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论及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问题。例如他说：“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包含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与实现它的一切对象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与这些条件相独立地存在着。”这就是说，劳动能力必须与一定的劳动条件相结合，劳动者才能进行现实的劳动;由于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条件与劳动能力的彼此分离和对立，所以，劳动者只有劳动的可能性，而没有现实性。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指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因丧失劳动条件而处于一种绝对的空虚状态，它缺乏转化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因而只是一种单纯的主体能力。显然，这是从劳动能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出发，对工人阶级贫困状态的剖析。

　　与此不同，马克思还从劳动能力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出发，分析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他说：“既然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那么，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对象条件，它也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可以指生活资料。因此，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他有实际的需要，但他为满足他的需要进行的活动却只是无对象的、仅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体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这就是说，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展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只有满足了需要，劳动能力才具有现实性;由于资本主义使劳动者丧失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无法通过劳动得到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条件即生活资料，所以，劳动能力只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指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因缺乏生活资料而处于一种绝对的空虚状态，它缺乏补充和延续的客观条件，时刻面临着枯竭和消亡的危险。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绝对贫困”的理解，绝不只是涉及物质资料的“量”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涉及经济的“质”的规定。它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缺乏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毋宁说是缺乏获取生活资料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为，它随时都会跌入没有生活资料，从而无法满足需要的深渊;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工人阶级被剥夺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其劳动能力缺乏转化为现实劳动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为，它随时都可能跌入无法劳动(失业)，从而无法获得生活资料的深渊。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直接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丧失，而根本的原因，则是生产资料的丧失。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以工人阶级无法从事劳动;由于无法进行劳动，所以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由于没有生活资料，所以工人阶级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始源”意义上或在“根”部的贫困。从整体来看，绝对贫困意味着整个财富世界——不仅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与工人阶级相对立。因此，马克思讲：这“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灾害、战争等情况下，劳动者也会因为生活资料匮乏、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并非泛指任何一种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而是特指丧失生产资料所导致的缺乏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状态，因而是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即便如此，绝对贫困也无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面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如封建主私有制和奴隶主私有制)，所以，都存在着劳动者(如租地农民和生产奴隶)因没有生产资料而遭受绝对贫困的情况。

　　同时，马克思也曾论及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问题。例如他讲：“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明显地是一种“相对贫困”状态。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相对贫困是在人与人相比较意义上的一种贫困。工人阶级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并不是说其手中没有生活资料，也不是说其生活资料始终没有变化，否则，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而是说与资本家阶级相比，其生活资料是匮乏的，因为这些生活资料只能保证他作为劳动能力的存在。因此一方面，资本世界的权力越来越大，其存在越来越广泛和完善;而另一方面，工人则越来越失去权力，其存在越来越狭隘和畸形。例如，由于资本家阶级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会在总体上拉高生活资料的“量”(包括数量和质量)，所以，资本家阶级能够享受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条件，工人阶级却永远无法享受到。

　　与绝对贫困不同，任何相对贫困都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因而是一种制度性贫困。尽管如此，相对贫困仍然不足以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其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下，劳动者也会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例如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农民的贫困也是一种相对贫困，即相对于地主的富裕而言的贫困。事实上，马克思的论述表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固然是一种相对贫困，但它又并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作用下的相对贫困，这是一种具有悖论性质的相对贫困。因此，无论是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归结为“绝对贫困”，还是归结为“相对贫困”，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任何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层面，对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所做的评价、批评，都是一种无的放矢。

　　什么是“悖论性贫困”?从生产劳动来看，“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相反，它作为“使资本自行增值的中介活动”，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为工人则生产赤贫。因此，在英国当时的法律中，雇佣工人被叫作“劳动贫民”。从物质生产力来看，“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本来，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使人致富;但对工人阶级而言，劳动却成了贫穷的渊薮，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者就越是贫穷!本来，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对工人阶级而言，发展生产力却成了贫穷的渊薮，生产力越是发展，劳动者就越是贫穷!这就是“悖论性贫困”，它是工人阶级所特有的贫困，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贫困。因为，在此之前的社会形态中，贫困或者是劳动以外的原因作用的结果，或者是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构成劳动者致贫的原因。因此，马克思说，“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而“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那么，物质生产劳动如何使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呢?从交换或流通过程来看，虽然说，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他们是彼此平等的交换者;但是，通过市场交换，工人所让渡的是“活”的劳动的创造力，留下来的则是劳动力的“死”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同时，“劳动只能从流通中取出它已经投入流通的东西，即一个预定的商品量，而这既不是它本身的产品，也不是它本身的价值”。就是说，通过市场交换，工人所得到的始终是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其活劳动所创造的商品和商品价值，前者始终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因而始终小于后者。特别是，由于工人“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所以，“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相反，“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一方面，工人“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出去”;另一方面，“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据为己有”，对资本而言，“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

　　从劳动的结果来看，“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第一，通过劳动，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是作为一种必然结果的剩余价值。“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值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第二，通过劳动，工人生产了资本的权力，而且是与劳动对立的权力。这种对立表现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第三，通过劳动，工人生产出自己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是不断强化和延续的经济关系。“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值。”因此，马克思说：工人的“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值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又如何使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呢?马克思说：属于资本概念的东西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关系来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既然说意味着“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减少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那么，“假定劳动能力是个已知的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必要劳动的比例就必然要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这种劳动能力有一部分要过剩，因为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现在只需要它的一部分就够了，而过去则需要它的全部”。因此，“减少相对必要劳动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换言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造成过剩人口。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剩人口又必然沦为赤贫者。这是因为，“如果这些过剩人口得以维持生活，那么这笔费用不是来自劳动基金，而是来自一切阶级的收入。他们不是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来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来生活;而是别人用施舍来养活他们，因此他们变成乞丐和赤贫”。可见，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会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越来越大，其必要劳动时间则会越来越小，或者说“工人在他的劳动时间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小”，从而使工人和资本家各自所占有的劳动时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因此，马克思说：“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只会在工人的劳动和使用他的劳动的条件之间，造成一道无边无际的鸿沟。”以机器大生产为例：随着机器体系的采用，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同时，“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在同资本家的博弈中，工人的力量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是缩短了而是延长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不是升值了而是“贬值”了，工人从生产力发展中所分享到的成果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因此，“说什么由于资本家利用固定资本……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或者使工人劳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工人就和资本家分享劳动产品了，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

　　最后，工人阶级为什么会遭受悖论性贫困呢?马克思说：“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悖论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工人阶级的悖论性贫困，作为一种结果已经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之中，这个前提就是雇佣劳动制。作为一种独特的剥削制度，雇佣劳动制是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的社会根源。在雇佣劳动制度中，要保证工人阶级作为雇佣劳动的存在，就必须让工人得到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并且，这个量既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否则，雇佣劳动将难以为继。正是这个“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了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后者又决定了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工资的量;工资在其局部和个别存在上可以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偏离，但在总的趋势和结果上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总是一致的。由此，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区别于其他剥削制度的历史特质，进而，形成了工人的贫困区别于其他劳动者的贫困的历史特质。拿封建剥削来说，在农民那里，他交给封建主的“地租”是一个确定的量，完成这个量固然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于其余的劳动时间是属于农民自己的，所以，他的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越高，留给自己的就越多，就越是富裕。与此不同，在工人那里，他从资本家手中得到的“工资”是一个确定的量，再生产这个量固然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于其余的劳动时间是属于资本家的，所以，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越高，自己得到的相对地就越少，就越是贫穷。并且，农民租种土地在先，给封建主交纳地租在后;与此不同，工人进行劳动在先，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工资在后。由此就不难理解，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出现工人向资本家“讨薪”的现象，而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则是地主(如黄世仁)向农民(如杨白劳)“逼债”的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工资都会受到限制，因而都是一个确定的量;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积累，社会主义同样需要积累。难道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当然有!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价值增值，即抽象财富的增长，工人的工资属于物质生产的“成本项”，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为保证资本主义的无限积累，就必须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工人的工资属于物质生产的“收益项”，因此，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在保证社会主义必要积累的基础上，必须尽量“提高”工人的工资。这就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对此，马克思指出：“工资，即资本家为劳动能力而支付的价格，对于资本家来说，是生产费用——预付的货币，这笔货币预付出去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只是赚钱的手段。如果工人不是工人，而是从事劳动的所有者，那么，在工人看来，在产品完成以前他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因为，相反地，在他看来，整个生产过程只是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手段。”可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和社会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支付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只是手段和工具，资本的价值增值才是目的本身;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组织物质生产不过是手段和工具，用生活资料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才是目的本身。因此，不存在抽象的“生产费用”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反的。

　　人们经常用“一无所有”“一贫如洗”来描述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也正是这样的描述语句招致诸多的质疑和批评。从《资本论》的中文文本来看，相关段落出现在第1卷第4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即：“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而实际上，在德文和英文文本中并没有出现与中文的“一无所有”相对应的表达语。就此而言，一些误解和不必要的理论纠葛与翻译的精准性不无关系。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正视和回应种种质疑和批评，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本身是关键。

　　第一，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一种“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起码的生活资料都没有的状态，毋宁说是工人阶级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来获得生活资料，因而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状态。这是一种“无根”即“失去了根本”的状态。在谈到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时，马克思说：“这种贫穷无非是说，工人的劳动能力是他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对象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对于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除了自己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他不支配任何别的商品”，“没有任何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一方面，雇佣工人“他没有，即丧失了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使他的劳动对象化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作为财富世界……作为别人的财产，异化地与劳动能力所有者相对立”。这就明确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社会根源。

　　正是这种“无根”的或“无着落”的状态，使得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毫无保障，沦为一种四处飘零的“偶然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值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工人要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出卖劳动力;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必须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然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从物质生产中被排挤出来，成为失业者。这意味着，失业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每一个工人。因此，要在工作、从而日常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是“物”(劳动资料)支配和使用“人”(工人)这种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

　　第二，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和生活状况没有任何变化，毋宁说是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始终无法改变。马克思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工人的生活资料，其数量可以增多，范围可以扩大，质量也可以提高。但是，生活状况的改善，并不等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作为资本增值价值的活的手段和工具，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从属于资本家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当然，这是就工人阶级的整体而言的。它并不排除一些工人，依靠克勤克俭，积累一笔财富，成为小资本家甚至是大资本家。不过，这种情况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难以企及的。有的人利用一些统计材料和数据，说明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甚至是巨大改善，以此来反驳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和贫困理论。对此，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可以也必然得到改善，但是，“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改变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规律，即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工作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为资本所占有。因此，想通过统计材料证明工人的物质状况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某个地方或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以此反驳这个规律，这是荒唐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不过是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实现对其的剥削和压迫。因为，与此前的社会形态不同，工人的生活资料、从而其消费从属于资本家阶级，因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说，遭受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地位，作为加在工人阶级头上的一种宿命，是永远不可更改的。

　　第三，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强调的，与其说是满足工人自然的、生理的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匮乏，毋宁说是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对工人需要的内涵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的决定和制约。在马克思看来，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而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在一定的文明状况下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自然需要”，工人的基本需求即“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也正是他第一次打通了人的需要与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的需要离开人所处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就会成为一种“任性”和“欲望”。个体的欲望是绝对的、无限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而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人的需要则是有限的、相对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的需要。

　　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人的需要出发，衡量和评价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相反，他从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出发审视、评价人的需要。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条件(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无产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并且，由这些生活资料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系和延续的范围。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而工人的工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资料或货币商品的数量问题，而且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在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和工资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的“最低工资”理论的失足之处，恰恰就在于仅仅停留在“有没有”和“有多少”的层面，而不去向“为何没有”和“如何拥有”的深处挖掘;只是进行一种物质“量”的思考和统计，而不去做经济社会的“质”的追问和探究;只是注意工人需要的生理的和自然的边界，而不去理解和把握其社会意义和历史特质。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与他所隶属的阶级是一致的，而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则决定于社会的分配关系，分配关系又决定于生产关系。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产生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之间的对立，而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之间的对立又产生于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所具有的对抗性。马克思说，“一方是生产条件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的占有者”，这就是一种“阶级对立”。资本主义建立在“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的历史过程，也即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上。正是“由于这些过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就其生产过程而言，“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不仅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作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关系并使之日益尖锐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仅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而且是其阶级关系在越来越大规模上的再生产。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种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更具本质性，因而更为重要。

　　一个人的收入例如工人的工资，表现为手中一定量的货币;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表现为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其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就表现为生活资料的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这些都是可以看到、可以计量的，因为，它们作为一种现象具体，均漂浮于社会的表层;而决定一个阶级、进而决定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则是看不见、也无法计量的，因为，这是一种处于社会深处、在历史进程中被固化和硬化了的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正是这种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形成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以此来看，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充分发展，使每一个人都置身于市场关系中，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平等的竞争主体，从而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脱贫致富和出人头地的机会。比之于此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情况，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奴隶主私有制和封建地主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娘胎”里就已经决定了的情况，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机会平等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机会平等不等于实际平等，形式平等不等于实质平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真实情况是：通过市场打拼和自由竞争，个别工人可以脱贫致富、改变命运，而工人的绝大多数则难以摆脱贫困的折磨，难以改变自身的生活遭际。这种生活遭际就是其作为工人的阶级遭际，这种阶级遭际是社会深处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所决定了的。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前的各种社会形态并没有实质性区别。

　　因此，工人阶级的悖论性贫困，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关系决定的，而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又是由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决定的，它们作为一种整体的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需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才能加以理解和把握。对工人阶级来说，通过理论学习和研究，通过理论宣传和教育，认识到自身贫困的悖论性质，认识到产生这种贫困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认识到消除贫困、实现解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是一项极为迫切和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曾论及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问题。例如他说：“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包含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与实现它的一切对象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与这些条件相独立地存在着。”这就是说，劳动能力必须与一定的劳动条件相结合，劳动者才能进行现实的劳动;由于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条件与劳动能力的彼此分离和对立，所以，劳动者只有劳动的可能性，而没有现实性。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指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因丧失劳动条件而处于一种绝对的空虚状态，它缺乏转化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因而只是一种单纯的主体能力。显然，这是从劳动能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出发，对工人阶级贫困状态的剖析。

　　与此不同，马克思还从劳动能力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出发，分析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他说：“既然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那么，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对象条件，它也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可以指生活资料。因此，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他有实际的需要，但他为满足他的需要进行的活动却只是无对象的、仅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体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这就是说，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展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只有满足了需要，劳动能力才具有现实性;由于资本主义使劳动者丧失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无法通过劳动得到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条件即生活资料，所以，劳动能力只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指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因缺乏生活资料而处于一种绝对的空虚状态，它缺乏补充和延续的客观条件，时刻面临着枯竭和消亡的危险。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绝对贫困”的理解，绝不只是涉及物质资料的“量”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涉及经济的“质”的规定。它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缺乏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毋宁说是缺乏获取生活资料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为，它随时都会跌入没有生活资料，从而无法满足需要的深渊;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工人阶级被剥夺了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其劳动能力缺乏转化为现实劳动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为，它随时都可能跌入无法劳动(失业)，从而无法获得生活资料的深渊。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直接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丧失，而根本的原因，则是生产资料的丧失。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以工人阶级无法从事劳动;由于无法进行劳动，所以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由于没有生活资料，所以工人阶级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始源”意义上或在“根”部的贫困。从整体来看，绝对贫困意味着整个财富世界——不仅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与工人阶级相对立。因此，马克思讲：这“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灾害、战争等情况下，劳动者也会因为生活资料匮乏、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并非泛指任何一种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而是特指丧失生产资料所导致的缺乏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状态，因而是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即便如此，绝对贫困也无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面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如封建主私有制和奴隶主私有制)，所以，都存在着劳动者(如租地农民和生产奴隶)因没有生产资料而遭受绝对贫困的情况。

　　同时，马克思也曾论及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问题。例如他讲：“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明显地是一种“相对贫困”状态。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相对贫困是在人与人相比较意义上的一种贫困。工人阶级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并不是说其手中没有生活资料，也不是说其生活资料始终没有变化，否则，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而是说与资本家阶级相比，其生活资料是匮乏的，因为这些生活资料只能保证他作为劳动能力的存在。因此一方面，资本世界的权力越来越大，其存在越来越广泛和完善;而另一方面，工人则越来越失去权力，其存在越来越狭隘和畸形。例如，由于资本家阶级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会在总体上拉高生活资料的“量”(包括数量和质量)，所以，资本家阶级能够享受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条件，工人阶级却永远无法享受到。

　　与绝对贫困不同，任何相对贫困都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因而是一种制度性贫困。尽管如此，相对贫困仍然不足以呈现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因为在其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下，劳动者也会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例如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农民的贫困也是一种相对贫困，即相对于地主的富裕而言的贫困。事实上，马克思的论述表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固然是一种相对贫困，但它又并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作用下的相对贫困，这是一种具有悖论性质的相对贫困。因此，无论是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归结为“绝对贫困”，还是归结为“相对贫困”，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任何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的层面，对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所做的评价、批评，都是一种无的放矢。

　　什么是“悖论性贫困”?从生产劳动来看，“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相反，它作为“使资本自行增值的中介活动”，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为工人则生产赤贫。因此，在英国当时的法律中，雇佣工人被叫作“劳动贫民”。从物质生产力来看，“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本来，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使人致富;但对工人阶级而言，劳动却成了贫穷的渊薮，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者就越是贫穷!本来，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对工人阶级而言，发展生产力却成了贫穷的渊薮，生产力越是发展，劳动者就越是贫穷!这就是“悖论性贫困”，它是工人阶级所特有的贫困，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贫困。因为，在此之前的社会形态中，贫困或者是劳动以外的原因作用的结果，或者是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不充分的结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构成劳动者致贫的原因。因此，马克思说，“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而“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那么，物质生产劳动如何使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呢?从交换或流通过程来看，虽然说，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他们是彼此平等的交换者;但是，通过市场交换，工人所让渡的是“活”的劳动的创造力，留下来的则是劳动力的“死”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同时，“劳动只能从流通中取出它已经投入流通的东西，即一个预定的商品量，而这既不是它本身的产品，也不是它本身的价值”。就是说，通过市场交换，工人所得到的始终是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其活劳动所创造的商品和商品价值，前者始终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因而始终小于后者。特别是，由于工人“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所以，“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相反，“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一方面，工人“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出去”;另一方面，“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据为己有”，对资本而言，“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

　　从劳动的结果来看，“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第一，通过劳动，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是作为一种必然结果的剩余价值。“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值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第二，通过劳动，工人生产了资本的权力，而且是与劳动对立的权力。这种对立表现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第三，通过劳动，工人生产出自己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是不断强化和延续的经济关系。“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值。”因此，马克思说：工人的“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值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又如何使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呢?马克思说：属于资本概念的东西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关系来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既然说意味着“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减少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那么，“假定劳动能力是个已知的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必要劳动的比例就必然要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这种劳动能力有一部分要过剩，因为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现在只需要它的一部分就够了，而过去则需要它的全部”。因此，“减少相对必要劳动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换言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造成过剩人口。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剩人口又必然沦为赤贫者。这是因为，“如果这些过剩人口得以维持生活，那么这笔费用不是来自劳动基金，而是来自一切阶级的收入。他们不是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来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来生活;而是别人用施舍来养活他们，因此他们变成乞丐和赤贫”。可见，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会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越来越大，其必要劳动时间则会越来越小，或者说“工人在他的劳动时间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小”，从而使工人和资本家各自所占有的劳动时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因此，马克思说：“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只会在工人的劳动和使用他的劳动的条件之间，造成一道无边无际的鸿沟。”以机器大生产为例：随着机器体系的采用，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同时，“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在同资本家的博弈中，工人的力量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是缩短了而是延长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不是升值了而是“贬值”了，工人从生产力发展中所分享到的成果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因此，“说什么由于资本家利用固定资本……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或者使工人劳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工人就和资本家分享劳动产品了，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

　　最后，工人阶级为什么会遭受悖论性贫困呢?马克思说：“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悖论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工人阶级的悖论性贫困，作为一种结果已经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之中，这个前提就是雇佣劳动制。作为一种独特的剥削制度，雇佣劳动制是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的社会根源。在雇佣劳动制度中，要保证工人阶级作为雇佣劳动的存在，就必须让工人得到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并且，这个量既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否则，雇佣劳动将难以为继。正是这个“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了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后者又决定了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工资的量;工资在其局部和个别存在上可以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偏离，但在总的趋势和结果上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总是一致的。由此，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区别于其他剥削制度的历史特质，进而，形成了工人的贫困区别于其他劳动者的贫困的历史特质。拿封建剥削来说，在农民那里，他交给封建主的“地租”是一个确定的量，完成这个量固然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于其余的劳动时间是属于农民自己的，所以，他的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越高，留给自己的就越多，就越是富裕。与此不同，在工人那里，他从资本家手中得到的“工资”是一个确定的量，再生产这个量固然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于其余的劳动时间是属于资本家的，所以，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越高，自己得到的相对地就越少，就越是贫穷。并且，农民租种土地在先，给封建主交纳地租在后;与此不同，工人进行劳动在先，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工资在后。由此就不难理解，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出现工人向资本家“讨薪”的现象，而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则是地主(如黄世仁)向农民(如杨白劳)“逼债”的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工资都会受到限制，因而都是一个确定的量;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积累，社会主义同样需要积累。难道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当然有!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价值增值，即抽象财富的增长，工人的工资属于物质生产的“成本项”，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为保证资本主义的无限积累，就必须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工人的工资属于物质生产的“收益项”，因此，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在保证社会主义必要积累的基础上，必须尽量“提高”工人的工资。这就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对此，马克思指出：“工资，即资本家为劳动能力而支付的价格，对于资本家来说，是生产费用——预付的货币，这笔货币预付出去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只是赚钱的手段。如果工人不是工人，而是从事劳动的所有者，那么，在工人看来，在产品完成以前他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因为，相反地，在他看来，整个生产过程只是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手段。”可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和社会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支付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只是手段和工具，资本的价值增值才是目的本身;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组织物质生产不过是手段和工具，用生活资料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才是目的本身。因此，不存在抽象的“生产费用”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反的。

　　人们经常用“一无所有”“一贫如洗”来描述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也正是这样的描述语句招致诸多的质疑和批评。从《资本论》的中文文本来看，相关段落出现在第1卷第4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即：“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而实际上，在德文和英文文本中并没有出现与中文的“一无所有”相对应的表达语。就此而言，一些误解和不必要的理论纠葛与翻译的精准性不无关系。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正视和回应种种质疑和批评，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本身是关键。

　　第一，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一种“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起码的生活资料都没有的状态，毋宁说是工人阶级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来获得生活资料，因而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状态。这是一种“无根”即“失去了根本”的状态。在谈到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时，马克思说：“这种贫穷无非是说，工人的劳动能力是他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对象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对于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除了自己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他不支配任何别的商品”，“没有任何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一方面，雇佣工人“他没有，即丧失了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使他的劳动对象化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作为财富世界……作为别人的财产，异化地与劳动能力所有者相对立”。这就明确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社会根源。

　　正是这种“无根”的或“无着落”的状态，使得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毫无保障，沦为一种四处飘零的“偶然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值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工人要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出卖劳动力;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必须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然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从物质生产中被排挤出来，成为失业者。这意味着，失业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每一个工人。因此，要在工作、从而日常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是“物”(劳动资料)支配和使用“人”(工人)这种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

　　第二，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和生活状况没有任何变化，毋宁说是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始终无法改变。马克思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工人的生活资料，其数量可以增多，范围可以扩大，质量也可以提高。但是，生活状况的改善，并不等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作为资本增值价值的活的手段和工具，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从属于资本家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当然，这是就工人阶级的整体而言的。它并不排除一些工人，依靠克勤克俭，积累一笔财富，成为小资本家甚至是大资本家。不过，这种情况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难以企及的。有的人利用一些统计材料和数据，说明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甚至是巨大改善，以此来反驳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和贫困理论。对此，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可以也必然得到改善，但是，“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改变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规律，即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工作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为资本所占有。因此，想通过统计材料证明工人的物质状况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某个地方或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以此反驳这个规律，这是荒唐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不过是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实现对其的剥削和压迫。因为，与此前的社会形态不同，工人的生活资料、从而其消费从属于资本家阶级，因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说，遭受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地位，作为加在工人阶级头上的一种宿命，是永远不可更改的。

　　第三，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强调的，与其说是满足工人自然的、生理的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匮乏，毋宁说是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对工人需要的内涵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的决定和制约。在马克思看来，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而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在一定的文明状况下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自然需要”，工人的基本需求即“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也正是他第一次打通了人的需要与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的需要离开人所处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就会成为一种“任性”和“欲望”。个体的欲望是绝对的、无限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而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人的需要则是有限的、相对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的需要。

　　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人的需要出发，衡量和评价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相反，他从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出发审视、评价人的需要。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条件(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无产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并且，由这些生活资料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系和延续的范围。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而工人的工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资料或货币商品的数量问题，而且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在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和工资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的“最低工资”理论的失足之处，恰恰就在于仅仅停留在“有没有”和“有多少”的层面，而不去向“为何没有”和“如何拥有”的深处挖掘;只是进行一种物质“量”的思考和统计，而不去做经济社会的“质”的追问和探究;只是注意工人需要的生理的和自然的边界，而不去理解和把握其社会意义和历史特质。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与他所隶属的阶级是一致的，而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则决定于社会的分配关系，分配关系又决定于生产关系。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产生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之间的对立，而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之间的对立又产生于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所具有的对抗性。马克思说，“一方是生产条件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的占有者”，这就是一种“阶级对立”。资本主义建立在“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的历史过程，也即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上。正是“由于这些过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就其生产过程而言，“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不仅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作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关系并使之日益尖锐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仅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而且是其阶级关系在越来越大规模上的再生产。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种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更具本质性，因而更为重要。

　　一个人的收入例如工人的工资，表现为手中一定量的货币;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表现为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其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就表现为生活资料的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这些都是可以看到、可以计量的，因为，它们作为一种现象具体，均漂浮于社会的表层;而决定一个阶级、进而决定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则是看不见、也无法计量的，因为，这是一种处于社会深处、在历史进程中被固化和硬化了的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正是这种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形成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以此来看，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充分发展，使每一个人都置身于市场关系中，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平等的竞争主体，从而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脱贫致富和出人头地的机会。比之于此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情况，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奴隶主私有制和封建地主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娘胎”里就已经决定了的情况，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机会平等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机会平等不等于实际平等，形式平等不等于实质平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真实情况是：通过市场打拼和自由竞争，个别工人可以脱贫致富、改变命运，而工人的绝大多数则难以摆脱贫困的折磨，难以改变自身的生活遭际。这种生活遭际就是其作为工人的阶级遭际，这种阶级遭际是社会深处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所决定了的。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前的各种社会形态并没有实质性区别。

　　因此，工人阶级的悖论性贫困，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关系决定的，而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又是由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决定的，它们作为一种整体的结构性存在和结构性关系，需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才能加以理解和把握。对工人阶级来说，通过理论学习和研究，通过理论宣传和教育，认识到自身贫困的悖论性质，认识到产生这种贫困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认识到消除贫困、实现解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是一项极为迫切和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