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傍晚突发疫情，杭州-上海出现3例无症状患者。一切尚未明晰，因此两地陷入名义上危险的境地，两地周末的各大活动以及雅思、公务员等考试面临无奈取消与延期。而我们的年会将于一天后进行，位于上海。如何在这里想象被允许从一个疫情风险区走向另一个疫情风险区？正在湖滨人流涌动的繁华街道嗦粉的我们，心情忐忑，不知第二天是否能够顺利出发。我们赶忙在企业微信后台申报了离浙申请，却迟迟不见通过。白天还在嬉笑着交换出发时间，晚上一切走向未卜。

有关三位无症状新冠患者的行动信息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与群组里逐渐清晰，上海相关高校立即下令封校，浙大紫金港校内全体师生连夜进行核酸排查。紧迫！关于病毒传染危机的号角在漫天四散的舆论与人心恐慌中吹响。上亿的病毒也许正毫不知情地在没有人类的土地上安睡，可只要有一个病毒仍然清醒，我们便开始警觉，将心之病毒栽植于头脑。

国美也开始行动，即便我们积极向上申报，辅导员也不愿再冒风险审批通过。在此期间，除省教育厅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小组的提醒函模糊提及需控制校内聚集活动及出省报备外（并未限制出省），未有明文规定什么事我们能做或不能做、做了怎样的事会遭受怎样的惩罚，更切勿奢望法律。何时能实现真正的法治？法治并非毫无人性，法律不过是人的集体决策的规范化。例外状态正打着特殊时期的旗帜光明正大地在法律之外压迫着人心，一层一级，上位者握住自己摇摇欲坠的官帽子，只能为自己负责。一层一级，自我审查的背后是自私、是漠不关心，是伪装成关心的责任的相互隔离。我们的集体生活与宏观调控是对特定事件中的当事个体最大的剥削。

我们因担心第二天无法前往上海而改签高铁，却未料到若已决心要去就无回头路。随着疫情排查进度向前，美院也有所牵连。南山某同学曾去往新冠患者所在博物馆参观，健康码立即变红。校方更为警惕起来，我们也被通知呆在原地不要动。可已在上海的伙伴还不到半数，我们如何将摊子一甩就安心待在家中？于是我们向院系上报名字，相继出发前往上海。谁能料到在高铁检票时，接到辅导员以“顶风作案”、“上报处分”威胁我们回家的电话，而这不过是其为了减少出事风险而能劝退一个是一个的手段罢了。同时，其他学院的朋友在不同辅导员的个性化管理之下，已批报成功。如若学生不可离杭，院系大可直接发通知取消年会举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活动进行，转头又不让学生前往参加，如此自相矛盾？开车前五分钟我们的脑子里回荡着“处分处分”，却还是一下决心不管不顾地上了车。

拎着大包小包辗转至场地，进门便被告知需做核酸。病毒与自我审查之下，人情尴尬——病毒的存在就此成立。我们按部就班，放下行李便去往附近的医院排队检测核酸。核酸检测的队伍漫长，我们朝向当日硕大而疾速下降的夕阳挪挪移移，显得异常缓慢。却也因夕阳温暖灿烂的橙红之光而心情慵懒柔和起来——我们身处例外状态之中，不如就放过平淡平常里宣称的效率与寡淡。只不过弯弯绕绕，一队到了头，只是核实身份、拿了试管；我们又相继排入了新的队伍。从白日到天黑，远处高架上的灯光闪烁，接替着照明黑暗。

晚上零零散散几队人马终于在场地相聚，却仍对明天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在饭店的两张大餐桌稀稀落落地坐下，本应是热热闹闹的 Welcome Dinner 却人人忧心忡忡，即便我们在玩笑中嘻嘻哈哈，却仍要将自己拉回艰难的现实——明天办不办？怎么办？我们起初将年会定在亲密的合作伙伴公司进行，企图获得更大的自由，却未曾料到突发疫情之下，作为处于国内加密警戒线边缘的公司也难以自保。园区老板向我们委婉传达：请延期举办。我们又如何指责自负盈亏的私人老板为避责而作出的谨慎考量？如若因年会活动出事而园区封闭管理，他们又如何弥补园区内其他公司遭受的损失？……或硬着头皮办！可伙伴的公司还要在这里待上五年甚至更久，如此公然对抗园区老板，他们之后的日子又如何好过？如若真出了事，我们在场每个人的行踪都将会曝光在媒体之上，我们每个人都将挂着时代罪人的血书板子在公众的凝视与审判中被文字唾沫压垮头颅。即便在玩笑中，我们的思想实验从在医院边排队测核酸边开年会，到认真考虑起在“里面”如何开公司周会云云，可现实仍然要求我们规规矩矩、谨慎为上。

没有人可以给出科学客观的证据解释：为何繁忙的街道、商场与餐馆人来人往，没有核酸检测报告、甚至摘下口罩却无人恐慌；而小小园区，我们十个出头手捏核酸阴性检测报告的杭州人却无法公开举办活动。 无人所有因而无人负责、且无人组织的公共空间是自由的，它不具备可监测的危险性。

没有人愿意延期，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预备着鼓足干劲再来一次。从晚上七点半到十点半，我们终于决定延期，并将这条消息紧急发送在公共平台。我们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三周仍然不能松懈，却暂时松下一口气——明天能睡到自然醒，在“并不安全”的上海闲逛。

也许危险的从来不是病毒，而是人类自身？或正是人类的谨慎、避责、审查与自私，得以让我们能够将病毒的危险减小至零？

试剂盒堆叠如山，消耗着白色防护服内外包裹着的人。

上周四傍晚突发疫情，杭州-上海出现3例无症状患者。一切尚未明晰，因此两地陷入名义上危险的境地，两地周末的各大活动以及雅思、公务员等考试面临无奈取消与延期。而我们的年会将于一天后进行，位于上海。如何在这里想象被允许从一个疫情风险区走向另一个疫情风险区？正在湖滨人流涌动的繁华街道嗦粉的我们，心情忐忑，不知第二天是否能够顺利出发。我们赶忙在企业微信后台申报了离浙申请，却迟迟不见通过。白天还在嬉笑着交换出发时间，晚上一切走向未卜。

有关三位无症状新冠患者的行动信息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与群组里逐渐清晰，上海相关高校立即下令封校，浙大紫金港校内全体师生连夜进行核酸排查。紧迫！关于病毒传染危机的号角在漫天四散的舆论与人心恐慌中吹响。上亿的病毒也许正毫不知情地在没有人类的土地上安睡，可只要有一个病毒仍然清醒，我们便开始警觉，将心之病毒栽植于头脑。

国美也开始行动，即便我们积极向上申报，辅导员也不愿再冒风险审批通过。在此期间，除省教育厅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小组的提醒函模糊提及需控制校内聚集活动及出省报备外（并未限制出省），未有明文规定什么事我们能做或不能做、做了怎样的事会遭受怎样的惩罚，更切勿奢望法律。何时能实现真正的法治？法治并非毫无人性，法律不过是人的集体决策的规范化。例外状态正打着特殊时期的旗帜光明正大地在法律之外压迫着人心，一层一级，上位者握住自己摇摇欲坠的官帽子，只能为自己负责。一层一级，自我审查的背后是自私、是漠不关心，是伪装成关心的责任的相互隔离。我们的集体生活与宏观调控是对特定事件中的当事个体最大的剥削。

我们因担心第二天无法前往上海而改签高铁，却未料到若已决心要去就无回头路。随着疫情排查进度向前，美院也有所牵连。南山某同学曾去往新冠患者所在博物馆参观，健康码立即变红。校方更为警惕起来，我们也被通知呆在原地不要动。可已在上海的伙伴还不到半数，我们如何将摊子一甩就安心待在家中？于是我们向院系上报名字，相继出发前往上海。谁能料到在高铁检票时，接到辅导员以“顶风作案”、“上报处分”威胁我们回家的电话，而这不过是其为了减少出事风险而能劝退一个是一个的手段罢了。同时，其他学院的朋友在不同辅导员的个性化管理之下，已批报成功。如若学生不可离杭，院系大可直接发通知取消年会举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活动进行，转头又不让学生前往参加，如此自相矛盾？开车前五分钟我们的脑子里回荡着“处分处分”，却还是一下决心不管不顾地上了车。

拎着大包小包辗转至场地，进门便被告知需做核酸。病毒与自我审查之下，人情尴尬——病毒的存在就此成立。我们按部就班，放下行李便去往附近的医院排队检测核酸。核酸检测的队伍漫长，我们朝向当日硕大而疾速下降的夕阳挪挪移移，显得异常缓慢。却也因夕阳温暖灿烂的橙红之光而心情慵懒柔和起来——我们身处例外状态之中，不如就放过平淡平常里宣称的效率与寡淡。只不过弯弯绕绕，一队到了头，只是核实身份、拿了试管；我们又相继排入了新的队伍。从白日到天黑，远处高架上的灯光闪烁，接替着照明黑暗。

晚上零零散散几队人马终于在场地相聚，却仍对明天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在饭店的两张大餐桌稀稀落落地坐下，本应是热热闹闹的 Welcome Dinner 却人人忧心忡忡，即便我们在玩笑中嘻嘻哈哈，却仍要将自己拉回艰难的现实——明天办不办？怎么办？我们起初将年会定在亲密的合作伙伴公司进行，企图获得更大的自由，却未曾料到突发疫情之下，作为处于国内加密警戒线边缘的公司也难以自保。园区老板向我们委婉传达：请延期举办。我们又如何指责自负盈亏的私人老板为避责而作出的谨慎考量？如若因年会活动出事而园区封闭管理，他们又如何弥补园区内其他公司遭受的损失？……或硬着头皮办！可伙伴的公司还要在这里待上五年甚至更久，如此公然对抗园区老板，他们之后的日子又如何好过？如若真出了事，我们在场每个人的行踪都将会曝光在媒体之上，我们每个人都将挂着时代罪人的血书板子在公众的凝视与审判中被文字唾沫压垮头颅。即便在玩笑中，我们的思想实验从在医院边排队测核酸边开年会，到认真考虑起在“里面”如何开公司周会云云，可现实仍然要求我们规规矩矩、谨慎为上。

没有人可以给出科学客观的证据解释：为何繁忙的街道、商场与餐馆人来人往，没有核酸检测报告、甚至摘下口罩却无人恐慌；而小小园区，我们十个出头手捏核酸阴性检测报告的杭州人却无法公开举办活动。 无人所有因而无人负责、且无人组织的公共空间是自由的，它不具备可监测的危险性。

没有人愿意延期，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预备着鼓足干劲再来一次。从晚上七点半到十点半，我们终于决定延期，并将这条消息紧急发送在公共平台。我们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三周仍然不能松懈，却暂时松下一口气——明天能睡到自然醒，在“并不安全”的上海闲逛。

也许危险的从来不是病毒，而是人类自身？或正是人类的谨慎、避责、审查与自私，得以让我们能够将病毒的危险减小至零？

试剂盒堆叠如山，消耗着白色防护服内外包裹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