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秋天,我们队比别的队口粮多得多,队上人说,还是蛮爷有办法,这打的粮食还没吃到嘴里,蛮爷就被告发,公社冀书记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留着分头,黄上衣,蓝裤子,黑皮鞋,带着四个基干民兵,每人胸前抱着一支冲锋枪,以反社会主义为名把蛮爷五花大绑押到了公社。队上人有啥吃了,可蛮爷却受罪了。 临近春节的一个周六,父亲骑车回家,路过公社两岔河的农田基建工地看见了蛮爷,他光着头,衣衫褴褛,一双胶鞋已没有后跟,腿上缠着白裹缠,上面渗着血,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双三角眼已失去了昔日的锋芒,透出乞求的柔光。刚好冀书记在工地上巡查,他是父亲的学生,父亲说蛮爷有病,农民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放他回去吧,第二天,蛮爷便披着一件不是很破很烂的黑袄,叼着旱烟袋在巷子里溜达。那年月,县、区、公社的干部常常下乡进村整班子,路线教育,批林批孔,抓阶级斗争,有时也修路,搞农田基建会战,到了村里就吃派饭。我们队户数少,就每家连着吃两天,年终队里给分粮分钱。公社老王派到我们村修大(荆)板(桥)简易公路,在我们队吃派饭,头两天在蛮爷家,吃完之后,老王给支书和队长说,以后不要再派蛮爷家了,他吃不饱,受气,还说不出,事后我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