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tanford | 译者 | Q | 校对 | Zik | 排版 | walton

摘要：本文系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深入解读公共物品。共 15978 字，预计阅读时间 30 分钟。详细阐述了公共物品的定义、分类，“公共物品问题”，公共物品的供应机制，“公共物品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市场规范等经济学议题。

因篇幅较长，建议寻找合适环境深度阅读。

政府在提供国防、基础设施、教育、安全以及消防和环境保护等产品或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无处不在。这些产品或服务通常被称为 “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具有哲学意义，因为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公共物品的供应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的平稳运转都至关重要，也因为它们与外部因素的监管和搭便车问题密切相关。离开基础设施及对其的保护，商品就无法交换，选票就无法投出，社会也就更难享受到文化生产的成果。要维护民主的有效性，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教育，这是政治哲学家们的普遍共识。公共物品与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之间的关联，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和伦理问题。

第 1 节中会提到，公共物品的经济学定义几乎无关于这些物品是由公共单位还是由私营企业提供，它与各种不同的商品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抽象特征，而这些商品中只有一部分是定期公开生产的。经济学家在定义中使用的抽象特征取决于技术，价值观和品味，这使得定义的界限处于遭受质疑并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状态。第 2 节将引入外部性的概念，在第 3 节中将研究对公共物品的标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分析。第 4 节着眼于公共物品的私人供应。第 5 节回顾了近期关于公共物品的实证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标准分析）。最后，第 6 节讨论了与公共物品供应有关的一些道德论点。

1.1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1.2 模糊的界限

1.3 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

1.4 公共物品示例

1.5 另一种定义

3.1 公共物品问题

3.2 对公共物品问题的应对

4.1 耦合

4.2 其他机制

5.1 公共物品博弈

5.2 其他类型的证据：实地研究、观察性研究、案例研究

6.1 福利经济学中的争议性假设

6.2 当市场作为探索过程

6.3 市场规范和其他规范

虽然学界通常认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将公共物品理论引入了现代经济学（e.g., Sandmo 1989 年），但其实这个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乌戈·马佐拉（意大利公共财政作家）和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Blaug 1985：218-9 和 596-7）。萨缪尔森将他所谓的“集体消费物品”定义为：

这是一种大家可共享的物品，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任何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Samuelson 1954：387）

在当代学界的辩论中，物品的这一特征或特性通常被称为“非竞争性”。当且仅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削弱了其他人消费它的能力时，这种物品才具有竞争性。比如，鲍勃吃了一粒米，就导致莎莉吃不到这粒米了，而莎莉欣赏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则丝毫不会削弱鲍勃听这首曲子的能力。因此，大米具有竞争性，而音乐则没有。[1]

在萨缪尔森提出他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几年之后，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 ）提出了另一个标准，即（非）排他性（Musgrave 1959 年）。顾名思义，当且仅当有可能阻止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在它周围竖起一道篱笆”时，这种物品才是排他性的。因此，土地是排他性的物品，而路灯则不是：即便安装路灯的费用是由鲍勃支付的，他也不能阻止邻居莎莉从中受益。

在当代经济学中，通常当且仅当物品既是非竞争性的又是非排他性的，物品才被定义为公共物品（e.g., Varian 1992: 414）。竞争性和排他性产品被称为私人物品。国防是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莎莉对国防的消费不会减少鲍勃对国防的消费；而且她也无法阻止鲍勃对国防的消费。食物，衣服和公寓则是私人物品的典型例子。

有一些物品兼具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还有一些物品兼具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前者有时被称为“公共池资源”（e.g., V. Ostrom & E. Ostrom 1977, E. Ostrom et al. 1994; E. Ostrom 2003），鱼类种群就是一个例子。后者有时被称为”俱乐部商品”（e.g., Mankiw 2012: 219; see also Buchanan 1965），这类例子包括电影院提供的观影服务以及社会和宗教协会提供的服务。

这些物品分类之间的界限既不清晰，也不固定。例如，鲍勃在电影院观影的乐趣是否受到莎莉同时在同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的影响，取决于鲍勃的价值观、品味以及具体细节。可能莎莉刚好坐在鲍勃的前面，挡住了他的部分视线，也可能虽然有五十个空位她偏偏要坐你旁边。从鲍勃的角度来说，或许他觉得电影院里有其他人一起看电影是一种打扰，也或许他就是喜欢有人跟他一起看电影。因此，即便莎莉不会改变鲍勃是否观影，她的存在也会对鲍勃的观影体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一种物品在消费方面是否具有竞争性取决于所讨论的情况下的许多细节的因素，而不仅仅取决于物品本身的性质。

同样的物品可以在某一时期是排他性的，但在另一时期又是非排他性的；或者，在一个社会中是排他性的，但在另一个社会中又是非排他性的。例如，无线电广播曾是一种公共物品，没有人可以阻止别人收听广播，但如今进入数字时代，情况就变了。然而技术问题只是一部分原因。一块土地可以被围栏保护起来，这是私人物品的典型例子。但其实围栏可以被轻易地越过去，实际上，围栏更像是一个信号，表明业主想要将其他人拒之门外，或者增加其他人闯入的成本。将土地定性为私人物品的重要性在于，土地所有者有权阻止潜在的入侵者，并且这一权利由法律制度强制执行。当然，哪些权利与财产有关，取决于一个社会中普遍遵循的规范。财产权从来都不绝对（我对电锯的财产权使我可以用它来砍我自己的树，但不能砍伐邻居的，更不用说用它来伤害任何人），并且总是从过往的博弈中产生。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凉鞋里面穿袜子（特别是白色袜子）。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喜欢看到凉鞋里面穿袜子的人需要忍受别人这么做，因为人们认为白袜子的主人有权在公共场合搭配凉鞋或任何其它类型的鞋子。然而，我们也很容易假想出另一个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对袜子主人的权利有不同的定义，并对那些不喜欢凉鞋里面穿袜子这种搭配的人的品味有更好的价值评价。事实上，即使在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中，对于得体的公共场合穿着也是有其社会规范的。由于一种物品的排他性程度部分地取决于财产权，而财产权所包含的内容在不同社会之间可能有所不同，而且即便在一个社会内部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商品的排他性可能因社会而异，并随时间而变化。

另一方面，执行财产权的成本视情况而异，部分是技术原因，部分是法律和政治原因。汽车被分类为私人物品，正是由于锁具便宜且易获取，以及政府保护其所有者的财产权。如果锁的价格变得更高，或者政府认定给汽车上锁是非法的，或者政府决定从此不再起诉任何盗窃行为，那么汽车将是“非排他性的”（Demsetz 1964）。

非排他性会产生一个必然结果，即如果某一项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那么消费者对其的消费决定是有局限性的。例如，每个人对国防安全的水平可能有不同的偏好，但一旦国防部署到位，人们便只能“消费”已提供的国防服务水平，不能多也不能少。人们不能“选择不消费”公共物品。同样，人人都喜欢清洁空气，而每个人对污染的耐受程度又不尽相同。然而，一旦“清洁空气”被生产，每个人都只能“消费”它，无论大家对空气清洁程度的偏好如何。

有人认为，公共物品正因为是由公众提供的，才具备“公共”属性，而不是因为公共物品本身具备“公共”属性，所以应该由公众来提供。（Cowen 1992：6 credits，Boudewijn Bouckaert 在 1987 年创作的未出版的作品）。如果一种物品是由政府提供的，那么任何个人就没有理由开发技术来阻止没有付费的人享用该物品。因此，正是公共投资使得潜在可能成为私人物品的产品成为了公共物品。即使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它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因为技术上的可能性部分地取决于对研发的投资。

因此，一种物品的物理特征，连同其消费、价值观、品味、法律、道德和社会规范以及技术可能性方面的相关背景，共同决定了这种物品应该被适当地划分到私人物品、公共池资源、俱乐部物品或公共物品中的哪一类。

公共物品之间也可以加以区分。大多数公共物品对一个大社区的所有居民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住在布朗克斯的人不会享用到曼哈顿下城的消防服务，更不用说住得更远的加利福尼亚人了。公园只惠及住在其附近的人，游乐场也只惠及住在其附近并且家里有适龄孩子的人（事实上，它们甚至有可能对其他人构成公共损害）。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提出了一种地方政府理论，随后创造了“地方公共物品”一词（Tiebout 1956，Stiglitz 1982），而有些公共物品可能使全人类受益，例如减缓气候变化。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地方公共物品、国家公共物品和全球公共物品（关于后者，见 Kaul et al. 2003）。

部分公共物品是指一部人可以被排除在对其的消费外的一种公共物品。Mancur Olson 举了一个例子，对于那些住在高楼大厦可以向下俯瞰街面的人来说，游行是一种公共物品，但对于那些需要购买沿途看台门票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私人物品（Olson 1971：14）。相反，完全的公共物品不会排除任何个体对其消费。

以下是通常被视为公共物品的一些示例：

安全。前文提及了国防这个例子。更广义地说，保护社区、城市、地区或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的力量（例如，警察和武装部队）被认为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很难将受保护区域内的任何居民排除在保护之外，一个居民享受保护通常不会减弱其他居民平等地受到的保护。

教育和科学。教育和科学的公共物品特征较为微妙。个人较为容易被排除在教育之外，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位”是一种私人物品。然而，普通人群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就越能以一种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方式从这种普遍教育中受益——无论他们在自己的教育上投入了多少（或公众投入了多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使企业更容易蓬勃发展，每个人都可以从蓬勃发展的经济中受益，而不仅仅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个人很难被排除在繁荣的经济之外，并且特定个人的受益不会因其他人的受益而减少。科学思想也被认为是公共物品（Boldrin & Levine 2008）。一旦一个想法（如科学理论）被创造出来，就很难排除个人的受益（除非这个想法受到专利保护，见下文），个人的利益是非竞争性的。重要的是要区分这个想法和它的物理表现形式：蒸汽机的概念是一种公共物品，而特定的蒸汽机既是排他性的，也是竞争性的。

基础设施。虽然基础设施通常被称为公共物品（e.g., 经合组织 2016），但这个分类是否正确取决于特定基础设施所属的特定类型及其技术细节。典型的基础设施往往不是公共物品。道路和高速公路是排他性的，收费公路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即便私人道路的通行费足够低，但由于道路拥堵的存在，它也可能是竞争性的。互联网也是如此。传统的灯塔更有可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基于它发送的信号的物理性质，说它是非排他性的是非常适当的（Varian 1992：415）。许多评论家将基础设施归类为公共物品的原因是，它往往会导致正外部性。对公共物品与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解释如下。

环境。清洁的空气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少在室外是这样。除非发生了对个人权利的大规模侵犯，几乎不可能将他或她排除在清洁空气的好处之外。只要不是在狭窄密闭的空间内，清洁空气是非竞争性的。这与不乱扔垃圾的情况类似，只要我不乱扔垃圾，我就不能轻易地妨碍你享受干净的环境，而你对干净环境的享受也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享受。

公共卫生。人口的整体健康以不同的方式使个人受益。例如，感染传染病的人越少，任何特定的（当前未感染的）个人被感染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些益处以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方式被人们获得。整体健康水平更高的人口也更具生产力，在这一点上，公共卫生与教育类似。

Angela Kallhoff 提供了另一种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尽管这个定义与上面提到的定义近似（Kallhoff 2011：第 2 章）。在她看来，公共物品是满足“基本可用性条件”和“开放获取条件”的物品。基本可用性是她对非竞争性的类比。只要从中受益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相同数量和相同类型的效用，物品就满足此条件。这些条款中陈述的条件明确表明，可能存在一个消费水平，在该消费水平上，效用的数量和类型不再得到保证。一艘船享受灯塔的效用并不影响另一艘船从灯塔获得同样的效用，但一旦海面发生拥挤，情况可能不再如此。但灯塔仍是公共物品，因为存在一个可以使每个人都获得相同数量和相同类型的效用的水平。开放获取是 Kallhoff 对非排他性的类比。它指出

准入门槛限制了对某项物品权益的获取。但界定潜在受益者、并排除其他人成为受益者的标准设定，与准入门槛的设定无关。（Kallhoff 2011: 43）

俱乐部服务于特定的受益群体，即俱乐部成员。当某个人乘船想要驶向灯塔所在的海岸时，此人才能获得灯塔的效用，但对于灯塔来说并不存在一个预设的目标受益人名单。

外部性是经济交易对非交易参与方的个人的影响。环境污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假设某家公司生产某项产品的生产过程是“污染性的”，这个污染就会对其他个体产生影响，无论他们是否是该公司的客户。像环境污染这种不受欢迎的影响，被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人们所期望的，则被称为正外部性。正外部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蜂蜜产业中的蜜蜂授粉过程。无论是否购买蜂蜜，个人都可以从授粉中受益。

公共物品创造了正外部性。假设一群人众筹找某个公司放送（模拟）无线电广播，没有出钱的人也可以从中受益。同样，如果一群公民相聚打扫公园，个体居民会从中受益，而无论这个人是否是参与这个打扫过程的人之一。

公共物品的存在意味着正外部性的存在，而反过来却不成立。养蜂人的蜜蜂可以在邻近的果园中为树木授粉，从而增加其产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他人排除在这种好处或其他好处之外是不可能的，也不意味着这些好处是非竞争性的。

公共物品的供应往往与公共物品造成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相关联。假设在一个 2*2 的玩具经济中，由 Bob 和 Sally 决定在一个独立的公共物品 G（如广播电台）上投资多少。两者都拥有私人物品的初始禀赋（在这种经济中作为货币发挥作用）。如果投资总额 gBob 加 gSally 高于生产成本 c，公共物品（G=1）将被生产 。因此（Varian 1992: 415）：

他们愿意投入多少取决于各自的保留价格 rBob 和 rSally，即，每个代理人愿意为公共物品而舍弃的私人物品的最大数量。因此，显然，当且仅当如下条件成立时，公共物品的生产属于帕累托改进，（Varian 1992: 416）[2]:

即，当保留价格总和超过了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这类似于私人物品的效率条件，即，只要个人的支付意愿超过生产成本，私人物品的效率条件就会被有效的提供。就公共物品而言，由于消费是非竞争性的，因此只要所有保留价格的总和超过生产成本时，就足够了。

在简单的 2*2 的情况下，假设 rBob=rSally=100 且 c=150，在此，效率条件是满足的。如果鲍勃或莎莉中只有一人购买公共物品，他或她必然会被按全额成本收费，从而导致 −50 的亏损。而另一个没有花钱的人将搭上便车，相当于免费获得 100 的收益。如果双方都有投资，则每个人都能获得 25 的收益，100−150/2=25。如果两者都不投资，那么产品就不会被生产，两者最终都没有收益。收益显示在表 2 的矩阵中。

这种收益结构与囚徒困境相同，并指明了搭便车问题。鲍勃想要获得公共物品，但由于无论他是否投资，他都会获得，因此对他来说最理想的结果是 Sally 支付生产费用，他搭便车。莎莉面临的情况也一样。因此，双方都会选择不投资，这意味着公共物品不会被生产出来，即使如果双方投资，其结果才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是使至少一个人过得更好，同时没有任何人变得更糟。（投资/投资） 是相对于（不投资/不投资）的帕累托最优。（不投资/不投资）是均衡策略（鉴于另一个玩家的举动，没有玩家有理由不采用均衡策略），但同时，如果可以达成，双方都会更偏好于这样的结果，即（投资/投资）。

鉴于这种收益结构以及参与者的理性和自利性，我们可以预期自由市场中的公共物品将供不应求。由于个人有强烈的搭便车动机，并且每个人的激励结构完全相同，每个人都试图搭便车，因此公共物品不会被生产出来。我们把市场显然无力提供足够数量的公共物品的问题称为“公共物品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问题是倡导强制性政府行为的理由（e.g., Sidgwick 1901; Pigou 1920 [1932]; Samuelson 1954）。这个论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起源。在《国富论》第5卷中，亚当·斯密列出了政府的三个职能。“统治者或联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义务，”亚当·斯密说，

就是建立或维持那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尽管它们可能对一个庞大的社会有最大程度的好处，但是它们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利润无法偿还任何个人或少数群体的花费，因此不能指望任何个人或少数群体来建立或维持这样的机构和工程。(1776: Bk 5, ch. 1)

同样，在十九世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写道：

......建造和维护灯塔、设立浮标等以保障航行安全是政府的适当职责：因为不可能让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在使用灯塔时支付通行费，所以除非国家强制征收赔偿和奖励，否则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建造灯塔。(1848 [1963: 968])

然而，政府要评估对特定公共物品的需求并计算出适当的税收水平并不容易。如果偏好是可被观察的，政府可以根据每个公民的边际收益向他们收取费用（从而征收所谓的“林达尔税”），并且会产生有效的均衡（“林达尔均衡”）（Varian 1992: 426; Roberts 1974）。但偏好无法被观察。基于此，人们就会系统性地降低他们的保留价格，而寄希望于其他人不会降低，这样他们就可以搭上别人纳税的便车。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公共物品就得不到公共资金支持。

Leif Johansen 认为，搭便车的论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有说服力（Johansen 1977）。一方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在选择中系统性地歪曲了他们的偏好。另一方面，公共物品的生产速度远远高于搭便车理论所提出的比率，该理论假设私人消费中的效用是严格增加的。本条目的第 5 节中将回顾关于这些问题的经验证据。

有一些鼓励个人披露他们对公共物品的真实估值的机制。其中有一个叫格罗夫斯-克拉克（Groves-Clarke）的机制（在 Groves 1973 和 Clarke 1971 之后）。在这个机制中，每人提交一个投标，该投标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并且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个人对公共物品的真实价值（即保留价格减去成本）。当且仅当投标总和至少为零时，公共物品才会被提供。除公共物品外，每个人都会收到一笔“附带付款”，计算为所有其他人的出价之和（也可能是负数，即税收）。

在格罗夫斯-克拉克机制下，任何个人都没有动机歪曲他或她的真实估值。假设我们更改了上面示例中的估值，使公共物品现在对 Bob 的价值为 −24（将他的保留价格调整为 51）。公共物品仍然应该被生产，因为估值的总和仍然是正数（或者，鲍勃和莎莉的保留价格的总和仍然高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鲍勃没有动机歪曲他的估值（出价低于 -24），因为随着 25 的转移，他得到了 25，他仍然比没有生产公共物品的情况更好。莎莉也是如此。她将不得不支付 24 美元的税，但仍然比没有生产公共物品的情况更好。如果我们把鲍勃的保留价格进一步降低到 -25 以下，那么尽管有转移，他的处境却会更糟，从而准确地给出真实的低估值。对于莎莉来说，尽管她宁愿在没有转移的情况下生产公共物品，但在纳税后的情况也会更糟，因此莎莉没有动机夸大她的估值。

Groves-Clarke 机制的问题在于它非常昂贵 - 需要大量付款才能诱使个人给出正确的估值。有一些替代机制可以避免以产生社会浪费为代价的正向支付。（Varian 1992：428）。

Mancur Olson 是最早详细研究公共物品私人供应的经济学家之一（Olson 1971）。他认为，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的存在是组织的特征。但是，如果这些利益得到服务，那就意味着创造了公共物品。因此：

一个组织的本质是，它提供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利益。因此，提供公共或集体产品是组织普遍的基本职能。（Olson 1971：15）

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不能生产私人物品：

这里并没有建议国家或其他组织只提供公共或集体产品。例如，政府经常提供电力等非集体产品，他们通常像私营公司一样在市场上出售此类商品。此外，正如本研究的后面部分将要论证的那样，无法强制会员资格的大型组织也必须提供一些非集体产品，以便激励潜在会员加入。（Olson 1971：16; 重点在原文中）

私人和公共物品的耦合是使私营企业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重要机制。在十八世纪，灯塔是公共物品，因为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除非发生拥堵）和非排他性的（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然而，港口空间是私人物品。在英国，灯塔的资金支持通常来自港口向船东征收的灯塔税（Coase 1974）。这项税费按所有抵达或离开英国港口的船只每航次的净吨数计算得出。公共物品与作为其融资机制的私人物品相结合，则该公共物品被称为“非纯”公共物品（Cornes & Sandler 1984）。

关于购物中心和某些公寓楼也有一些非纯公共物品的例子。购物中心提供公共空间、街道、停车位和安全性，消费者通过购买购物中心提供的商品间接支付这些产品的费用。同样，某些公寓楼提供了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业主通过公寓价格或租金的附加费用来支付这些产品的费用。

购物中心的例子说明了公共物品由私人供应存在的潜在问题。假设在购物中心所在区域，个人支付停车费成本非常之高，而购物中心的停车位，哪怕非购物者也可以免费使用，所以停车位成了一种公共物品。进一步假设附近土地的产权所有者利用这一情况，建造了一个不提供停车位的竞争性购物中心，新的购物中心可以把商品价格定得更低，以取得相对其竞争对手的优势将其赶出市场，因为它不必负担停车位成本。

尽管如此，至少在原则上，第一个购物中心的业主可以在允许免费停车之前先买下周围的土地来避免这种情况。在 Ronald Coase 之后，这种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机制被称为“扩展公司的作用”（见 Demsetz 1964）。这种机制的另一个例子涉及授粉这一公共物品。如果养蜂人和果园的主人不能就授粉和花蜜的价值达成一致，那么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地购买另一方的财产，从而通过扩展公司来内化外部性。

私人供应的公共物品的另一个存在原因是，人们并不总是以完全自私的方式行事。大多数经济模型假设人们只关心公共物品为他们提供的利益，但实际上人们也关心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结果。对慈善机构和政治运动的捐款就是明显的例子。对此进行建模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捐赠行为本身产生了额外的效用，而这种效用独立于公共物品总体水平中产品的效用（Steinberg 1987）。

在这里讨论私人供应公共物品能力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规范的存在。例如，只要人们反复会面，去决定建设一个公共物品，他们就可能意识到撒谎是一种自我毁灭，并且随着情况的迭代，就有可能制定出一种真实揭示估值的规范，在此基础上将建立一个讲真话的惯例（Taylor 1976; Schotter 1981）。非合作策略在重复博弈中不一定是最优的，这是博弈论中众所周知的结论（参见博弈论条目，关于重复博弈和协调的部分）。

其他规范，如“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或公平和平等规范，也有助于增加私人对公共物品的投资。人们可能只是认为搭便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Sugden 1984）。社会规范可以激励人们无私地行事，但也可以通过规定财产权和合同条款来帮助解决协调问题（Young 1998）。干净的街道（没有人乱扔垃圾）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假设乱扔垃圾不受法律惩罚。在博弈论的背景下，不能指望个人生产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过多地乱扔垃圾。现在，不乱扔垃圾的规范有助于诱导人们合作，并发挥非纳什均衡但帕累托的优越策略。通过社会制裁惩罚违反规范者，将有助于使人们遵守规范，而政府不必监督对规范的遵循。

本节所讨论的大多数机制可望对本地公共物品比对国家或全球公共物品更有效。与邻居协商垃圾问题比与住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协商更容易，而且人们往往对住在附近和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人更有利他主义的感觉（Hamilton 1964）。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实验经济学兴起以来，与公共物品问题相关的实验呈爆炸式增长。本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描述了所谓“公共物品博弈”的结果（相关调研，请参阅 Ledyard 1995）。

典型的公共物品博弈设置如下。若干名大学生被带进一个房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都会获得一笔初始资金，比如说，x 欧元。他们被要求决定花多少钱在一个小组项目上，数额范围从 0 欧元到全部初始资金。他们将各自的投资装进信封以确保互相看不见彼此的投资数额。随后，实验者将投资的总和翻倍，并平均分配给志愿者。

公共物品博弈是 n 人囚徒困境。帕累托最优结果是每个人都投入自己的全部初始资金，在参与者人数 n=10 和初始资金 x=10 欧元的情况下, 每个参与者最终都会得到 20 欧元。但每个人都有减少投资的动机，如果其他人都投资了全部初始资金，那么投资为零的那个人可以获得高达 9∗10 欧元 ∗2/10+10 欧元 =28 欧元 的回报。这对游戏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所以纳什均衡策略就是投资 0 欧元，从而使每个参与者都获得 10 欧元的回报。

在实验中，纳什均衡策略通常只有部分玩家采用。其大部分人都投入了他们的全部初始资金，另一些人则投入了他们手中初始资金的一部分，既不是投入全部资金也不是一分钱都不投入。总投入通常在社会最优的 40% 至 60% 之间。其他典型的事实包括（Ledyard 1995：13）：

1. 在一次性试验和有限重复试验的初始阶段，受试者的投入通常介于帕累托效率水平和搭便车水平之间，

2. 投资因实验的重复而下降，以及

3. 面对面的沟通提高了投资率。

前两点被描述为“过度投资和衰减”（Guala 2005）：从纯粹的策略角度来看，人们的投入往往比我们预期的要多，但是当游戏反复玩时，这些过度投入就会下降（尽管永远不会为零）。因此，人们搭便车的情况要比政府资助公共物品的倡导者经常认为的少，但私人供应仍然处于次优水平。

这些现象有许多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经验和学习：随着玩家对设置越来越有经验，他们开始明白他们可以从不合作中受益（特别是当其他人学习这一课的速度较慢时）。另一个是玩家的行为是由不同的考虑因素驱动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 ）描述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合作行为：

合作的发生需要一些不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成本和利益的个体。这种人有两类，我们称之为完全功利主义者和无私的功利主义者。当且仅当他们的投入增加了平均收益时，第一类人将进行合作。[...]当且仅当他们的投入增加了平均收益，但不增加他们的成本时，第二类人将进行合作。

如果无私的功利主义者太少，或者如果我所描述的困境使他们不敢行动，那么就需要无条件的合作者......这些行为者有多种形态——他们可能是康德主义者、圣人、英雄、狂热者，或者他们可能有点疯狂。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行动既不是他们行动的预期后果的函数，也不是其他合作者数量的函数。

然而，还有另一类行为者永远不会做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这些人的动机是由观察他人的合作或知道合作者可以观察他们而触发的。此群体中的第一类人由准道德规范的公平性所激发的：当别人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冒险时，我们却保持旁观是不公平的。[...]此群体中的第二类人是由社会规范驱动的。例如，如果非合作者可以被识别并受到社会排斥，例如在工作场所通常就是这样，合作者可能会羞辱他们以促使他们加入。

最后一类是那些因“过程效益”而加入运动的人——因为这事儿很有趣，或者对参与者个人有吸引力。（Elster 2007：397–9; 原文强调）

一定比例的有条件合作者的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投资在刚开始的阶段相对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下降。实证调查证实了这种解释以及“混合动机”的存在（Villeval 2012）。在一篇经典论文中，詹姆斯·安德烈奥尼（James Andreoni）认为，在美国全国调查中观察到的慈善捐赠数据中的模式与纯粹的利他主义模型不一致，因此必须包含其他动机来解释这些数据（Andreoni 1988）。

有大量的因素似乎影响了投资的大小。除了游戏的重复（单次游戏、重复游戏与回合游戏）、经验和学习、沟通交流、投资的边际回报、群体的规模、供应阈值（在一些实验中，只有当投资达到一定阈值时，才会供应公共物品）、回报和禀赋的异质性、以及道德劝说（即实验者对实验对象的心理潜绝）都是产生影响的因素（Ledyard 1995: 36），有些结果相当令人惊讶。例如，投资随着供应公共物品的阈值的增加而增加，而达到阈值的概率随之下降（Isaac，Walker，&Thomas 1984）。然而，对于异质性初始资金，不同级别的投资没有显著差异（Rapoport & Suleiman 1993）。同样，与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反，群体规模可以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会稀释边际回报的影响（Isaac，Walker，&Williams 1994）。因果因素以非系统性和相当意外的方式影响实验结果，这似乎是实验经济学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Reiss 2008：第5章）。

与公共物品问题相关的其他类型的经验证据包括实地考察，观察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提供了个人向公共物品作出一些自愿捐款的证据。他们调查的是影响捐款规模的因素以及用于鼓励人们捐款的机制。

实地考察已经被用来研究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投资和其他人的投资之间的关系。根据人们认为个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人们会期望个人和他人的投资是相互替代或补充的。如果一个人的主要动机是利他主义，他或她会关心其他人的消费，因此，当其他人或政府已经做出足够的投资时，他或她会减少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两种投资是相互替代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主要是受公平和互惠等社会规范的激励，他或她会在其他人做出投资时做出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期望这两种投资是互补的。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小，而且实验和现场的动机组合可能不同，所以在实验室实验中很难确定这两种投资是平均的替代还是互补的问题。

一项涉及公共广播电台空中筹款活动的实地考察发现，支持了互补假说（Shang & Croson 2009）。具体来说，如果提供了关于另一个捐赠者的高额捐款的社会信息，认捐就会增加，捐赠者明年再次捐款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在一项对互联网上的信息产品（通讯）的自愿捐款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Borck 等人，2006）。还有一些关于替代性提供机制的实地考察，比较了纯公共环境产品的自愿捐款机制和绿色关税机制，后者可被解释为非纯公共物品（Kotchen & Moore 2007）。

在观察性研究中也对替代物-补充物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捐助是完全的替代物，即政府捐助或其他私人捐助完全排挤了个人的捐助，这一点被广泛否定。这里的 "完全排挤 "是指政府在公共物品上每花一美元就会减少相同数量的私人支出。大多数研究发现，要么没有排挤，要么只是少量的排挤。例如，Kingma 1989 年和 Kingma & McClelland 1995 年，以公共广播为重点，发现政府在公共广播上的支出只有 12% 和 19% 之间的有限排挤（即，政府花一美元减少私人捐款 12-19 美分）。

也有一些历史案例研究。前面已经提到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对19世纪英国灯塔提供的研究。Cowen 在 1992 年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的案例研究，包括对华盛顿州养蜂人和苹果种植者之间的合同（交换公共物品授粉）的详细研究，美国的防火、休闲和娱乐，开曼群岛的物种保护，以及英国大规模国家补贴之前的教育等。在每一个案例中，作者都指出了公共物品问题的私人解决方案。Desai 2003 年对公共融资的公共物品也进行了历史回顾。

有时也有这种观点，即政府资助的标准理由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是基于最低限度的规范性假设。例如，David Schmidtz 写道：

公共物品论证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它必须作出的规范性假设的最小性质，以便为国家的理由提供依据。(Schmidtz 1991: 82)

事实似乎是这样的，相比任何都不干预的替代方案，如果政府干预带来的事态能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那么它就是合理的。

然而，要得出政府应该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需要一些额外的假设，这些假设都是有争议的。标准福利经济学将福祉与偏好满足相提并论，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多批评（见福祉条目；Nussbaum 2001；Hausman 等人，2017。第 8 章；Reiss 2013: 第 12 章）。假设人们总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是不靠谱的。人们可能会有不一致或不稳定的偏好，比如吸烟者为了戒烟而把烟冲进马桶，只是为了第二天买一包新烟。如果人们有不一致或不稳定的偏好，就不清楚应该选择哪种一致的政策组合。不知情的偏好似乎也是政策的糟糕基础。例如，如果人们错误地认为没有外部威胁，他们可能宁愿减少对国防的投资，而不是完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在政治领域，知识不足是常态而非例外（Somin 1998, Caplan 2007, Somin 2013）。评估一项公共物品对个人的价值可能异常困难，尤其是当这项公共物品是全国的或全球的，如国防、减缓气候变化或基础研究。

因此，有观点认为，理性的或洗练的或知情的偏好应该为政策决定提供基础（e.g., Thaler & Sunstein 2008，Anomaly 2015）。但不清楚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评估，当公民是完全理性和知情的，他们会喜欢什么。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进行评估的人用他或她的偏好代替了公民的偏好，或者他或她的偏好影响了对公民可能的偏好的判断（Rizzo & Whitman 2008, 2009）。

从偏好满意度的角度评估公共物品的价值，无论是实际的还是理性的，都涉及另一个问题：人际比较的不可能性。假设有两个不可分割的公共物品 A 和 B，鲍勃更喜欢 A，而莎莉更喜欢 B，鲍勃和莎莉的总财富只够购买 A 或 B。在福利的偏好满足性描述下，没有一个规范性方法可以用来比较购买 A 时鲍勃获得的福利和购买 B 时莎莉获得的福利，或者比较购买 B 时鲍勃和莎莉分别获得的福利。丹·豪斯曼（Dan Hausman）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放弃福利偏好满足解释的一个理由，因为任何完全或部分根据福利评估情况的道德理论都需要人际比较（Hausman 1995）。

标准的福利经济学不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因为它关注的是政策是否构成对现状的帕累托改进。一项政策构成了帕累托改进，当且仅当它使一些人生活得更好，而没有任何人生活得更糟。但很少有政策能像这个标准要求的那样明确。特别是当它涉及到通常在公共物品议题下讨论的项目时，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即没有人因为提供公共物品而变得更糟。

20 世纪 30 年代末提出的一个替代方案是希克斯-卡尔多改进（Hicks 1939 和 Kaldor 1939之后）。如果一项政策有赢家和输家，只要输家能从赢家的收益中得到补偿，它就构成了希克斯-卡尔多改进。但是，除非输家真的得到补偿，否则就没有得到什么安慰，而且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总会发生（例如，见 Rodrik 2017 年关于自由贸易协定中未能补偿损失方的情况）。

因此，将公共物品问题定性为一个简单的囚徒困境是一种重要的理想化。通常情况下，公共物品的生产会使一些人受益，但也会使另一些人的情况变得更糟。一般来说，是否提供公共物品的决定涉及公平、平等和公正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家倾向于忽略这些问题，因为无论是帕累托改进还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其通常的解释中）都不需要关于偏好以外的其他信息。事实上，标准的福利经济学假定，福利是评价社会结果的全部因素。然而，大多数人还关心着其他价值（Sen 1999: Ch. 3; Hausman et al. 2017: Chs 9-12; Reiss 2013: Ch. 14）。

即使有关项目对受其影响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明确的公共物品，也必须解决一个道德问题，这就是家长制（见关于家长制的条目）。强制的政府干预，即使是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的干预，也不一定是合理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Hans-Herrmann Hoppe 对这种干预的可允许性表示怀疑，他写到：

得出上述结论所需的规范是这样的，只要人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证明，虽然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对其他人有积极的影响，但如果没有人资助，就根本不会被生产出来，或者不会以一定的数量或质量被生产，那么就允许对这些人使用侵略性的暴力，无论是直接还是在国家的帮助下间接使用，从而使这些人被迫分担必要的财政负担。(Hoppe 1989: 31)

对权利的侵犯并不是我们可能有的唯一担心。一些公共物品可能会不成比例地惠及那些已经相对富裕的人，从而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例如，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是公共物品，但如果高等教育主要有利于相对富裕的个人，政府提供的教育可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因此，不清楚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在道德上是好的，所有的事情都要纳入考虑。

倡导公共物品应由政府供应的人经常忽略的一点是价格体系的信息创造和协调功能（如哈耶克 1945 年所描述的）。在市场中，价格产生关于偏好和稀缺性的信息。如果一种商品被许多人需要，它将变得更加稀缺，其价格也将上升。价格的上涨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减少购买的理由，它还向生产者发出了制造更多产品的信号，并向潜在的市场进入者发出了市场有利可图的信号。因此，从长远来看，供应应该增加，价格应该再次下降。当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通过征税为其提供资金时，这一机制并不运作。如果政府建造，比如说灯塔，就很难确定每年投资多少，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扩大或改变该产品提供的服务（比如在附近建造第二个灯塔），以及是否投资于新技术的开发。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把公共物品看作是具有某些特征的经济产品，这些特征使人怀疑它们是否能以有效的水平由私人供应。政府可能有理由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因为它纠正了市场失灵。这样的论点总是取决于私人行为者没有能力生产或足够地生产该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上文第 4 节对鼓励私人供应的机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一些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某些产品应该由政府供应，而不管这些商品是否可以由市场生产出足够数量。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tzer）和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认为，市场的范围应该受到限制，因为市场规范没有体现某些重要的价值，市场交换可能会破坏国家合法保护的理想和利益（Walzer 1983, Anderson 1993）。根据安德森的观点，市场规范有以下五个特点：非个人化（独立于关系和对方的目的）、自我主义（目标是满足个人利益）、排他性（如上定义）、关注欲望（相对于对客观需求的反应）、面向 "退出 "而非 "声音"（与其说是表达自己的抱怨，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替代）（see Anderson 1993: 143–4）。

根据安德森的说法，如果商品的生产、分销和消费受到市场规范的适当控制，那么商品就是经济商品（Anderson 1993：146）。这与许多其他种类的商品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作为商品的礼品。友好的礼物交换应该对接收者的个人特征和关系本身做出反应，而不是“非个人化”。它还应该表达对关系的理解，而不仅仅是满足接受者的主观需求。给钱通常被认为是冒犯性的，因为它忽视了礼品的这些特征。

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物品属于安德森的“政治产品”类别。它们的特点是有三个规范，与各自的市场规范相对立（Anderson 1993: 159）。首先，一个人的自由是通过发声而不是退出来行使的。第二，商品是根据公共原则而不是主观愿望来分配的。第三，商品是在非排他性的基础上提供的。关于这些商品，她说：

有些商品只能通过非排他性的、关于原则和需求的民主提供形式来保证，而且主要通过发声监管。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这些产品，就会破坏我们作为兄弟般的民主公民来重视和实现自我的能力。(Anderson 1993: 159)

安德森在书中这一部分讨论的例子——道路、公园、小学和中学教育——都是经济学家意义上的公共物品。私下提供这些东西会破坏“作为兄弟般的民主公民重视和实现自我的能力”，因为通过发声行使自由会被退出所取代（例如，当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更接近他们的价值观的学校，而不是通过发声作出贡献，去改变课程），允许业主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条款，而不是使用言论和结社自由等原则（例如，当商场业主压制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言论和政治活动时），以及业主排斥非付费者的能力，而不是让所有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彼此见面（例如，在公园的情况下）。

与此类似，Angela Kallhoff 认为，某些（并非所有）公共物品提供的额外的外部性，对民主制度的运作至关重要（Kallhoff 2011，2014）。一些公共物品构成了公民之间团结和社会正义的可见表达（"中心产品"），一些公共物品支持连接并作为共同利益的代表（"连接产品"），一些公共物品作为共同公民意识的可见代表（"识别产品"）。如果没有这些产品，就会削弱公民参与公共讨论和发展自决意识的能力。

原文链接：

Public Goods

Even though Nobel laureate Paul Samuelson is usually credited with having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public goods to modern economics (e.g., in Sandmo 1989),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go back to John Stuart Mill, Ugo Mazzola (an Italian writer on public finance), and the Swedish economist Knut Wicksell (Blaug 1985: 218-9 and 596-7]).

https://plato.stanford.edu

作者 |Stanford | 译者 | Q | 校对 | Zik | 排版 | walton

摘要：本文系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深入解读公共物品。共 15978 字，预计阅读时间 30 分钟。详细阐述了公共物品的定义、分类，“公共物品问题”，公共物品的供应机制，“公共物品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市场规范等经济学议题。

因篇幅较长，建议寻找合适环境深度阅读。

政府在提供国防、基础设施、教育、安全以及消防和环境保护等产品或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无处不在。这些产品或服务通常被称为 “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具有哲学意义，因为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公共物品的供应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的平稳运转都至关重要，也因为它们与外部因素的监管和搭便车问题密切相关。离开基础设施及对其的保护，商品就无法交换，选票就无法投出，社会也就更难享受到文化生产的成果。要维护民主的有效性，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教育，这是政治哲学家们的普遍共识。公共物品与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之间的关联，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和伦理问题。

第 1 节中会提到，公共物品的经济学定义几乎无关于这些物品是由公共单位还是由私营企业提供，它与各种不同的商品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抽象特征，而这些商品中只有一部分是定期公开生产的。经济学家在定义中使用的抽象特征取决于技术，价值观和品味，这使得定义的界限处于遭受质疑并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状态。第 2 节将引入外部性的概念，在第 3 节中将研究对公共物品的标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分析。第 4 节着眼于公共物品的私人供应。第 5 节回顾了近期关于公共物品的实证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标准分析）。最后，第 6 节讨论了与公共物品供应有关的一些道德论点。

1.1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1.2 模糊的界限

1.3 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

1.4 公共物品示例

1.5 另一种定义

3.1 公共物品问题

3.2 对公共物品问题的应对

4.1 耦合

4.2 其他机制

5.1 公共物品博弈

5.2 其他类型的证据：实地研究、观察性研究、案例研究

6.1 福利经济学中的争议性假设

6.2 当市场作为探索过程

6.3 市场规范和其他规范

虽然学界通常认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将公共物品理论引入了现代经济学（e.g., Sandmo 1989 年），但其实这个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乌戈·马佐拉（意大利公共财政作家）和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Blaug 1985：218-9 和 596-7）。萨缪尔森将他所谓的“集体消费物品”定义为：

这是一种大家可共享的物品，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任何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Samuelson 1954：387）

在当代学界的辩论中，物品的这一特征或特性通常被称为“非竞争性”。当且仅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削弱了其他人消费它的能力时，这种物品才具有竞争性。比如，鲍勃吃了一粒米，就导致莎莉吃不到这粒米了，而莎莉欣赏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则丝毫不会削弱鲍勃听这首曲子的能力。因此，大米具有竞争性，而音乐则没有。[1]

在萨缪尔森提出他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几年之后，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 ）提出了另一个标准，即（非）排他性（Musgrave 1959 年）。顾名思义，当且仅当有可能阻止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在它周围竖起一道篱笆”时，这种物品才是排他性的。因此，土地是排他性的物品，而路灯则不是：即便安装路灯的费用是由鲍勃支付的，他也不能阻止邻居莎莉从中受益。

在当代经济学中，通常当且仅当物品既是非竞争性的又是非排他性的，物品才被定义为公共物品（e.g., Varian 1992: 414）。竞争性和排他性产品被称为私人物品。国防是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莎莉对国防的消费不会减少鲍勃对国防的消费；而且她也无法阻止鲍勃对国防的消费。食物，衣服和公寓则是私人物品的典型例子。

有一些物品兼具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还有一些物品兼具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前者有时被称为“公共池资源”（e.g., V. Ostrom & E. Ostrom 1977, E. Ostrom et al. 1994; E. Ostrom 2003），鱼类种群就是一个例子。后者有时被称为”俱乐部商品”（e.g., Mankiw 2012: 219; see also Buchanan 1965），这类例子包括电影院提供的观影服务以及社会和宗教协会提供的服务。

这些物品分类之间的界限既不清晰，也不固定。例如，鲍勃在电影院观影的乐趣是否受到莎莉同时在同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的影响，取决于鲍勃的价值观、品味以及具体细节。可能莎莉刚好坐在鲍勃的前面，挡住了他的部分视线，也可能虽然有五十个空位她偏偏要坐你旁边。从鲍勃的角度来说，或许他觉得电影院里有其他人一起看电影是一种打扰，也或许他就是喜欢有人跟他一起看电影。因此，即便莎莉不会改变鲍勃是否观影，她的存在也会对鲍勃的观影体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一种物品在消费方面是否具有竞争性取决于所讨论的情况下的许多细节的因素，而不仅仅取决于物品本身的性质。

同样的物品可以在某一时期是排他性的，但在另一时期又是非排他性的；或者，在一个社会中是排他性的，但在另一个社会中又是非排他性的。例如，无线电广播曾是一种公共物品，没有人可以阻止别人收听广播，但如今进入数字时代，情况就变了。然而技术问题只是一部分原因。一块土地可以被围栏保护起来，这是私人物品的典型例子。但其实围栏可以被轻易地越过去，实际上，围栏更像是一个信号，表明业主想要将其他人拒之门外，或者增加其他人闯入的成本。将土地定性为私人物品的重要性在于，土地所有者有权阻止潜在的入侵者，并且这一权利由法律制度强制执行。当然，哪些权利与财产有关，取决于一个社会中普遍遵循的规范。财产权从来都不绝对（我对电锯的财产权使我可以用它来砍我自己的树，但不能砍伐邻居的，更不用说用它来伤害任何人），并且总是从过往的博弈中产生。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凉鞋里面穿袜子（特别是白色袜子）。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喜欢看到凉鞋里面穿袜子的人需要忍受别人这么做，因为人们认为白袜子的主人有权在公共场合搭配凉鞋或任何其它类型的鞋子。然而，我们也很容易假想出另一个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对袜子主人的权利有不同的定义，并对那些不喜欢凉鞋里面穿袜子这种搭配的人的品味有更好的价值评价。事实上，即使在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中，对于得体的公共场合穿着也是有其社会规范的。由于一种物品的排他性程度部分地取决于财产权，而财产权所包含的内容在不同社会之间可能有所不同，而且即便在一个社会内部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商品的排他性可能因社会而异，并随时间而变化。

另一方面，执行财产权的成本视情况而异，部分是技术原因，部分是法律和政治原因。汽车被分类为私人物品，正是由于锁具便宜且易获取，以及政府保护其所有者的财产权。如果锁的价格变得更高，或者政府认定给汽车上锁是非法的，或者政府决定从此不再起诉任何盗窃行为，那么汽车将是“非排他性的”（Demsetz 1964）。

非排他性会产生一个必然结果，即如果某一项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那么消费者对其的消费决定是有局限性的。例如，每个人对国防安全的水平可能有不同的偏好，但一旦国防部署到位，人们便只能“消费”已提供的国防服务水平，不能多也不能少。人们不能“选择不消费”公共物品。同样，人人都喜欢清洁空气，而每个人对污染的耐受程度又不尽相同。然而，一旦“清洁空气”被生产，每个人都只能“消费”它，无论大家对空气清洁程度的偏好如何。

有人认为，公共物品正因为是由公众提供的，才具备“公共”属性，而不是因为公共物品本身具备“公共”属性，所以应该由公众来提供。（Cowen 1992：6 credits，Boudewijn Bouckaert 在 1987 年创作的未出版的作品）。如果一种物品是由政府提供的，那么任何个人就没有理由开发技术来阻止没有付费的人享用该物品。因此，正是公共投资使得潜在可能成为私人物品的产品成为了公共物品。即使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它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因为技术上的可能性部分地取决于对研发的投资。

因此，一种物品的物理特征，连同其消费、价值观、品味、法律、道德和社会规范以及技术可能性方面的相关背景，共同决定了这种物品应该被适当地划分到私人物品、公共池资源、俱乐部物品或公共物品中的哪一类。

公共物品之间也可以加以区分。大多数公共物品对一个大社区的所有居民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住在布朗克斯的人不会享用到曼哈顿下城的消防服务，更不用说住得更远的加利福尼亚人了。公园只惠及住在其附近的人，游乐场也只惠及住在其附近并且家里有适龄孩子的人（事实上，它们甚至有可能对其他人构成公共损害）。查尔斯·蒂布特（Charles Tiebout）提出了一种地方政府理论，随后创造了“地方公共物品”一词（Tiebout 1956，Stiglitz 1982），而有些公共物品可能使全人类受益，例如减缓气候变化。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地方公共物品、国家公共物品和全球公共物品（关于后者，见 Kaul et al. 2003）。

部分公共物品是指一部人可以被排除在对其的消费外的一种公共物品。Mancur Olson 举了一个例子，对于那些住在高楼大厦可以向下俯瞰街面的人来说，游行是一种公共物品，但对于那些需要购买沿途看台门票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私人物品（Olson 1971：14）。相反，完全的公共物品不会排除任何个体对其消费。

以下是通常被视为公共物品的一些示例：

安全。前文提及了国防这个例子。更广义地说，保护社区、城市、地区或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的力量（例如，警察和武装部队）被认为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很难将受保护区域内的任何居民排除在保护之外，一个居民享受保护通常不会减弱其他居民平等地受到的保护。

教育和科学。教育和科学的公共物品特征较为微妙。个人较为容易被排除在教育之外，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位”是一种私人物品。然而，普通人群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就越能以一种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方式从这种普遍教育中受益——无论他们在自己的教育上投入了多少（或公众投入了多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使企业更容易蓬勃发展，每个人都可以从蓬勃发展的经济中受益，而不仅仅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个人很难被排除在繁荣的经济之外，并且特定个人的受益不会因其他人的受益而减少。科学思想也被认为是公共物品（Boldrin & Levine 2008）。一旦一个想法（如科学理论）被创造出来，就很难排除个人的受益（除非这个想法受到专利保护，见下文），个人的利益是非竞争性的。重要的是要区分这个想法和它的物理表现形式：蒸汽机的概念是一种公共物品，而特定的蒸汽机既是排他性的，也是竞争性的。

基础设施。虽然基础设施通常被称为公共物品（e.g., 经合组织 2016），但这个分类是否正确取决于特定基础设施所属的特定类型及其技术细节。典型的基础设施往往不是公共物品。道路和高速公路是排他性的，收费公路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即便私人道路的通行费足够低，但由于道路拥堵的存在，它也可能是竞争性的。互联网也是如此。传统的灯塔更有可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基于它发送的信号的物理性质，说它是非排他性的是非常适当的（Varian 1992：415）。许多评论家将基础设施归类为公共物品的原因是，它往往会导致正外部性。对公共物品与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解释如下。

环境。清洁的空气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少在室外是这样。除非发生了对个人权利的大规模侵犯，几乎不可能将他或她排除在清洁空气的好处之外。只要不是在狭窄密闭的空间内，清洁空气是非竞争性的。这与不乱扔垃圾的情况类似，只要我不乱扔垃圾，我就不能轻易地妨碍你享受干净的环境，而你对干净环境的享受也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享受。

公共卫生。人口的整体健康以不同的方式使个人受益。例如，感染传染病的人越少，任何特定的（当前未感染的）个人被感染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些益处以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方式被人们获得。整体健康水平更高的人口也更具生产力，在这一点上，公共卫生与教育类似。

Angela Kallhoff 提供了另一种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尽管这个定义与上面提到的定义近似（Kallhoff 2011：第 2 章）。在她看来，公共物品是满足“基本可用性条件”和“开放获取条件”的物品。基本可用性是她对非竞争性的类比。只要从中受益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相同数量和相同类型的效用，物品就满足此条件。这些条款中陈述的条件明确表明，可能存在一个消费水平，在该消费水平上，效用的数量和类型不再得到保证。一艘船享受灯塔的效用并不影响另一艘船从灯塔获得同样的效用，但一旦海面发生拥挤，情况可能不再如此。但灯塔仍是公共物品，因为存在一个可以使每个人都获得相同数量和相同类型的效用的水平。开放获取是 Kallhoff 对非排他性的类比。它指出

准入门槛限制了对某项物品权益的获取。但界定潜在受益者、并排除其他人成为受益者的标准设定，与准入门槛的设定无关。（Kallhoff 2011: 43）

俱乐部服务于特定的受益群体，即俱乐部成员。当某个人乘船想要驶向灯塔所在的海岸时，此人才能获得灯塔的效用，但对于灯塔来说并不存在一个预设的目标受益人名单。

外部性是经济交易对非交易参与方的个人的影响。环境污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假设某家公司生产某项产品的生产过程是“污染性的”，这个污染就会对其他个体产生影响，无论他们是否是该公司的客户。像环境污染这种不受欢迎的影响，被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人们所期望的，则被称为正外部性。正外部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蜂蜜产业中的蜜蜂授粉过程。无论是否购买蜂蜜，个人都可以从授粉中受益。

公共物品创造了正外部性。假设一群人众筹找某个公司放送（模拟）无线电广播，没有出钱的人也可以从中受益。同样，如果一群公民相聚打扫公园，个体居民会从中受益，而无论这个人是否是参与这个打扫过程的人之一。

公共物品的存在意味着正外部性的存在，而反过来却不成立。养蜂人的蜜蜂可以在邻近的果园中为树木授粉，从而增加其产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他人排除在这种好处或其他好处之外是不可能的，也不意味着这些好处是非竞争性的。

公共物品的供应往往与公共物品造成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相关联。假设在一个 2*2 的玩具经济中，由 Bob 和 Sally 决定在一个独立的公共物品 G（如广播电台）上投资多少。两者都拥有私人物品的初始禀赋（在这种经济中作为货币发挥作用）。如果投资总额 gBob 加 gSally 高于生产成本 c，公共物品（G=1）将被生产 。因此（Varian 1992: 415）：

他们愿意投入多少取决于各自的保留价格 rBob 和 rSally，即，每个代理人愿意为公共物品而舍弃的私人物品的最大数量。因此，显然，当且仅当如下条件成立时，公共物品的生产属于帕累托改进，（Varian 1992: 416）[2]:

即，当保留价格总和超过了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这类似于私人物品的效率条件，即，只要个人的支付意愿超过生产成本，私人物品的效率条件就会被有效的提供。就公共物品而言，由于消费是非竞争性的，因此只要所有保留价格的总和超过生产成本时，就足够了。

在简单的 2*2 的情况下，假设 rBob=rSally=100 且 c=150，在此，效率条件是满足的。如果鲍勃或莎莉中只有一人购买公共物品，他或她必然会被按全额成本收费，从而导致 −50 的亏损。而另一个没有花钱的人将搭上便车，相当于免费获得 100 的收益。如果双方都有投资，则每个人都能获得 25 的收益，100−150/2=25。如果两者都不投资，那么产品就不会被生产，两者最终都没有收益。收益显示在表 2 的矩阵中。

这种收益结构与囚徒困境相同，并指明了搭便车问题。鲍勃想要获得公共物品，但由于无论他是否投资，他都会获得，因此对他来说最理想的结果是 Sally 支付生产费用，他搭便车。莎莉面临的情况也一样。因此，双方都会选择不投资，这意味着公共物品不会被生产出来，即使如果双方投资，其结果才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是使至少一个人过得更好，同时没有任何人变得更糟。（投资/投资） 是相对于（不投资/不投资）的帕累托最优。（不投资/不投资）是均衡策略（鉴于另一个玩家的举动，没有玩家有理由不采用均衡策略），但同时，如果可以达成，双方都会更偏好于这样的结果，即（投资/投资）。

鉴于这种收益结构以及参与者的理性和自利性，我们可以预期自由市场中的公共物品将供不应求。由于个人有强烈的搭便车动机，并且每个人的激励结构完全相同，每个人都试图搭便车，因此公共物品不会被生产出来。我们把市场显然无力提供足够数量的公共物品的问题称为“公共物品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问题是倡导强制性政府行为的理由（e.g., Sidgwick 1901; Pigou 1920 [1932]; Samuelson 1954）。这个论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起源。在《国富论》第5卷中，亚当·斯密列出了政府的三个职能。“统治者或联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义务，”亚当·斯密说，

就是建立或维持那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尽管它们可能对一个庞大的社会有最大程度的好处，但是它们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利润无法偿还任何个人或少数群体的花费，因此不能指望任何个人或少数群体来建立或维持这样的机构和工程。(1776: Bk 5, ch. 1)

同样，在十九世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写道：

......建造和维护灯塔、设立浮标等以保障航行安全是政府的适当职责：因为不可能让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在使用灯塔时支付通行费，所以除非国家强制征收赔偿和奖励，否则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建造灯塔。(1848 [1963: 968])

然而，政府要评估对特定公共物品的需求并计算出适当的税收水平并不容易。如果偏好是可被观察的，政府可以根据每个公民的边际收益向他们收取费用（从而征收所谓的“林达尔税”），并且会产生有效的均衡（“林达尔均衡”）（Varian 1992: 426; Roberts 1974）。但偏好无法被观察。基于此，人们就会系统性地降低他们的保留价格，而寄希望于其他人不会降低，这样他们就可以搭上别人纳税的便车。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公共物品就得不到公共资金支持。

Leif Johansen 认为，搭便车的论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有说服力（Johansen 1977）。一方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在选择中系统性地歪曲了他们的偏好。另一方面，公共物品的生产速度远远高于搭便车理论所提出的比率，该理论假设私人消费中的效用是严格增加的。本条目的第 5 节中将回顾关于这些问题的经验证据。

有一些鼓励个人披露他们对公共物品的真实估值的机制。其中有一个叫格罗夫斯-克拉克（Groves-Clarke）的机制（在 Groves 1973 和 Clarke 1971 之后）。在这个机制中，每人提交一个投标，该投标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并且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个人对公共物品的真实价值（即保留价格减去成本）。当且仅当投标总和至少为零时，公共物品才会被提供。除公共物品外，每个人都会收到一笔“附带付款”，计算为所有其他人的出价之和（也可能是负数，即税收）。

在格罗夫斯-克拉克机制下，任何个人都没有动机歪曲他或她的真实估值。假设我们更改了上面示例中的估值，使公共物品现在对 Bob 的价值为 −24（将他的保留价格调整为 51）。公共物品仍然应该被生产，因为估值的总和仍然是正数（或者，鲍勃和莎莉的保留价格的总和仍然高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鲍勃没有动机歪曲他的估值（出价低于 -24），因为随着 25 的转移，他得到了 25，他仍然比没有生产公共物品的情况更好。莎莉也是如此。她将不得不支付 24 美元的税，但仍然比没有生产公共物品的情况更好。如果我们把鲍勃的保留价格进一步降低到 -25 以下，那么尽管有转移，他的处境却会更糟，从而准确地给出真实的低估值。对于莎莉来说，尽管她宁愿在没有转移的情况下生产公共物品，但在纳税后的情况也会更糟，因此莎莉没有动机夸大她的估值。

Groves-Clarke 机制的问题在于它非常昂贵 - 需要大量付款才能诱使个人给出正确的估值。有一些替代机制可以避免以产生社会浪费为代价的正向支付。（Varian 1992：428）。

Mancur Olson 是最早详细研究公共物品私人供应的经济学家之一（Olson 1971）。他认为，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的存在是组织的特征。但是，如果这些利益得到服务，那就意味着创造了公共物品。因此：

一个组织的本质是，它提供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利益。因此，提供公共或集体产品是组织普遍的基本职能。（Olson 1971：15）

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不能生产私人物品：

这里并没有建议国家或其他组织只提供公共或集体产品。例如，政府经常提供电力等非集体产品，他们通常像私营公司一样在市场上出售此类商品。此外，正如本研究的后面部分将要论证的那样，无法强制会员资格的大型组织也必须提供一些非集体产品，以便激励潜在会员加入。（Olson 1971：16; 重点在原文中）

私人和公共物品的耦合是使私营企业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重要机制。在十八世纪，灯塔是公共物品，因为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除非发生拥堵）和非排他性的（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然而，港口空间是私人物品。在英国，灯塔的资金支持通常来自港口向船东征收的灯塔税（Coase 1974）。这项税费按所有抵达或离开英国港口的船只每航次的净吨数计算得出。公共物品与作为其融资机制的私人物品相结合，则该公共物品被称为“非纯”公共物品（Cornes & Sandler 1984）。

关于购物中心和某些公寓楼也有一些非纯公共物品的例子。购物中心提供公共空间、街道、停车位和安全性，消费者通过购买购物中心提供的商品间接支付这些产品的费用。同样，某些公寓楼提供了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业主通过公寓价格或租金的附加费用来支付这些产品的费用。

购物中心的例子说明了公共物品由私人供应存在的潜在问题。假设在购物中心所在区域，个人支付停车费成本非常之高，而购物中心的停车位，哪怕非购物者也可以免费使用，所以停车位成了一种公共物品。进一步假设附近土地的产权所有者利用这一情况，建造了一个不提供停车位的竞争性购物中心，新的购物中心可以把商品价格定得更低，以取得相对其竞争对手的优势将其赶出市场，因为它不必负担停车位成本。

尽管如此，至少在原则上，第一个购物中心的业主可以在允许免费停车之前先买下周围的土地来避免这种情况。在 Ronald Coase 之后，这种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机制被称为“扩展公司的作用”（见 Demsetz 1964）。这种机制的另一个例子涉及授粉这一公共物品。如果养蜂人和果园的主人不能就授粉和花蜜的价值达成一致，那么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地购买另一方的财产，从而通过扩展公司来内化外部性。

私人供应的公共物品的另一个存在原因是，人们并不总是以完全自私的方式行事。大多数经济模型假设人们只关心公共物品为他们提供的利益，但实际上人们也关心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结果。对慈善机构和政治运动的捐款就是明显的例子。对此进行建模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捐赠行为本身产生了额外的效用，而这种效用独立于公共物品总体水平中产品的效用（Steinberg 1987）。

在这里讨论私人供应公共物品能力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规范的存在。例如，只要人们反复会面，去决定建设一个公共物品，他们就可能意识到撒谎是一种自我毁灭，并且随着情况的迭代，就有可能制定出一种真实揭示估值的规范，在此基础上将建立一个讲真话的惯例（Taylor 1976; Schotter 1981）。非合作策略在重复博弈中不一定是最优的，这是博弈论中众所周知的结论（参见博弈论条目，关于重复博弈和协调的部分）。

其他规范，如“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或公平和平等规范，也有助于增加私人对公共物品的投资。人们可能只是认为搭便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Sugden 1984）。社会规范可以激励人们无私地行事，但也可以通过规定财产权和合同条款来帮助解决协调问题（Young 1998）。干净的街道（没有人乱扔垃圾）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假设乱扔垃圾不受法律惩罚。在博弈论的背景下，不能指望个人生产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过多地乱扔垃圾。现在，不乱扔垃圾的规范有助于诱导人们合作，并发挥非纳什均衡但帕累托的优越策略。通过社会制裁惩罚违反规范者，将有助于使人们遵守规范，而政府不必监督对规范的遵循。

本节所讨论的大多数机制可望对本地公共物品比对国家或全球公共物品更有效。与邻居协商垃圾问题比与住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协商更容易，而且人们往往对住在附近和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人更有利他主义的感觉（Hamilton 1964）。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实验经济学兴起以来，与公共物品问题相关的实验呈爆炸式增长。本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描述了所谓“公共物品博弈”的结果（相关调研，请参阅 Ledyard 1995）。

典型的公共物品博弈设置如下。若干名大学生被带进一个房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都会获得一笔初始资金，比如说，x 欧元。他们被要求决定花多少钱在一个小组项目上，数额范围从 0 欧元到全部初始资金。他们将各自的投资装进信封以确保互相看不见彼此的投资数额。随后，实验者将投资的总和翻倍，并平均分配给志愿者。

公共物品博弈是 n 人囚徒困境。帕累托最优结果是每个人都投入自己的全部初始资金，在参与者人数 n=10 和初始资金 x=10 欧元的情况下, 每个参与者最终都会得到 20 欧元。但每个人都有减少投资的动机，如果其他人都投资了全部初始资金，那么投资为零的那个人可以获得高达 9∗10 欧元 ∗2/10+10 欧元 =28 欧元 的回报。这对游戏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所以纳什均衡策略就是投资 0 欧元，从而使每个参与者都获得 10 欧元的回报。

在实验中，纳什均衡策略通常只有部分玩家采用。其大部分人都投入了他们的全部初始资金，另一些人则投入了他们手中初始资金的一部分，既不是投入全部资金也不是一分钱都不投入。总投入通常在社会最优的 40% 至 60% 之间。其他典型的事实包括（Ledyard 1995：13）：

1. 在一次性试验和有限重复试验的初始阶段，受试者的投入通常介于帕累托效率水平和搭便车水平之间，

2. 投资因实验的重复而下降，以及

3. 面对面的沟通提高了投资率。

前两点被描述为“过度投资和衰减”（Guala 2005）：从纯粹的策略角度来看，人们的投入往往比我们预期的要多，但是当游戏反复玩时，这些过度投入就会下降（尽管永远不会为零）。因此，人们搭便车的情况要比政府资助公共物品的倡导者经常认为的少，但私人供应仍然处于次优水平。

这些现象有许多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经验和学习：随着玩家对设置越来越有经验，他们开始明白他们可以从不合作中受益（特别是当其他人学习这一课的速度较慢时）。另一个是玩家的行为是由不同的考虑因素驱动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 ）描述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合作行为：

合作的发生需要一些不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成本和利益的个体。这种人有两类，我们称之为完全功利主义者和无私的功利主义者。当且仅当他们的投入增加了平均收益时，第一类人将进行合作。[...]当且仅当他们的投入增加了平均收益，但不增加他们的成本时，第二类人将进行合作。

如果无私的功利主义者太少，或者如果我所描述的困境使他们不敢行动，那么就需要无条件的合作者......这些行为者有多种形态——他们可能是康德主义者、圣人、英雄、狂热者，或者他们可能有点疯狂。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行动既不是他们行动的预期后果的函数，也不是其他合作者数量的函数。

然而，还有另一类行为者永远不会做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这些人的动机是由观察他人的合作或知道合作者可以观察他们而触发的。此群体中的第一类人由准道德规范的公平性所激发的：当别人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冒险时，我们却保持旁观是不公平的。[...]此群体中的第二类人是由社会规范驱动的。例如，如果非合作者可以被识别并受到社会排斥，例如在工作场所通常就是这样，合作者可能会羞辱他们以促使他们加入。

最后一类是那些因“过程效益”而加入运动的人——因为这事儿很有趣，或者对参与者个人有吸引力。（Elster 2007：397–9; 原文强调）

一定比例的有条件合作者的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投资在刚开始的阶段相对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下降。实证调查证实了这种解释以及“混合动机”的存在（Villeval 2012）。在一篇经典论文中，詹姆斯·安德烈奥尼（James Andreoni）认为，在美国全国调查中观察到的慈善捐赠数据中的模式与纯粹的利他主义模型不一致，因此必须包含其他动机来解释这些数据（Andreoni 1988）。

有大量的因素似乎影响了投资的大小。除了游戏的重复（单次游戏、重复游戏与回合游戏）、经验和学习、沟通交流、投资的边际回报、群体的规模、供应阈值（在一些实验中，只有当投资达到一定阈值时，才会供应公共物品）、回报和禀赋的异质性、以及道德劝说（即实验者对实验对象的心理潜绝）都是产生影响的因素（Ledyard 1995: 36），有些结果相当令人惊讶。例如，投资随着供应公共物品的阈值的增加而增加，而达到阈值的概率随之下降（Isaac，Walker，&Thomas 1984）。然而，对于异质性初始资金，不同级别的投资没有显著差异（Rapoport & Suleiman 1993）。同样，与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反，群体规模可以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会稀释边际回报的影响（Isaac，Walker，&Williams 1994）。因果因素以非系统性和相当意外的方式影响实验结果，这似乎是实验经济学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Reiss 2008：第5章）。

与公共物品问题相关的其他类型的经验证据包括实地考察，观察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提供了个人向公共物品作出一些自愿捐款的证据。他们调查的是影响捐款规模的因素以及用于鼓励人们捐款的机制。

实地考察已经被用来研究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投资和其他人的投资之间的关系。根据人们认为个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人们会期望个人和他人的投资是相互替代或补充的。如果一个人的主要动机是利他主义，他或她会关心其他人的消费，因此，当其他人或政府已经做出足够的投资时，他或她会减少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两种投资是相互替代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主要是受公平和互惠等社会规范的激励，他或她会在其他人做出投资时做出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期望这两种投资是互补的。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小，而且实验和现场的动机组合可能不同，所以在实验室实验中很难确定这两种投资是平均的替代还是互补的问题。

一项涉及公共广播电台空中筹款活动的实地考察发现，支持了互补假说（Shang & Croson 2009）。具体来说，如果提供了关于另一个捐赠者的高额捐款的社会信息，认捐就会增加，捐赠者明年再次捐款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在一项对互联网上的信息产品（通讯）的自愿捐款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Borck 等人，2006）。还有一些关于替代性提供机制的实地考察，比较了纯公共环境产品的自愿捐款机制和绿色关税机制，后者可被解释为非纯公共物品（Kotchen & Moore 2007）。

在观察性研究中也对替代物-补充物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捐助是完全的替代物，即政府捐助或其他私人捐助完全排挤了个人的捐助，这一点被广泛否定。这里的 "完全排挤 "是指政府在公共物品上每花一美元就会减少相同数量的私人支出。大多数研究发现，要么没有排挤，要么只是少量的排挤。例如，Kingma 1989 年和 Kingma & McClelland 1995 年，以公共广播为重点，发现政府在公共广播上的支出只有 12% 和 19% 之间的有限排挤（即，政府花一美元减少私人捐款 12-19 美分）。

也有一些历史案例研究。前面已经提到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对19世纪英国灯塔提供的研究。Cowen 在 1992 年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的案例研究，包括对华盛顿州养蜂人和苹果种植者之间的合同（交换公共物品授粉）的详细研究，美国的防火、休闲和娱乐，开曼群岛的物种保护，以及英国大规模国家补贴之前的教育等。在每一个案例中，作者都指出了公共物品问题的私人解决方案。Desai 2003 年对公共融资的公共物品也进行了历史回顾。

有时也有这种观点，即政府资助的标准理由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是基于最低限度的规范性假设。例如，David Schmidtz 写道：

公共物品论证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它必须作出的规范性假设的最小性质，以便为国家的理由提供依据。(Schmidtz 1991: 82)

事实似乎是这样的，相比任何都不干预的替代方案，如果政府干预带来的事态能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那么它就是合理的。

然而，要得出政府应该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需要一些额外的假设，这些假设都是有争议的。标准福利经济学将福祉与偏好满足相提并论，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多批评（见福祉条目；Nussbaum 2001；Hausman 等人，2017。第 8 章；Reiss 2013: 第 12 章）。假设人们总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是不靠谱的。人们可能会有不一致或不稳定的偏好，比如吸烟者为了戒烟而把烟冲进马桶，只是为了第二天买一包新烟。如果人们有不一致或不稳定的偏好，就不清楚应该选择哪种一致的政策组合。不知情的偏好似乎也是政策的糟糕基础。例如，如果人们错误地认为没有外部威胁，他们可能宁愿减少对国防的投资，而不是完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在政治领域，知识不足是常态而非例外（Somin 1998, Caplan 2007, Somin 2013）。评估一项公共物品对个人的价值可能异常困难，尤其是当这项公共物品是全国的或全球的，如国防、减缓气候变化或基础研究。

因此，有观点认为，理性的或洗练的或知情的偏好应该为政策决定提供基础（e.g., Thaler & Sunstein 2008，Anomaly 2015）。但不清楚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评估，当公民是完全理性和知情的，他们会喜欢什么。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进行评估的人用他或她的偏好代替了公民的偏好，或者他或她的偏好影响了对公民可能的偏好的判断（Rizzo & Whitman 2008, 2009）。

从偏好满意度的角度评估公共物品的价值，无论是实际的还是理性的，都涉及另一个问题：人际比较的不可能性。假设有两个不可分割的公共物品 A 和 B，鲍勃更喜欢 A，而莎莉更喜欢 B，鲍勃和莎莉的总财富只够购买 A 或 B。在福利的偏好满足性描述下，没有一个规范性方法可以用来比较购买 A 时鲍勃获得的福利和购买 B 时莎莉获得的福利，或者比较购买 B 时鲍勃和莎莉分别获得的福利。丹·豪斯曼（Dan Hausman）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放弃福利偏好满足解释的一个理由，因为任何完全或部分根据福利评估情况的道德理论都需要人际比较（Hausman 1995）。

标准的福利经济学不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因为它关注的是政策是否构成对现状的帕累托改进。一项政策构成了帕累托改进，当且仅当它使一些人生活得更好，而没有任何人生活得更糟。但很少有政策能像这个标准要求的那样明确。特别是当它涉及到通常在公共物品议题下讨论的项目时，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即没有人因为提供公共物品而变得更糟。

20 世纪 30 年代末提出的一个替代方案是希克斯-卡尔多改进（Hicks 1939 和 Kaldor 1939之后）。如果一项政策有赢家和输家，只要输家能从赢家的收益中得到补偿，它就构成了希克斯-卡尔多改进。但是，除非输家真的得到补偿，否则就没有得到什么安慰，而且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总会发生（例如，见 Rodrik 2017 年关于自由贸易协定中未能补偿损失方的情况）。

因此，将公共物品问题定性为一个简单的囚徒困境是一种重要的理想化。通常情况下，公共物品的生产会使一些人受益，但也会使另一些人的情况变得更糟。一般来说，是否提供公共物品的决定涉及公平、平等和公正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家倾向于忽略这些问题，因为无论是帕累托改进还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其通常的解释中）都不需要关于偏好以外的其他信息。事实上，标准的福利经济学假定，福利是评价社会结果的全部因素。然而，大多数人还关心着其他价值（Sen 1999: Ch. 3; Hausman et al. 2017: Chs 9-12; Reiss 2013: Ch. 14）。

即使有关项目对受其影响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明确的公共物品，也必须解决一个道德问题，这就是家长制（见关于家长制的条目）。强制的政府干预，即使是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的干预，也不一定是合理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Hans-Herrmann Hoppe 对这种干预的可允许性表示怀疑，他写到：

得出上述结论所需的规范是这样的，只要人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证明，虽然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对其他人有积极的影响，但如果没有人资助，就根本不会被生产出来，或者不会以一定的数量或质量被生产，那么就允许对这些人使用侵略性的暴力，无论是直接还是在国家的帮助下间接使用，从而使这些人被迫分担必要的财政负担。(Hoppe 1989: 31)

对权利的侵犯并不是我们可能有的唯一担心。一些公共物品可能会不成比例地惠及那些已经相对富裕的人，从而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例如，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是公共物品，但如果高等教育主要有利于相对富裕的个人，政府提供的教育可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因此，不清楚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在道德上是好的，所有的事情都要纳入考虑。

倡导公共物品应由政府供应的人经常忽略的一点是价格体系的信息创造和协调功能（如哈耶克 1945 年所描述的）。在市场中，价格产生关于偏好和稀缺性的信息。如果一种商品被许多人需要，它将变得更加稀缺，其价格也将上升。价格的上涨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减少购买的理由，它还向生产者发出了制造更多产品的信号，并向潜在的市场进入者发出了市场有利可图的信号。因此，从长远来看，供应应该增加，价格应该再次下降。当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通过征税为其提供资金时，这一机制并不运作。如果政府建造，比如说灯塔，就很难确定每年投资多少，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扩大或改变该产品提供的服务（比如在附近建造第二个灯塔），以及是否投资于新技术的开发。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把公共物品看作是具有某些特征的经济产品，这些特征使人怀疑它们是否能以有效的水平由私人供应。政府可能有理由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因为它纠正了市场失灵。这样的论点总是取决于私人行为者没有能力生产或足够地生产该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上文第 4 节对鼓励私人供应的机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一些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某些产品应该由政府供应，而不管这些商品是否可以由市场生产出足够数量。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tzer）和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认为，市场的范围应该受到限制，因为市场规范没有体现某些重要的价值，市场交换可能会破坏国家合法保护的理想和利益（Walzer 1983, Anderson 1993）。根据安德森的观点，市场规范有以下五个特点：非个人化（独立于关系和对方的目的）、自我主义（目标是满足个人利益）、排他性（如上定义）、关注欲望（相对于对客观需求的反应）、面向 "退出 "而非 "声音"（与其说是表达自己的抱怨，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替代）（see Anderson 1993: 143–4）。

根据安德森的说法，如果商品的生产、分销和消费受到市场规范的适当控制，那么商品就是经济商品（Anderson 1993：146）。这与许多其他种类的商品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作为商品的礼品。友好的礼物交换应该对接收者的个人特征和关系本身做出反应，而不是“非个人化”。它还应该表达对关系的理解，而不仅仅是满足接受者的主观需求。给钱通常被认为是冒犯性的，因为它忽视了礼品的这些特征。

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物品属于安德森的“政治产品”类别。它们的特点是有三个规范，与各自的市场规范相对立（Anderson 1993: 159）。首先，一个人的自由是通过发声而不是退出来行使的。第二，商品是根据公共原则而不是主观愿望来分配的。第三，商品是在非排他性的基础上提供的。关于这些商品，她说：

有些商品只能通过非排他性的、关于原则和需求的民主提供形式来保证，而且主要通过发声监管。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这些产品，就会破坏我们作为兄弟般的民主公民来重视和实现自我的能力。(Anderson 1993: 159)

安德森在书中这一部分讨论的例子——道路、公园、小学和中学教育——都是经济学家意义上的公共物品。私下提供这些东西会破坏“作为兄弟般的民主公民重视和实现自我的能力”，因为通过发声行使自由会被退出所取代（例如，当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更接近他们的价值观的学校，而不是通过发声作出贡献，去改变课程），允许业主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条款，而不是使用言论和结社自由等原则（例如，当商场业主压制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言论和政治活动时），以及业主排斥非付费者的能力，而不是让所有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彼此见面（例如，在公园的情况下）。

与此类似，Angela Kallhoff 认为，某些（并非所有）公共物品提供的额外的外部性，对民主制度的运作至关重要（Kallhoff 2011，2014）。一些公共物品构成了公民之间团结和社会正义的可见表达（"中心产品"），一些公共物品支持连接并作为共同利益的代表（"连接产品"），一些公共物品作为共同公民意识的可见代表（"识别产品"）。如果没有这些产品，就会削弱公民参与公共讨论和发展自决意识的能力。

原文链接：

Public Goods

Even though Nobel laureate Paul Samuelson is usually credited with having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public goods to modern economics (e.g., in Sandmo 1989),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go back to John Stuart Mill, Ugo Mazzola (an Italian writer on public finance), and the Swedish economist Knut Wicksell (Blaug 1985: 218-9 and 596-7]).

https://plato.stanford.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