个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虽然这可能看起来不太可能，但请记住，以太坊在六年内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问问你在以太坊工作的爸爸。

关于我：我是一名来自 RMIT University 的教授，为 *RMIT Blockchain Innovation Hub *和 the Digital Ethnography Research Centre 工作。我也是一名 AR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nd Society 的助理研究员。感谢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FT19010372 的支持。

[1] 以太坊从用户的使用中收取费用，但只有不成比例的极小部分收入，投向与那些运行软件来保证网络的运作和分布性的方向。在 Buterin 看来，支撑以太坊的社会契约使得想用运行费来进行公共物品融资非常困难。靠着来自以太坊基金会的拨款和其它配套机制，比如二次方融资（Gitcoin 拨款），才一直推动着以太坊协议向前推进。这些系统已经为很多重大进展提供了资金，但是比起以太坊系统中，靠着代币经济学这种基于市场的方式来融资，靠组织拨款太慢了。

社会影响债券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和公务员Ronnie Horash于1988年发明的，并在英国进行了广泛的试验。 Edmiston 和 Nicholls 的这篇论文对此有着很好的概括。我在为 Broome 的一个当地组织 Goolarri Media Enterprises 做研究时首次研究了这个问题。Jason Potts在这里描述了我们对它的兴趣。

[3] 在现实中，这类债券的投资者包括不追求回报，但对支持创新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感兴趣的慈善家们。

[4] 就像其他“基于结果的募资”机制，任何未花完的资金都可以被保留，而不用退给出资人。

[5] Sempo 和 Mattr 也是 Traverse 成员，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合作开发 dapp，以应对数字包容这样的实际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