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有余，还是想写下一些絮语，是为铭记，是为用寂寥仓皇的文字为听/见的苦痛、不公与残忍do justice——饶是徒劳。那日去参加vigil遇到记者，问及是何时意识到防疫的荒谬，何时开始感到愤怒，彼时径直脱口而出的是，从武汉就开始了。 我不曾在20年初身处武汉，但透过参与线上的不同志愿小组窥见过炼狱般的武汉。当时有小组专门对接疫情期间非肺炎患者的治疗与用药，群里一时间聚集大量的慢性病与癌症患者或者家属。有些通过外地医生主动发起的远程问诊或网购药物得以喘息，更多是焦急的等待化疗，多的是疼痛难忍，甚至在生死边盘旋的挣扎的人。有几日每天醒来群里都是噩耗。至今记得一位中年男人的母亲罹患癌症——老人自己便经营着一家福利院——多次求医不予收治，最终逝去。中年男人此前在群里曾多次发出老人因为从事福利事业得到过的锦旗，想用那道德的奖章勉力为老人争取更多关注，又或说是争取在庞大专制官僚机器下的零星医疗资源的“合法性”，但无疾而终。后来似乎迎来转机的是新华社宣布几家非肺炎定点医院可作化疗，但帮着患者家属一个个询问过去，没有一家医院是真的可以收治。此外的纷繁记忆，暂且不表，而种种这些，令我彼时失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