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户被社交媒体巨头的平台算法牵着鼻子走，评论区两极分化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而有想法的创作者则苦于平台苛刻的审查制度 —— 这些都是社交媒体的现状。本文讨论了 4 种改善社交媒体的构想，我们不仅要修复现有的问题，而且要创造新的社交网络来共同构建美好的网络生态。

【标签】#Web3 #社交网络 #DAO

作者：Ethan Zuckerman｜译者：jomosis1997｜校对：Roy｜排版：Queeny

对着现有的社交媒体修修补补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构想、实验和创造出对社会有益的社交媒体。

过去的 20 年里，对研究社会变迁的人来说，社交媒体领域从理想之地变成了忧虑之乡。如果笃信新闻头条，社交媒体就成了现代生活中许多主要祸患的罪魁祸首。它正在把我们的政治话语变得粗俗，导致分化和决裂；并且使脆弱的民众暴露在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驱使他们走向暴力。社交媒体令人上瘾，会损害我们的形体和自我价值感。

假如这些确有其事，那么我们的社会没有封禁这项危险的新技术就太奇怪了。实际上，社交媒体是复杂的。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 Casey Fiesler 教授观察到，＂社交媒体确实对人有益，也的确对人有害。利弊并存。＂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倡议」项目中，我的研究表明，通过努力，社交媒体能够被塑造成一股有益于社会的力量，而不应简单地对其扩张进行压制。

对那些孤形只影的人来说，社交媒体所提供的是救命的稻草，是与他人的联结。那些性别认同、性取向或兴趣无法得到当地社区认同的人，可以从社交媒体中获得鼓舞和改观。社交媒体帮助扩大了历来被排除在媒体对话之外的声音，包括有色人种、酷儿（ 译注： 对既非异性恋也非顺性别的人的伞式术语 ）和残障群体。在「阿拉伯之春」等著名案例中，社交媒体为革命政治运动提供了支持，其参与者利用网络工具揭露和对抗专制独裁政权。

社交媒体的潜力，及其实际危害和潜在好处之间的差距，意味着专注该领域的提升对广泛推进社会正义，尤其对公益相关的新兴技术而言是最先要做的事。就像这个系列指出的那样，在公益技术领域内，有许多人自发参与信任与安全相关的复杂任务，努力将网络空间里那些尽人皆知的危害降到最小；另一些人则对日益影响我们社交平台体验的算法展开研究；还有一些人与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合作，共同设计准则，来削弱社交媒体在最极端的状况下可能产生的破坏性。

诸如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DSA）和《数字市场法案》（DMA）等即将出台的立法，旨在让社交平台更加透明，让用户和立法者对影响内容权重的算法能有深入的了解。条例草案还试图取缔所谓的黑暗模式，该模式采用心理操控术，其设计目标是让用户难以摆脱平台服务，持续不断地使用社交平台，就和让赌徒泡在赌场里的赌博机器一样。

对减轻社交媒体危害面的关注反映出了一种认知，即：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平台正在公共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社交网络成了一种空间。围绕着当日热点，以及身为社会一分子应当如何应对等问题，人们在这个空间里处理、分析、解读信息，进行研讨和辩论。因此，社交网络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然而，尽管监管提案是出于好意，却没有看到社交媒体也能够有益于社会。充其量，这些监管举措也只能让现有的社交媒体不那么可怕。不过，一个新兴的运动却对社交媒体成为公共领域中的「益类」有所展望，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好网络」运动。仍然不甚明朗的是，在这些相互竞争的「美好网络」愿景中，谁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交媒体环境。

我对社交网络未来的兴趣和个人经历有关。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参与建立了互联网上第一批以用户产生的内容（UGC）为中心的社区之一——Tripod，它是 MySpace 等早期社交网络的先驱。当代社交媒体的问题，与我和团队在那时所做过的一些决定（从如何审核内容到创造令人讨厌的弹窗广告）脱不开干系。如今作为一名学者，我专注于探索如何让社交媒体回归初心，让人们可以广泛多样地参与开放互联。在本文中，我探讨了「美好网络」的四个愿景，并让社会变革者得以从中借鉴改善社会的经验。

有一个群体与社交媒体的格局重塑利益攸关，那就是现有的平台。他们偏爱的未来是，继续统治网上最热门的社交媒体空间。对现有空间进行改造，再加上新一波彻底创新的热潮，是他们实现「美好网络」的方式。你可以从更名为 Meta 的 Facebook的身上看到这一点。马克扎克伯格对元宇宙迷恋的解释之一是，他希望摆脱 Facebook 的现有问题：垃圾邮件、极端言论、错误和虚假信息，以及用户之间的冲突。扎克伯格设想了一个 3D 版的未来——用户戴着他的公司制造的头盔与他的公司制造的软件进行交互，在一个完全由他的公司控制的宇宙中，购买他的公司出售的游戏和其他数字商品。

目前还不清楚扎克伯格是否了解如何解决 3D 交互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新问题。事实上，Facebook Metaverse 测试版发布几周后，用户就开始报告线上骚扰的新形式，包括男性角色侵犯女性角色等猥亵行为。那些在当前网络空间面临审查挑战的平台，进入新的领域时，似乎也明显会面对更多的、严峻的新挑战。考虑到网游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厌女症，如 Gamergate 这样的骚扰运动所表现出的那样，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就可以预料到，在以游戏为中心的 Metaverse 平台上，针对女性的暴力将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即使有这些挑战，现有平台比起该领域的后来者也拥有巨大的优势。实际上，在某类内容的监管方面，Facebook 做得相当出色，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昂贵的、难以复制的基础设施。社交媒体上经常会发布儿童性侵害内容（CSAM，有时被错误地称为＂儿童色情＂）。于是，Facebook 与其它主要平台提供者一起创建了基于已知 CSAM 图像的指纹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使 Facebook 和合作公司能够快速识别、阻止并向执法部门报告 CSM 。

但这些数据库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公民自由主义者指出，类似的暴力极端主义数据库需要严加监控，以确保不会践踏言论自由。但是，这些大平台已经展示了大规模地与社交媒体中最糟糕的部分内容战斗的能力。最近，亚马逊的视频流媒体服务 Twitch，在两分钟内识别并删除了纽约水牛城枪击案的直播流，它是这些平台开始规模化处理极端内容的明证。尚未明朗的是，随着 Facebook 进军 Metaverse，Twitter 进入音频聊天领域，这些平台是否了解如何解决各自所特有的日常仇视和骚扰问题。

「美好网络」创新者的第二个群组是被平台封杀的群体——由于内容无法通过管理人员审核，而被踢出主流平台的一群人。澳大利亚活动家团体 Assembly Four 由性工作者和程序员组成，就在美国立法之后，他们走到一起为性工作者创建了一个在线空间。SESTA-FOSTA 致力于打击性拐卖，这项美国法律的副作用是，让地处美国的社交平台对性工作者抱持敌意，尽管他们中有的人身处性工作合法的国家。Assembly Four 所在的澳大利亚地区，性工作是合法的。Assembly Four 的员工建立了一个名为 Switter.at 的替代平台，这个名字是＂性工作者推特＂的简称，在其高峰期有 42 万人使用。

最重要的是，性工作者们也参与了这个为他们服务的平台的设计，设计中考虑到了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它为性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间，以分享危险客户的信息并保护彼此的福祉。不幸的是，澳大利亚最近的立法迫使这个平台在 2022 年初关闭，但它仍然是一个范例，说明了为什么被现有平台赶走的群体能够创建自己的社交媒体空间如此有价值。

不幸的是，发生在 Assembly Four 身上的悲剧也在其他问题群体上重演。Gab.ai 是一个接纳被 Twitter 和其他社交网络封禁的极端右翼分子的网站，它使用的软件和架构与 Switter 的创建者相同。很快，Gab.ai 就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极端线上空间。

Gab.ai 的创始人在描述该项目时使用的一些言论，对批评社交平台经济模式的人来说耳熟能详——包括其寻找＂监控资本主义＂替代品的着重点，以及通过融合非特定广告投放和订阅收入来支持该平台的愿望。Gab 想创建一个免于监控的社交空间，由订阅和广大的广告受众来提供支持，这样的意图值得称赞，但该网站上所呈现的许多观点却完全应该为人诟病。

Gab.ai 的部分模式后继有人，其中就包括创立了 Truth.social 的前总统特朗普。他发表了煽动 2021 年 1 月 6 日暴力事件的言论，随后被众多社交网络封杀。这类网络承诺抵制审查制度，但却往往对意识形态对手的言论加以限制。在这些社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负责人以及网站宣扬的规则。

尽管在管理和意图上存在差异，但＂去平台化网络＂值得关注，因为其社区用户热情高涨，参与度极高。通常情况下，新社区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规模，是因为满足了那些无法在其它地方聚集的用户的需求。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从社区需求中学习，创造出新的互动形式来获得支持。但「美好网络」的另一批人担心，让自以为是的领导人掌控社区的规则和执行会带来危险。

想建立「美好网络」的第三个群体是一群加密货币狂热者，他们最近给自己打上了 Web3 的标签。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普及了 Web 2.0 一词，催生了由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平台实现的参与式互联网。在 Web3 中，这些平台的用户将成为主人。因此，他们认为 Web2.0 的问题（特别是企业的集权）将被一个基于通证的民主新系统所消除。

在 Web3 系统中，平台以民主方式管理，投票权依附于可在区块链上追踪的通证。这些通证被授予贡献算力等资源、生产高质量内容或编写代码来支持社区的个人。通证既可以在被称为 DAO 的组织中代表投票权，也可以作为代币进行交易或者在交易所出售。

Web3 的内在愿景不是任何特定的社交媒体模式。不存在对「应该适用何种规则」的主导看法。相反，「让市场价值帮助个人创造社区规则」是它的愿景。Web3 背后的假设是，市场创造了相互竞争的平台，而用户会看重最能满足其需求的平台，在那里他们觉得可以用通证来主导对话。

很难证明在社会媒体中加入市场机制会使它变得更好。事实上，一般来说，将市场引入社交媒体，似乎正是引发某些最严重问题的根源，包括垃圾邮件。另外，Web3 背后的民主愿景是一种特定的民主形式，远非一人一票。它是一种公司化的、一股一票的民主。不难想象这样的情形：平台规则被购买了足够多的投票权，从而能够掌控社区方向的人所挟持。实际上，著名平台 Steemit 已经发生了这种状况。

不过， Web3 的支持者们还是有两个好构想。他们的社区是自筹经费的。人们对这类通证系统兴致满满，基于大家对支持这些方案的货币的投资意愿，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二，一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软件开发者和企业家，自感疏离于现有的社交媒体系统，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投入下一代工具的创造。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这些优势是否能克服基于区块链的系统的巨大缺点，包括其恶劣的环境效应和欺诈文化。但是，考虑到 Web 3.0 运动的追随者为社交媒体改革带来的能量和激情，否定它似乎是不明智的。

最后，还有人主张建立小型网络。不同于 Web 3.0 阵营对无主式分布式网络的支持，这个阵营构想了一个由许多小网络组成的世界，每个网络都受控于某个人、某个机构或是某个小组，由他们来主导社区的规则和文化。

PubHub，是一个由荷兰学术界在当地创建的新型网络，它构想了一个以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机构为基础的网络系统。镇上的地方政府，或当地足球俱乐部，又或者孩子的学校都可能会维护一个 PubHub 。每个团体都制定了自己的社会互动规则，不同的人或群体——从地方政府任命的人到一群志愿者——都可以承担网络社区的管理，就像家长自愿参加家校联合会一样。

这些小型网络并没有取代 Facebook 或 Twitter ，而是对它们的补充，是在当前监控经济之外，在高度隐私保护下集中进行公民讨论的空间。不明朗的是，这些小型网络是否能够吸引大量的用户参与。以前曾出现过许多挑战全球网络主导地位的小型网络，而它们往往昙花一现。从其定义就几乎可以推断，小型网络生产的内容比大型网络少——一个繁荣城镇的讨论组可能每天产生十几条信息，而同样的时间内，Twitter 可能为我提供数千条推文。用户会经常忘记查看这些网络，当它们的娱乐性不如大型社交网络时就会被放弃。因为它们的目标不是娱乐，而是强化社区纽带。

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小型社交网络可以投资开发工具──让用户在手机或笔记本上通过一个客户端程序，就能同时与新型和现有的社交网络互动，给用户更多跨社交媒体空间的控制权。这些工具可以改善新旧社交网络的用户体验，让它控制社交媒体内容提交的算法，并将新网络与成熟的大型网络结合起来。为使这一愿景取得成功，现有网络需要让其软件具备与新型网络之间的互操作性，如果没有立法或监管，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我在阿默斯特分校的实验室致力于开发名为 Gobo 的软件，可以让用户对中心化社交网络上存在的算法过滤有更多的控制权，并有可能整合小型社交网络。

尽管为了实现互操作性，我和我的实验室在小型社交网络网络和客户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本文对「美好网络」愿景的概述，并不是为了采善贬恶。相反，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所有关注社会变革的人——从支持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人，到帮助设计和创造未来技术的公益技术专家，让人们明白建立更好的社交媒体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

关于社交媒体未来的愿景，与其争论谁最有希望、值得支持，也许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前提下寻找共识，即：不仅需要修补现有的社交平台，还需要构想和建立新平台。重新专注于这一使命，我们可以从所有这四个竞争阵营中吸收借鉴。

大型中心化平台，让我们能从数十亿个数据点中学习，创造出帮助对抗社交媒体现有问题的基础设施，比如儿童性侵害材料和暴力极端主义。去平台化群体，让我们看到了充满热情的社区，主流平台既不知道也不愿迎合他们的需求，于是他们自己动手设计工具。Web3 阵营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经济模型很重要，将对话场所的所有权交给社区，是确保获得持续投资和参与对话的一条途径。

最后，从小型社交网络身上我们所获得的启迪是，要了解人类真实的社交方式。30 亿人的社区并不存在，这和 Facebook 对其用户群的描述不是一回事。与之相反，我们同时身处十多个小型社区，每个都有自己的规则、惯例和治理结构。创造出更像人类社会的社交媒体，可以让我们了解如何去创造健康的空间。

「美好网络」背后的共同点是，必须认真对待社交媒体，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个需要监管的问题行业，而要把它看作一个最终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邻居、选民和社会变革倡导者的领域。从这次谈话中，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理念：对着现有的社交媒体修修补补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构想、实验和创造出对社会有益的社交媒体。

Ethan Zuckerman 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公共政策、信息和通信专业的副教授，也是「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倡议」项目的创始人。他的著作有：Mistrust: Why Losing Faith in Institutions Provides the Tools to Transform Them (2021)  以及  Rewire: Digital Cosmopolitans in the Age of Connection (2013)。

原文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the_good_web?utm_source=Movement+for+Humane+Technology&utm_campaign=49a517af81-EMAIL_CAMPAIGN_2022_05_04_05_36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df2ee1f826-49a517af81-79626718#

【摘要】用户被社交媒体巨头的平台算法牵着鼻子走，评论区两极分化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而有想法的创作者则苦于平台苛刻的审查制度 —— 这些都是社交媒体的现状。本文讨论了 4 种改善社交媒体的构想，我们不仅要修复现有的问题，而且要创造新的社交网络来共同构建美好的网络生态。

【标签】#Web3 #社交网络 #DAO

作者：Ethan Zuckerman｜译者：jomosis1997｜校对：Roy｜排版：Queeny

对着现有的社交媒体修修补补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构想、实验和创造出对社会有益的社交媒体。

过去的 20 年里，对研究社会变迁的人来说，社交媒体领域从理想之地变成了忧虑之乡。如果笃信新闻头条，社交媒体就成了现代生活中许多主要祸患的罪魁祸首。它正在把我们的政治话语变得粗俗，导致分化和决裂；并且使脆弱的民众暴露在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驱使他们走向暴力。社交媒体令人上瘾，会损害我们的形体和自我价值感。

假如这些确有其事，那么我们的社会没有封禁这项危险的新技术就太奇怪了。实际上，社交媒体是复杂的。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 Casey Fiesler 教授观察到，＂社交媒体确实对人有益，也的确对人有害。利弊并存。＂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倡议」项目中，我的研究表明，通过努力，社交媒体能够被塑造成一股有益于社会的力量，而不应简单地对其扩张进行压制。

对那些孤形只影的人来说，社交媒体所提供的是救命的稻草，是与他人的联结。那些性别认同、性取向或兴趣无法得到当地社区认同的人，可以从社交媒体中获得鼓舞和改观。社交媒体帮助扩大了历来被排除在媒体对话之外的声音，包括有色人种、酷儿（ 译注： 对既非异性恋也非顺性别的人的伞式术语 ）和残障群体。在「阿拉伯之春」等著名案例中，社交媒体为革命政治运动提供了支持，其参与者利用网络工具揭露和对抗专制独裁政权。

社交媒体的潜力，及其实际危害和潜在好处之间的差距，意味着专注该领域的提升对广泛推进社会正义，尤其对公益相关的新兴技术而言是最先要做的事。就像这个系列指出的那样，在公益技术领域内，有许多人自发参与信任与安全相关的复杂任务，努力将网络空间里那些尽人皆知的危害降到最小；另一些人则对日益影响我们社交平台体验的算法展开研究；还有一些人与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合作，共同设计准则，来削弱社交媒体在最极端的状况下可能产生的破坏性。

诸如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DSA）和《数字市场法案》（DMA）等即将出台的立法，旨在让社交平台更加透明，让用户和立法者对影响内容权重的算法能有深入的了解。条例草案还试图取缔所谓的黑暗模式，该模式采用心理操控术，其设计目标是让用户难以摆脱平台服务，持续不断地使用社交平台，就和让赌徒泡在赌场里的赌博机器一样。

对减轻社交媒体危害面的关注反映出了一种认知，即：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平台正在公共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社交网络成了一种空间。围绕着当日热点，以及身为社会一分子应当如何应对等问题，人们在这个空间里处理、分析、解读信息，进行研讨和辩论。因此，社交网络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然而，尽管监管提案是出于好意，却没有看到社交媒体也能够有益于社会。充其量，这些监管举措也只能让现有的社交媒体不那么可怕。不过，一个新兴的运动却对社交媒体成为公共领域中的「益类」有所展望，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好网络」运动。仍然不甚明朗的是，在这些相互竞争的「美好网络」愿景中，谁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交媒体环境。

我对社交网络未来的兴趣和个人经历有关。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参与建立了互联网上第一批以用户产生的内容（UGC）为中心的社区之一——Tripod，它是 MySpace 等早期社交网络的先驱。当代社交媒体的问题，与我和团队在那时所做过的一些决定（从如何审核内容到创造令人讨厌的弹窗广告）脱不开干系。如今作为一名学者，我专注于探索如何让社交媒体回归初心，让人们可以广泛多样地参与开放互联。在本文中，我探讨了「美好网络」的四个愿景，并让社会变革者得以从中借鉴改善社会的经验。

有一个群体与社交媒体的格局重塑利益攸关，那就是现有的平台。他们偏爱的未来是，继续统治网上最热门的社交媒体空间。对现有空间进行改造，再加上新一波彻底创新的热潮，是他们实现「美好网络」的方式。你可以从更名为 Meta 的 Facebook的身上看到这一点。马克扎克伯格对元宇宙迷恋的解释之一是，他希望摆脱 Facebook 的现有问题：垃圾邮件、极端言论、错误和虚假信息，以及用户之间的冲突。扎克伯格设想了一个 3D 版的未来——用户戴着他的公司制造的头盔与他的公司制造的软件进行交互，在一个完全由他的公司控制的宇宙中，购买他的公司出售的游戏和其他数字商品。

目前还不清楚扎克伯格是否了解如何解决 3D 交互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新问题。事实上，Facebook Metaverse 测试版发布几周后，用户就开始报告线上骚扰的新形式，包括男性角色侵犯女性角色等猥亵行为。那些在当前网络空间面临审查挑战的平台，进入新的领域时，似乎也明显会面对更多的、严峻的新挑战。考虑到网游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厌女症，如 Gamergate 这样的骚扰运动所表现出的那样，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就可以预料到，在以游戏为中心的 Metaverse 平台上，针对女性的暴力将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即使有这些挑战，现有平台比起该领域的后来者也拥有巨大的优势。实际上，在某类内容的监管方面，Facebook 做得相当出色，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昂贵的、难以复制的基础设施。社交媒体上经常会发布儿童性侵害内容（CSAM，有时被错误地称为＂儿童色情＂）。于是，Facebook 与其它主要平台提供者一起创建了基于已知 CSAM 图像的指纹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使 Facebook 和合作公司能够快速识别、阻止并向执法部门报告 CSM 。

但这些数据库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公民自由主义者指出，类似的暴力极端主义数据库需要严加监控，以确保不会践踏言论自由。但是，这些大平台已经展示了大规模地与社交媒体中最糟糕的部分内容战斗的能力。最近，亚马逊的视频流媒体服务 Twitch，在两分钟内识别并删除了纽约水牛城枪击案的直播流，它是这些平台开始规模化处理极端内容的明证。尚未明朗的是，随着 Facebook 进军 Metaverse，Twitter 进入音频聊天领域，这些平台是否了解如何解决各自所特有的日常仇视和骚扰问题。

「美好网络」创新者的第二个群组是被平台封杀的群体——由于内容无法通过管理人员审核，而被踢出主流平台的一群人。澳大利亚活动家团体 Assembly Four 由性工作者和程序员组成，就在美国立法之后，他们走到一起为性工作者创建了一个在线空间。SESTA-FOSTA 致力于打击性拐卖，这项美国法律的副作用是，让地处美国的社交平台对性工作者抱持敌意，尽管他们中有的人身处性工作合法的国家。Assembly Four 所在的澳大利亚地区，性工作是合法的。Assembly Four 的员工建立了一个名为 Switter.at 的替代平台，这个名字是＂性工作者推特＂的简称，在其高峰期有 42 万人使用。

最重要的是，性工作者们也参与了这个为他们服务的平台的设计，设计中考虑到了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它为性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间，以分享危险客户的信息并保护彼此的福祉。不幸的是，澳大利亚最近的立法迫使这个平台在 2022 年初关闭，但它仍然是一个范例，说明了为什么被现有平台赶走的群体能够创建自己的社交媒体空间如此有价值。

不幸的是，发生在 Assembly Four 身上的悲剧也在其他问题群体上重演。Gab.ai 是一个接纳被 Twitter 和其他社交网络封禁的极端右翼分子的网站，它使用的软件和架构与 Switter 的创建者相同。很快，Gab.ai 就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极端线上空间。

Gab.ai 的创始人在描述该项目时使用的一些言论，对批评社交平台经济模式的人来说耳熟能详——包括其寻找＂监控资本主义＂替代品的着重点，以及通过融合非特定广告投放和订阅收入来支持该平台的愿望。Gab 想创建一个免于监控的社交空间，由订阅和广大的广告受众来提供支持，这样的意图值得称赞，但该网站上所呈现的许多观点却完全应该为人诟病。

Gab.ai 的部分模式后继有人，其中就包括创立了 Truth.social 的前总统特朗普。他发表了煽动 2021 年 1 月 6 日暴力事件的言论，随后被众多社交网络封杀。这类网络承诺抵制审查制度，但却往往对意识形态对手的言论加以限制。在这些社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负责人以及网站宣扬的规则。

尽管在管理和意图上存在差异，但＂去平台化网络＂值得关注，因为其社区用户热情高涨，参与度极高。通常情况下，新社区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规模，是因为满足了那些无法在其它地方聚集的用户的需求。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从社区需求中学习，创造出新的互动形式来获得支持。但「美好网络」的另一批人担心，让自以为是的领导人掌控社区的规则和执行会带来危险。

想建立「美好网络」的第三个群体是一群加密货币狂热者，他们最近给自己打上了 Web3 的标签。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普及了 Web 2.0 一词，催生了由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平台实现的参与式互联网。在 Web3 中，这些平台的用户将成为主人。因此，他们认为 Web2.0 的问题（特别是企业的集权）将被一个基于通证的民主新系统所消除。

在 Web3 系统中，平台以民主方式管理，投票权依附于可在区块链上追踪的通证。这些通证被授予贡献算力等资源、生产高质量内容或编写代码来支持社区的个人。通证既可以在被称为 DAO 的组织中代表投票权，也可以作为代币进行交易或者在交易所出售。

Web3 的内在愿景不是任何特定的社交媒体模式。不存在对「应该适用何种规则」的主导看法。相反，「让市场价值帮助个人创造社区规则」是它的愿景。Web3 背后的假设是，市场创造了相互竞争的平台，而用户会看重最能满足其需求的平台，在那里他们觉得可以用通证来主导对话。

很难证明在社会媒体中加入市场机制会使它变得更好。事实上，一般来说，将市场引入社交媒体，似乎正是引发某些最严重问题的根源，包括垃圾邮件。另外，Web3 背后的民主愿景是一种特定的民主形式，远非一人一票。它是一种公司化的、一股一票的民主。不难想象这样的情形：平台规则被购买了足够多的投票权，从而能够掌控社区方向的人所挟持。实际上，著名平台 Steemit 已经发生了这种状况。

不过， Web3 的支持者们还是有两个好构想。他们的社区是自筹经费的。人们对这类通证系统兴致满满，基于大家对支持这些方案的货币的投资意愿，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二，一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软件开发者和企业家，自感疏离于现有的社交媒体系统，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投入下一代工具的创造。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这些优势是否能克服基于区块链的系统的巨大缺点，包括其恶劣的环境效应和欺诈文化。但是，考虑到 Web 3.0 运动的追随者为社交媒体改革带来的能量和激情，否定它似乎是不明智的。

最后，还有人主张建立小型网络。不同于 Web 3.0 阵营对无主式分布式网络的支持，这个阵营构想了一个由许多小网络组成的世界，每个网络都受控于某个人、某个机构或是某个小组，由他们来主导社区的规则和文化。

PubHub，是一个由荷兰学术界在当地创建的新型网络，它构想了一个以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机构为基础的网络系统。镇上的地方政府，或当地足球俱乐部，又或者孩子的学校都可能会维护一个 PubHub 。每个团体都制定了自己的社会互动规则，不同的人或群体——从地方政府任命的人到一群志愿者——都可以承担网络社区的管理，就像家长自愿参加家校联合会一样。

这些小型网络并没有取代 Facebook 或 Twitter ，而是对它们的补充，是在当前监控经济之外，在高度隐私保护下集中进行公民讨论的空间。不明朗的是，这些小型网络是否能够吸引大量的用户参与。以前曾出现过许多挑战全球网络主导地位的小型网络，而它们往往昙花一现。从其定义就几乎可以推断，小型网络生产的内容比大型网络少——一个繁荣城镇的讨论组可能每天产生十几条信息，而同样的时间内，Twitter 可能为我提供数千条推文。用户会经常忘记查看这些网络，当它们的娱乐性不如大型社交网络时就会被放弃。因为它们的目标不是娱乐，而是强化社区纽带。

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小型社交网络可以投资开发工具──让用户在手机或笔记本上通过一个客户端程序，就能同时与新型和现有的社交网络互动，给用户更多跨社交媒体空间的控制权。这些工具可以改善新旧社交网络的用户体验，让它控制社交媒体内容提交的算法，并将新网络与成熟的大型网络结合起来。为使这一愿景取得成功，现有网络需要让其软件具备与新型网络之间的互操作性，如果没有立法或监管，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我在阿默斯特分校的实验室致力于开发名为 Gobo 的软件，可以让用户对中心化社交网络上存在的算法过滤有更多的控制权，并有可能整合小型社交网络。

尽管为了实现互操作性，我和我的实验室在小型社交网络网络和客户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本文对「美好网络」愿景的概述，并不是为了采善贬恶。相反，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所有关注社会变革的人——从支持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人，到帮助设计和创造未来技术的公益技术专家，让人们明白建立更好的社交媒体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

关于社交媒体未来的愿景，与其争论谁最有希望、值得支持，也许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前提下寻找共识，即：不仅需要修补现有的社交平台，还需要构想和建立新平台。重新专注于这一使命，我们可以从所有这四个竞争阵营中吸收借鉴。

大型中心化平台，让我们能从数十亿个数据点中学习，创造出帮助对抗社交媒体现有问题的基础设施，比如儿童性侵害材料和暴力极端主义。去平台化群体，让我们看到了充满热情的社区，主流平台既不知道也不愿迎合他们的需求，于是他们自己动手设计工具。Web3 阵营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经济模型很重要，将对话场所的所有权交给社区，是确保获得持续投资和参与对话的一条途径。

最后，从小型社交网络身上我们所获得的启迪是，要了解人类真实的社交方式。30 亿人的社区并不存在，这和 Facebook 对其用户群的描述不是一回事。与之相反，我们同时身处十多个小型社区，每个都有自己的规则、惯例和治理结构。创造出更像人类社会的社交媒体，可以让我们了解如何去创造健康的空间。

「美好网络」背后的共同点是，必须认真对待社交媒体，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个需要监管的问题行业，而要把它看作一个最终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邻居、选民和社会变革倡导者的领域。从这次谈话中，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理念：对着现有的社交媒体修修补补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构想、实验和创造出对社会有益的社交媒体。

Ethan Zuckerman 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公共政策、信息和通信专业的副教授，也是「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倡议」项目的创始人。他的著作有：Mistrust: Why Losing Faith in Institutions Provides the Tools to Transform Them (2021)  以及  Rewire: Digital Cosmopolitans in the Age of Connection (2013)。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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