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ITICS & SOCIETY, Vol. 31 No. 2, June 2003 193-261
DOI: 10.1177/0032329203252270 ＠2003 Sage Publication.
Michael Burawoy
黃孫權譯
對於他們的評論、建議、鼓勵和懷疑，我要感謝吉利恩·哈特（Gillian Hart）、馬爾科姆·費爾布羅瑟（Malcolm Fairbrother）、劉華仁（Hwa-Jen Liu）、約翰·沃爾頓（John Walton）、肖恩·奧里恩（Sean O’Riain）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貝弗利·銀和（Beverly Silver）喬凡尼·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周圍的學生群體。我特別要感謝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他閱讀並評論了無數稿件，給我提供了晦澀的波蘭尼文本，並從一開始就鼓勵我寫作和闡述他自己解釋的批評。這篇文章始於我與我的朋友、同事和合作者埃里克·萊特（Erik Wright）對我們共同探索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分歧。以他獨特的方式，埃里克試圖通過許多批評性評論和相當多的圖表來糾正我。如果事情仍然模糊不清，那肯定不是他的錯，但也可能不是我的錯。最後，我要感謝羅素·賽奇基金會給我重寫這篇文章的心靈寧靜。
後共產主義時代需要一種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它將社會與國家和經濟區分開來，並給予社會優先地位。這種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可以追溯到葛蘭西（Gramsci）和波蘭尼（Polanyi）的著作。來自不同社會世界遵循著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兩者都聚焦於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超越。對葛蘭西而言，先進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市民社會的擴張，它與國家一起穩定階級關係並提供挑戰資本主義的領域。對於波蘭尼而言，市場擴張威脅到社會，社會反應是（重新）構建自己作為積極的社會，從而孕育出民主社會主義的胚胎。本文將“社會”作為馬克思主義概念，並用它來解釋共產主義秩序的興衰、從階級政治到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轉變、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的轉變以及新興跨國主義的發展。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階級；社會；霸權；市場
對許多人來說，社會主義的死亡，無論現實抑或想像，都預示著馬克思主義的最終死亡。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仍是對資本主義最全面的批評，提出過最令人信服的可行替代方案的指引。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永存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的永存。但永存也意味著重建，隨著資本主義重建自己，馬克思主義也必須如此。畢竟，聲稱思想應隨著嘗試把握和轉化的物質世界而做出改變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傳統。因此，每個時代都塑造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傳統以應對當今的問題。在本文中，我提供了一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綱要，它出現在卡爾·波蘭尼和安東尼奧·葛蘭西二十世紀中期的著作中，這是迄今未經檢驗和意外的匯聚。當他們在努力處理某些新穎和重要的問題時，兩人分別地從非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匯聚到“社會”概念。的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社會”的動力，主要位於國家和經濟之間，是先進資本主義之所以持久和超越的關鍵，就像其脆弱性證明了蘇聯共產主義的垮台一樣。我將試著展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闡釋也適合後共產主義時代，這個時代被勝利的全球資本主義所主宰，這個資本主義正在驚人地有效地瓦解和摧毀所有對它本身的替代方案。
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共生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古典社會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回應，社會主義當時在歐洲還是一個可行和引人注目的運動。馬克思主義是在世紀末的知識地景中形成的幽靈，塑造了韋伯（Weber）、涂爾幹（Durkheim）、齊美爾（Simmel）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建立自己原創理論大廈的基礎。俄國革命使得馬克思主義走向全新方向，再次迫使資產階級社會理論做出反應。當世界在二戰後分裂成兩個陣營時，社會學成為“自由世界”的捍衛者，也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面。在這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社會學享有極大優勢，成為新科學，擁有新使命，扼殺了所有馬克思主義的餘孽。在二十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爆發的社會將社會學推向了自己的危機，同時刺激了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在二十世紀80年代，社會學通過借鑒馬克思主義而得以恢復，今天馬克思主義要擺脫後共產主義的低迷，我認為將取決於如何借鑒社會學。每個馬克思主義的後代都有自己的獨創性和自主性，無法化約同等於其先輩的繼承。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二十世紀中葉綜合了涂爾幹、帕累托、馬歇爾和韋伯的獨立思想，他強烈而得意的否定了馬克思的著作[1]。直到他去世，他仍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過時的功利主義，其意義完全局限於十九世紀[2]。由於其基礎有深刻缺陷，思考馬克思主義的遺產毫無意義。結構功能主義，即帕森斯理論，編碼成為救世主科學，完全忽略了馬克思主義，不僅忽略了其宿敵蘇聯馬克思主義，還忽略了所有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
除了冷戰的意識形態敵對外，他們的反對有其理論基礎--帕森斯社會學，特別是《社會體系》（The Social System）[3]集中討論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漏洞。它將“社會”作為一個自主的、全面的、自我平衡的系統，蘇聯馬克思主義在其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理論框架中沒有“社會”的空間。因此，兩者之間沒有交集，一個缺乏經濟和國家，另一個缺乏社會。[4]在美國，“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家們慶祝“社會”的穩定力量，是自由民主的堡壘，就像在蘇聯那方，計劃經濟主張自己具有生產力的無限擴張和資源的合理分配。雙方都有他們的異議人士，萊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和巴靈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注入了他們的批判人文主義與階級分析，而布達佩斯學派和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則將黑格爾和早期馬克思結合起來反對極權共產主義。儘管他們是未來的先驅，在當時（二十世紀50年代），這些僅是兩個舒適歡欣陶醉海洋中的小派別。雙方都將經歷震撼，先是社會學，然後是馬克思主義。
就在社會學似將埋葬馬克思主義時，1960年代和1970年代報復來了。這次攻擊不是來自垂死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而是來自最沒有想到之處，就在社會學的家門口。社會運動：言論自由運動、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等爆發了，粉碎了美國和國際的和平。他們對“共識”（consensus）社會學進行了審判，質疑了社會學對美國社會的樂觀主義觀點，重振了馬克思主義的活力，形成新的理論體系—如《月刊評論》（Monthly Review）中的壟斷資本主義理論、依賴理論的低度發展論述、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英國階級社會史、德國系統分析和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正如社會學在馬克思主義找不到任何可取之處一樣，現在輪到復甦的馬克思主義全面否定了社會學。基進和批判理論毫不妥協譴責 “共識”在社會學中是“編造的”，就像在社會中一樣的虛幻。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當時是《新左評論》才華橫溢的辯論家和編輯，他甚至更進一步[5]，不滿足攻擊敵人，而是深入敵營，嘗試清除馬克思主義本身中所有的資產階級污染。他譴責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諾（Adorno）、葛蘭西和盧卡奇（Lukács）、薩特（Sartre ）和阿爾圖塞（Althusser）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邪惡勾結，脫離工人階級，缺乏革命視野。安德森堅持我們要回到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所開創的革命道路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論述的，重新審視托洛茨基對蘇聯的著作是有益的，但其理論在先進資本主義的世界中顯得脫離實際[6]，只反映了他最熟悉的俄羅斯和蘇聯世界。托洛茨基遵循古典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與在實踐都否認社會的現實性。安德森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在革命樂觀主義的爆發中寫成的，他將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譴責推向高潮，也使得這種譴責失控崩潰。安德森在批評中剝奪了馬克思主義所需應對共產主義崩潰和全球市場崛起的核心概念工具。[7]
阿爾文·古德納（Alvin Gouldner）正確地診斷了西方社會學即將到來的危機，他預言了馬克思主義的攻擊。[8]此外，對危機的遏制大致遵循了他的處方，也就是說吸收批判性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在摩尼教的 "冷戰 "世界中，社會學尋求消滅馬克思主義，現在則以建設性的接觸與和解取代。社會學對自己被打碎的基礎失去信心，隨著福利國家的衰落而失去信譽，它把馬克思主義重新吸收到它的許多領域中。它吸取了1960年代的教訓，將經濟和國家恢復到與社會分析並列的應有地位。重新復活的經濟社會學關注工作的轉型和退化。政治社會學關注的是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特徵。階層研究開始關注不平等問題和階級的中心地位。文化社會學關注的是意識形態統治的力量。比較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和它的歷史理論。在社會學的另一端，人類學家借鑒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再生產理論。當時的大理論家布迪厄（Bourdieu）、福柯（Foucault）和哈伯瑪斯（Habermas），以及女權主義和種族理論，都被馬克思主義所滲透。經典被重新解讀，如涂爾幹和韋伯成為關注宰制（domination）的理論家、資本主義的批評者，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倡議者。馬克思主義不再是被誹謗的”他者”，寶藏出土，以振興疲軟挽救支離破碎的社會學。這種吸收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但也為社會學注入了活力。[9]
當社會學走出危機時，馬克思主義迎來自己的危機。 1990年代見證了共產主義的瓦解，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全球崛起以及抗議和革命的撤退。它們共同粉碎了二十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樂觀主義的殘餘。本文的論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現在取決於吸納社會學思想。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學的融合應該是雙向的。正如社會學借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比較視野，現在馬克思主義必須從社會學中吸收解放性的社會觀念。離開三十年的對抗，離開葛蘭西所謂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學已經進入了一個非常不同的交往，即葛蘭西稱之為“陣地戰”（War of Position）。兩者不是互相征服，而是各自尋求彼此間的同等地位協調，根據誰吸收了誰而定。這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區別。當然，這兩種融合體可以在相互激勵和對抗的狀態下並存。
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第一次試圖佔有社會學的批判性時刻。人們可能會認為馬克思本人試圖將黑格爾和聖西門的社會學概念納入其中，但說他對“社會”的概念有詳細的說明是牽強附會的。正如阿爾文·古德納所言，社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最多只是一個殘留的範疇[10]。他當然是指他們關於資本主義的著作，而不是他們關於共產主義的著作，這是完全不同的問題。無論是在《巴黎手稿》中克服異化的概念，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反復強調只有在社群中個人才能全面的發展天賦，或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宣揚的關連（association），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或者從巴黎公社與《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抽象出來的社會主義的概念，或在《資本論》中提到的聯合生產者，甚至是恩格斯在《社會主義：烏托邦與科學》中提到的國家消亡的想法，在這些地方，共產主義的核心都包含了某種社會的概念。馬克思和古典馬克思主義未能進行的，是對資本主義下的社會進行補充分析，這種補充分析可能會帶來更一致性的共產主義願景。這就是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計畫。
當馬克思主義利用社會學分析資本主義時，諷刺矛盾的是，這樣做是為了哀悼社會的喪失！我想到的是戰間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自覺地吸收了社會學。這是一種失敗的馬克思主義，它接受了兩重挑戰：為什麼在西方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為什麼俄羅斯革命墮落成獨裁政權。在這個雙重計劃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及其前身，卡爾·科爾施（Karl Korsch）、盧卡奇，大量借鑒了韋伯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不是訴諸自治社會，而是訴諸於他們對統治和合理化的理論，甚至挖掘他們對社會消失的理論。揮舞著更新的武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械式馬克思主義，其認為資本主義會向社會主義自然過度，反對馬列主義的革命教條。與時俱進，法蘭克福學派發展了有關資本主義（非）理性和持久性的憂鬱理論，其中部分悲觀情緒來自德國社會學。
然而，還有另一種西方馬克思主義，沒有屈服於當時的絕望，而是借鑒了大量唯心主義思想來建立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它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是葛蘭西和波蘭尼，他們認真對待”社會”這個概念的嚴肅程度有個人特色，卻然造成廣泛影響。他們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但都利用”社會”的思想來保持社會主義的願景和與工人階級的密切聯繫。首先，“社會”是一個概念創新，用來理解資本主義的持久性，以及它未能屈服於馬克思為其制定的法則。通過這種方式，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終於開始探討社會意義了，令人費解的這是社會學一直沒做到的事。[11]
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上，社會不是一個能跨越歷史，中世紀世界，部落和複雜系統、傳統秩序和現代秩序，能涵蓋所有獨立機構共同形成一個有條理和有邊界的整體的通用概念。葛蘭西和波蘭尼賦予”社會”概念是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對於葛蘭西來說，社會是「公民社會」，放在與國家的矛盾聯繫中才能理解。公民社會指的工會、政黨、大眾教育和其他自願組織和利益團體的增長，這些組織在十九世紀末在歐洲和美國大量增加。同時，新的交通方式（汽車、鐵路）、通訊方式（郵政服務、報紙）和監管方式（警察）將人們與彼此以及國家聯繫在一起。一方面，公民社會與國家合作，以遏制階級鬥爭，另一方面，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能促進階級鬥爭。
波蘭尼的社會，是我所謂的”積極社會”（active society），它總是在與市場的矛盾張力中才能理解。[12]波蘭尼並不總是清楚什麼構成了積極社會，但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它包括工會、合作社、組織工廠運動以縮短工作時間、擴大政治權利的憲章運動和政黨的基本發展。一方面，市場傾向於摧毀社會，但另一方面，社會會（重新）行動起來保護自己並使市場屈服。[13]波蘭尼經常提到社會具有自己的現實性，代表自己行動，而葛蘭西則將公民社會理解為一個鬥爭的領域。對於兩者來說，“社會”佔據了資本主義內部經濟和國家之間的特定制度空間，當“公民社會”溢入國家時，“積極社會”則滲透到市場中。對於兩者來說，社會主義是使市場和國家納入自我調節社會（self-regulating society）之的支配之下，葛蘭西稱之為的調節社會（regulated society）。
具有這樣的社會觀念，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在四個方面與社會學有所不同。首先，正如我已經強調的那樣，“公民社會”和“積極社會”並非永恆的概念，而是十九世紀末歐洲資本主義的具體歷史產物。事實上，“社會”在其兩種表現形式中，正是隨著古典社會學的產生而出現，打破了將社會視為普遍的主張。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在十九世紀末之前談論“社會”，但它有不同的意義和重要性。在現代，“社會”的強弱、其特定的配置以及與國家和經濟的關係，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其次，社會並非懸浮在價值共識之外的自主領域。將社會定義為一個由政黨、大眾教育、志願組織、工會、教會，甚至是家庭所佔據的制度空間時，社會學馬克思主義關注市場與社會（波蘭尼）以及國家與社會（葛蘭西）之間的關係。儘管葛蘭西和波蘭尼的著作並沒有特別關注，但假設社會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是錯誤的。相反的，社會是由如毛細血管般的權力所貫穿，常常被分枝散裂成種族、民族，生成不同的性別支配。我將在結論中回到這個問題。
第三，今天的社會學已經將“公民社會”、“市場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和“社會資本”等相關概念納入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穩定和有效性的條件，但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而言，社會是羅馬人的門神雅努斯神（Janus），前後有兩個面孔，既穩定資本主義，也提供了超越資本主義的地勢。 如果說，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是通過與國家的聯繫來組織贊同和限制階級鬥爭的方式開始，那波蘭尼的積極社會，是從抵制市場經濟的非人性化影響的方式開始。但他們最終都會問，社會如何創建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秩序，使經濟和國家都置於自我調節社會的支配。
第四，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據此擴展了社會學對功利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反感。它把社會學的普遍主張、社會行動和社群理論轉化為批判的武器。例如，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弱化了權力，強調價值共識、相互補充的角色期望和自我調節機制，旨在反駁現代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描述，而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則成為了對資本主義的深刻譴責。同樣的例子還包括埃茲尼（Etzioni）和塞爾茲尼克（Selznick）等共同體主義者，他們所謂的“共產主義”（communalism）和美國（就算包含了未來的可能性）相差甚遠，而是對它的猛烈指責。邊緣化市場和國家，社會學對社會的概念成為了對社會主義的渴望。總之，就像社會學通過吸收馬克思主義而馴服它一樣，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也試圖將社會學納入其民主社會主義的計畫中。
在本文中，我展示了葛蘭西和波蘭尼從非常不同的經驗出發，收斂到了同一個想法，以及他們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批評如何產生了互補的觀點，即關於“社會”與資本主義的聯繫。然後，我將這兩種觀點結合起來，以揭示資本主義的連續時期、資本主義霸權和反霸權的模式，以及在全球秩序中資本主義的多重軌跡。在結論中，我提出了一個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議程，關於社會的四個主題：首先，論國家社會主義的潛力、失敗和後果；其次，論種族性質的社會內部裂縫（先進資本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第三，論社會與國家、經濟和家庭之間的界限；第四，超越國家的社會擴張。
將葛蘭西和波蘭尼聯繫起來，或甚認為他們是相關的思想家不免有些奇怪[14]。葛蘭西毫無疑問的屬於馬克思主義傳統，關注列寧有關權力和支配問題，他的獨特貢獻在於將文化和意識形態置於政治分析的中心。葛蘭西對社會學進行了嚴厲批評，他與涂爾幹和韋伯的親近關係很容易被忽視[15]。相比之下，波蘭尼常常被認為是韋伯對經濟分析的延續，並將涂爾幹的標誌性聲調“社會現實”（reality of society）當成自己的來用。與韋伯一樣，波蘭尼堅持認為國家在建立和調節市場經濟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今天，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通過他的“嵌入式自治”（embedded autonomy）概念[16]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韋伯式的波蘭尼思想。與涂爾幹一樣，波蘭尼堅持認為市場的社會基礎是不可或缺的，涂爾幹所謂的契約的非契約要素以及非契約社會也是如此。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認為，這種涂爾幹式的波蘭尼，是將社會網絡作為市場交換先決條件[17]。波蘭尼著重於交換領域而非生產領域，他經常瞧不起”大眾馬克思主義”（ popular Marxism），[18] 所以和葛蘭西看起來更沒關係了。
因此，二十世紀社會理論的這兩位巨人從未被聯繫起來，我們反倒不感驚訝。仔細審視他們各自對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可以發現他們的共同之處。兩人都反對社會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粗暴的“實證主義”。正如葛蘭西將社會學歸納為粗糙的因果原子論和鐵的歷史規律，波蘭尼將馬克思主義簡化為其最經濟主義的變體[19]。他們界定自身的這個”他者”選擇頗有意思，“他者”特徵在以下兩方都相似，即，一種脫離生活經驗的社會科學，脫離歷史、階級的集體意志、政治的不確定性；以及脫離尋求新的知識和道德秩序。他們共同控訴了庸俗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的社會學。
在本文中，我旨在展示他們的思想有多麼趨同，他們的分歧如何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作出互補貢獻，一是政治貢獻，二是經濟貢獻。超越當時讓他們顫以來非常不同的爭論，並將他們的理論置於他們自身的政治傳記脈絡裡。葛蘭西和波蘭尼的著作經常像死亡軀殼被肢解，最有用的部分從被賦予意義的整體中剝離出來，移植到病態的理論中。我打算將恢復這兩個理論體系的完整性與彼此關係。這需要平行探索賦予他們生命計劃意義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背景。這兩位人物，歷史力量和他們的理論發展密不可分。因此，傳記不是背景填充物，而是理解他們思想完整性的本質。只有在確定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共同點之後，才能在下一節中轉向他們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不同位置。
葛蘭西和波蘭尼來自歐洲的兩端，也來自階級結構的兩端[20]。他們最終的智識匯聚，彰顯了人類可以超越其社會背景的信念。葛蘭西於1891年出生於撒丁島（Sardinia）的一個貧困農村家庭，家中有七個年幼的孩子，父親是一名低階官員，因被捏造的小罪名而在葛蘭西七歲時在監獄中失蹤，留下母親獨力撫養孩子。葛蘭西排名第四，自幼駝背，由於身體畸形，極度敏感，他無法過上正常的童年生活，只能專注於書本和學習。因為貧困，他不斷地從一所學校轉到另一所學校，歷經痛苦的心理身體的掙扎。最終，他靠著堅毅意志進入都靈大學，然而，他在那兒依舊過著悲慘、痛苦、經常孤獨的學生生活。
波蘭尼則完全不同，他比葛蘭西早五年出生，生於1886年，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富裕的中上階層的“猶太”（雖然改信加爾文教）家庭中長大。他父親靠著成功的鐵路事業致富，為他提供了金錢所能買到的最好的私人教育，包括一群家庭教師和女家庭教師。波蘭尼是五個孩子的中間一個，在濃厚的知識氛圍中成長。母親經營沙龍，聚集了當時布達佩斯一流的藝術家、作家和基進分子。波蘭尼享受文化教育的金湯匙待遇！這與葛蘭西的成長經歷相當不同， 一個通過痛苦發展了他的智力，另一個通過智力發現了痛苦。最終都有相同的社會主義承諾。
波蘭尼和葛蘭西都受到了獻身社會主義革命兄長的影響，但他們自己的第一個政治行動並不是社會主義。正如南方基進知識分子的典型，葛蘭西成為了撒丁島民族主義者，認為北方是非法的殖民統治者。直到他定居在北方工業城市都靈，看到了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目睹1913年在撒丁島罷工的農民遭受的暴力鎮壓，他認識了階級力量：必須團結北方工人和南方農民，才能挑戰北方資本家與南方地主的日益勾結。他放棄大學學業，投身於蓬勃發展的都靈工人運動。他雄辯的筆鋒為解放目標發聲，孕育雛形期的工人階級文化。
波蘭尼的早期政治活動也具有民族主義色彩。他在1908年仍是大學生時籌組了伽利略騎士團（Galilei Circle），這是個龐大組織，訴求匈牙利脫去封建的外衣，建立一個繁榮、開放的資產階級社會，擁有自由政治和現代教育。據後來他回憶說，伽利略騎士團有約兩千人，尋求民族文化復興，為工人和農民開展識字運動。波蘭尼對俄羅斯民粹主義運動非常感興趣，這使他在1914年短暫地加入了國家資產階級激進黨（National Bourgeois Radical Party）。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於1919年解體，匈牙利出現了自由政權，隨後是更激進但短暫的蘇維埃共和國。波蘭尼從旁觀察這些陸續發生事件，於1919年6月離開布達佩斯前往維也納，就在蘇維埃共和國於1919年8月1日崩潰之前離開。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但意識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提出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以爭取民主自由。
如果說葛蘭西和波蘭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都成為了社會主義者，波蘭尼比葛蘭西更不確定，他們都對當時德國正統馬克思主義沒有太多同情。他們的社會主義觀點遠非歷史決定論的。他們熱衷於人類塑造歷史的能力。儘管政治靈感都來自俄羅斯，波蘭尼從農民為基礎的民粹主義者得到啟發，葛蘭西則從工人階級支持的布爾什維克獲得靈感，但他們都汲取了他們所處時代的義大利和德國唯心主義思想，
葛蘭西對正發生的俄國革命深感著迷。他於1917年寫下的著名文章〈反資本論革命〉（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是一首對布爾什維克的頌歌。布爾什維克違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刻意制定的歷史法則，這些法則是當代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無所作為的藉口，對葛蘭西而言，布爾什維克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沒有用大師的作品來編撰嚴格的教義......他們活出馬克思主義思想，此種思想是永恆的，它代表了德國和義大利唯心主義的延續，在馬克思那裡則受到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影響所污染。這種思想認為歷史上的主導要素不是原始的經濟事實，而是人，社會中的人，彼此之間的人，彼此達成協議，透過協議（文明）發展出一種集體的、社會的意志；人們開始理解經濟事實，判斷它們，並將它們適應自己的意志，直到這成為經濟的推動力並塑造客觀現實（objective reality）。[21]
俄國革命使年輕的葛蘭西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不是作為一種科學教義，而是作為一種強而有力的意識形態，一種能夠捕捉到底層階級想像力的具體幻想，激發他們的集體意志，掌控歷史。[22]但請注意，集體意志是由“社會中的人，彼此之間的人，通過彼此之間的協議”所鍛造的，這正是波蘭尼所提到的“社會現實”。
與葛蘭西的唯心主義相似，波蘭尼也從匈牙利著名詩人安德雷·阿迪（Endré Ady）身上獲得了靈感。在1919年紀念阿迪的活動中，波蘭尼寫道：“事實上’鳥兒飛翔不是因為引力的作用，而是儘管有引力存在’，而’社會的飛躍進步是儘管有物質利益存在，而不是因為有物質利益存在’”[23]，反對被實證主義包裹的馬克思主義，波蘭尼絲毫不弱於葛蘭西。
從未有比相信人類的歷史是由獨立於人的意志和行為之外的法則所支配的荒謬迷信了。未來等待著我們的概念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未來不存在，無論現在還是以後都是如此。未來是由活在現在的人不斷地重塑。只有現在才是現實。沒有未來可以賦予我們在現在行動的有效性。[24]
然而，吸引波蘭尼的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以農民為基礎的社會革命黨，俄國民粹主義的真正繼承者，很快就被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所擊敗。民粹主義者的影響無疑是導致波蘭尼將對市場的批評置於其理論的核心位置的因素之一，就像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導致葛蘭西從事國家問題一樣。
他們都在尋找制度的典範來體現“集體意志”，為他們的社會主義信仰打基礎。葛蘭西尋找著名的俄羅斯蘇維埃的類比，在都靈汽車工業的工廠委員會中找到了它們。從1919年到1920年，都靈的工人階級掌控了這座城市，導致了1920年的佔領工廠。作為報紙《新秩序》（L’Ordine Nuovo）的編輯，葛蘭西深入研究了運動的渴望。然而，由於缺乏工會和社會黨的更廣泛全國性支持，這場運動熄滅。失敗的實驗讓葛蘭西在其餘生中深思熟慮，認識到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需要一個有效挑戰霸權的的工人階級政黨。葛蘭西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成員和最終的總書記，他試圖與最有階級意識的工人保持聯繫，在棄權主義的“虛假激進主義”和工會的“無效改良主義”之間找到一條路。
儘管波蘭尼始終與政黨政治的保持距離，但他仍然深受紅色維也納的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影響。由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組織，由奧托·鮑爾（Otto Bauer）理論化的“功能性民主”，旨在賦予工人組織權力，提高階級文化。在他為《大轉型》所做的筆記中，波蘭尼寫道，維也納的市政社會主義取得了“西方歷史上最壯觀的文化勝利之一”。[25]
1918年開始，在維也納體制的保護下，高度發達的工業工人階級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同等地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們抵擋了嚴重經濟動盪所帶來的貶低影響，實現了任何工業社會中群眾從未超越的水平。[26]
追求工人民主和都靈工廠委員會的運動相比，比較不激進，但持續時間更長。波蘭尼本人只有在工人大學授課才直接接觸工人階級。他在維也納的大部分時間（1919年至1933年）都在從事新聞工作，為《維也納匈牙利報》(Bésci Magyar Ujság)，)和奧地利財經報紙《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Oesterreichische Volksvirt）報導美國、英國和蘇聯的事件。然而，他還是找到時間公開捍衛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行性，反對冯·米塞斯（Von Mises）的市場基本主義。葛蘭西的激烈政治參與導致他對國家進行了批判，波蘭尼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涉足使他對市場進行了批判。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摸索著通往社會主義第三條路，在放逐中繼續深化。
當他們希望建立新社會主義秩序時，法西斯主義從在義大利和奧地利失敗的革命灰燼中崛起，這一打擊是致命的。葛蘭西於1926年被控叛國罪並判處二十年監禁，於1937年死於獄中，但在此之前他寫下了他的著名《獄中札記》，使他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巨人。他對西方革命失敗和法西斯主義的反思，促使他在俄國和法國的革命背景中進行對西方世界的分析。波蘭尼於1933年逃往英國，當時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使他的社會主義前景不可行。1940年，他受邀到美國講學。由於當時英國正處於戰時圍城之中，他無法返回英國，因此他在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擔任了三年的教職，寫下了即將孕育而生的《大轉型》。該書的副標題：“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起源”，這句話作為葛蘭西的獄中札記的副標題再適當不過。
當法西斯主義中斷他們的政治和知識分子活動後，葛蘭西和波蘭尼都停止了“世俗生活”（the life of the world）。他們的政治形構到了頭，但知識原創性仍在前方。葛蘭西在義大利被監禁，正是波蘭尼進入荒野的時候。在他去世前六年的1958年，波蘭尼回顧他的一生：“世界停止了幾十年……所以我現在才回歸自我，途中失去30年，等待果陀，直到世界再次追上我。”[27]葛蘭西在監獄中度過的歲月和波蘭尼的流亡歲月並非浪費的。事實上，他們創造了二十世紀最富饒的社會科學的一部分。
這正是葛蘭西和波蘭尼“第二次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時刻。對葛蘭西來說，這意味著他背離了年輕時的唯意志論，馬克思主義不再作為意識形態，而是科學。他發現了一種更具決定論性質的馬克思主義：能完善可能限制、階級形成的限制、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力量，以及對資本主義自發同意的根源。波蘭尼則朝著相反的方向，通過馬克思的《巴黎手稿》來鞏固他的唯意志論。從馬克思的早期哲學著作中，波蘭尼得出了這樣一個分析：資本主義破壞了人類需要的人文主義，將多面向個體變成單一的、計算中個體[28]。與馬克思在法國的政治著作一致，波蘭尼採納了當時樂觀的正統派看法，即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不相容。世界面臨著極端的選擇：法西斯主義（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沒有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29]。從馬克思的經濟著作中，波蘭尼得出了資本主義危機的趨勢，即使這些危機與過度生產或利潤率下降無關[30]。相比之下，葛蘭西拒絕揣測人類本質的最終特性。他否定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明顯對立，認為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度一樣與法西斯主義相容。最後，儘管資本主義可能陷入經濟危機，但這些危機不會危及生命。最好的情況，它們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更有利的土壤，最有可能的是，將成為資本主義重新結構自身的載體。
儘管他們解釋有所差異，但法西斯主義對他們兩人都極其重要。對於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尤其重要，因為這促使他們都尋找法西斯主義扭曲、破壞、吸收的東西--即“社會”的起源和意義。法西斯主義將他們帶回到十九世紀，抵抗和抑制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新趨勢。對於波蘭尼來說，這個“積極社會”有其自主性：挽救市場免受自毀趨勢，成為市場的束縛，威脅要超越和支配它。對於葛蘭西來說，“公民社會”是一個新的鬥爭領域，將國家與日常生活的節奏聯繫在一起。波蘭尼對積極社會的制度組成不清楚，但葛蘭西則填補了政黨、印刷媒體、大眾教育以及各種志願組織等。對於波蘭尼和葛蘭西來說，有著薄弱社會的自由資本主義讓位給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後者標誌著密集複雜的“公民社會”或“積極社會”，受到國家日益精細的干預手段所幫助和唆使。
葛蘭西和波蘭尼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單向擴張和收縮，不是每個國家都排隊緊隨領導的腳步。假定國家、社會和經濟具有多樣化的配置，那資本主義就是多方發展的。問題不在於經濟矛盾最最深，或生產力最發達的地方，而在於如何解釋通往自由民主、社會民主、法西斯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的不同路徑。兩人都將美國歸為獨特的一類。他們認為，每種國家配置在很大程度是對應社會中階級力量的平衡，特別是對於某些“支配階級”代表普遍或普世利益的能力。如果國家社會是定向分析的單位，兩者也非常清楚國際秩序對國家安排。事實上，兩者都認為法西斯主義和蘇聯的史達林主義轉型，是對國際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反應。
雖然兩者都採用全球分析，但眼光沒有離開推動階級行動的具體生活經驗。 葛蘭西將這種生活經驗理論化為“常識”（common sense），其中包含了不同階級解放潛力的“良好判斷力”（good sense）的核心。波蘭尼同樣對不同臣屬階級的生活經驗感興趣。在他的大部分人生中，都參與了某種形式的工人教育，從伽利略騎士團開始，在維也納的工人大學教學，在英國於工人教育協會全職工作，在工人教育協會在那裡，他敦促成人教育從勞工生活經驗開始，並呼籲發展大眾文化。[31]像葛蘭西一樣，波蘭尼了解宗教的力量，儘管葛蘭西反對天主教的窒息影響，但波蘭尼則宣揚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潛力。
在他的最後一部重要著作《犁與筆》（The Plough and the Pen）中，波蘭尼與他的妻子伊洛娜·杜欽斯卡(Ilona Duczynska)共同編輯了一部匈牙利文學選集，向早期的民粹主義者和啟發1956年反共起義的人文主義作家致敬。波蘭尼在這裡並非譴責共產主義，而是展示共產主義如何孕育了一條老路，一條通往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正如葛蘭西將“常識”從傳統知識分子的掌控下解放出來一樣，波蘭尼的民粹知識分子將共產主義的潛能釋放出來，對抗其正統的辯護者。在二十世紀的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葛蘭西和波蘭尼在關注知識分子在闡述大眾意識方面是獨一無二的，並將其與國家和全球歷史的展望相連接。
波蘭尼和葛蘭西都沒有失去社會主義未來的視野。在這一點上，他們都聚焦於一個願景，即將經濟納入“社會”範疇，由一個反應靈敏、權力極少的國家監督。《獄中札記》中對未來社會主義秩序（即葛蘭西所稱的“調節社會”）的討論相對較少。然而，其中不難發現工廠委員會運動對葛蘭西的深遠影響，使工業生產成為團結的熔爐。他的《新秩序》（L’Ordine Nuovo）寫作強烈地讓人想起涂爾幹的有機固體特徵：每個人通過參與等級制分工與整個生產過程建立聯繫[32]。同樣地，波蘭尼受到維也納的市政社會主義，他所稱的“功能性民主”的影響，並將其與行會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聯繫起來，後者本身就是19世紀社會主義的一種傳承。畢竟，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是波蘭尼崇拜的工業革命英雄。在所有關於工業革命的評論家中，歐文是唯一強調社會既是問題也是解決工人墮落和道德敗壞的解決方案[33]。他的“合作村莊”（Villages of Cooperation）和“勞動交換所”（Labor Exchange）等自給自足的工人社區計劃，正是葛蘭西一個世紀前提出的工廠委員會網絡的前身[34]。工廠委員會和歐文的合作運動都未能實現其目標，但激發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社會觀念，一種新的道德和智力秩序，即使只是短暫地抓住了工人階級的想象力。考慮到資本主義的持久性，葛蘭西和波蘭尼都密切關注具體幻想的動員力量。只有對資本主義的不可避免和即將到來的崩潰充滿信心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才能將工廠委員會或歐文主義視為烏托邦而予以否定。
葛蘭西和波蘭尼對西方失敗的革命、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蘇聯革命的參與之共同經歷，使他們超越了自身不同的社會背景、政治軌跡和迴異的國家環境，分別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相同道路[35]，其設想是在社會基礎之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立的空間，與經濟和國家有關聯但又分離。儘管他們都發現了社會，但共同點到此為止，因為他們的關注和解釋來自於非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
葛蘭西和波蘭尼致力共同的事業，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但從不同角度拒絕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方式進行。他們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聯繫和反應來自非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譜系，一是列寧，二是盧卡奇。列寧和盧卡奇的理論代表了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不完全突破，這種不完全性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鋪平了道路。葛蘭西和波蘭尼都沒有對列寧或盧卡奇進行延伸的論述，葛蘭西對列寧的欽佩毫不含糊，而波蘭尼認為盧卡奇的青年時期的著作存在顯著的缺陷[36]。儘管如此，我下面構建的推測性對話有助於突顯列寧和盧卡奇思想中的張力，這種張力由葛蘭西和波蘭尼概念化公民社會和積極社會提出解決之道。這些對話也通過將葛蘭西和波蘭尼定位在馬克思主義共同傳統的平行分支上，使他們成為可比較的。因此，我們先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開始，這些問題已經存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然後轉向列寧和葛蘭西的著作，然後是盧卡奇和波蘭尼的著作。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相當奇妙精彩。他展示了三個過程在同一時空中發生。首先，資本主義根據其自身的系統邏輯，播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也就是說，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促使他們通過技術剝奪和創新來轉變生產，這導致工人被驅逐出生產過程，失業後備軍增加，工資下降，最終導致過度生產的危機和利潤率下降的危機。危機接踵而至，破產層出不窮，直到剩下最大的（因此也是“最適合”的）資本家。
進入第二個過程。隨著危機加深，小資本家消失在日益同質化和退化的工人階級中；財富集中在社會的一端，另一端極度貧困。由於資本家無法控制危機，也因為他們只是優惠券收集者（收取利息），是無能和多餘的。隨著日益龐大和同質化的工人階級，階級意識增強。階級分化導致階級對立的加劇：首先是對抗個別資本家的零散鬥爭，然後是工會聯盟。跨越工廠甚至行業，最終在國家政治層面上形成了工人黨。
第二個過程的高峰與第三個過程重和，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在資本主義的子宮中成熟。技術的進步提供了縮短工作時間的基礎，壟斷、信託和國有化的形成提供了初步計劃。只需要最後一步，即奪取國家政權，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秩序。換句話說，社會主義是一種毫無玷污的懷孕，在其中三個過程同時發生：資本主義的深化危機、階級鬥爭的加劇和自發性地創造社會主義物質條件。
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得面對棘手頑固的現實：三個進程沒有發生，至少沒有同時發生。換句話說，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拆解這三個過程時空的共生性，隨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舉權力增加和革命勢頭減弱，他們只能在三腳架的一條或另一條腿上施加重量來平衡。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確信經濟危機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到來，但她認為問題在於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她敦促更具革命性的政治，加強議會之外的鬥爭來補充選舉政治不足。如果工人階級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她擔心結果會是”野蠻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考茨基（Kautsky）持不同意見，最終危機尚未到來。他堅持要有耐心地建立工人階級的力量，同時等待資本主義耗盡其潛力。他深信資本主義必然會自我限制。伯恩斯坦（Bernstein）則與兩者都不同。他反對盧森堡的革命主張，認為革命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工人階級不是人口的大多數，階級結構沒有極化，而是越來越被中產階級模糊化。任何革命若由少數派組織，終會自毀夢想。他也反對考茨基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不會走向任何最終危機。所以伯恩斯坦把重點放在第三條腿上，資本主義不僅在自發地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且實際上正在成為社會主義。通過不可避免的民主擴張，資本主義將演變為社會主義。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最初於1899年宣佈，隨著工會變得更加強大和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實力，它越來越受到歡迎。但這種零碎的改革使黨遠離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和盧卡奇的著作帶有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痕跡，但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打破了其歷史法則。前者是一位革命現實主義者，坐在俄羅斯的火山上，夾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通過其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轉型理論改變了馬克思主義。後者是一位革命浪漫主義者，在奧匈帝國崩潰時期立說著作，曾擔任命運多舛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公共教育副委員長，他的物化（Reification）理論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主義。列寧的著作講述了在俄羅斯取得的革命成功，而盧卡奇年輕時的著作則是講述西方的革命失敗。
列寧在重建古典馬克思主義方面最為明確。讓我們考慮我們三腳架的每一條腿。[37]首先，資本主義沒有最終危機。列寧認識到競爭性資本主義無法持久，但他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如何重建為壟斷形式，同時在全球不平等地投射自己。兩者結合起來，國內壟斷資本和國外的掠奪形成了資本主義新階段，稱之帝國主義。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法則會帶來資本主義的最終災難。它沒有崩潰，而是變得衰弱或退化。馬克思認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終結是所有資本主義的終結，而列寧則認為它正在讓位於一個由金融資本主導的新的全球新時代。
其次，階級鬥爭不會自動加劇。帝國主義在大都市中創造了勞動貴族，工人和資本家在殖民地的剝削中形成了共同利益。在邊緣地區，反殖民主義鬥爭很突出，而在核心地區，如果沒有有效的先鋒黨，工人只能實現工會意識，無法取得更多成果。此外，自由民主制度對緩和階級鬥爭做出了自己的模糊貢獻：它創造了擴大階級鬥爭的最佳條件，但也使資本主義的真正性質變得神秘，至少暫時地使工人誤以為資本主義提供了真正的選擇。總之，在資本主義落後的地方，階級鬥爭更有可能發展出革命形式，而不是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測的那樣，在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地方。
第三，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創造社會主義的條件，儘管它確實創造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如泰勒主義，可以在社會主義下採用。然而，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取代私有財產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摧毀資本主義國家，然後創建一種新的國家形式，即無產階級專政。後者由於其根本上的民主特性，將會消失。如果像列寧所信仰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進入最終危機，資本主義也不會內在地產生革命的工人階級，那麼通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就不可能是自動的。它只能是一個有意識的、集體努力的成果。因為沒有什麼規律來保證資本主義的自動消亡，列寧把注意力轉向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從而預見到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列寧把他的理論說得好像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但是，正如葛蘭西所表明的，在關鍵的方面，他的理論只是反映了他所處的世界，即具有落後生產力和薄弱的 "公民社會 "的俄國專制主義政權。即使列寧欣賞民主的戰略重要性、工人階級對帝國主義的支持、以及資本主義的持久性，他仍然沒有深入瞭解西方相對於俄國的獨特性。[38]留給葛蘭西的是，強大的公民社會存在於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在俄羅斯。公民社會在資本和勞工之間協調利益的能力，深化了資產階級民主馴化革命趨勢的影響力。簡而言之，他強調了社會對革命的重要性，而社會這個概念在列寧理論裡完全不存在。
由於資本主義既不會撒下毀滅自己的種子，也不會必然地加深階級鬥爭，也不會自發地創造新秩序的基礎，因此葛蘭西專注於政治和意識形態，這是包括國家和社會的相對自主的領域。葛蘭西不是按照經濟階段（早期-先進、競爭-壟斷、自由放任-帝國、自由-有序）而是按照上層建築來劃分資本主義時期的，彰顯了列寧的潛在見解。區分先進資本主義與早期資本主在於，前者建立了與擴張國家密切相關的公民社會。這是葛蘭西重大的理論突破。
如果說列寧-葛蘭西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進入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領域的軌道，則盧卡奇-波蘭尼代表了另一條路線，仍然扎根於經濟領域。這裡的轉變是從生產到交換，從異化到商品化。[39]盧卡奇從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關於商品拜物教的論述中展開對資本主義的精彩分析。對於馬克思而言，市場交換作用遮掩生產的中心地位，生產包含了資本主義的規律性必然消亡的秘密，同時也是剝削和階級形成的場所。生產定義了資本主義的軌跡和經驗。市場只是推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驅使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命運的媒介。對盧卡奇來說，商品化不是偶發現象，其定義了資本主義經驗，延伸到所有領域和階層。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各種關係變成商品，即他所謂的”物化”。物化侵入生產，塑造了工作本身的體驗，形成了（虛假的）階級意識。一方面，資本家只顧眼前利益，將資本主義推向它的末日，而另一方面，同樣被物化所籠罩的工人們無法理解他們在共產主義中的集體利益。用盧卡奇的說法，資本家們客觀上無法意識到他們的命運，即使他們在面臨個人生存的威脅時主觀上意識到了。而另一方面，工人們在主觀上被暫時阻礙了認識到他們客觀上的歷史使命。
然而，這種革命性的必然性僅限於哲學領域。如果列寧僅提供了壟斷資本主義如何阻礙革命推動的片段性描述，那麼盧卡奇則僅提供了關於工人如何通過他們具體化體驗來抓住革命機遇的薄弱臨時的理由。盧卡奇寫道，工業工人只在體力勞動中被物化，精神生活未受污染；隨著資本主義危機深化，去魅後的資本主會自行停滯。他建議，先鋒黨應保護幹部免受物化，同時向工人階級傳達共產主義的願景。這姿態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套路，旨在對抗他的物化理論所帶來的沮喪影響。盧卡奇是在抓著稻草不放，他無法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革命分析能與他的物化分析的力量相匹配，物化乃是他永久的遺產。法蘭克福學派將盧卡奇的消極面發展成為一種批判理論，統治和工具理性會否定革命的主體性，即使革命變得更加“客觀”地可能，甚至是必要。
正如葛蘭西將列寧的資本主義理論歷史化，指出西方的特殊性和社會的崛起，波蘭尼對盧卡奇的哲學分析進行了類似的歷史化工作。波蘭尼研究了市場的歷史，其起源、再生產和衰落，主要是在英國，附帶提到其他一些西歐國家。他展示了商品化本身如何通過否認土地、勞動力和貨幣的正當功能來威脅資本主義的生存能力。土地商品化威脅農業和環境，勞動力商品化使工人無能工作，貨幣商品化引起資本不確定使得現代商業無法運作。在波蘭尼的分析中，資本主義只能通過構建“積極社會”來保護自己免受商品化的破壞性影響。盧卡奇的物化是同質且整體，除了同時是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神話般工人階級，沒有任何抵抗與抗衡。相較之下，波蘭尼則以積極社會對抗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各階級自我保護，對抗惡化所推動的社會。積極的社會擁有一些盧卡奇神話般工人階級的特爭，同時存在歷史的客體和主體，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它也具有一些非常具體的屬性，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提供了基礎。
波蘭尼和葛蘭西從非常不同的馬克思主義遺產中匯聚到一個類似的概念，社會是資本主義矛盾的容器，又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場所。圖1總結了不同的軌跡。葛蘭西和波蘭尼從如此不同的出發點匯聚到類似的框架，即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相互關係，強調了將先進資本主義與早期資本主義區分開來的真正的社會進程的重要性，這些進程現在是全球性均衡的而非僅是國家均衡。在文章的其餘部分，我們將追溯葛蘭西和波蘭尼走向他們未被注意的共同框架的不同路徑，以及這些路徑如何導致對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互補性貢獻。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基本主張將被社會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前提所取代。討論每個前提時，由葛蘭西理論開始，我們會指出其假設的缺點，然後波蘭尼是如何補位成功的。
資本主義經濟並非播下自身滅亡的種子，而是創造了一個包含但不結束危機和矛盾傾向的積極社會或公民社會。儘管葛蘭西將公民社會置於其分析的核心位置，但他對其起源的理解甚少，不知道為什麼它可能在某些國家出現而在其他國家不出現。通過將社會視為對市場的反應，波蘭尼指出了一個關於其起源的理論。
隨著階級結構的極化，階級鬥爭並非加劇，而是在積極社會或公民社會的領域中組織起來。儘管葛蘭西對霸權作為在資本主義內限制組織階級鬥爭的分析具有說服力，但他沒有反霸權的理論。雖然波蘭尼沒有理解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但他將經驗從生產轉移到交換，為潛在的反霸權創造了基礎。
當資本主義生產力受到束縛後，社會主義發生的條件就會自發成熟的主張不再成立，社會主義是一個政治計畫，將經濟置於自我調節的社會之下。鑒於資本主義沒有不可避免的最終危機，階級鬥爭不一定會加劇，因此資本主義內出現了多樣的政治計劃：法西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對葛蘭西而言，三個因素塑造了政治軌跡：歷史遺產、有機危機裡階級力量的平衡，由知識分子所實現的國家模式。如果格蘭西的分析集中在國家層面，那麼波蘭尼對市場反應的分析則在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上運作。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單一生產模式的運動規律和線性模式的接替演進，將之替換為單一世界經濟中多種資本主義和新興社會主義的共存。然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完全擺脫決定論，經濟和政治的制度結構仍然對歷史結果設定了限制。這種有限制的決定論如何發揮作用是本文其餘部分的主題。接下來的三節分別涉及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每個前提：（IV）社會的起源和功能，（V）霸權和反霸權的組織，以及（VI）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的國家發展軌跡。每一節都先論述葛蘭西，然後是波蘭尼，最後嘗試綜合兩者。
波蘭尼和葛蘭西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明顯分歧在於，他們劃分資本主義時期不是基於其經濟，而是基於積極社會/公民社會的出現。對於波蘭尼，社會對抗市場，對於葛蘭西，社會是國家的延伸。對於兩者來說，社會是一種新形式的“組織”或“規訓”資本主義的基礎，為資本主義內外的世界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和障礙。但是這個“社會”從哪裡來？它是如何誕生的？在這裡，這兩位理論家分道揚鑣：葛蘭西對其起源幾乎沒說什麼，而波蘭尼將其追溯到市場革命但中間產生了一系列有問題的假設和主張。
葛蘭西的《獄中札記》試圖處理西方革命的失敗，特別是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在都靈工廠佔領行動失敗後，其他歐洲國家工人在戰後進行的各種鬥爭，特別是德國，都未能取得成功，他的理論關注點逐漸轉向政治黨派、意識形態和國家的重要性。他確定了一種新的統治形式，霸權（hegemony）。
霸權在議會制度的傳統領域下的"正常”運作，是強制和同意的結合，相互平衡，沒有強制力過度壓制同意。事實上，總是確保強制看起來是建立在多數人的同意之上。[40]
隨著同意的範圍擴大，權力不會消失，它的能見度會降低。權力離開舞台，用來對付個別異己和預防危機時刻的到來[41]。社會學家將由“價值共識”維持的和由恐嚇力量維持的社會秩序相作對照，葛蘭西的霸權則明確地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共識不應該被理解為社會學家所說的維持社會的「自發共識」，而應被視為通過特定制度組織起來的東西，而且始終（必然）需要通過潛在的強制手段來支持。
具體而言，新型統治形式在機構上的積極體現就是國家的擴張，包括阿爾圖塞後來所稱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特別是教育和法律，但也包括葛蘭西僅僅瞥見的福利機構。然而，霸權不僅是“政治性的”，它也是“公民的”；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涉及國家的擴張，還涉及國家向新形成的公民社會的擴展，即介於國家和經濟之間的機構和組織的綜合體。因此，葛蘭西引入了新的資本主義時期劃分，這個劃分不再是由經濟的轉型來定義，而是由與擴張的國家相連接的堅實市民社會的存在與否來定義。
與國家相連接的公民社會的興起，不僅標誌資本主義的不同時期，也標誌著資本主義的不同地域。適用於“現代國家”，但不適用於落後的國家或殖民地[42]。在這裡，葛蘭西劃分了“東方”和“西方”的區別。
在俄羅斯，國家是一切，公民社會是原始和軟弱的：在西方，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有適當的關係，當國家動搖時，一個堅實的公民社會結構立即顯現出來。國家只是外圍防禦線，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堡壘和工事系統：數量因國家而異，不言而喻，這表示需要對每個國家進行準確的偵察。[43]
如果早期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或像俄羅斯這樣的“落後國家”可能會屈服於正面攻擊，這就是葛蘭西所謂的”運動戰”，那麼先進的資本主義就需要一種全新的策略，即”陣地戰”，它將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前，慢慢征服公民社會的“壕溝”。
現代民主制度的龐大結構，包含國家組織與公民社會的協會群體，此種政治藝術要在前線的陣地戰中構築“壕溝”和永久防禦工事：他們只生產運動戰必須的”部分”，這在過去就是運動戰的”全部”了。[44]
公民社會扼殺任何直接奪取國家權力的企圖，因此革命活動涉及重新組織協會、工會、政黨、學校、法律制度等。所謂”運動戰”的政治策略，是傳統革命那種快速深入征服國家的策略，只屬於資本主義早期階段。
在這個時期，大規模的政治黨派和貿易工會尚未存在，社會從許多方面來說仍處於流動狀態：鄉村極為落後，政治和國家權力幾乎完全被少數城市或甚單一城市（例如法國的巴黎）所壟斷；國家機器相對簡單，公民社會相對國家有較大的自主性；特定的軍事力量和國家武裝部隊；國民經濟相對獨立於世界市場經濟等等。。[45]
每當葛蘭西談到國家和公民社會時，他都是指它們在階級鬥爭組織方面的政治功能。事實上，根據他的定義，國家潛在地可以包含任何機構：“國家是統治階級為了證明和維持其支配地位而進行的全部實踐和理論活動的綜合體，想方設法要成功地贏得統治對象的積極同意。”[46]然而，談論功能避免了起源的問題。這個與國家密切聯繫的堅實的新公民社會從哪裡來？在不同的時候，葛蘭西暗示“持續發展之生產的經濟機器”需要提高“最廣泛的民眾的文明和道德水平”[47]，但導致這種新的壕溝、堡壘和工事配置的確切機制從未被研究過。就像功能分析一樣，機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必須出現！
葛蘭西可能對現代國家的普遍擴張和擴展機制保持沉默，但他對其中一種特定形式的來源非常感興趣，即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其中國家吸收並規訓公民社會。他的分析聚焦於法西斯主義的階級起源：首先，農民起義缺席；其次，壓迫性的農業社會結構，無法接觸工人階級；第三，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48]
葛蘭西的參照點是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馭服了革命的農民。
因為雅各賓派既代表了法國資產階級現實中個體的需求和渴望，又代表了整個革命運動的歷史發展和未來需求，不僅包括具體個人的需求，還代表了所有需要被同化到現有基本集團的國家集團的需求，所以他們成為了革命進程中唯一的政黨。[49]
義大利的加里波第行動黨（Garibaldi’s Action Party）剛好是法國雅各賓黨的對立面，軟弱依賴，無法彌補義大利資產階級的落後。它未能支持將農民成為土地改革的革命力量，沒有領導資產階級鞏固國家霸權，而是陷入與保守中間派黨（Moderate Party）的鬥爭，後者在義大利統一運動掌握政治權力，即”復興運動”（Risorgimento）。從葛蘭西的比較觀點來看，這種國家統一是自上而下的一場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是”轉型主義”（trasformismo）小規模權力轉移過程。它沒有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市民社會，這本應是自由民主的堡壘。
消極革命的遺產不僅是薄弱的公民社會，還包括有限的社會主義運動。南方農民缺乏革命傳統，被他們的封建領主、神職人員、教師和公務員等一系列傳統知識分子壓迫著。當北部義大利的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他們的革命時刻，他們被孤立了。他們無法將他們的工廠佔領擴展到都靈之外的更廣闊區域，不僅因為南方農民是不可觸及的，而且因為他們面臨著南方土地貴族和北方資產階級之間形成的反動勢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階級鬥爭確實加劇了，但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卻以法西斯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結局告終。社會主義者和之後共產主義者失去了對公民社會的控制（如果他們曾經有過控制），讓位於將社會變成了它專政的工具的法西斯主義。
葛蘭西所提供的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公民社會特定結構的比較史研究，但並沒有提供更一般的公民社會起源理論。研究其出現的一般機制時，葛蘭西用功能分析取代理論，即資本主義如何從公民社會中受益的理論。這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革命性突破，他擴展了列寧關於國家的理論，國家包括正面的和壓制性的機構，國家包括了公民社會。他發現了一種新的統治形式：霸權，它轉變了社會主義的意義和策略。即使沒有對霸權機制起源提出深刻理論，他仍主張把階級力量和階級聯盟置於核心位置。波蘭尼將研究重心從政治轉移到經濟領域內的生產到交換，推進了社會階級起源分析。
我們知道，波蘭尼的參照點不是義大利而是英格蘭；不是政治和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經濟和市場革命；不是國家資產階級的形成，而是國家市場的形成。然而，他分析的關鍵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積極社會”。此外，出現時間與葛蘭西的公民社會是重合的。
在1879-1929半個世紀裡，西方社會發展成為緊密結合的單元，潛在著強大的破壞力量......由於社會被迫適應市場機制的需求，市場機制運作中的缺陷在社會中產生了累積的壓力。[50]
市場經濟需要一個積極的社會。隨著市場作為主要的經濟調節模式的崛起，社會塑造自己以適應市場，因此成為其矛盾和壓力的傳遞者。
經濟不再是嵌入在社會關係中，而是社會關係嵌入在經濟體系中......因為一旦經濟體系在特定動機基礎上組織成獨立的制度，並賦予特殊地位，社會必須被塑造成這樣一個模式，以使該系統按照自己的規律運作。[51]
允許市場按照自己的規律運作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必須保護生產的三個關鍵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貨幣，免受商品化的威脅。把勞動力降低為可買賣的商品會破壞其獨特的人性特質，進而威脅其實用性。同樣地，商品化土地會威脅環境和農業，進而降低土地的使用價值。最後，商品化貨幣會產生不確定性，從而危及交換的過程。再次強調，把價值降低為交換價值會削弱使用價值。社會必須反抗市場創造這三種虛構商品的趨勢。"這是那個時代（十九世紀）的歷史特徵。" [52]社會保護免受商品化的影響是怎樣得到保障的？是什麼促進了社會保護措施對抗商品化？我們是否回到了葛蘭西的粗糙功能主義，其中”社會現實”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機器（deus ex machina）中自發地遏制商品化？不完全是！社會加諸市場的限制，是受到歷史條件下的階級力量推動。
蘭尼為社會的階級起源辯護，其依據是英國獨特的歷史。他花了很多篇幅來談論史賓翰連（Speenhamland）制度，這是一個初級福利制度，補貼工資，創造了一個缺乏自我組織能力的依賴性工人階級。1834年史賓翰連制度被廢除後，一個虛弱的工人階級被拋到市場的魔爪中，迫使他們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如果說史賓翰連制度防止了工人階級的形成，現在，勞動貧困者則是被一個冷酷無情的機制壓迫而形成了這樣一個階級。如果在史賓翰連制度下，人民被當做毫不珍貴的獸類照顧，那麼現在他們被期望自己照顧自己，而這樣做的成功機會微乎其微。如果史賓翰連制度意味著卑賤的悲慘，現在工人階級則是在社會上則徹底無家可歸了。如果史賓翰連制度過分強調了鄰里、家庭和農村環境的價值，那麼現在人們疏離家庭和親人，斷開與一切有意義的環境聯繫的根源。簡而言之，如果史賓翰連制度意味著僵化的腐敗，那麼現在的危險就是坐著等死。[53]
為了讓工人階級生存下來，它必須自我組織進行自我保護。 "廢除史賓翰連是現代工人階級的真正誕生日，他們的直接自我利益注定使他們成為保護社會免受機械文明固有危險的人。" [54]這個意志消沉、懶洋洋、迷失方向的工人階級自發地站起來，捍衛 "社會"，反對市場的侵略。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一個具有韌性和活力的社會，與建立工會和合作社等工人階級機構以及通過限制勞動商品化的法律（如工廠法案）密不可分。簡而言之，一旦舊社區被摧毀，社會就會在階級力量的劇烈壓力下擴大。但這些階級力量是否總是會為了社會的防禦而挺身而出呢？讀波蘭尼對英國的描述，讀者可能會這樣認為，但轉向他對殖民主義的分析，人們很容易意識到建立社會的特定條件。在殖民主義中，社會反應的薄弱性導致文化和社會災難，摧毀了血緣、鄰里、專業和信仰等所有形式的土生土長、有機的前資本主義社會[55]。特別需要但卻缺乏的一個條件是主權。波蘭尼主張，在沒有獨立國家的情況下，殖民地社會無法保護自己免受破壞性的國際貿易和帝國主義的侵害。[56]這就是歐洲大國和其殖民地之間的區別。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葛蘭西和波蘭尼之間更進一步的相似之處。就像葛蘭西基於民間社會的強度區分“西方”和“東方”一樣，波蘭尼基於社會對市場的反應區分英格蘭和她的殖民地。這些相似之處還持續到了對他們最感興趣的兩種病態社會形式的起源，即政治專制（法西斯主義）和市場專制（自我調節市場）。葛蘭西關注了占主導地位的義大利統一在19世紀下半葉表現出來的消極革命所帶來的後果一樣，波蘭尼也關注了另一種消極革命，即史賓翰連教區福利制度的反動家長式主義。就像葛蘭西認為”轉型主義”是一個精英策略，旨在使農民牢固地服從封建等級制度， 在18世紀末引入，旨在將勞動力束縛於當地土地貴族階級之下。轉型主義和史賓翰連旨在防止革命（政治和市場），並都依賴於安撫底層階級的策略。
類似的平行進展不只止於此。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史賓翰連系統，通過將工資提高到最低水平來補貼工資的貧困救濟制度，該水平是基於麵包的價格而定的。由於工資得到保障，雇主完全有興趣只支付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資，其餘部分轉交給教區。這個系統不利工人發揮能動性，他們的收入不依賴於勞動力的付出，無法激勵他們貢獻勞動力與生命力。隨著教區資源的消耗，“援助工資”和他們可以維持的最低工資水平進一步降低，低於生存水平。史賓翰連並未消滅貧困、依賴、乞討和逃避工作的現象，反而使其變得普遍。如果旨在保護工人免受勞動市場的影響，那麼它實際上從工人階級的骨骼中吸取了每一絲獨立性。波蘭尼在譴責史賓翰連方面毫不手軟，稱其為一種可恥的罪行，是對人類的一種罪行，撕裂勞動階級並導致最嚴重的貧困。在它的手中，“生存的權利”變成了“一直到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57]。其腐蝕作用引發了馬爾薩斯、李嘉圖和湯森德（Townsend）自由主義信條的出現，即市場作為普遍萬靈藥的烏托邦信仰，支持了1834年《新窮法案》中取消所有不在救濟院內的貧困救濟。
有趣的是，葛蘭西以非常相似的措辭譴責了鄉村等級制度，使農民變得麻木不仁，使他們屈服於各種傳統知識分子的統治，包括從教師到小官員，從神職人員到南方的大知識分子。他也將窒息的鄉村社區對比於蓬勃發展的工人階級，雖然被剝削，但仍然自由地在自己的領域中鑄造歷史。葛蘭西對鄉村和城市的底層階級建立了希望的聯盟，而波蘭尼則認為廢除史賓翰連制度即足以解放工人階級。最終，轉型主義深化為法西斯主義，而史賓翰連在市場革命中被推翻。
根據古典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必然、鐵律般地埋下自毀的種子，但葛蘭西和波蘭尼超越了這種理論。在我們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中，資本主義產生的不是自我消滅，而是一個奠定新形式資本主義基礎的社會：一個與資本主義結合的社會。圖2概述了葛蘭西和波蘭尼之間的區別。葛蘭西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結合，吸收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挑戰。因此，葛蘭西描述了在資本主義內部從政治獨裁到政治霸權的轉變，這發生在西方但不發生在東方。波蘭尼的積極社會阻止了勞動、土地和貨幣的商品化。這裡的轉變是從市場專制到市場監管，發生在歐洲但不發生在其殖民地。政治獨裁（法西斯主義）和市場專制（自我調節市場）的起源都是使底層階級失去動員能力的消極革命。在葛蘭西和波蘭尼的理論中，繁榮的「社會」與動員的底層階級相關聯。但這裡我們遇到了這兩個理論的永恆難題：先有階級還是先有社會？
葛蘭西透過談論公民社會的功能及其與國家的聯繫，避免了這個問題，提供了階級形成的基礎。我們並不知道社會從哪裡來。另一方面，波蘭尼更勇敢，但卻陷入了死胡同。波蘭尼關心社會的起源。對他來說，社會是階級動員的產物，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動員，當它們捍衛自己不受商品化侵害時。因此，問題被推回到此類階級動員的起源。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對工人的存在威脅如此之大，他們只有從失去枷鎖別無選擇，於是他們克服史賓翰連制度遺留的弱點，組織成一個階級。問題是，這樣非組織化的工人群體如何突然、自發地成為一個階級呢？為什麼他們會在英格蘭迅速而自發地成為一個階級，而在殖民地卻沒有這樣的情況，市場卻摧毀了社會呢？
波蘭尼採用一種過時的階級形成觀念，認為無組織會奇跡般地導致組織。他寫作時還未有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本重要的轉型性著作[58]，該書強調工人階級傳統對於階級形成的重要性，特別是”英國自由民” 的作用。要使一個階級動員起來，它需要”資源”：文化、政治和經濟資源。在波蘭尼的描述中，這樣的資源從哪裡來呢？最近的史學研究顯示，波蘭尼對於史賓翰連制度的解讀是錯誤的。例如Block和Somers表明，波蘭尼太容易受到「自由派信條」的影響，史賓翰連並未帶來低生產力、低工資和道德堕落[59]。更加關鍵的是，史賓翰連的廢除並不與工廠運動、憲章派運動（chartism）、合作運動、歐文主義有關，因為它們的主要據點在英格蘭北部，而史賓翰連的遺產在南部最為強大！事實上，可以將英格蘭的南北分裂與義大利的分裂畫上平行線：南部是封建農業和史賓翰連制度，北部是工業社區。工人階級的動員不是從無組織和絕望中形成的，而是從北部原始工業化的組織傳統中形成的。
今天我們必須修正波蘭尼的理論，指出工業化背景下，特別是對勞動力商品化的嘗試，為階級動員鋪平了道路，但是已存在的社群塑造了隨後故事走上，甚至決定是否有故事發生。英國工人階級不能被視為一塊白板，面對市場毫無防禦。工人階級早就深深地嵌入社區之中，這給了他們自我保護和推動積極社會的武器。事實上，在瑪格麗特·蘇默斯（Margaret Somers）有趣研究中，十九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取決於一個已經存在的”公民社會”或她更常稱之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這個領域在很大程度上由底層級階級掌控[60]。她表明，參與式民主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出現，在轉向耕植農業之前的放牧農業時期，政治控制被委派給村莊，工人可以利用法律制度為自己謀取利益。他們形成了一個權利社區，這是階級形成的先驅。隨著工業革命的市場擴張，可能會激發工人階級，但它並不是從無到有創造的。
波蘭尼對殖民主義的分析，社會在市場面前毫無防禦力，這和英國的強韌形成了對比，我們應該怎麼理解呢？為什麼殖民主義對於階級形成來說要比史賓翰連更加毀滅性？這裡也需要修正波蘭尼的說法。波蘭尼的分析主要依賴南非的殖民歷史，而這些歷史是在愛德華·魯（Edward Roux）、傑克·西蒙斯（Jack Simons）和雷·西蒙斯（Ray Simons）以及查爾斯·范·翁塞倫（Charles van Onselen）之前所寫的，他們展示了非洲人如何反抗資本主義，限制自身的衰退，並參與自己歷史的建設。市場破壞是有限度的，非洲人確實打造了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但它並不是從無到有產生的。僅管殖民主義是毀滅性的，但它並沒有把“高貴的野蠻人”（原文如此）變成“一個沒有自尊和標準，實是人類廢物般的存在”。[61]
殖民秩序不僅未能摧毀原生社會，反倒積極努力維護這樣的社會。殖民者為市場對非洲社會的侵入設限。殖民統治力圖保護原生社會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儲備，一方面是為了政治穩定，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防止白人農民的競爭（他們獲得了各種價格補貼和壟斷）。較小的土地面積，與白人農民競爭不利（白人有有種類的價格補貼和壟斷權力），最重要的是受到稅收壓力，非洲人被迫在城鎮尋找就業機會[62]。但一旦他們到了礦區（或其他雇主），他們在城市地區居住，享有受限的居住權，作為個體工人出售的勞動力。工資水平低於生存水平雖然確保了資本的廉價勞動力，但也迫使城市工人保持與農村社區的聯繫，那裡的家庭依然依靠自己維持生計。以種族隔離和間接統治為特徵的殖民統治，依賴於原生社會的生命力，以防止工人在城市聚集，這會對種族隔離制度構成政治威脅（最終也確實如此）。考量利潤和政治穩定限制了對殖民社群掠奪，那麼這些限制也為形成階級奠定基礎，最終將成為種族隔離的敗因。
從我們現在對英國和南非的了解，可以同意波蘭尼和葛蘭西的觀點，即社會和階級之間存在共生關係：一方需要另一方。但是，波蘭尼認為市場是起源力量，從無中生成社會，這是不符合歷史的。為了彌補他對社會的歷史缺陷，他創造了一個有缺陷的階級形成理論。這種從無中生成階級的理論最終也高估了工人階級實際上可以實現的事情。換句話說，他忽視了組織傳承的重要性，不僅誤解了階級的起源，也錯過了這些傳承如何塑造、限制和抑制階級計畫的方式。相比之下，葛蘭西對起源的問題並不過分困擾，而是對階級和社會的共生關係有了更現實（且悲觀的）理解[63]。這種共生關係不是通過市場的介入來理解的，而是通過國家的介入來理解的。在集中討論階級、國家和社會的三位一體時，葛蘭西並不是太關注市場作為物質力量，而是將其視為意識形態的力量，作為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武器！要理解格蘭西的三位一體，我們需要著手處理他的霸權的第二個維度。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假設是階級鬥爭的加劇。階級行動者和階級利益是由對生產資料的共同關係所決定的，宰制階級與臣屬階級之間越來越深入的不可調和的階級對抗，成為歷史的推動力。但是，葛蘭西和波蘭尼拒絕這種經濟主義謬誤（波蘭尼的術語），轉而採用（第二種）霸權的概念（葛蘭西的術語），它現在指的是社會如何組織階級本身，它們的意義、能力、利益、聯盟，從而成為轉變性階級鬥爭的潛力。他們也許拒絕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自動機制論，但葛蘭西和波蘭尼仍然保留階級分析，使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範疇：地主階級、農民、工人、製造商、商人、銀行家等，這些都由對生產資料的關係所定義。階級極化沒有必然趨勢；不能預設階級利益、能力、聯盟，因為這都受國家政治配置的影響。
不論是考茨基、盧森堡、伯恩斯坦，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古典馬克思主義將經濟結構賦予了自我生成的動力。實際上，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優點在於它提供了合理的社會變遷理論，儘管事後看來它們常常與形而上學非常相似。雖然葛蘭西的理論中仍有目的論的痕跡，但他通過橫截面分析複雜的歷史時刻有這重大貢獻。如果他的時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有靈感的話，一定得自馬克思對1848年至1852年間法國政治局勢的分析，即他的《法國階級鬥爭史》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葛蘭西比馬克思更加專注於理論化社會變革的限制和可能性，而不是它的固有方向，以及階級形成和階級鬥爭的機會，而不是假定歷史的推動力。
在“情勢分析”這個標題下，葛蘭西探討了勢力的平衡，或他所謂的“力量關係”（relation of forces）。一方面，存在著從經濟結構中出現的“社會力”，它們獨立於人的意志存在[64]。正如他所說，沒有人可以改變“公司或其員工的數量，城市或給定的城市人口的數量。”[65]在經濟領域，一個固定物質現實對可能發生的事情設定了限制。如果沒有工資勞動者，你就無法進行工人階級革命。另一方面，存在軍事力量的關係，首先是在嚴格的技術意義上（國家暴力的客觀手段），但也包括軍事人員的準備和其主觀意願[66]。社會和軍事代表了兩個外在的極限，政治勢力的關係在其中擺動，葛蘭西將其理解為各個社會階級達到的“同質性、自我意識和組織程度”[67]。
在政治時刻中，階級形成可以分析為三個集體政治意識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經濟企業層次，在這個層次中，一個階級成員的行動是他們當地的經濟利益，例如作為製造業或工人階級的某個分支，如商業協會或工會。第二個層次是經濟階級層次，階級以經濟利益為目標進行集體行動，但僅在經濟層面上。製造商可能會為廉價食品（例如通過“穀物法”）而戰，為組織銀行業或僅僅是為了增強政治代表性而戰。工人可能會組成一個工會聯盟，甚至是一個政黨，為保護集體談判、最低工資法律、保險等進行鬥爭。
最後，第三個層次，純粹政治層次，或稱霸權層次，階級將自己的利益呈現為所有人的現在和未來利益。霸權意識形態的運作，是一個有等級的意識形態體系。成就一個有效的霸權力量，一個佔主導地位或有潛力佔主導地位的階級必須做出經濟上的讓步，以獲得下級或盟友階級的同意。但是讓步不能傷及根本，就資本家而言，就是保證利潤不變。[68]葛蘭西在這裡闡述了“霸權”統治的第二個維度。如果第一個維度是霸權透過強制強制和同意的結合與獨裁區分開來，第二個維度則指的是一種階級統治的配置，其協商妥協取代了不可調和的利益，合作對抗取代了零和衝突。
除了這兩個分析上獨立的霸權維度，還存在著資本主義霸權（資本家的統治）和社會主義霸權（工人階級及其盟友成為普遍階級，通過強制和同意的組合進行統治）。格蘭西僅暗示了後者，我將在下文中進一步闡述。因此，當討論”霸權”時，他幾乎總是指的是資本主義霸權。在上述三個階級形成水平的分析中，他的例子全部來自資本家階級的形成過程。事實上，所有對葛蘭西階級霸權概念的有趣詮釋都假設他在寫資本主義霸權。因此，亞當·普熱沃茨基（Adam Przeworski）對資本主義下階級妥協的重要性進行詳細討論和分析，指出它協調了經濟利益，還支撐了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穩定作用。[69]香塔爾·穆菲（Chantal Mouffe）則展示了霸權意識形態的靈活性，指出它必須被視為不同元素的分層組合，而不是常常被理解為從上而下覆蓋所有底層階級的濃密雲霧[70]。穆菲的解釋是，工人階級不能發展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必須在現有意識形態的體系內工作，擴大、深化和推崇與其利益最相符的那些。採納社會正義、平等、民主的概念，工人階級或者說其有機知識分子會加深和激進這些概念。也就是說，階級鬥爭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是霸權意識形態的鬥爭。
可以理解為什麼葛蘭西會對提出潛在的，自我產生的反霸權，基於工人階級的經驗和利益的替代霸權持保留態度了。工人階級很難將自己的利益呈現為普遍的利益。沒有資本家的物質資源，它無法向聯盟階層作出實質性的讓步，但它仍然必須說服農民和中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奮鬥。它所能做的就是聲稱(承諾！)，盟友的長遠利益就在於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霸權。轉向霸權的制度基礎，還有更大的困難。當資本家擁有國家來調控強制和同意的精準組合時，工人階級只有現代的君主（Modern Prince），也就是共產黨，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前線鑄造平等、正義和民主。讓我們聆聽葛蘭西的描述。
極權主義的政策明確：1. 確保某個特定政黨的成員在該黨中找到他們以前在多種組織中找到的所有滿足，即隔斷成員與外部文化組織聯繫的所有紐帶；2. 消滅所有其他組織，或將它們納入一個由該政黨作為唯一調節者的系統。[71]
即使我們把“極權主義”（totalitarian）解釋為“整體的”（totalistic）或“無所不包”（all encompassing），對現代君主來說仍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葛蘭西想像共產黨能夠在其內部或監視下培養一個替代性的民主社會，並以此希望調和“整體”（totalism）和社會主義霸權。如果這場“陣地戰”需要巨大的犧牲和耐心，如果它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公民社會的領域進行，如果它無法訴諸暴力，那麼人們就會感激社會主義計畫的艱難之處了。
有時候，葛蘭西會打破他對基於工人階級獨特經驗的“反霸權”替代道德和知識秩序的沉默。他說，有機知識分子必須打擊工人的常識，這些常識“源自過去，被不加批判地吸收”造成工人們道德和政治的被動，發揚工人彼此共享的良知，即“實際地改變世界”[72]。在下面的引文中，葛蘭西罕見且明確的將生產領域作為一個上升的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替代方案之基礎。
從眾行為（conformism）永遠存在：今天涉及的是“兩種從眾行為”的鬥爭，即霸權的鬥爭，是公民社會的危機。社會的舊知識分子和道德領袖感到他們逐漸失去立足點，他們的“說教”就是“說教”，脫離現實，只有形式沒有內容，沒有靈魂的形體。這就是他們保守和反動傾向的原因；他們代表的特定文明、文化和道德形態正在分解，他們高聲宣布文明、文化、道德的死亡，危機導致他們生活和思維方式消失，因之他們呼籲國家實施鎮壓，組成與現實歷史進程脫節的反抗團體，拖延危機。另一方面，孕育中的新秩序的代表們，受到對舊秩序的“理性”仇恨的啟發，宣揚烏托邦和美妙計劃。孕育中的新世界的參照點是什麼？是生產、勞動的世界。最偉大的功利主義必須依據傳播原則來創造道德與知識的分析，集體和個人的生活必須依照生產機器的最大化組織起來。在新基礎上的經濟力量發展和新結構的進步裝置，將治癒不可避免的矛盾，當新秩序的代表們由下而上建立的新“從眾行為”時，將允諾自我紀律的可能性，如包括個人自由的自由。”[73]
社會主義以符合工人階級解放的方式來呼籲擴大生產，沿著都靈工廠委員會的路線。“正是在代表工廠作為實物生產者而非利潤生產者的機構中，他 （‘集體工人’意義上的工人） 展示了外於他所習得的意識的政治表現。”[74]因此，葛蘭西相當正統的地指出生產是替代霸權的熔爐。當然，資本主義的分工將工人降至“細節的分析動作”，但同樣原因也讓工人認識自己在國家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這就是他們共同意識的良知，在經濟分化的社會底層中，為了自身自由，反對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霸權的反霸權。
但是，這種生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否足以在公民社會的戰壕里激發一場工人階級的陣地戰，與同盟階級結合起來？其他階級沒有被以生產為中心的世界的思想所 "感動"，不正是委員會運動的問題嗎？至於工人階級本身，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段時期，工人階級何曾有過委員會的想法？這難道不是一個特殊時期，不僅是政治危機，而且是新興汽車工業內技術工人統治的特例？一旦福特主義到來，任何頌揚生產的誘惑都被扼殺了。義大利工人並沒有像葛蘭西所希望的那樣接受福特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更高的生產形式，而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罷工癱瘓來反對它。如果沒有一種意識形態來建立新的秩序，沒有物質上的讓步來附和它的盟友，沒有一個國家通過強制和同意的結合來組織它的統治，工人階級怎麼可能用自己的霸權來取代資本主義的霸權？如果葛蘭西讓我們相信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那麼波蘭尼是否發現了盔甲上的一些缺口？
雖然葛蘭西反對任何決定性的歷史規律，但毫無疑問他有個首選的終點，即社會主義，而且他正是從這個角度看待所有的歷史軌跡。我們將看到的，波蘭尼也是如此，他也推崇一種結合性的歷史觀，在這種歷史觀中，替代性的軌跡總是可能的。他一方面密切關注英國歷史，另一方面關注其他國家的多種結果--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也證明他对未來有必然性的反感。在他關於史賓翰連的興衰相當偶然的敘述里，市場的出現並沒有什麼必要。只有當 "自我調節 "的市場在英國興起時，它才會遍布全球，儘管是不均衡的，產生了不同的反應浪潮和的政治解決方案，其中之一就是潛在的社會主義。
不同於葛蘭西對於任何情境的三個時刻（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分析，波蘭尼轉移了他的分析焦點关注完全不同的領域，即他所謂的三種虛擬商品（土地、勞動力和貨幣）。商品化破壞了它們的真實特性。正如我們已經觀察到的那樣，這三重的商品化為階級對抗市場的腐蝕效應鋪平了道路。在英國，工人通過合作運動、工會主義和憲章運動來對抗勞動力的非人性化。通過多種途徑，製造商因此被阻止追求盲目的自私利益。在土地方面，農業階級引入了環境法律和關稅，以保護他們在農業方面的利益。在貨幣方面，各個階級的利益都受到影響。在開放的世界市場上，波動匯率對企業和所有人都有破壞性影響。構建了由中央銀行保護國家貨幣以符合國家共同利益。
如果商品化為階級反應創造舞台，一旦積極社會出現，是什麼決定了階級的實際動員和階級利益的組織呢？是否有類似葛蘭西的三個階級形成層次的概念？就像葛蘭西將狹隘的經濟-企業或甚至階級的經濟利益視為階級組織的有限基礎一樣，波蘭尼反復表示，動員“分段”或“狹隘的階級利益”無法取得預期的結果[75]。正如葛蘭西的霸權，在波蘭尼的階級觀念中，階級在捍衛共同利益時更有效。這正是波蘭尼和葛蘭西的分歧所在，共同利益不是資本主義利益的另一個名稱，而是代表著社會利益。“最終，讓事情發生的是整個社會利益，儘管他們的捍衛主要落在一群人而非另外一群人。”[76]因此，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地主階級通常代表社會利益反對商品化。他們在立法上處於領先地位，規定工作日的長度，因此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剝削。在其他時候，工人階級似乎站在最前線，把自己的利益當成社會利益來維護。資本家在反對開放匯率時也可能成為捍衛共同利益的先鋒。階級彼此競爭已爭取代表自身利益，以維護和擴大社會。
當波蘭尼寫道："階級的命運往往由社會需要決定，而不是社會命運由階級的需要決定。"[77]當階級為自己的局部利益而鬥爭時，他們將是無效的，但當他們為捍衛或擴大社會而鬥爭時，他們可能會更成功。換句話說，對波蘭尼來說，社會是超然的歷史範疇，而不是階級！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強烈地堅持認為，社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強烈地堅持 "社會現實"，以及為什麼我們把他的 "社會 "稱為 "積極社會"。他使用從 "自在社會 "（society in itself）到 "自為社會 "（society for itself）的運動取代了傳統的 "自在階級 "到 "自為階級"。社會主義不是別的，而是實現其潛力的社會： "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工業文明中固有的趨勢，即通過有意識地使市場從屬於民主社會來超越自我調節的市場 "[78]。
這裡不止一點目的論的味道! 社會主義可能不是必然的，但 "工業文明的固有趨勢 "也不遠矣。我們想起了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進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民主制從政治領域向經濟領域的法律擴張。另一方面，多少都有些暗示，轉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消滅私有財產也非平穩的、無摩擦的過程。
從經濟體系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與當下局面徹底切割，因為它擺脫了試圖讓私人獲利成為促進生產活動的普遍動力，不承認私人擁有主要生產工具的權利。[79]
波蘭尼並未討論這種“從現實中直接發出的基進改變”，這種斷裂將如何實現。他未能深入探究和問題化社會主義過渡的原因，在於他不能欣賞階級統治的力量。[80]波蘭尼談論到工業文明本身的固有趨勢，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趨勢，忽視了資本家全力反對廢除私有財產或堅持追求利潤的事實。
對於波蘭尼來說，在資本主義裡，任何階級都可代表自身利益來作為普遍或社會的利益。這不是資本家的特權！波蘭尼談論到階級代表普遍利益並不是鞏固統治的手段；這不是霸權。[81]當波蘭尼談共同利益，或偶合利益（coincident）是聯繫起所有階級的，葛蘭西說的是對立階級利益的協調（coordination）。我們可以看到葛蘭西和波蘭尼對英格蘭地主階級的處理方式的差異。兩者都承認，當地主階級為縮短工作日的長度而與工人階級一起奮鬥時，代表了一種普遍利益。然而，波蘭尼認為這種普遍利益是所有階級共同擁有的社會利益，葛蘭西則將普遍利益視為資本家階級的開明利益，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時候將會占上風。
工業發展所創造的階級關係，促使資產階級不會全力反對舊制度，而是允許舊制度的一部分繼續存在，並在其背後掩蓋自己的真正統治。[82]
波蘭尼將「社會」（積極社會）作為各階級團結的基礎，葛蘭西則將「社會」（公民社會）視為資本主義霸權的武器。這種霸權是如此強大，以至於轉向社會主義需要進行艱苦、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陣地戰。毫無疑問，資產階級民主提供了比專制資本主義更豐富的地形，以進行陣地戰，例如法西斯主義，但並沒有暗示資產階級民主具有成為基進民主的必然趨勢。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通過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聯繫發揮作用，必須透過廣泛的鬥爭轉化成根本上不同的新道德和知識秩序，即所謂的「調節社會」。在這兩種情況下，社會主義的終點是相似的：經濟服從於自我組織的社會，不過葛蘭西對其實現更加悲觀。
葛蘭西十分重視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以致於他不理解霸權如何被削弱。工人沒有物質資源或強制手段的能力來進行有效的陣地戰。他們唯一的武器似乎是有機知識分子，通過他們與工人階級的緊密聯繫，可能發展出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圍繞著一個替代性的霸權形成集體意志。根據葛蘭西的說法，這樣的意識形態必須基於實踐性地改造自然的核心，集中在生產組織上。但今天這種觀點已不再具有說服力。在一篇有先見之明的論文〈福特主義和美國主義〉（Fordism and Americanism）中，葛蘭西描述了在福特主義下霸權是如何在工廠中產生的，這也與美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落後有關。福特主義在全球推廣，雖然最初移植遇到了阻力，但一旦生根發芽，它再次成為資本主義的共識。如果生產從未能成為反霸權的基礎，今天更不能這樣認為了。[83]
波蘭尼或許不欣賞資本主義霸權的力量，但他卻矛盾地提供了一個更有說服力的反霸權的理論。相較於生產，市場經驗更能吸引所有階級。市場對工人來說，似乎意味著失業、貧困、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慘痛的工作條件。對農民來說，市場意味著失去土地和被迫成為雇傭勞工。市場對地主來說，意味著空間的品質下跌和廉價食物的進口。對資本家來說，市場的無政府狀態會以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威脅生存。婦女在工作和家務的加速中面對市場，面臨著雙重負擔。每個人都因為市場的不受限制會導致環境破壞、全球變暖、有毒廢棄物、自由時間被殖民等等而深受其害。然而，問題在於“反霸權”運動可能具有什麼樣的階級特徵？工人階級，不論何種理解方式，能成為組織反霸權的主導力量嗎？表1總結了格蘭西和波蘭尼對霸權和反霸權的理解的優缺點。
葛蘭西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基礎的積累是資本主義霸權的物質基礎，但他認為生產，至少是生產的經驗，也可以成為反霸權的基礎，這是錯誤的。他和馬克思一樣認為市場是表象，掩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核心，生產是舊秩序衰亡和新秩序基礎的魔咒。然而，異化和被剝削的勞動力可能激發有限的替代方案，但它沒有市場的普遍性，市場以多種方式影響著每個人。因此，市場為反霸權提供了可能的基礎。我們可以在反對全球化的多種形式的運動中看到這一點[84]。從建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葛蘭西提出了霸權理論，但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反霸權基礎，波蘭尼為我們提供了反霸權結構的路標，儘管他沒有意識到前方道路的障礙。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替換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前兩個命題。第一個命題，資本主義產生自我消滅條件的趨勢被替換為資本主義產生包容和吸收自我消滅傾向的社會。第二個命題，極化和深化的階級鬥爭被替換為在霸權領域組織鬥爭。現在我們來到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命題：隨著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同時也創造了新社會主義秩序的物質基礎。對於葛蘭西和波蘭尼來說，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內部啟動，但兩者都將這個過程視為自我意識集體組織的預示政治，不過這預示的社會主義既非自然發生的，也非必然的。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命題是其線性歷史觀的巔峰，其中社會主義首先出現在新秩序條件最成熟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每個國家按照自身條件的成熟度依序迎接社會主義。就像在跑道上的飛機，它們按照嚴格的順序飛上天空，每一架都注視著前面的那一架。正如馬克思告戒德國人的名言：“de te fabula narratur”，在英國，你會找到你未來的故事。[85]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擺脫了機械的一致性，認識到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獨立性，因此，先進的資本主義沿著不同的動脈擴散，每個動脈都有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排隊等待一個單一的未來。政治而非經濟危機是引導國家沿著不同軌道發展的轉換點制。此外，一個國家特定的危機解決方案可以校准其他國家的發展軌跡。這是線性歷史觀的最後一擊：不僅沒有單一的成熟度維度可以用來排列國家，不僅經濟和政治力量組成發展的引擎，而且發展壓力和障礙來自其他國家和自身在全球秩序的位置。
葛蘭西和波蘭尼拒絕線性歷史觀念中的目的論，採用了“最終目標”（telos）作為評估不同發展軌跡的標準。葛蘭西一直在探究國家的社會形態轉型為社會主義的條件和可能性。當然，某些國家提供了更大的機會。同樣地，波蘭尼根據它們提供的自由程度來評估不同的自我調節市場替代方案。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波蘭尼和葛蘭西有所不同。葛蘭西認為國家發展軌跡是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形構，而波蘭尼則認為它們是經濟與積極社會之間的（不平衡）關係。這不僅與他們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框架有關，也與他們的關注的國家有關，葛蘭西的義大利，波蘭尼英格蘭，他們是從這裡開始進行比較歷史研究的。
我介紹了葛蘭西有關公民社會的概念，作為他對資本主義時期劃分和分類的基礎。在早期的資本主義中，公民社會薄弱，獨立於國家自治，而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廣泛的領域中逐漸擴展其網絡，通過教育、交通、郵政、電信、警察、政黨政治、大眾媒體等擴展到日常生活，與國家相連。對葛蘭西而言，資產階級民主制是先進資本主義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達成“適當平衡”的。法西斯主義仍然是國家吸收公民社會、破壞其自治、調控其節奏的異常情況。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界限消失了。法西斯主義應與社會主義區分開來，因為社會主義傾向於解散國家的強制機構，通過自我調節的社會擴大自由。[86] 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比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的兩種不同發展道路，但它們是在與美國和蘇聯的進一步比較中框定的。在解釋國家和社會的不同配置時，葛蘭西依靠了三組原因：（1）歷史遺產（過去的積澱）；（2）階級鬥爭引發的有機危機；（3）國家對彼此造成的挑戰。我們將逐一處理每個原因。
像許多二戰期間歐洲的知識分子一樣，葛蘭西對「美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認為美國是一個經濟先進但政治落後的社會。由於沒有封建遺產需要應對，也就沒有相應的寄生階級需要國家組織其同意，美國能夠有效地使其經濟和上層建築合理化。
美國沒有"偉大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但也無須承擔重負。相比於歐洲，美國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但資本積累依然取得驚人進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肯定比其所謂的自然財富更重要）。歷史沒有留下黏性寄生沉積物，讓工業，特別是商業能夠在健全的基礎上發展。[87]
福特主義是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從生產組織開始向外擴展，延伸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在歷史條件的支持下實現，這是葛蘭西對福特主義的描述。
過熟練地結合強制力量（在地域層次上破壞工人階級的工會組織）和說服（高工資、各種社會福利、極其微妙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相對容易地使整個國家的生活圍繞著生產進行合理化。霸權誕生於工廠，只需要極少量的專業政治和意識形態中介者就可以行使其權力。所謂的“群眾”現象...只是這種“合理化”社會的形式，在這種社會中，“結構”更直接地支配著上層建築，並且後者也被“合理化”（簡化並減少數量）。[88]
在生產過程中通過有效結合強制力量和同意來組織霸權，公民社會要組織對資本主義的同意就無關緊要了。公民社會的戰壕無須深挖。因此相較其他地方，美國經濟優勢只需要更瘦小的公民社會，我們可以用“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概念來代替公民社會。
缺乏異議階級的組織，國家就無需提升到霸權層次，在經濟企業上直接促進資本的經濟利益就行。[89]事實上，霸權鬥爭甚至還未開始，因為工人們仍然忙於捍衛他們的工藝傳統，這鬥爭早在十八世紀已經在歐洲展開。美國工人在政治上落後是因為缺乏歐洲的政治自由主導的革命鬥爭。葛蘭西指出：“此外，還應該考慮到缺乏國家同質性、種族文化的混合以及黑人問題。”[90]因此，葛蘭西對先進生產力所帶來的解放意義沒有任何幻想：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超級理性化的資本主義使得美國政治上比任何其他先進國家都要落後。然而，這些先進的生產技術本身並不具有限制性。在具有階級意識的義大利工人手中，尤其是如果他們組織成工廠委員會，福特主義可以產生社會主義的效果。
與美國完全相反的是俄羅斯：一個深陷封建遺產且政治老練的落後經濟體。在這裡，社會主義革命代替了義大利消極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只能在革命之後建立，並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來培育社會主義霸權。黨國必須種下公民社會的種子，希望在貧瘠的土壤中也能生根發芽。對於沒有先前道德和知識發展的群體來說，登上國家權力後：
必須要通過執政來確定建立一個複雜且結構良好的公民社會的意願。這個公民社會存在於政治社會的外殼之內，個人可以在其中自我治理，而不會與政治社會發生衝突，反而成為其正常延續和有機補充。[91]
這種後革命的”崇拜國家主義”（statolatry）很容易陷入「自我放任」的境地，變成”理論上的狂熱主義”或被認為是”永久的”。[92]這可能是葛蘭西對斯大林主義的暗中批評。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葛蘭西來說，經濟因素不會以任何簡單線性的方式限制政治上的可能性。
到目前為止，葛蘭西對二十世紀義大利、俄羅斯和美國的分析看起來像是班革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比較社會學，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的歷史來解讀民主和獨裁的階級起源，並假定國家的結果是明確、固定和獨立的。[93]但接下來的兩個步驟使葛蘭西超越了這種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歷史遺產提供了階級鬥爭的場域，這反過來又可以引發危機，使國家從一種政治形式轉向另一種。關於經濟危機，葛蘭西寫道，它們只是潛在的傳播替代意識形態的場域，也是統治階級重新確立霸權的機會[94]。政治或有機危機則更加重要，因為它們往往是國家歷史的轉折點[95]。通過階級鬥爭引起的霸權危機有兩種形式：一是支配階級內部和之間不可挽回的分裂，二是支配和從屬階級之間的災難性力量平衡。並不清楚葛蘭西指的是哪種霸權危機，儘管在戰後，資本與勞工之間的毀滅性的力量平衡，法西斯主義在對抗社會主義方面取得了勝利[96]。有機危機或霸權危機是歷史性的關鍵時刻，當遺產和結構失去了它們的韌性、頑固性，未來出現驚人的開放性之際，就是替代軌跡出現的可能性時刻：民主可能催生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能催生資本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
歷史傳統問題不僅可能因為霸權危機而受到干擾，還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轉型對其產生客觀制約或新的意識形態影響。[97]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歷史不僅僅是一個孤立而獨立的”案例”，用於解讀特定政治結果的因素，還可能改變國家的意識形態地形。在任何成功的國家革命後，都會出現一個”消極革命”時期，在這個時期，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會防範在自己的國家中出現任何革命的重演，這是一個反動時期，其中新的強制和讓步的組合成為時代秩序。[98]
因此，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反動思潮席捲整個歐洲，支撐著英國、德國和義大利的地主政治崛起，甚至法國自己，從熱月政變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
只有當新的資產階級為奪取權力，擊敗了那些不願承認其已被徹底取代的舊社會代表，擊敗仍然維護1789年革命所創造的新結構後已經過時的更加新潮的群體；資產階級才證明了自己對於舊和非常新的事物都具有活力。[99]
換句話說，1871年標誌著後革命時期法國消極革命的最終超越，以及資產階級霸權的鞏固。
同樣地，在俄國革命之後，反動階級利用社會主義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法西斯政權鞏固了權力，在力量平衡考慮的情況下，以社會民主主義形式出現，美國也出現了新政。雖然葛蘭西對二十世紀20年代末蘇聯政策向中央計劃和強制集體化的轉變進行了謹慎的解釋，但這也可以說明是同一時期”消極革命”的一部分，這種革命將法西斯主義帶到了義大利和德國。[100]
不僅政治威脅，經濟威脅也在全球共鳴。法西斯主義是義大利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被傳統的地主和小資產階級所束縛，無能與建立在更加合理化的上層結構之上的經濟體競爭，尤其是在沒有封建遺產的情況資本主義發展蓬勃的美國。[101]法西斯主義領袖依靠傳統階級的畏懼而獲得支持，通過動員對美國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敵意來使其經濟實現法人化，並抵禦國際競爭。相比之下，葛蘭西認為義大利工人階級將美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進步面向的福特主義化身而受到了歡迎。因此，美國先進的經濟不僅對歐洲構成經濟競爭，而且被敵對階級動員，當成美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今天，另一種美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是福特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同樣成為戰場，因為市場意識形態被發展中國家的支配階級所吸納，以獲取援助，刺激經濟，疏通被剝奪權利者的憤怒。
採納或抵制外來意識形態的不一定總是統治階級。在葛蘭西早期的著作中，他指出俄羅斯工人階級不必經歷所有的階段鬥爭，而可以直接吸收歐洲先進工人階級學到的經驗和創造的意識形態。俄羅斯工人階級可以跳過意識形態階段，直接從英國工人階級停留的地方開始。[102] 他們可以直接採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能激發被壓迫階級集體意志的意識形態。今天，我們注意到新自由主義已經激發了反對全球化的跨國運動。“反全球化”是一種容易攜帶的意識形態。
儘管葛蘭西對國家間的相互關係有想法，但這世界沒有自身的邏輯。某些國家或一個國家集團可以具有霸權地位，將世界組織成某種等級制度，相對於國際性（internationality），他沒有跨國家（transnationality）或超國家（supernationality）的概念，葛蘭西始終將國家當成基本的分析單位，是歷史和外國力量匯聚的地方，是霸權危機的孕育地。[103]
葛蘭西提供了一個通用的矩陣，以歷史和環境因素為基礎，用於比較不同國家，追蹤它們的分歧軌跡，為階級鬥爭和可能的未來設定了基礎。歸根結底，歷史沒有內在的動力學：經濟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為階級鬥爭乃是一系列取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的隨機產物。波蘭尼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但並非回歸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分析，而是著眼於探討市場在不同時期引起的社會反應如何形塑了階級鬥爭的場域。
從兩個角度來概括塑造了十九世紀社會歷史的那場運動。首先 是經濟自由主義原則與社會保護造成深刻的機制衝突：另一方面則是階級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與上述原因糾纏一起， 把危機變成了大災難。[104]
讓我們看看他的分析如何在對市場的反應中具體展開，首先是在地方層面，然後是在國家層面，最後是在國際層面。
“十九世紀的社會史因而是一個雙重運動的結果：就真正的商品而言是擴展市場組織；就虛擬商品而言是限制其發展。”[105]那麼，這個限制是如何發生的呢？波蘭尼主要關注是英國，反對史賓翰連法案孕育了自由主義信條，將市場美化為萬能良藥。 十九世紀30年代的改革法案無節制地推動市場自由化，迫使工人階級，尤其是其地主階級去尋找自己的生路，建立商品化之障礙。市場釋放出一股階級動員的洪流，進而湧入（重新）構成社會。 “雖然自由放任的經濟是有意的國家行動的產物，但對自由放任的後續限制是以自發的方式開始的。自由放任是計劃的，但過程卻非計劃的。”[106]工會、憲章派運動、合作運動、歐文主義是對市場破壞的在地反應。但是，隨著這些當地支流的展開，它們最終流入了全國性運動。
波蘭尼的歷史研究實際上是英國特定的，即第一個國家市場的所在地。在四頁關鍵性的篇章中，他概述了英國和”歐洲大陸”之間的差異，工業革命在後者出現晚了半個世紀[107]。在那裡，市場的滲透更加緩慢溫和，並導致了非常不同的階級力量組合。在英國，工人被剝奪了謀生手段，例如通過圈地運動，被迫從事雇傭勞動，而在”歐洲大陸”，工人則被雇傭勞動的經濟回報所吸引。工人在歐洲大陸的地位要高得多。他們著迷於階級意識形態，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導致了早期社會主義政黨的形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凝聚了城市工人的觀點。”[108]在英國，工人保留了自願、自助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命運。”在歐洲大陸，工會是工人階級政黨的產物；在英國，政黨是工會的產物。”[109] 他們的階級聯盟也不同，在英國，地主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與資產階級對抗，在歐洲大陸，高地位和自尊心的工人更有可能支持製造業反對地主。
這時候，波蘭尼引入國家觀念，這在他分析英國時是次要的。現在我們明白為什麼了。在歐洲大陸，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需要更長的時間，直到十九世紀後期才通過工黨代表獲得工人階級的積極支持。隨著階級力量在國家內的凝聚，反映在有利於工人的立法上，例如社會保險、勞工立法、選舉權擴大等，保護他們免受市場的破壞。歐洲工人們望向英國再清楚也不過了，知道他們需要避免什麼。與英國工人自己建立社會不同，歐陸國家的代表性工人積極為社會的自衛而努力。在《大轉型》第14章末尾的幾頁中，我們發現了波蘭尼和葛蘭西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分歧的歷史基礎。波蘭尼之積極社會的理論反映了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工人的自發主義，葛蘭西則從國家向市民社會擴張的理論反映歐陸，尤其是義大利在十九世紀末的國家建設經驗。[110]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考慮了勞動力和土地商品化的限制[111]，這些限制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一種或多種方式進行。現在我們轉向國家對貨幣交換的限制。在自由貿易時代，匯率波動不僅對商業造成麻煩，對社會中的每個群體都產生影響[112]。保護國際貨幣體系，特別是保護金本位制度，成為國家計劃，由國家銀行主導調節匯率。隨著國家經濟的壓力增加，退出金本位制的誘惑也越來越大。二十世紀20年代的自由放任主義再次崛起，1930年代反應更為嚴厲，國家紛紛退出金本位制度。國際貨幣體系像紙牌屋一樣倒塌。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擊敗並需要支付巨額賠款的國家，特別是德國和奧地利，是第一批退出金本位制度的國家。
個別國家案例不同，退出國際貨幣體系伴隨著國內市場對國家的從屬，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在美國，是新政法案保護了土地和勞動力，在蘇聯，是集體化和中央計劃，在德國和奧地利，解決方案是法西斯主義，其中市場和社會都被從屬於國家。與葛蘭西的看法一致，軌跡並不是自由選擇的，而是歷史條件塑造階級鬥爭的產物。在德國，災難性的階級力量平衡，葛蘭西稱之為霸權危機，為法西斯主義開創了機會。
勞工在議會裡堅守立場，佔據數量優勢而舉足輕重，資本家將工業築成城堡，藉此支配國家。……最終，經濟和政治體系都被完全癱瘓的威脅所困擾。人們感到害怕，而領導權將被交給那些提供簡單解決方案的人，不管其最終代價為何。這正是法西斯主義解決方案的時機。[113]
國際經濟傳遞了轉型的壓力，但轉型形式是由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特定國家情況下的階級力量平衡所決定的。美國的新政案和蘇聯的集體化和計劃經濟案例中我們只能得到一些暗示，但在德國，這個想法就清晰地阐述了出来。
波蘭尼的分析並沒有像葛蘭西的三個“時刻”（經濟、政治和軍事）和三個階級形成層次那樣充分，但他確實通過對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市場發展趨勢和抵抗趨勢的動態分析，賦予了轉型和轉變的動態的分析。這矛盾，即所谓的“雙重運動”，構成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國家發展軌跡的基礎，使任何基於國家超前的線性歷史變得荒謬。
這就是波蘭尼和葛蘭西留給我們的，國家轉變軌跡的聯合分析嗎？那麼包含這些國家的全球秩序中是否存在邏輯呢？波蘭尼在這裡比葛蘭西更有幫助，後者的分析始終根植於國家。《大轉型》的開篇章節描述了一個由四個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構成的十九世紀世界秩序：自我調節市場、自由主義國家、代表金融資本統治的黃金標準，以及為一個世紀防止大戰爆發的國際權力平衡。在二十世紀，這個秩序崩潰了。在對抗勞動商品化的階級鬥爭的推動下，自我調節市場被調節市場所取代，自由主義國家被干預主義福利國家所取代。在對抗貨幣波動的民族保護主義的推動下，金本位在1930年代崩潰，隨之而來的是權力的老舊平衡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兩個世界大國——美國和蘇聯——所取代。在1944年的寫作中，他希望戰後秩序將採取民主社會主義。即使不完全符合他的希望，戰後期間也展現出向左的開放，但隨後被打壓，直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重新燃起。自那時以來，世界已經向後轉，將波蘭尼十九世紀的「自我調節市場」作為未來的藍圖再次復活，或者，成為主要渴望。
波蘭尼會發現這令人困惑。他認為市場意識形態在1930年代的失敗--廣泛認識到如果要遏制市場的破壞性，就需要對其進行調控--是永久性的。“回顧歷史，我們這個時代將歸功於見證了自我調節市場的終結。”[114]他錯了，因為他沒有看到市場烏托邦主義作為政治統治在全國和全球範圍內的武器，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復活，而不論其恥辱性後果。自由主義信條的復興將引起什麼反應？我們將首先回顧波蘭尼對自我調節市場的相繼反應的描述，以了解它們對未來的意義。最後，我們將將波蘭尼的樂觀主義與更為悲觀的葛蘭西主義對比。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波蘭尼對自我調節市場引起不同國家的反應，可以看作是從地方到國家再到國際的運動。市場革命首先在英國落地生根，當時反應的是社會自發地保護勞工免受商品化的侵害。這些反應根植於地方，但也可以匯聚成為國家運動。第二回反應發生在十九世紀後期，主要在歐洲大陸。這種不僅包括福利國家法案，還包括保護農民階級的關稅和土地法。第三回由金本位引發的，這對國家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因此國家撤離國際經濟體系，轉而實行經濟自給自足。今天也有一些國家開始出現類似的國家保護主義復甦跡象，但沒有像1930年代那樣大規模的國家調節和計劃，無論是基於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相反，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波蘭尼所描述的第一回市場反應的回歸，即社會的自發自衛。現在這種自衛具有跨國性質，將非政府組織（NGO）、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勞工網絡等聯結在一起，形成一個可護衛各種選民免受市場破壞的跨國公眾。表2總結了這些歷史上依次發生的社會和國家對市場的反應。
這種樂觀的自下而上的觀點來自波蘭尼，因為他對於資本主義霸權在國家和全球層面上的影響力沒有很強的概念。即使在他的十九世紀國際秩序中，它必須具有強大的力量才能持續這麼長時間，但它是基於國家之間的有機相互依存和平衡的力量而維持的。他對帝國主義的力量或世界大國的霸權這些構成葛蘭西對世界秩序的解讀基礎沒有什麼想法。
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貝弗利·席爾瓦（Beverly Silver）以一種特別有趣的方式將葛蘭西引入了波蘭尼的世界體系分析中[115]。簡言之，他們認為，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秩序是在二十世紀70年代美國「霸權」危機後出現的。這一危機根源於基於現代公司內部化交易成本的積累模式的枯竭，表現為先進資本主義世界中階級鬥爭的不斷加劇。在短期內，這場危機成為重構資本主義的機會，以更有利於美國資本的方式進行--在國內進行去管制，對外開放貿易，剝奪福利國家的收入保障等等。因此，通過葛蘭西的視角來看，新自由主義似乎是全球範圍內的「消極革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保守和防禦性轉型。資本主義不再像過去那樣基於對國內勞工甚至第三世界國家的讓步而建立新政策秩序和美國和平。現在，資本主義展現出更加殘酷的一面，它的軍事實力基本上沒有遭到抗議。美國的獨裁取代了全球霸權。美國霸權的衰落不僅在經濟領域表現為舊的積累模式的枯竭，也體現在金融資本尋求新的投資出路的崛起上。阿里吉和席爾瓦認為，新積累方式的靈活性將構成中國和東亞地區新秩序的基礎。
在這裡，兩種不同的觀點呈現在我們眼前。一方面，有一個新的獨裁統治，由美國安全國家為中心，與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等超國家霸權實體合作。另一方面，由下發展起來的跨國運動。恐怖主義網絡組織了一種可能的反帝國主義力量的運動，尤其是反對美國，而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反全球化、女權主義、環境保護等）的緊密結合則進行了一場陣地戰。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當前的局勢提出了一個更加緊迫的問題，即陣地戰和運動戰之間的關係--這是葛蘭西回避的問題，但我們將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來到本文的最後一部分，旨在將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帶入二十一世紀。到目前為止，我們從葛蘭西和波蘭尼的著作中挖掘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著重於他們如何打破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信條。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的構成，如何調節了國家和經濟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自我毀滅的資本主義經濟。它關注的是一個階級的霸權系統，通過妥協和聯盟協調階級利益，而不是階級鬥爭的自我擴張。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不認為有什麼社會主義自發性的條件，而是要分析單一世界資本主義框架下的不同國家發展軌跡。聚焦於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和歷史起源，我們正掠過發生的世界，我們老背著走進未來，現在必須轉身面對未來。有了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必能建立一個當代的馬克思主義，一個為了今天的馬克思主義。這些理論解釋有何收穫？
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超越了霍布斯邦的《極端時代》？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生產方式的轉變（用正統語言來說）就是時代的仲裁者。這無疑是後共產主義時代。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是古典馬克思主義從未認真考慮的轉變。在它的觀點中，一旦建立了社會主義，它將會永存。但是，古典馬克思主義既沒有考慮到國家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也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鬥爭[116]。一些人會認為中國或蘇聯的社會主義是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因此不值得特別的分析和歷史關注。我認為，相反地，蘇聯及其衛星國家，無論是好是壞，都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可以從中吸取許多教訓。在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我們問蘇聯是否存在”社會”，它採取了什麼形式，以及其後果如何。有沒有”社會”的存在或缺失，對蘇聯的發展方向、最終的崩潰以及其後果有何影響？這是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任務
共產主義的崩潰不僅對社會主義的可信度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害，也破壞了對社會民主制的熱情。在後共產主義時代，進步的鬥爭已經從分配政治轉向了身份認同政治或者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所稱的「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今天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必須適應這一重要變化，但不能失去對階級的關注。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再把社會看作一個連貫而無縫的整體，相反，我們必須把它看作是被切割成種族和族裔片段，這些片段需要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理解。我們從殖民主義開始，因為它的二分法非常鮮明，也因為我們需要研究邊緣和先進資本主義中”社會”的意義，一方面，這必須深入思考社會、國家和經濟的界限。另一方面，則是代表私人領域的家庭/家戶，需求是如何在界限之間傳遞和滿足。最後，我們必須認識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彈性，超越了國界--通過跨國非政府組織聯繫，由流離社區建立，社會運動推動而不再停駐於國家之中。這一切，可以葛蘭西和波蘭尼為出發點，但非結束之地。他們將社會放在了馬克思主義地圖上，但他們只是瞥見了它的廣闊、輪廓、峽谷和山脈。在探索社會的所有當代維度中，我希望發現「真正的烏托邦」，即使它們只是初步的，也能重新喚醒社會主義想象力。
讓我們先說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視野中，葛蘭西和波蘭尼把社會置於中心地位，為社會主義注入了新的民主意義。與他們的許多前輩不同，他們不認為社會主義自由可以通過毫無干預或由政黨中介的國家經濟關係來確保。葛蘭西提議通過工廠委員會來施行生產的社會性規管，波蘭尼則提議將市場納入社會的控制之下，或者如黛安·埃爾森（Diane Elson）和其他人所稱的“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在這兩種安排中，社會是一個自治的領域，用於表達和匯總需求，確保領袖對領導的民主回應能力。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自治的社會領域，社會主義容易退化成為極權主義，更好的說法是“國家主義”。
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如果沒有一個具有彈性的社會，也無法應對其所產生的危機。早期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相似之處值得深究。早期資本主義由於生產力受到生產關係的限制，也競爭所產生的利潤和過剩產能危機，陷入深刻的經濟危機。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以國家扮演的中心角色來重新平衡經濟。同樣地，國家社會主義（在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為明顯）納入市場以抵消計畫經濟的局限性，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生存的方式。經濟危機只有在轉化為有機危機，即政治危機時，才會威脅現有秩序。為了遏制政治危機，國家社會主義必須完成與資本主義一樣建立起發達的公民社會。儘管公民社會在不同的時代和形式下出現過，但它從未像葛蘭西期望那樣鞏固得以建立社會主義霸權。
但是為何他的希望落空了呢？波蘭尼告訴我們，社會是在對市場做出反應的情況下產生的，儘管市場在二十世紀20年代開始在蘇聯蓬勃發展，但它們被計劃和集體化的導入所扼殺。沒有市場，社會就會受到限制和不穩定。東歐的市場改革，特別是在匈牙利，確實產生了一個初步的社會性霸權，但這並不足以抵禦對國家社會主義。今天，在中國，市場也正在創造一個充滿活力但不穩定的社會，導致尚不清楚的方向，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或更可能是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這反映了中國的特定轉型策略，即市場被黨國孵化出來，與俄羅斯的震盪療法策略有很大不同。事實上，俄羅斯複製了布爾什維克的運動戰策略，旨在摧毀舊的社會主義秩序，作為新的資本主義秩序自發增長的先決條件。而中國的策略是從上而下的陣地戰，一種消極革命的轉型來避免革命。
因此，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俄羅斯的市場轉型，都是社會學馬克斯主義慘痛的教訓，市場可能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卻非充分條件。前蘇聯發生的後社會主義轉型並沒有伴隨著“大轉型”，而是我稱之為的“大內卷”[117]。工人並沒有發展工會和合作社來抵制商品化，而是退回到家庭經濟；地主階級沒有通過關稅和補貼來保護農業，農業從而農民化（小農經濟）；企業轉向相互交換貨品服務，而不是由國家銀行來監管貨幣。儘管俄羅斯加入全球經濟促進了頂端的金融業和自然資源工業，但這是以大多數人的貧困、退化和對市場的撤退為代價的。這裡沒有積極社會或公民社會。相反，是一個相當被動、防守的社會，正在退縮，遠離市場和國家。舉例來說，後社會主義的匈牙利和波蘭經驗是不同的，因為它們的社會遺產更加強大，市場轉型也不那麼災難性。下層階級更能夠為自己辯護，並更容易被納入國家重建之中。[118]
我們不應將波蘭尼的雙重運動當成不可避免的法則。需要研究其運作的條件。市場並不總是能夠產生一個充滿活力的積極社會。在後共產主義俄羅斯進行了十年的市場轉型後，並沒對震蕩療法的動態社會做出有效反應，而是社會大規模從市場的大規模撤退。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是如此。根據歷史背景，市場擴張後可能會出現反應或撤退，可能會產生巨變或內卷。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是需要瞭解在什麼情況下，國家和社會以什麼形式能夠支撐市場的崛起，以及阻擋或迅速逃離土地、勞動和貨幣商品化的趨勢。
在建立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時，我們主要關注了波蘭尼和葛蘭西對先進資本主義本質的洞見。然而，他們自己的社會並未符合這一模式。他們關注的是自己祖國的匈牙利和義大利的落後，但這種落後是相對於未來可能在西歐和美國實現的發展。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望向東方而非西方（從南方而非北方），他們對歐洲邊緣地區的分析也可以應用到第三世界。例如，葛蘭西對義大利南方問題的論述以及他稍後的《義大利歷史筆記》包含了研究邊緣國家、現代工業部門和半封建的農業部門所需的要素。葛蘭西對工人和農民革命聯盟的障礙感興趣，他相信這種聯盟是俄國革命背後的力量。就像他的布爾什維克前輩一樣，他毫不懷疑工人階級擁有唯一真正的革命潛力。
另一方面，面對與義大利不同的匈牙利的社會結構，波蘭尼得出相反的結論。或許因為出身於城市資產階級家庭，因此更容易浪漫化鄉村生活，或因為受到俄羅斯民粹主義者的影響，從年輕到晚年，波蘭尼從未放棄對農民革命潛力的信仰。他的最後一本書《犁和筆》（The Plough and the Pen），是由他的妻子伊洛娜·杜欽斯卡（Ilona Duczynsk）和他一起編輯的，專門介紹匈牙利民粹主義所創造的農民的文學、民族志和基進社會學。在波蘭尼的觀點中，這些民粹主義者與改革共產主義者一起，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創造性力量，一次“正在進行的工作”的重生，尋求“自由和社會主義的聯盟”。[119]
儘管波蘭尼和葛蘭西都非常清楚奧匈帝國的殖民主義力量，但他們並沒有將自己的國家與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放在同一層面上思考。將波蘭尼的民粹主義情感與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結合起來，這工作落到了弗蘭茲·法農（Frantz Fanon）身上[120]。雖然沒有跡象表明他曾經閱讀過葛蘭西，但法農採用了鮮明相似分析方法，通過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關係以及不同的階級形態水平來識別情境。然而，法農從分裂的世界社會開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世界。不存在單一的公民社會，而是一個與殖民管理局建立霸權關係的主導階層和一個通過傳統首領和獨裁統治與殖民管理局相連的從屬階層。反殖民鬥爭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反對殖民秩序的鬥爭，另一方面是在被殖民社會內爭奪霸權的鬥爭。被殖民地居民之間的政治鬥爭決定了去殖民化的方向。
就像在葛蘭西的理論中，法農將替代路徑投射到未來。第一條去殖民化的路徑由城市集團領導，由非洲精英、技術人員、教師和公務員組成的國家資產階級支持，小規模的工人階級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國家資產階級想要的只是用自己來替代殖民者[121]，但保持社會結構不變。這正是葛蘭西所謂的“消極革命”。第二條去殖民化的路徑，即國家解放之路，讓人想起波蘭尼的民粹主義運動。它以革命性的農民為中心，由被驅逐出城市的持異議政治的激進知識分子領導。但他們能否獲得足夠的支持？隨著殖民者支持國家資產階級，這兩個“歷史集團”--城市和鄉村，以國家資產階級和革命農民為中心--競爭吸引剩餘群體的支持，包括失業工人和部落領袖。這場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決定了去殖民化的路徑，無論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的還是革命的。
正如在格蘭西的理論中，知識分子扮演著兩種關鍵角色的類型：傳統知識分子支持去殖民化，為了防止社會轉型；來自農民階層的有機知識分子追求推翻殖民主義，開創新的社會主義秩序。成功的社會主義鬥爭總是結合了兩種形式：在本土社會內進行的”陣地戰”和對殖民主義暴力的”運動戰”。尤其是通過陣地戰，民族解放運動試圖建立民主參與的社會，免受世界資本主義的威脅。他的願景類似於波蘭尼的民主社會主義和葛蘭西的調節社會。
這樣的情況是否可能實現呢？法農提出像葛蘭西那樣的分析：軍事和經濟力量對“政治”會施加限制，但這種分析是不現實的。首先，他假設國際資本會為其過去掠奪殖民主義提供賠償；其次假設殖民地的都會國家會坐視社會主義的建設。儘管阿爾及利亞殖民者犯下了許多暴行，但法農對殖民者的最終人性，法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以及聯合國人權言論的誠實性仍暴有天真的信仰。
法農預見最壞的情況是，如果民族解放鬥爭失敗，國家資產階級取得了權力，它依賴國際資本，沒有自己的物質資源，無法建立自己的霸權。它變成了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漫畫形象和附屬品，通過炫耀性消費來彌補自己的不安全感，通過從民主到專制、從政黨國家到一人獨裁來擊退反對派。後殖民秩序壓制了公民社會，墮落成了國家主義。儘管在過去四十年中出現了曲折和變化，但法農的悲觀情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證實。站在去殖民化的終點，後殖民深殖的時代，法農的民族解放理想是否可行仍然不清楚。[122]
南亞底層研究學派（Guha、Spivak、Chatterjee、Chakrabarty）回顧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半世紀之久的去殖民化歷程，認為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是在西方意識形態的無形沼澤中進行的。在去殖民化的歡欣鼓舞的時刻，民族解放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選擇是虛假的，兩種願景都陶醉於一個只會帶來“沒有霸權的支配”的民族獨立的願景。例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用了葛蘭西的“消極革命”的概念來解釋印度獨立的失敗承諾，“沒有革命的革命”[123]。印度國大黨的從上而下的現代化計劃，就像義大利晚十九世紀的溫和黨所組織的分子變革一樣，壓制了從下面發起的起義，用國家替代了一個虛弱的資產階級。後殖民主義者提出，反殖民運動最好挖掘被殖民者經驗中被掩埋的替代性願景，而非擁抱西方的理念。關於這些願景的性質，它們可能是什麼以及它們的可行性如何，後殖民主義理論基本上保持沉默。[124]
在將葛蘭西的思想擴展到第三世界時，法農顛覆了革命和反動的階級基礎。在殖民地背景下，工人階級是一群被寵壞的勞動貴族，致力於捍衛自己的特權，而農民則因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東西而懷有自發的基進主義。法農認為階級利益的構成是殖民地背景下的一個因素。在他對”西方”的看法中，他遵循了葛蘭西的觀點：西方社會的公民社會厚實，資產階級霸權深入人心；農民政治上落後，而工人階級仍然是革命的先鋒。他將葛蘭西的思想擴展到第三世界，但並未觸及葛蘭西對第一世界的觀點。這並不是法農的西方解釋者的結論，從麥爾坎·X（Malcolm X）到休伊·牛頓（Huey Newton），美國民權運動的激進派都將被排斥和受壓迫的人視為革命的力量，認為他們總是比被剝削和融入社會的人更具革命性。當應用到美國時，法農的殖民主義分析將那些處於荒廢的城市貧民窟中被剝奪的非洲裔美國人視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其沈醉於安逸的工人階級。例如，在黑豹黨的鼎盛時期是將陣地戰和運動戰相結合，重建黑人公民社會來攻擊白人權力。但是，這種革命樂觀主義最終走向了悲慘的結局，儘管它教會了人們種族主義的惡毒性。
儘管法農對殖民地的分析細節與先進資本主義的相關性值得商榷，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我們不能再抱持對社會的整體性或一致性概念。這一點對波蘭尼的適用性比對葛蘭西更大。我們必須放棄波蘭尼將社會的純潔與天真對立於市場破壞性的觀念。對波蘭尼而言，社會與市場之間的爭戰是一場諸神之戰，是善與惡之間的鬥爭。葛蘭西對公民社會及其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的能力不那麼樂觀。公民社會與國家聯手時，它既是支配的工具，也是一個爭奪權力的領域。但即使在葛蘭西的方案中，支配也是基於機構與國家的聯繫，通常是通過知識分子實現，而不是公民社會本身固有的特徵。在概念上，我們區分了穿越整個公民社會的廣泛分歧，如種族和階級，以及散布在公民社會中的工作場所和家庭等機構所凝聚的微觀權力。現在必須思考公民社會分裂成一系列父權制組成的星系。
葛蘭西是透過對現代工業經濟前提條件之功能分析來探討性別問題的，在他的文章《美國主義和福特主義》中，葛蘭西描述了福特開創的新生產形式如何需要相應的性傾向規範（regulation of sexuality），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工人的能量。由管理層嚴密控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將成為規範性傾向的機構。相對地，波蘭尼則從保護社會的角度來看待家庭，而非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待。家庭對抗市場破壞、勞動力商品化的力量有多大？無論是葛蘭西還是波蘭尼，都不關心家庭內部組織對政治的影響。
以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為基礎，建立一條連結到葛蘭西的女性主義橋樑。該書將女性視為被囚禁在家庭中，她們唯一與社會聯繫的方式是透過她們的男人[125]。除非女性能夠自主地離開家務領域，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女性主義運動。與黑人或工人的社會情況相較，女人無法在與男人綁定關係的碎片化霸權（Scattered Hegemonies）中建立團結[126]。正是因為她寫作的強大力量，是意識形態又是理論，激勵了女人脫離男人，建立了超越父權統治星系的女性主義運動。這是如何實現的呢？
如果西蒙波娃的計劃中存在一個更自由、潛在的性別平等的地方，那就是公共領域，她自己成為了其中一個卓越的人物。她的公共領域將葛蘭西的公民社會轉化為知識分子之間交流的場所，在那裡，不同的意識形態相互衝突、發生衝突，並以某種不穩定的平衡方式相互結合。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在她的女性主義需求解釋分析中探討了這些思想[127]。公民社會再次被分為兩個，但這次劃分的界線不是基於社會關係，而是基於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空間-功能(spatio-functional)差異。
在朱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論中，公共領域指的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舞台，通過交談的方式實現政治參與。公民就共同事務進行討論的空間。”[128]弗雷澤稱之為”社會”領域，以有別於哈伯瑪斯的差異，強調領域的邊界的流動性和其具爭議的解釋。私人領域成為剩餘範疇，是外於和超越政治討論的領域，但又包括了正式經濟和家務勞動。儘管弗雷澤主要關注家庭領域，但與經濟之間存在一種未明示但對我們很重要的比較。葛蘭西默認需要從經濟領域流向社會領域，成為作為階級利益進行解釋和爭議的需求，直到其中的一個或多個組合佔據優勢地位，成為對國家的要求。國家會將原始訴求去政治化轉變成管理政策，這裡可以想到關於工會認可、集體談判或失業保險的立法。
弗雷澤的獨創性在於她對需求如何從家庭領域“滲漏”或“流出”，進入社會領域，以及這些需求是否被認可、表達和被滿足進行了平行分析[129]。與勞動力的利益已被廣泛認可並擁有其自己的組織代表不同，母親和家庭主婦的需求仍在得到確認的過程中。因此，這場鬥爭首先是關於確認婦女的需求是否在政治上合法。婦女運動使性騷擾、強暴、家暴和雙重負擔成為社會話語的主題，開拓了這些要求，迫使國家創建機構來管理這些需求。這場鬥爭一直很艱苦，因為保守勢力也在公共領域中運作，試圖重新將這些“流出”的需求私有化，將它們歸還到家庭領域。
重新私有化是保守派對抗這些“流出”需求的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不是確認需求，而是政治上中立化她們的滿足。社會運動可能成功地迫使國家代表婦女介入，但需求的管理可能會引起分裂和非政治化。正是出於這個角度，弗雷澤探索了福利政策。美國政府建立了兩個福利層次，一個與雇員權利有關，另一個與被污名化的依賴者的要求有關。該體系歧視婦女和少數族裔，因為他們更有可能發現自己處於較低的層次，被當作不應得的乞求者，而不是勞動力的權利成員。更普遍地說，國家將最初是社會運動者變成個案的方式來管理這兩個層次，將其規範化、監控和審查的客戶。這個非政治化的過程可能會在社會領域內刺激反應的政治化，但並非常常發生。
弗雷澤的女性主義分析不僅以性別統治為中心，而且更普遍問題化了國家、公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界限，這對葛蘭西的理論有了重要補充。在葛蘭西的著作中，有關這些邊界所在的位置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而弗雷澤將隱含的內容明確化，即這些邊界本身也是政治爭議的對象，劃定哪些是政治合法的對象，哪些是私人領域、超出政治關注的範圍。女性主義者一直努力使家庭成為政治領域的一部分。同樣，在另一端，將公民社會與國家明確區分，將公民社會轉化為沒有政治意義的談話場所的企圖，也受到了激烈的爭議。許多在公民社會中進行的女性主義鬥爭都集中於控制再生產的條件，例如剝奪國家對墮胎權利的壟斷，將決策權交到受影響人手中。這正是“陣地戰”的主要內容。
不同領域邊界的保為何突破，關鍵在於知識分子。這裡有著弗雷澤與葛蘭西的可能結合。一方面，有機知識分子將需求從私人領域帶入社會領域，或者將社會的政治功能擴展到私人領域。另一方面，傳統知識分子通過強制將需求逼回私人領域或專家管理，使其得以家務化。儘管她談到很多問題，但很少談到說話者自身，即知識分子以及所代表群體之間的關係。如此她做出了一個很有問題的假設，女性主義知識分子與她們所聲稱代表的婦女是一致的？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必須考慮社會的起源和功能；市場、國家和社會的多種配置；這些又如何影響並被階級力量的平衡所影響。在考慮社會結構作為鬥爭場域時超越了葛蘭西和波蘭尼，沿著種族和父權之線而分裂。正如我們所見，它必須考慮社會邊界的轉移，這本身就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最後，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必須探索社會如何超越國家界限，形成由以民族或國家為基礎的離散社區、為擴大人權、環境保護或甚至勞工利益而存在的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內部或外部跨國公司的經濟網絡組成的跨國社會。同樣，我們必須考慮其結構與上述由聯合國或世界銀行等上層機構組成的跨國機構，以及國家之間的關係。
波蘭尼和葛蘭西從不同階級的生活經驗、國內階級的動員，再到階級如何與國家的發展在國際秩序中的交錯軌跡，具有非凡的延伸。但是，兩者都沒有考慮到社會的跨國性。正如我們在第六部分的結尾所看到的那樣，我們可以利用波蘭尼和葛蘭西觀點來生產關於跨國社會的新見解。從波蘭尼的角度，我們可以考慮跨國社會是如何應對土地、勞動力和金融資本的商品化而形成的。但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將跨國社會浪漫化，因為它也是一個非常不均衡的政治地形，充滿了權力層次結構，從中心到邊緣的斜坡，以及它自己的裂縫和峽谷。[130]從葛蘭西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考慮跨國社會與超國家級機構的關係，但這種聯繫經常包含了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也提供超越資本主義基礎並存的可能性。
超越既有地形的是困難的，超越意味著什麼？社會主義轉型不再被理解為舊秩序崩潰，新秩序建立。它不再源於經濟矛盾，階級鬥爭和新秩序種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巧合。明天的社會主義轉型也不僅僅集中於國家，而是包括各種不同類型的地方鬥爭，在同時進行的陣地戰和運動戰中跨越國界相互聯繫。這需要一種新型的馬克思主義者，這需要一種新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會制定資本主義崩潰律法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立法者，也不是工人階級革命的有機知識分子，而是民族志考古學家，他尋找地方實驗，新的制度形式，如果你願意，將真實的烏托邦置於其自身脈絡中，翻譯成通用語言，並將它們連接到全球[131]。陣地戰需要用解釋者來超越立法者，用齊格蒙特·鮑曼的術語來說，一位旅行的解釋者總是在挖掘新的地形。[132]
這場最新未完成的全球社會主義鬥爭，可能不如先行者成功，然而，如果它表達得越清楚，批評資本主義的力量越大，我們生活的世界就越人道。
NOTES：
[1]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7). 正如帕森斯通過韋伯、涂爾幹、帕累托和馬歇爾的匯聚推導出他的自由意志主義行動理論一樣，我正試圖從葛蘭西和波蘭尼的匯聚中推導出一個共同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相對於帕森斯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我則借鑒了社會學的解放時刻。
[2] 在1965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上的卡爾·馬克思的全體會議時，帕森斯總結道：“卡爾·馬克思是完全屬於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社會理論家。他在知識史的地為是穩固的。然而，作為一個在科學意義上的理論家，他屬於已被超越的發展階段。在今天社會學中，以嚴格定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否定馬克思以來有任何實質性理論進展，是站不住腳的。“Some Comments on the Sociology of Karl Marx,” in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135. 當帕森思提到“馬克思以來的理論進展”時，你可以肯定他並沒有考慮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的超越！他在馬克思主義復興，顛覆和越過帕森斯自己的理論建構不久之前發表了這篇演說。正如派森思曾經對斯賓塞（Spencer）所說的那樣，現在誰還會讀帕森思呢？
[3]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4] 正如馬克思主義將“社會”納入其中，帕森斯也發展了他著名的AGIL方案，將適應（經濟）、目標實現（政治體）、整合（社區或“社會”）和“潛伏”（支持價值觀的家庭和其他組織）作為獨立的制度領域。參見Talcott Parsons and Neil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6); Talcott Parsons,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Theories of Society, by Parsons et 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30-84; and Talcott Parsons,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5] 參考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6] 參考 See Michael Burawoy,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ersu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 (1989): 759-805.
[7] 為慶祝《新左評論》的第100期，佩里·安德森進行了一項對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概念的冗長詳細的解剖，指出了其內部的不一致性，包括他高估了同意的重要性，低估了國家壓制力量的強度，忽略不同形式的國家，因此是傾向於改革主義政治，以應對可怕的歐洲共產主義。安德森聲稱，在葛蘭西的分析中可以挽救的部分，在卡特斯基（Kautsky）與在與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辯論中，關於改革主義形式或托洛茨基的革命形式中已經說過了。該文章以對托洛茨基雙重權力理論的致敬作為結尾。他聲稱預見了葛蘭西霸權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沒有人將其與公民社會聯繫起來，或將公民社會作為先進資本主義的標誌，因此也沒有人可以被視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參見安德森，“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 (1976- 77): 5-80
[8] 參考 See Alvin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9] 有些人，例如帕森斯本人，可能會主張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1950年代已經存在於塞摩爾·馬丁·利普塞特(Seymor Martin Lipset )和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的著作中。見Talcott Parsons,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uthor,” i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 edited by Max Black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1), 362.。確實，與帕森斯不同，利普塞特和貝爾都嚴肅地涉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在他1981年對《政治人物》（Political Man）的補充（“Second Thoughts and Recent Findings”）中，利普塞特將他的政治社會學稱為“非政治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它依賴於“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論假設”，包括階級這一范疇。見Lipset, Political 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1), 459 。但在他對”意識形態終結”的闡述中，他認為美國社會已經克服了工業化的所有主要問題，因此，即使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一種形式，也可以被視為接近或應該達到的程度。保留批判性修辭來掩蓋遠離馬克思主義的實質轉變，因此，對市場的關注把生產拋在了後面，對分類鬥爭的時髦興趣把階級拋在了後面，社會運動理論從關注社會變革轉向了對集體行動原因的一般理論，而政治社會學則將資本主義置於括號之內，回歸到公民身份和自由民主的問題上。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社會學再次向馬克思主義告別。
[10] 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Develop- ment of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1980), chap. 12.
[11] 正如弗雷德·布洛克在他的評論中對我說的那樣，“[你的論文]指出了社會學傳統在150年的時間裡未能為我們提供一個充分或有用的‘社會’概念之荒謬，表面上，這還是你們分析的主要對象。”
[12] 我使用「積極社會」的概念，與艾米泰·艾茲尼（Amitai Etzioni）在其著作《積極社會》（The Active Society，紐約：自由出版社，1968）中的概念有所不同。艾茲尼所謂的「積極社會」是「回應性社群」和「個人需求」之間相互促進的平衡，這是一個相當抽象的烏托邦，確實讓人想起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觀念。不同的，波蘭尼（Polanyi）所提出的積極社會是對市場帶來的惡化的積極反應，艾茲尼的積極社會則是對無所不在的後現代秩序的內在特性的反應。然而，正如將會看到的，波蘭尼的社會也有烏托邦的特性，當他有時候理解社會是以行動者的權利來定義自身時。
[13] 這裡有兩個社會概念：公民社會和積極社會，有重疊之處，但它們並不相同。此外，葛蘭西和波蘭尼對它們的使用充滿了歧義。我在定義“積極社會”時採取了某種特權，將其類比並與“公民社會”重疊。在一份未發表的手稿中，伯克利·弗萊明（Berkeley Fleming）重現了卡爾和波蘭尼之間的部分交流，圍繞《大轉型》手稿。麥克波蘭尼試圖理解他兄弟對“社會”的使用，這是一個歷史上出現的實體，與市場分開。只有這樣，卡爾才能維持市場趨向於摧毀作為其前提的社會的想法。參見Fleming, “Three Years in Vermont: The Writing of Karl Polanyi’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to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Conference, Mexico City, Mexico, 2001), 20-21. 。波蘭尼對社會的看法是獨立於市場的，這一點得到了他對“社會現實”的反復引用的支持。我認為，波蘭尼的市場不是嵌入式的，而是被一個獨立的社會所包含。同時，市場總是有社會基礎，即共同的理解和信任，通常基於網絡，才使得交換成為可能。但是，社會基礎或涂爾幹的非契約性合同元素並不是波蘭尼所指的社會。參見Lie, “Embedding Polanyi’s Market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 (1991): 219-35.
[14] 我知道兩個例外。Giovanni Arrighi和Beverly Silver在他們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動態的分析中結合了波蘭尼和葛蘭西（從熊彼特（Schumpeter）得到一些幫助）。像許多世界體系分析一樣，他們的綜合排除了“社會”，這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概念。請參見“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The Belle Époques of British and U.S. Hegemony Compared,”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在第六節中我會回到Arrighi和Silver。另一個例外是Vicki Birchfield，她發現波蘭尼對市場反應和葛蘭西對政治統治和霸權意識形態的描述之間存在補充性。請參見Birchfield，“Contesting the Hegemony of Market Ideology: Gramsci’s ‘Good Sense’ and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6, no. 1 (1999): 27-54.。
[15] 葛蘭西對社會學聲稱的能夠發現社會規律的”科學性”是嚴厲批評的。他對“自治”於國家之外的社會概念同樣輕視：“明顯的社會學的所有重要問題都不過是政治學的問題。如果有什麼殘餘，那只能是由虛假問題組成，即瑣碎的問題。”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44.，244頁。有趣的是，在所有現代社會科學經典著作中，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變遷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可能是最接近葛蘭西的。儘管亨廷頓是保守派，他沒有使用”霸權”這個概念，但對霸權力量有著驚人的認識。他對政治社會學缺乏對社會的政治維度，缺乏及社會與國家的聯繫也非常不滿。儘管亨廷頓沒有提到葛蘭西，但他從列寧那裡得到了許多啟示。
[16] 參考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參考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18] 參考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1944] 1957), chap. 13.
[19] 葛蘭西最激烈的批評對象是布哈林（Bukharin）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普及手冊》（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Popular Manual of Marxist Sociology），此書在葛蘭西看來，代表了最好的馬克思主義中的”社會學”傳統，他批評它虛假客觀性、經濟決定論、所謂的經驗法則的空洞性、概念的抽象性，和”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唯心主義，這種方法論從未與現實世界接觸過。（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419-72）。葛蘭西非常努力地將他自己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或他所謂的”實踐哲學”與布哈林所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劃清界限。
[20] 對於葛蘭西的生平，我倚賴朱塞佩·菲奧裏（Giuseppe Fiori,）的《安東尼奧·格蘭姆西：一個革命者的生命》（Life of a Revolutionary ,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對於波蘭尼的生平，沒有單一的來源，但我從三個編輯的文章中獲得了一些資料：Kenneth McRobbie, ed.,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4; Kari Polanyi- Levitt, ed.,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0; Kenneth McRobbie and Kari Polanyi Levitt, eds., Karl Polanyi in Vienna,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0).
[21]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34-35.
[22] 我在這裡提及的是葛蘭西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定義，它既不是冷酷的烏托邦，也不是學究式的理論思辨，而是通過創造具體的幻想來表達，這種幻想能夠對分散、支離破碎的人民產生作用，喚起和組織他們的集體意志（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26）。
[23] 引用自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0.
[24] Kari Polanyi-Levitt and Marguerite Mendell, “Karl Polanyi: His Life and Time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2 (1987): 22.
[25]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88.
[26] Ibid.299
[27] 引自Cited in Polanyi-Levitt and Mendell, “Karl Polanyi,” 12.
[28] 波蘭尼明地確表示他批評的是庸俗馬克思主義，同時仍然堅持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永恆真理。他將古典馬克思主義對立於”以社會的整體性和人的非經濟本質為中心的馬克思的基本哲學”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1).
[29] 在《大轉型》之前寫的一篇文章中，這種觀點表達得相當粗略：”人類已經陷入了僵局。法西斯主義以道德和物質的倒退為代價解決了這個問題。社會主義通過向功能性民主的進步來尋找出路。”（“Marxism Restated,” New Britain, 4 July 1934.）。波蘭尼後來並沒有拋棄這種觀點，而是通過社會的概念來深化，”因此，發現社會要麼是自由的終結，要麼是自由的重生。雖然法西斯主義者只能放棄自由，將社會的現實看作權力的贊美，但社會主義者卻能接受這種現實，並維護對自由的要求。”(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58A）
[30] 我對波蘭尼第二次接觸馬克思主義的交響曲之解釋與布洛克（Block）截然相反。布洛克認為，波蘭尼在《大轉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斷裂”構成了決定性的打擊。布洛克主張，波蘭尼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層建築模型和相對自治的經濟概念，轉而支持一個含蓄但未明示的論題，即經濟關係始終嵌入社會關係之中。見Block,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forthcoming) (即將出版)。然而，認識到經濟由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關係和實踐所構成，並不意味著否定馬克思主義。見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此外，將波蘭尼簡化為“始終嵌入市場經濟”，就是將他的工作簡化為一種靜態社會學，這已經是涂爾幹、齊美爾和韋伯解釋過多的了。沒有充分體現波蘭尼對資本主義動態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獨創性，這是市場和社會的著名“雙重運動”。正如本文所主張的，與其認為《大轉型》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決裂，不如將其視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新穎發展，是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完美的伴侶。
[31] 有關波蘭尼對社會主義教育的終身投入，可以參考Marguerite Mendell, “Karl Polanyi and Socialist Education,” in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25-52. 實際上，可以說波蘭尼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伯明罕文化研究學派的先驅。
[32] 涂爾幹認為，”正常”的勞動分工通過將具體細節與更大的目標聯繫起來，賦予他們意義和目的感，但他補充說：”對此，他沒有必要涵蓋社會地平線上的非常廣闊的領域；他只需要感知到足夠的領域，只要理解他的行動具有超越自身的目標的就行了。”(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893] 1984), 308.）。對於涂爾幹來說，過多的理解可能會很危險，而對於葛蘭西來說，它則是解放的！也就是說，對於葛蘭西，工廠委員會的目的是幾乎無限地擴大工人的智力視野：”從這個起點--工廠，作為一個單位，作為創造特定產品的行為，工人逐步理解越來越廣泛的單位，一直到國家本身的層面……此時，工人已經成為一個生產者，因為他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在生產過程中的角色，從車間到國家到世界。”（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10-11）。
[33]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27-29.
[34] 歐文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和葛蘭西的都靈之間的平行比較必須加以限定！畢竟，新拉那克是歐文創造的，他是這個社區組織和母公司父親般的人物，而都靈工廠委員會則是工人運動的產物。直到議會否決他提出的減輕貧困和惡劣環境的計劃之前，歐文一直與有錢人與富豪過從甚密。他的想法是保守有著托立黨特質的，提倡和諧但等級分明的社會理想。隨著他的思想走向更激進的方向，批評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理查德·李嘉圖（Ricardo）和馬爾薩斯（Malthus），他的計劃和社區才成為了“社會主義”的標誌。的確，歐文主義成為了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以對抗工業主義的嚴酷現實，盡管歐文本人對任何階級鬥爭的概念都有排斥感。參見Robert Owen,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 A. C. Gatrell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813 and 1821] 1970); G. D. H. Cole, Robert Owen (Boston: Little, Brown, 1925).
[35] 沒有理由相信葛蘭西會認識波蘭尼，儘管他確實認識盧卡奇，但似乎是二手貨。見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448.。波蘭尼死於1964年，就在對葛蘭西的興趣重新興起之前。
[36] 波蘭尼和盧卡奇是兒時的朋友，盧卡奇出生於1885年，比波蘭尼早一年。他們在同一個圈子里活動。盧卡奇後來是波蘭尼母親的文學沙的常客。見Éva Gábor, "The Early Formation of Polanyi's Ideas," in Karl Polanyi in Vienna, 297, and Ilona Duczynska, "I First Met Karl Polanyi in 1920," Ibid, 309. 在詩人恩德雷-阿迪的紀念會上，波蘭尼與盧卡奇辯論了 "共產主義 "的優點和缺陷。見György Litván, "Karl Polanyi in Hungarian Politics (1914-1964),"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33. 雖然他們在1919年後肯定同時在維也納，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彼此有什麼關係，一個是熱心的共產主義者，另一個是獨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
[37] 在這裡，我借鑒了列寧的一些基本文本，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1899) Collected Works of Vladimir Il’ich Lenin, vol. 3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 House, 1960);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in Selected Works of Vladimir Il’ich Lenin, 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119-272;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7), in Ibid., 667-768;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in Ibid., vol. 2., 283-376;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1918), in Ibid., vol. 3, 65-149; and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1920), in Ibid., vol. 3, 345-430.
[38] 佩里．安德森详细指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已經用霸權的概念來指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對同盟階級的領導。用它來代表資本主義的統治，怎麼說呢，是很新穎的。Anderson, “Antinomies,” 15-18.
[39] 我這裡指的是喬治-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 bridge: MIT Press, 1971),），這是一本首次在1922年出版的論文集。1967年，盧卡奇寫了一篇新序言，回收了他年輕時著名的"救世主的烏托邦主義"。
[40]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80.
[41] Ibid., 12. 為了強調同意的時刻，葛蘭西有時將新的統治形式識別為“由強制武力所保護的霸權”（hegemony protected by the armor of coercion）(Ibid., 263).
[42] Ibid., 243.
[43] Ibid., 238.
[44] Ibid., 243.
[45] Ibid., 243.
[46] Ibid., 244. 葛蘭西採用這種國家的功能定義，宣稱公民社會的所有機構（家庭、學校等）都是政治的，因為它們對資本主義統治的再生產有影響。當然，國家機構與公民社會的機構是有區別的，儘管這種區別在法西斯主義下的形式與自由民主相比非常不同。正如我們在結論中所看到的，國家機構和公民社會之間的界限本身就是政治爭論的產物。也就是說，這些界限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
[47] Ibid., 242. 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對法國、英國、美國、日本、中國和印度進行了巨細靡遺的比較，指出這些因素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性因素。民主制度需要一個獨立的資產階級和/或農民反抗。然而，我們將看到，摩爾的分析存在著葛蘭西所避免的缺陷，即假設國家是獨立發展的，假定現代性到來後是沿著預設道路不變的。此外，摩爾沒有關於階級利益、階級形成和階級聯盟的詳盡理論，而這正是葛蘭西關注的核心問題。見摩爾，《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1966).）。
[48]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78.
[49]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78.
[50]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1. See also Ibid., 82.
[51] Ibid., 57
[52]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1. See also Ibid., 82.
[53] Ibid., 83
[54] Ibid., 101
[55] Ibid., 163
[56] Ibid., 182-83.
[57] Ibid., 101.
[58] Edward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59]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Social Policy and the Old Poor Law,”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
[60] 參考 Margaret Somers, “Citizenship and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Law,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no. 5 (1993): 587-620.
[61]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7.
[62] 的確，有人會說說非洲農民有著促進市場進一步擴張的利益，鼓勵白人和黑人農民之間的自由競爭，並消除對移民的保護。
[63] 葛蘭西也有他樂觀、目的論的一面。雖然他欣賞遺傳觀念的守舊力量，但他也認為武裝起來的知識分子，以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將能夠消解遺傳”常識”的廢物，從而成為解放無產階級的”良知”精華。
[64]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0.
[65] Ibid., 181.
[66] bid., 183.
[67] Ibid., 181
[68] Ibid., 161.
[69] Adam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0]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edited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9), 168-204.
[71]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65. 72. Ibid., 333.
[72] Ibid., 242.
[73] Ibid., 202.
[74] Ibid., 202
[75] 參考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54, 156.
[76] Ibid., 162, emphasis added.
[77] Ibid., 152, emphasis added.
[78] Ibid., 234.
[79] Ibid., 234.
[80] 他對國家的概念也存在著同樣的失敗。國家在創造自我調節市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旦建立起來，社會的反應就佔據了主導地位，國家變成了監督者：”社會保護的重要需求，其代表通常落到負責社會普遍利益的人手中，在現代條件下，是的政府”（同上，154頁）。這裡沒有把國家看作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認為”普遍”利益可能是”虛幻”的，是資本利益的開明代表。相反，國家是”社會”的工具和守護者。
[81] 波蘭尼似乎在《新不列顛》一文中提出了「霸權」概念：”某人群的利益並不存在神奇力量，能夠引導大量擁有相反利益的其他人群追隨他們的領導……成功並非是由他們自身利益的力量所決定。實際上，成功的秘訣在於這些人群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其他人群的利益，包括但不僅僅是自身利益。為了實現這種代表，他們經常需要調整自身的利益以符合更廣泛的群體的利益，這些群體是他們想要領導的。〈重申馬克思主義的重申〉，（Marxism Restated, New Britain 4 July 1934.）。葛蘭西本人也不可能表達得更好了！這確實支持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的觀點，即波蘭尼後來在《大轉型》中向著更多的涂爾幹社會觀念邁出了一步。參見布洛克的文章（"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82]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83. See also Ibid., 115, 216.
[83] 這種觀點的詳細解釋可以參考Michael Burawoy的《製造共識：壟斷資本主義下勞動過程的變革》（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和《生產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而喬瓦尼·阿里吉和貝弗利·席爾強調資源（職場談判力和組織或聯盟力量）是過去ㄧ個世紀不同國家工人階級動員變化的關鍵。席爾在這種馬克思主義觀點中加入了波蘭尼的元素，即資本主義在獲利危機和合法性危機之間搖擺。獲利危機導致勞動力商品化的加劇（降級、薪資下降、失業等），進而引發勞工激進運動和非商品化（通過工會、福利國家等保護勞動力）。他們假定勞工的自發利益在於挑戰資本主義，這種挑戰只有在工人被迫到絕境或擁有豐富資源時才能發揮作用。在恢復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大膽嘗試中，他們沒有探討勞動利益，或更一般地說，沒有探討階級利益在社會（以及國家和經濟體系）中是如何組織的，這是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項目。參見阿里吉的《馬克思主義世紀，美國世紀：世界勞工運動的形成和重塑》（"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New Left Review 179 (1990): 29-63）和席爾的《勞動力量：1870年以來的工人運動和全球化》（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4] 例如，Marcos Ancelovici 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一個在許多國家都有存在的重要反全球化運動，稱為為公民援助徵稅的金融交易協會（ATTAC）。在 Ancelovici 的解釋中，ATTAC 在法國使用一種反市場的意識形態變體，他稱之為“反對全球市場的政治”，來動員其成員。然而，ATTAC 的起源和組織，更好理解是放在法國特定的國內政治情境，通過激活公民社會來對抗國家，構成了 Ancelovici 所謂的“聯合主義國家主義”（Associational Statism）。跨國公司、國際金融、超國家機構威脅人類社會，但它們的影響受到國家和公民社會組織配置的調節，這些配置仍然是政治統治和重建的有效場所。換句話說，波蘭尼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而葛蘭西則捕捉了 ATTAC 的政治形成和策略。參見 Ancelovici 的文章，Ancelovici, “Organiz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ATTAC in France,” Politics & Society 30, no. 3 (2002): 427-63.。MICHAEL BURAWOY 259
[85] 列寧和托洛茨基（更重要）修改了馬克思主義的線性假設。從《結果與前景》（Results and Prospects (1906), NY：Pathfinder，[1906] 1969）到《俄國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36), London：Pluto，[1936] 1972），托洛茨基說明了資本主義的聯合和不平衡發展如何導致邊緣地區的革命是有一貫性的。一方面，俄羅斯與更先進經濟體系上的國家競爭，過度徵收了不成比例的剩餘價值，因此扼殺了國內脆弱剛起步的資本主義。另一方面，邊緣地區的資產階級贏弱且依賴外國金融資本，勞動階級則是激進的，剛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並移植到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中。推動生產力發展革命是必要的，而唯一可行的革命代理人是工人階級。從最終分析來看，只有在西方革命的支持下，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成功。
[86]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68.
[87] Ibid., 285
[88] Ibid., 285-86.
[89] 這與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加布里埃爾·科爾科（Gabriel Kolko）和詹姆斯·溫斯坦（James Weinstein）等美國威斯康新學派（Wisconsin School of American Histor）的論點非常一致。
[90]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87. 91. Ibid., 268.
[91] Ibid., 268
[92] Ibid., 268.
[93] Moore, Social Origins.
[94]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4, 234-35.
[95] Ibid., 219-23.
[96] 依循葛蘭西的傳統中，有些人則主張，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是統治者勢力中的分歧產物，正如葡萄牙共和國的崩潰和薩拉查爾（Salazar）威權政權的崛起是由於支配階級的混亂所導致的，這是由葡萄牙在世界體系中的半邊緣經濟地位在不同方式下推動的。參見大Davi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Kathleen Schwartzman,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tic Collapse; The First Portuguese Republic in the Global Economy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89).
[97]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82.
[98] Ibid., 118-20.
[99] Ibid., 179.
[100] Ibid., 120.
[101] Ibid., 120.
[102]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36.
[103]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240-41.
[104]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34. （查阅原文版本是140）
[105] Ibid., 76 （查阅的英文版本在80页）
[106] Ibid., 141.
[107] Ibid., 173-76. 似乎“大陸”主要指的是中歐（奧匈帝國、德國），儘管該論點的某些部分也適用於法國和義大利。
[108] Ibid., 174.
[109] Ibid., 176.
[110] 一本有趣的當代比較分析市場、社會和國家的著作，也在其框架上廣泛使用了波蘭尼的理論，就是Gosta Esping-Andersen的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Esping-Andersen將自由主義、社會民主和保守派福利制度區分為不同的去商品化勞動的模式。解釋了它們在制度遺產、工人階級的力量和階級聯盟方面的差異。一個類似但更具葛蘭西風格的分析是Claus Offe出版的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以累積作為出發點。因此，Offe認為國家是在重新商品化勞動的同時，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矛盾關係，這隨後在公民社會的領域中產生社會運動。民主社會主義在Andersen的書中幾乎沒有提到，但在Offe的書中仍然存在。
[111] 事實上，波蘭尼對於保護土地免受商品化的問題並沒有多少發言，往往被簡化為保護國內農業的關稅問題。
[112]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5.
[113] Ibid., 235.
[114] Ibid., 142. 這再次讓我想起派森思試圖在20世紀60年代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被淘汰，而此時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和東方、北方和南方都正蓬勃發展。作為資本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信仰和馬克思主義都不會在資本主義之前消失。
[115] 參考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Arrighi, “Antisystemic Movements and Gramsci’s ‘Piedmontese Function’ ”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2); Silver and Arrighi,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
[116] 托洛茨基再次成為一個例外。他的《叛變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 finder, [1936] 1972)）-適當地副標題為「蘇聯是什麼，它將走向何方？」，研究了蘇聯的階級性質以確定它是否將向社會主義前進還是倒退回資本主義。這個過程尚未完成，未來也不確定，因為許多事情取決於國際力量的平衡。事實上，革命爆發19年後的1936年，他仍然認為蘇聯秩序的存在像他自己一樣不穩定。
[117] Michael Burawoy, “Transition without Transformation: Russia’s Involutionary Road to Capit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5, no. 2 (2001): 269-90.
[118] 本文無法進一步深入進行波蘭尼式分析俄羅斯和中歐的市場轉型。但可以参考Maurice Glasman, Unnecessary Suffering (London: Verso, 1996) and David Woodruff’s Remarkable 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9] Ilona Ducyznska and Karl Polanyi, The Plough and the Pen (London: Peter Owen, 1963),13.
[120] 這裡我想到的是法農的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1] 1991).
[121] 法農早期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倫敦：Pluto，[1952]1986年）描繪了這樣一種渴望成為資產階級的人的心理。當法農試圖應對他在法國面臨的意外種族主義時，他開始通過一種對無意識、內在化的壓迫的新穎視角看待他的家鄉馬提尼克。據法農所說，只有通過暴力革命的淨化，才能從黑人心靈的內心深處消除自卑感。
[122] 南非是一個明顯的反例。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工業化在南非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富有戰鬥性的工人階級，這個階級是同時進行的陣地戰和運動戰爭的核心，以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參見蓋伊·賽德曼（Gay Seidman）的《製造激進主義：巴西和南非的工人運動，1970-1985年》（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in South Africa，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儘管南非的反殖民鬥爭具有不同的階級基礎，但後殖民主義仍然取得了成果，在一個後殖民政權中，它開始吸收和打壓公民社會，並將勞工運動附著於新自由主義項目。人們可以說，這證明了法農對後殖民情境下勞工保守主義觀點的正確性，但這也忽略了在國內和全球範圍內發揮作用的複雜性。參見愛德華·韋伯斯特（Edward Webster）和大衛·阿德勒（David Adler）的《在南非「雙重過渡」中邁向一個階級妥協：協商自由化與民主鞏固》（Towards a Class Compromise in South Africa’s ‘Double Transition’: Bargained Liberaliz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政治與社會27，第3期（1999年）：347-85）。
[123] 參考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124] 再次地，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況。其中一個特別有趣的案例是印度的喀拉拉邦（Kerala），那裡有一個強大和受歡迎的共產黨通過重新分配和民眾動員來引領發展。它的成功並不是通過復活某種次級願景，而是先摧毀封建主義，然後繼續擴大參與式的公民社會。請參見帕特里克·海勒（Patrick Heller）的《發展的勞動：工人和印度喀拉拉邦資本主義的轉型》（The Labor of Development: Wor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in Kerala, India）（伊薩卡，紐約州：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99年）以及〈推動國家：喀拉拉邦、南非和波多阿萊格里的民主分權政治〉（Mov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Decentralization in Kerala, South Africa, and Porto Alegre）（Politics & Society，第29卷，第1期（2001年）：131-63）。
[125]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1949] 1989), pt. V.
[126] 參考 Inderpal Grewal and Caren Kaplan, eds., Scattered Hegemon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他們共同創造了這個適當的術語
[127] 參考，特別是Nancy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and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Kegan Paul, 1997).
[128]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70.
[129] See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chap. 7 and 8.
[130] See, for example, Millie Thayer’s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feminism. Thayer, “Transnational Feminism: Reading Joan Scott in the Brazilian Sertão,” Ethnography 2, no. 2 (2001): 243-72.
[131] 在這方面的一個重要努力是埃里克·賴特的「真實烏托邦項目」（Real Utopias Project）。特別是請參考Archon Fung和Erik Wright編輯的《深化民主：賦權參與治理的制度創新》（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倫敦：Verso，2003年）。另請參考Michael Burawoy等人的《全球民族志：後現代世界中的力量、聯繫和想象》（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0年）。
[132] 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mbridge, UK: Polit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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