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其实就是市民们自己管自己。这和DAO或者说COOP的初衷是一样的。公民社会外在的表现有这么几条：“政治自由、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在Concave Coop中，我们不论政治，文化是我们结合社区正在塑造的，只要共识强大，社区成员能尽可能多的调动主观能动性，那文化昌盛会随着社区建立的发展过程而逐渐达成，而经济繁荣是社区成员共同的追求目标。

硅谷不是一个行政区，也不是地理的概念，只是大家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硅谷的核心地区有两个郡（county，有时也被称为县）——圣塔克拉拉和圣马蒂奥，下面再分成33个小城市，那每个城市的规模有多小，可想而知。当然，有人会想，这些城市虽然小，但有大公司啊，比如苹果公司所在的库帕迪诺市和谷歌所在的山景城，城市政府应该还是很富裕吧？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苹果和谷歌其实都不需要向当地政府交营业税，它们的销售在哪里发生，营业税就交给哪里。比如在纽约卖掉的苹果手机，利润的一部分就交给了纽约，和苹果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无关。

库帕迪诺市和山景城能够从苹果和谷歌这两家大公司收到的，就是少量的房产税。而且由于这两家公司购置地产的时间很早，当时地价很低，它们要交的单位面积的房产税比其它居民和公司还要低很多。

没有钱，这些小城市的政府能管的事情自然也就很少了。它们通常只管三件事情——办好学区，关心一下老人和需要照顾的群体的福利，以及在你要改建房子、或者要建一个商店时，负责审批一下建设方案。

当然，社会要运行，很多公共事务总需要人来做，就只好交给私营机构了，从水电煤气的供应到垃圾清理都是如此。如果要改善学校条件，对于私立学校来讲，反正政府不拨款，主要由家长和校友捐款。对于公立学校，主要靠发行债券，然后再由房地产税偿还债券。

从硅谷的社会生产方式可以看出。

弱政府在coop中就是弱化项目方的主导权，项目方只是根据社区议事决定而定期从国库中提取项目运营所必要的基本开支、新项目的投资资金以及社区成员的福利保障，过程上链透明可追溯。

社会运营所需要的其他事务（社区人员没法自己解决，或者因为时间、人力等成本较高，内部解决失去性价比的情况发生时），可外聘或者与其他社群合作。

我们可以通过设立不同职能部门，来协作共赢，达到一个完整的生态，因为区块链的社区自治可以忽略真正社区中的一些生活基本问题，比如水电气、治安、消费等等生活必须场景，那么我们的重心就是在如何打造一个良好和谐的沟通环境以及高效可持续增长的经济系统这个环节上了，前者跟社区文化的打造息息相关，后者跟项目体系和投资策略相关。

一般认为，政治、经济、法律和社区是欧美现代社会的四个支柱。在硅谷，政治几乎是空白，非常弱，但经济、法律和社区非常强。大家过去靠着共同奋斗——或者通俗地讲就是一起发财——淡化了很多矛盾，特别是那些由于社会分工的差异可能会产生的矛盾。因为你看，在这样一个凡事要靠自己解决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会有求于别人，哪怕对方是一个园丁或者管子工，大家彼此不得不和平相处。

尼尔·弗格森认为，人和社会的关系就像蜜蜂和蜂巢。当一个蜂巢里有着大量创造价值的工蜂时，这个蜂巢就会变大，当然，工蜂也需要养活那些不能自给自足的雄峰，这就类似于西方福利国家的概念。通常情况下，一个蜂巢中不工作的雄蜂数量总是少数。

不过，当国家的福利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雄蜂，情况就改变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看似最为公平，但如果投票的结果是养育更多的雄峰，从工蜂那里拿走更多的蜂蜜，这就糟糕了。结果就是，在蜂巢中，蜜蜂们开始寅吃卯粮。在西方社会，就是以公共债务的形式，用子孙后代的钱支撑自己的财政。因此尼尔·弗格森认为，按这种模式进行下去，西方社会必将退化。

尼尔·弗格森把这种退化称为“公民社会的异化”，就是说一个原本追求平等的公民社会把自己变成了非公民社会。具体体现在政客们为了获得穷人的选票而无底线地承诺福利；法治异化成了“律师之治”；个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社区变成了充满犯罪行为的街区，等等。总结下来，民主、自由市场、法治、公民自治，支撑西方社会的这四个支柱都要垮掉。

Concave的社区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早期进入的成员逐渐躺平、慢慢减少对社区的贡献的情况，而新加入的成员看到这种情况也会丧失对项目的信心，项目就会慢慢走向衰老、死亡螺旋，所以如何制定政策来约束整个coop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除了低贡献度的早期成员之外，还有个隐患就是持有大量社区资产（代币）的大户所拥有的治理权、话语权。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社区不存在的问题，是区块链社区独有的，而整个区块链现有的DAO社区的存在时间都不是很长，产生的经验也比较有限，也就没有有效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公民社会，其实就是市民们自己管自己。这和DAO或者说COOP的初衷是一样的。公民社会外在的表现有这么几条：“政治自由、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在Concave Coop中，我们不论政治，文化是我们结合社区正在塑造的，只要共识强大，社区成员能尽可能多的调动主观能动性，那文化昌盛会随着社区建立的发展过程而逐渐达成，而经济繁荣是社区成员共同的追求目标。

硅谷不是一个行政区，也不是地理的概念，只是大家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硅谷的核心地区有两个郡（county，有时也被称为县）——圣塔克拉拉和圣马蒂奥，下面再分成33个小城市，那每个城市的规模有多小，可想而知。当然，有人会想，这些城市虽然小，但有大公司啊，比如苹果公司所在的库帕迪诺市和谷歌所在的山景城，城市政府应该还是很富裕吧？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苹果和谷歌其实都不需要向当地政府交营业税，它们的销售在哪里发生，营业税就交给哪里。比如在纽约卖掉的苹果手机，利润的一部分就交给了纽约，和苹果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无关。

库帕迪诺市和山景城能够从苹果和谷歌这两家大公司收到的，就是少量的房产税。而且由于这两家公司购置地产的时间很早，当时地价很低，它们要交的单位面积的房产税比其它居民和公司还要低很多。

没有钱，这些小城市的政府能管的事情自然也就很少了。它们通常只管三件事情——办好学区，关心一下老人和需要照顾的群体的福利，以及在你要改建房子、或者要建一个商店时，负责审批一下建设方案。

当然，社会要运行，很多公共事务总需要人来做，就只好交给私营机构了，从水电煤气的供应到垃圾清理都是如此。如果要改善学校条件，对于私立学校来讲，反正政府不拨款，主要由家长和校友捐款。对于公立学校，主要靠发行债券，然后再由房地产税偿还债券。

从硅谷的社会生产方式可以看出。

弱政府在coop中就是弱化项目方的主导权，项目方只是根据社区议事决定而定期从国库中提取项目运营所必要的基本开支、新项目的投资资金以及社区成员的福利保障，过程上链透明可追溯。

社会运营所需要的其他事务（社区人员没法自己解决，或者因为时间、人力等成本较高，内部解决失去性价比的情况发生时），可外聘或者与其他社群合作。

我们可以通过设立不同职能部门，来协作共赢，达到一个完整的生态，因为区块链的社区自治可以忽略真正社区中的一些生活基本问题，比如水电气、治安、消费等等生活必须场景，那么我们的重心就是在如何打造一个良好和谐的沟通环境以及高效可持续增长的经济系统这个环节上了，前者跟社区文化的打造息息相关，后者跟项目体系和投资策略相关。

一般认为，政治、经济、法律和社区是欧美现代社会的四个支柱。在硅谷，政治几乎是空白，非常弱，但经济、法律和社区非常强。大家过去靠着共同奋斗——或者通俗地讲就是一起发财——淡化了很多矛盾，特别是那些由于社会分工的差异可能会产生的矛盾。因为你看，在这样一个凡事要靠自己解决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会有求于别人，哪怕对方是一个园丁或者管子工，大家彼此不得不和平相处。

尼尔·弗格森认为，人和社会的关系就像蜜蜂和蜂巢。当一个蜂巢里有着大量创造价值的工蜂时，这个蜂巢就会变大，当然，工蜂也需要养活那些不能自给自足的雄峰，这就类似于西方福利国家的概念。通常情况下，一个蜂巢中不工作的雄蜂数量总是少数。

不过，当国家的福利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雄蜂，情况就改变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看似最为公平，但如果投票的结果是养育更多的雄峰，从工蜂那里拿走更多的蜂蜜，这就糟糕了。结果就是，在蜂巢中，蜜蜂们开始寅吃卯粮。在西方社会，就是以公共债务的形式，用子孙后代的钱支撑自己的财政。因此尼尔·弗格森认为，按这种模式进行下去，西方社会必将退化。

尼尔·弗格森把这种退化称为“公民社会的异化”，就是说一个原本追求平等的公民社会把自己变成了非公民社会。具体体现在政客们为了获得穷人的选票而无底线地承诺福利；法治异化成了“律师之治”；个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社区变成了充满犯罪行为的街区，等等。总结下来，民主、自由市场、法治、公民自治，支撑西方社会的这四个支柱都要垮掉。

Concave的社区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早期进入的成员逐渐躺平、慢慢减少对社区的贡献的情况，而新加入的成员看到这种情况也会丧失对项目的信心，项目就会慢慢走向衰老、死亡螺旋，所以如何制定政策来约束整个coop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除了低贡献度的早期成员之外，还有个隐患就是持有大量社区资产（代币）的大户所拥有的治理权、话语权。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社区不存在的问题，是区块链社区独有的，而整个区块链现有的DAO社区的存在时间都不是很长，产生的经验也比较有限，也就没有有效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