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Bitcoin）：互联网上的一种基于广泛公开和分散账簿的安全交易方法。相比之下，信用卡系统是建立在保密、集中、使用受保护的网络和防火墙数据中心的基础之上。这些数据中心积累了大量交易者的个人信息。

比特币大约每10分钟收集1次公开交易账簿信息。收集从当前区块开始，一直追溯到其匿名发明者中本聪所创建的“创世区块”。其验证过程至少需要一半的参与者（“矿工”），从创世区块开始，用以前的所有区块对当前区块进行数学运算。因此，若想更改或撤销交易，需要系统中超过一半的计算机同意重新计算，并对自创世区块以来的所有交易进行重新声明和确认。

比特币不是硬币，而是在区块链中永久注册的交易权值和量尺。

区块链（Blockchain）是一种数据库。类似于不动产产权证，其中内容包括事项、契约、专利、许可或其他永久记录。从该系列的起源和分散的网络节点上分发和公开的每条记录开始，用数学的方法将一切散列在一起。

玻尔兹曼熵（Boltzmann’s entropy）：热量（系统中所有分子的总能量）除以温度（分子的平均能量）。路德维希·玻尔兹曼（1844—1906）将不同于缺失的信息与分子排列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从而为克劳德·香农和信息论开辟了道路。熵有两种形式，且都是无序的。玻尔兹曼的熵是模拟的，由自然对数e（logarithm e）控制，而香农的熵是数字的，由对数2（log2）控制。

蔡汀定律（Chaitin’s Law）：格雷戈里·蔡汀是算法信息理论的发明者。他认为不能用静态的、永恒的、完美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动态的创造性生活。决定论者的数学将数学家困在机械的过程中，不能产生创新或惊奇，也不能产生学习或生活。故而需要超越牛顿的物理学数学方法，转而遵循哥德尔（1931）和图灵（1936）开创的后现代数学，即创造力的数学。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通过可证伪性或潜在的银行失灵而检测出的学习。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源于卡尔·波普尔的洞见，即科学命题必须以可证伪或可反驳的方式加以框定。政府担保会阻碍学习，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所有成长中的企业和行业都遵循着一条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即销售总量每增加1倍，成本就会减少20％—30％。经典学经典学习曲线是微芯片中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是网络中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雷蒙德·库兹韦尔把这一概念概括为“加速回报定律”。这是亨利·亚当斯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引入的学习曲线图表，并将其应用于分析能源增产现象。

除非处理过的信号经由人的解释，否则作为学习过程的经济增长不会直接从“机器学习”中获益。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中央银行通过出售政府证券以支付政府的赤字，从而达到刺激经济活动的目的。

凯恩斯主义者（主要是左翼人士）认为，各国央行可以通过出售证券和增加政府支出来实施财政刺激。货币主义者（大多是右派）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创造货币以购买政府债券来刺激经济活动。

新的资金流向了先前购买证券的所有者，主要是银行。近年来银行利用此类资金从财政部门购买了越来越多的证券。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在扩大政府开支的权力上意见趋于一致。在信息经济中，这两项措施都试图利用政府权力来推动增长。但经济增长是一种学习（通过反复思考获得知识），而学习不能强迫。

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库尔特·哥德尔（1906—1978）在数学的逻辑中发现，任何足以表达算术真理的正式系统都不完整，并且都依赖于公理，以至于不能简化到系统本身——真理无法在系统内部得到证明。在证明的过程中，哥德尔发明了一种数学机器。这种机器利用数字来体现公理，从而预测了计算机科学的发现。通过证明数学既不封闭，也绝非为物理所决定，哥德尔为后现代数学——软件和创造的数学开辟了道路。哥德尔1931年证明，数学表述可以是真实的，但无法证明。约翰·冯·诺依曼（1903—1957）是第一个赞赏和宣传哥德尔这个观点重要性的人。

正如冯·诺依曼所见，哥德尔的证明依赖于他所发明的数学“机器”。这种机器用数字来编码和证明算法，也用数字来表示证明结果。冯·诺依曼和艾伦·图灵的发明，推动了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理论的发展，推动了互联网和区块链的发展。

黄金（Gold）：货币元素，原子序数179。经过数个世纪的检验，成为独一无二的货币。元素周期表上的5种贵金属分别是铑、钯、银、铂和金。铑和钯是直到18世纪才被发现的稀有元素。铂的熔点高达3000华氏度，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根本无法获取。银的光泽晦暗且易腐蚀，它的反应性使它比黄金更适于大多数的工业用途。只有黄金才能作为一种经久耐用、永不改变的价值标尺。黄金被认为是货币，因为它是一种有用的商品——漂亮、闪亮、可分割、便于携带、稀缺、可兑换成珠宝。黄金别无他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元素。金钱没有价值，因为它其实就是珠宝首饰而已。珠宝首饰有价值，因为它是真正的金钱。黄金是一种以提取增量盎司的时间为基础的估值指标。这个指标几个世纪以来都几乎没有变化。而从更深和更分散的矿脉中提取黄金是十分困难的工作。因此，黄金衡量标准不是技术和工业进步的函数，而是衡量价值的纯粹标准。

散列（哈希）（Hash）：将一个长度可变的数字文件转换为一个特定长度的字符串——安全散列算法（SHA-256用于比特币的区块链加密）输出总是32字节（256位）。散列难以逆向处理。关于散列的知识并不表示关于文件的知识，但是却能很容易地将文件的知识转换为散列。对文件的任何更改都会彻底改变散列结果。因此，散列显示了对散列数据的任何篡改。最常见的散列是每个因特网包结尾处的校验值（checksum）。散列是区块链和哈希图的技术支撑。

哈希图（Hashgraph）：在树状结构中使用链式区块（称为回合“round”），使用一种巧妙的“虚拟投票（virtual voting）”的算法，在没有实际投票或工作证明的情况下达成一致。这是一种复杂而费力的过程，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该系统很可能成为区块链的基础而得以推广。

金融过度增长（Hypertrophy of finance）：金融的增长超过了它所衡量和调节的商业的增长。例如，国际货币交易大约是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的73倍，是所有股票市场交易的100倍。石油期货交易在大约30年里增长了100倍，从1984年占石油产量的10％上升到2015年的10倍。房地产衍生品现在是全球GDP的9倍。那不是资本主义，那是金融的过度增长。

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由库尔特·哥德尔在将逻辑应用于函数式数学和算法时提出，是在克劳德·香农（1916—2001）和艾伦·图灵（1912—1954）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信息理论将人类的创造和交流描述为在噪声的力量面前，通过电线或者整个世界，用“新闻”或“惊喜”（定义为熵，即为知识）来衡量的结果。

熵的高低取决于发送者的自由选择，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指数。构成符号的字母表越大——也就是说，可能的信息集合越大——合成信息的人的选择就越大，信息的熵就越高，信息也就越多。信息理论既支持了也描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数字和模拟的世界。主街（Main Street）：工人按小时或按月结付工资的实体经济的象征，与华尔街快速循环式的赚钱活动相隔绝。主街也许就是你所居住的街道，是当地的商业和工作场所。

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网络的价值和力量是随着它所链接的兼容节点数量的平方而增长。该定律得名于工程师罗伯特·梅特卡夫（1946—　），他也是以太网的发明者之一。该定律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数，与人的直觉背道而驰（互联网的价值远不及其60亿联网设备的平方），但该定律适用于更小的网络。脸书、苹果、谷歌和亚马逊之类的公司主导了当下股票市场的资本化。梅特卡夫定律解释了这些公司的价值创造载体。梅特卡夫定律很可能还适用于新的数字货币，并最终确保互联网软件堆栈新事务层的成功。

摩尔定律（Moore’s Law）：计算机行业的成本效益每两年翻一番。这一速度与以更快速度生产的晶体管的数量相适应，表现为一条学习曲线。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卡弗·米德研究结果的启发下，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1929—　）提出了摩尔定律。该定律起初是描述硅晶片上晶体管密度每两年翻一番的原理。现在它主要依赖于其他的学习载体，如并行处理、多线程、低电压和三维芯片架构。摩尔定律作为一种学习曲线，是信息理论的重要原理。

噪声（干扰）（Noise）：信息中的干扰。噪声是管道对内容的任何影响：通信通道中存在的不为人所期待的干扰。噪声的产生通常是其管道所导致的内容失真。高熵信息（充满惊喜）需要低熵通道（没有惊喜）。信号中的意外是信息，管道中的意外是噪声。

皮尔斯的三位一体理论（Peirce’s Triad）：数学家兼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的理论认为，对于所有符号和符号系统（如软件和数学）而言，没有解释器就都没有意义。三元系统由符号（或意象）、对象和人类解释器组成。剔除解释器，三位一体就仅剩下意识形态和技巧（如“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公钥加密（Public Key Cryptography）：大多数密码学都是对称的：用相同的密钥（或数字串）对消息进行加密和解密。当然，如果你能亲自将密钥交给对方，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互联网经济依赖于你和从未见过的人进行持续的交易。答案就是不对称的密钥对。它们一起生成，密钥加密消息，公钥无法解密，而私钥则用于解密。区块链依赖公钥作为传输的地址，这些地址可以由它们的私钥完成。

私钥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用以加密由相关公钥解密的文件。此过程允许对消息源进行数字签名以验证身份。你知道消息源于某个唯一的私钥，该私钥与您持有的公钥成对生成。这意味着钱也可以像支票一样签名，以确保身份验证，而不需要透露签名的来源。

这种技术对加密货币两个明显冲突的目标进行了协调：隐私和认证。实现完全可信的交易而不暴露个人数据。同时实现出于法律目的的访问并显示可靠的财产和历史记录。因此，在应对法院或美国国税局的质询时，我们可以拥有类似现金的交易（避免秘密公开），以及稳健、可靠、不变的记录。身份和财产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隐藏，但是在需要时也可以证明。这与当前的制度完全不同。在当前的制度下，身份和财产信息不断地暴露给不受信任的外人，如果不依赖可能腐败或虚假的第三者或检察官，就无法证明这一点。

现金（real money）：一种量尺，是价值的度量标准，反映了时间的匮乏和不可逆的流逝。现金均匀地分布在熵的基础上，建立在光速和生命跨度的物理极限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比特币和黄金都是现金。但被政府垄断的钱却不是。

沙山路（Sand Hill Road）：加州风险投资专家和各种“独角兽”的树栖之所。从斯坦福附近的卡米诺庄园，一直延伸到280号公路，再延伸到伍德赛德和硅谷的各种云与财富之中。这个奢侈的市场里充斥着律师和政客。沙山路已经失去了在创业资本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而将其拱手让给了世界各地的初币发行（ICOS）和其他筹资网站。

香农熵（Shannon Entropy）：计算香农熵的最简单方法是用二进制数字来编码一条信息。被计算为组成该信息概率的两个对数的和。1和0之间概率的对数总是负数。熵在这个和前面用负号表示为正。这个负号促使一些著名的理论家错误地提出了负熵的概念，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超过了100％的可能性。与直觉相反的是，令人惊讶的信息是一种混乱。字母表是有序的，晶体是有序的，雪花是有序的。《哈姆雷特》和谷歌是美好而无序的，传达着令人惊讶的信息。

图灵机器（Turing Machine）：其灵感来自哥德尔的证明。图灵设想了一个抽象的通用计算机模型，它由一个控制单元组成，该控制单元管理一组指令，包括读、写和某一时间内在一个管道内部前后移动。这个管道的长度无限，被分割成尽可能多的正方形。他证明了这台假想的机器可以执行任何计算功能。从那以后，硅谷便开始欢呼雀跃。尽管他还进一步证明了大多数数字无法通过计算过程生成。图灵的通用计算机无法计算任何特定程序是否会停止。这是一种通用的计算机，它包含了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真正的计算机和大脑不同，必然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目的。

财富（Wealth）：经过了检验的知识。物理法则规定物质是守恒——物质资源自石器时代以来没有改变。所有持久的经济进步都来自通过学习增加的知识

1992年，在尼尔·斯蒂芬森所发表的小说《雪崩》一书中对“虚拟实境”的描写是一切的开始。[1]那是站在现实世界之巅所能看到的虚拟世界。25年之后的今天，它仍然用音乐般的预言激励着极客们，让他们兴奋不已：

10年前，当阿宽（Hiro）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单轨铁路的软件还没有完成。为了方便出行，他和伙伴们不得不动手开发汽车和摩托车的软件。他们把各自写好的软件拿出来，在电子之夜的黑色沙漠中比赛，一较高下。[2]

穆尼布·阿里在他的权威论文《基于信任的新型互联网络设计》中引用了这段话，这篇论文的合作者是莱恩·谢伊和裘德·尼尔森，以及他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迈克尔·弗里德曼。[3]这个团队走进了电子之夜，试图用某种架构来点亮黑暗，让它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互联网——一个超越了七层通信技术的元信任世界。

阿里，这个大胆项目的关键人物，将其称为区块堆（Blockstack）。自从12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后，他已经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在学校里表现上佳，门门课程得A，母亲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以示奖励，这让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兴奋。虽然他的父亲是国家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但这个家庭并不富裕，先购买电脑就意味着要推迟添置洗衣机。

“那是什么型号的电脑？”15年后的2017年，我在区块堆公司的办公室里问他。这间办公室位于大琼斯街靠近鲍威伊街区附近。

“哦，是英特尔386。”

“是的，”我说，“那是微处理器，我是说那是什么牌子的电脑？是哪个公司生产的呢？”

阿里看上去很困惑，然后回答说：“哦，我不知道。电脑是我自己组装的。”

我意识到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当年12岁的巴基斯坦科技天才。2016年在曼哈顿发表的TED演讲的幻灯片中，展示了一张他15年前的照片，一个小男孩穿着带有徽章的校服衬衫和红色短裤，右胳膊搂着弟弟，[4]他们在巴基斯坦的一条混浊的河边，站在一道木制的跨栏上。这是世界不同文化和科技之间的一座桥梁，充满了隐喻性的含义。

那个曾经自己组装电脑的小男孩长大之后可以重新设想一个全球网络。但是，要想从中挣脱出来需要勇气和智慧。就像现在他新建立的“基于信任”的互联网模式一样，桥的另一端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也没有任何安全的避风港。

2005年，阿里在拉合尔大学管理学院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的学位。但是，他在巴基斯坦几乎看不到任何机会，于是他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想要获得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奖学金瑞典人很乐意录取他，但并没有给他提供经济支持。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工作，阿里感到非常沮丧。他考虑从桥上退回去，但是固执的性格推着他继续往前走。

他想出了一个计策——一种可能帮他前进的过渡性贷款。他向瑞典人保证，他已经在拉合尔获得了出国留学的奖学金，瑞典人对此非常尊重。然后，他去了一家银行，在他瑞典“奖学金”的基础上获得了一笔1000美元的贷款。这让他终于踏上了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程，对于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里的食物和住宿费用，他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

学院录取了阿里，他终于安顿了下来，但是食物依然是每天的挑战。1000美元越用越少，他只好每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步行去附近的麦当劳买一个鱼肉三明治和一些薯条充饥。每天早上，就嚼几块学院咖啡时间提供的松饼再喝一点饮料了事。[5]

阿里日渐消瘦，他的父母都看在眼里，也倍感担心，但是天才总会崭露头角，尤其是当他依然饥肠辘辘的时候，他的计算机接口工作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在斯德哥尔摩的3个月是他最多产的时期，他写了3篇重要的研究论文，获得了重要的推荐，并在桥的另一边获得一些岌岌可危的支配权。

就在1000美元即将花光的时候，阿里在荷兰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为欧洲共同体标准机构的联合主席工作，专攻当时尚充满未来气息的“物联网”（IoT）。他所关注的介质访问控制层，必然涉及“物”连接到网络时的安全问题。在获得了更多热情洋溢的推荐之后，他登上了美国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巅峰——学期之内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夏天的时候则在斯坦福大学做研究。

阿里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计算机科学家、密码学家迈克尔·弗里德曼在对等网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工作了20年。他与马丁·卡萨多共同撰写了标准教科书《对等》（Peer to Peer）中的两章。[6]如今，他是著名的开源时间序列数据库的首席技术官。阿里感谢弗里德曼，感谢他“带着我一起思考各种分布式系统问题的每个细节。通过观察他设计和优化系统，我认识到做系统研究是一门无与伦比的艺术”。

阿里在普林斯顿大学追随珍妮弗·雷克斯福德研究网络处理器和虚拟机，夏天的时候在斯坦福大学追随马丁·卡萨多学习软件定义的网络。这让他成为固定硬件和可编程软件领域既有实践又有哲思的严肃研究者。卡萨多还创办了行业领先的网络虚拟化公司尼西亚（Nicira），并最终以1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VMWare公司。本·霍洛维茨就是那个总爱揭露破坏性真相的大卫·霍洛维茨的儿子，他靠发明VMWare软件发了大财。后来卡萨多也加入了他的公司，成为安德里森·霍洛维茨基金的风险投资合伙人。

无论是软件定义的网络还是网络功能虚拟化，阿里都沉迷其中。网络已经从一个由硬件功能主导的七层结构，转变为一个主要由软件模拟硬件功能定义的两层结构。就像斯蒂芬森笔下的阿宽和追寻中本聪的人一样，阿里生活在一个可以摆脱物质世界局限，从而进入电子之夜的时代，并由此创造“虚拟实境”，让你能够梦想成真。

七层模型由一个层次化的堆栈组成，其中低层的功能由高层的功能控制。最下面是物理层，包括光纤线路、微波振荡器、混频器、1550纳米和900纳米激光器、光电探测器、硅路由器、掺铒放大器，以及双绞线、天线、同轴电缆等无限多的内容。在上层的命令下，它们携带数据包穿行于网络之中。由于这些都很难设计并生产，这层硬件设备是现代电子奇迹的核心之所在。但当阿里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人都忽略了硬件，大家一窝蜂都在关注如何生产以太网中的图灵机。

要理解当今的互联网，你必须把这些硬件奇迹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并用关键“堆栈”来建造城堡。用计算机的语言来说就是可以模仿硬件，并在虚拟的线程、核心和链条中超越它。但是，从微物质到虚拟实境的演变始于国际标准组织（ISO）的开放系统互联（OSI）模型的七层网络结构。

在开放系统互联堆栈中，物理层之上是数据链路，这是硬件成为“固件”的媒介。而软件定义了电子规格、计时规则和电子—光子转换，并使信息能够在一个节点或计算地址之间的链路上传输。交换机的操作处于第二层，其功能只是将数据包传递到下一个节点。本地网络，如以太网或Wi-Fi功能，就是在这个级别上得以实现。如果避开了高速互联网，你就可以在第二层的数据链路上传输比特和字节。

第三层是网络层，是路由器的领域，它结合了传输层（第四层）建立并构成了TCP/IP Internet协议的端到端连接。这是整个系统的IP地址和传输控制协议的传输，包括网络端到端的连接。

第三层是封包的头文件，是封包的身份和地址。第四层负责数据包的实际传输和接收、流量管理、负载均衡和命令正确应答（ACKS）（收到）和否定应答（NAKS）（正在等待），以此来保证连接的实现。第三层和第四层往往是中央权力的堡垒。在这里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甚至是联合国的国际电信联盟（ITU）这样的政府及其情报部门机构关注的焦点，能够据此追溯域名和地址。当他们发现丝路这样的黑市购物网站网址，或者阿尔法湾（Alpha Bay）这样的“暗网”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第三层找到它。

在第四层之上是第五层。这是最为重要的会话层。它从头到尾控制着特定的双向通信，无论是视频流、Skype通话、会话启动协议会议、消息交换、电子邮件，甚至是任何需要证实的交易，都在这一层上发生。

第六层和第七层是表示和应用程序的方案——用户界面、窗口、格式、操作系统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超链接（点击一个单词就可以进入一个新页面）和通用资源定位器（URL）地址的巧妙方案。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蒂姆·伯纳斯-李在1989年发明了这一套体系，使之成为他所发明的万维网的一部分。伯纳斯-李想要把所有的数据连接到一个网络上，成为一个工具箱，以便轻松地建立一个网络，“让每个人都可以一起使用，成为共享的创意协作空间”。

由于现在70％的链接都是通过谷歌和脸书来处理，伯纳斯-李不禁要担心他所发明的网络是否正在消亡。于是他成为区块堆的追捧者。“当他听到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他高兴得甚至跳起了舞。”区块堆的软件主管裘德·尼尔森描述道。

为了描述《遥观宇宙：带宽充裕之后的世界》（Telecosm）一书中的开放系统互联堆栈，我使用打电话来举例说明。拿起电话听到拨号音（物理层信号），这个动作现在经常呈现出模拟形式。然后拨号（每一个数字移动呼叫另一个链接到目的地），听铃声（表示网络连接和信号传输）。当你打通电话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通过了开放系统互联堆栈的前4层。然后你说“你好”开始会话，你选择英语就意味着你选择了某种呈现形式。会话构成了应用层，挂断便结束了通话。

唯物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物理层就是一切，而软件必胜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但网络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二元性。在数以万亿计的微型芯片晶体管、语音干扰分析装置（VIAS）和踪迹的推动下，物理层最终变得就像它的巧妙和不可或缺一样，既不透明又深不可测。软件逻辑在上面的层次结构中增殖并定义了硬件的功能。

由于每个组件的速度都符合摩尔定律，许多特殊用途的设备（专用集成电路ASICS、网络芯片、网络处理器、传输控制协议TCP加速器、流量管理器和路由查找表内容可寻址存储器）就不再那么必不可少了。速度越来越快，密度越来越大，可编程的通用硬件也越来越多，如此便可以达到替换的效果。

在路由器、交换机和其他网络设备中取代自定义设备的是功能强大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是基于英特尔、凯威半导体（Cavium）和迈络思（Mellanox）等公司的多核通用微处理器而生产，再由日渐复杂和集成的软件链接在一起。通用硬件已经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它控制着整个行业的巨大市场，包括数十亿计的智能手机和视频游戏控制台等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在互联网上以每秒数万亿次的光纤速度运行的昂贵硬件将会被这些软件所取代。

有了好的软件，快速服务器上的英特尔至强（Xeon）微处理器就可以执行路由器和交换功能。以前实现这些功能需要使用思科（Cisco）精心定制的硬件，如太阁（Tiger）和昆腾公司的量子流，或来自以色列EZchip/Mellanox公司所生产的纤速网络处理器。

图灵机器和图灵的思想一样无形且易变。实现路由器、计算机、交换机或互联网都可以被“虚拟化”，它们根本不需要特定的硬件形式来表现。

引领这一变化的是卡萨多、雷克斯福德、弗里德曼、霍洛维茨以及整个行业里的数百位其他研究人员，这些网络科学家引导着阿里以及其他区块链的发明者们来研究基于这些原理的区块链工程。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在更高层次上控制平面与更低层次上的数据平面分开。这种设计确保了这些体系结构具有独特的流线型和可扩展性。

阿里的这一切成就都始于在巴基斯坦时的那第一台电脑。那是他在混装和匹配电子元件，并将其组装成一台电脑之后应得的奖励。他回忆说，当时组装好电脑后他感觉非常困惑。21世纪初的巴基斯坦，电脑就像谚语中所说的“丛林中的汽车”。“一辆汽车可能会有些引人注目的特性——灯光、暖气、空调、遮蔽和保护——但汽车只有在道路上开起来才会变得真正令人兴奋。”阿里完全被那台电脑迷住了，当他通过网景浏览器上网时，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通过覆盖整个世界的万维网，虽然身在巴基斯坦，他也成为全球信息经济的一员。

正如阿里所意识到的那样，网景的崛起标志着网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为数据提供新的可访问通道。它的浏览器提供了互动性、文本、图像、安全性和跨网络转换的可能。它将布兰登·艾克发明的直译式脚本语言嵌入动态网页的页面和事务表单中。这是一个安全嵌套层，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安全的商业链接。通过一个Java虚拟机，就可以从任何一个操作系统的巴比塔中移植应用程序。

网景公司的创始人把网络看作创造性表达各种相互关联的场所，从照片到视频，无所不包。其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和投资人吉姆·克拉克——硅图公司3D“几何引擎”的发明者——都预计3D虚拟实境会出现在游戏和虚拟世界之中。通过网景、安德里森、艾克、克拉克以及诸位同事的帮助，阿里已经拥有将网页制作成动画的能力，也可以将之与全世界分享并创造财富。

1995年网景公司的IPO也意味着互联网开始了分配回报。在上市的第一天，该公司股价几乎涨了两倍，总市值超过30亿美元，一时间受益者众，这极大地激励了企业家，他们纷纷出资挑战当时的计算机行业。在接下来的5年里，谷歌、亚马逊和将近1000家网络公司纷纷启动IPO，这有效地推动了分布式互联网应用的繁荣。在我所称的“微观世界法则”之下，创新果断地走向了网络的方方面面。

这是科技创业的高潮。然而，2000年之后，创业公司的数量增长陷入了停滞。除了最大的科技公司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公司能成功IPO。安然（Enron）事件之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监管规定，若想进入公共市场需要预先支付大约200万美元，并在文书工作中实施严格的会计制度，并降低了信托的门槛，这对创业文化和财政毫无裨益。

如此典型的胡闹使得公司上市的成本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其典型特征是所有公司通信的“公平披露”法律化。如果事事都必须通过律师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再说任何让人感兴趣的话。除了那些最大的公司，其他公司都变成了几乎零熵的交流领域。所有数据都能回溯，没有任何内部细节，也就降低了数据的重要性。

2012年阿里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网景公司已经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推出了免费版，并与Windows 95捆绑搭售的微软浏览器Explorer。微软通过收购Spyglass浏览器，开启了互联网巨头公司购买创新的先河，从而平息了网景的挑战。碰巧，Spyglass的主要设计师是网景的安德里森和埃里克·拜纳，他们在伊利诺伊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中心开发了Mosaic这一基本概念。微软获得了一个优雅的模块化浏览器，还让网景的发明者们同室操戈。

IPO不足的现象持续了十多年。2016年的9个月里，美国连一次IPO也没有。相反，风险资本家在他们的“畜栏”里保留了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在优步和爱彼迎的引领之下，几乎所有这些公司在IPO时的市值都高于当年的网景。与谷歌／字母表或脸书这样的巨无霸公司合并相比，大多数公司对上市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与微软和网景等早期互联网公司的估值不同，“独角兽”的估值主要并不是要有利于公众，回报（和烧钱率）主要流向持有这些股票的风险资本家，以及购买了其中一些股票的巨贾们。

2012年，阿里和他的朋友莱恩·谢伊加入了普林斯顿创业俱乐部，并共同推出新的互联网应用。2013年春天，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困境。他们所走的互联网之路如今都涌向了那些庞大的数据中心枢纽，而这些中心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安全或隐私保护。除了少数几家互联网巨头以外，互联网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了。

这是一场带有严重缺陷的圈地运动。一个不安全的网络不能保护产权、不能保护隐私、无法托管安全、无从谈论高效的交易、无法允许微支付阻止垃圾邮件，更没办法建立可靠的身份。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和其他公司都以自有的“安全空间”作为回应。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锁定目标客户，提供相应的商业服务。

正如阿里所写的那样：“目前，随着在线服务的频繁使用，用户数据被锁定在诸如脸书和雅虎之类的‘数据筒仓’之中，谷歌和别的系统不能实现服务的迁移。这导致一个集约式的数据模型的出现；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数据筒仓’终将被攻破。最近50亿雅虎用户信息被盗便是证据。”[7]

这些仓筒，或者说是“带有围墙的花园”，正是让伯纳斯-李感到沮丧的地方，[8]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服务，却破坏了网络的全球一致性，并导致越来越多的分割。在这些细分市场中，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公司收集了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并用防火墙和加密等形式将这些信息囤积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集约化并不的市值都高于当年的网景。与谷歌／字母表或脸书这样的巨无霸公司合并相比，大多数公司对上市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与微软和网景等早期互联网公司的估值不同，“独角兽”的估值主要并不是要有利于公众，回报（和烧钱率）主要流向持有这些股票的风险资本家，以及购买了其中一些股票的巨贾们。

2012年，阿里和他的朋友莱恩·谢伊加入了普林斯顿创业俱乐部，并共同推出新的互联网应用。2013年春天，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困境。他们所走的互联网之路如今都涌向了那些庞大的数据中心枢纽，而这些中心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安全或隐私保护。除了少数几家互联网巨头以外，互联网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了。

这是一场带有严重缺陷的圈地运动。一个不安全的网络不能保护产权、不能保护隐私、无法托管安全、无从谈论高效的交易、无法允许微支付阻止垃圾邮件，更没办法建立可靠的身份。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和其他公司都以自有的“安全空间”作为回应。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锁定目标客户，提供相应的商业服务。

正如阿里所写的那样：“目前，随着在线服务的频繁使用，用户数据被锁定在诸如脸书和雅虎之类的‘数据筒仓’之中，谷歌和别的系统不能实现服务的迁移。这导致一个集约式的数据模型的出现；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数据筒仓’终将被攻破。最近50亿雅虎用户信息被盗便是证据。”[7]

这些仓筒，或者说是“带有围墙的花园”，正是让伯纳斯-李感到沮丧的地方，[8]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服务，却破坏了网络的全球一致性，并导致越来越多的分割。在这些细分市场中，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公司收集了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并用防火墙和加密等形式将这些信息囤积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集约化并不互联网已经变成一个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大部分资金和权力都可以被谷歌等公司的顶级应用程序所吸收。我们需要一个区块堆，它可以将关键的地址、个人数据和指向存储地址的指针保存在区块链上安全且不可变的数据库中。

正如阿里和谢伊所理解的那样，安全不是一款应用或一款视频游戏，而是一种体系结构。为了设计这样的结构，阿里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与布兰登·艾克、维塔利克·布特林以及其他先驱一起，在互联网上领导了一场基于分散的、对等的原则上重建互联网的运动。

注解：

[1]　尼尔·斯蒂芬森：《雪崩》，纽约：班塔姆斯匹克塔出版社，1992年版。

[2]　同本章注释[1]，第27页。“单轨电车（monorail）是一款免费的公用软件，它能使用户快速、顺畅地在街道上行驶……”

[3]　穆尼布·阿里：《基于信任的新型互联网络设计》（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2017年6月）。https://muneebali.com/thesis。

[4]　Tedx演讲，纽约。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qtOIh93Hvuw&t=28s。

[5]　穆尼布·阿里：“尚未被工程师们引进到美国的东西”，《媒体》，2015年4月26日。https://medium.com/@muneeb/living-on-one-mcfsh-a-day-for-theamerican-dream-592ed97c1bab。

[6]　安迪·奥拉姆编著：《对等》，塞瓦斯托波尔，加利福尼亚州：欧雷利联合公司，2001年版。这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研究分布式系统和密码学的宝库，在我们时代的加密货币的井喷中开花结果。迈克尔·弗里德曼等人建议建立的第一个加密令牌和电子货币是“魔咒”，成为加密货币先驱。弗里德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主要致力于小额支付研究、“零知识证明”、数字现金、数学哈希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在对等的情况下，他对该书中“自由避风港”概念（一个匿名存储系统，其中的文件发布者有权决定文档的生存期）有重要的贡献（第159—187页）。他负责的章节“可计算性”（第271—340页）解决了小额支付、“哈希现金”、声誉系统、双重开支、工作证明和其与区块链相关的问题。与弗里德曼合作撰写本章节的罗杰·丁德林是罗恩·莱维斯特的学生。罗恩·莱维斯特是RSA算法安全的发明者和支持者，他与阿迪·沙米尔合作研究数字现金问题，另一位合作者是大卫·莫尔纳，是加密领域的高手，与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和微软颇有渊源。这些人都有可能是中本聪。

[7]　穆尼布·阿里：《基于信任的新型互联网络设计》，第60页。

[8]　伯纳斯-李：在“查理·罗斯谈话节目”中有所涉及。https://charlierose.com/videos/29038。

比特币（Bitcoin）：互联网上的一种基于广泛公开和分散账簿的安全交易方法。相比之下，信用卡系统是建立在保密、集中、使用受保护的网络和防火墙数据中心的基础之上。这些数据中心积累了大量交易者的个人信息。

比特币大约每10分钟收集1次公开交易账簿信息。收集从当前区块开始，一直追溯到其匿名发明者中本聪所创建的“创世区块”。其验证过程至少需要一半的参与者（“矿工”），从创世区块开始，用以前的所有区块对当前区块进行数学运算。因此，若想更改或撤销交易，需要系统中超过一半的计算机同意重新计算，并对自创世区块以来的所有交易进行重新声明和确认。

比特币不是硬币，而是在区块链中永久注册的交易权值和量尺。

区块链（Blockchain）是一种数据库。类似于不动产产权证，其中内容包括事项、契约、专利、许可或其他永久记录。从该系列的起源和分散的网络节点上分发和公开的每条记录开始，用数学的方法将一切散列在一起。

玻尔兹曼熵（Boltzmann’s entropy）：热量（系统中所有分子的总能量）除以温度（分子的平均能量）。路德维希·玻尔兹曼（1844—1906）将不同于缺失的信息与分子排列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从而为克劳德·香农和信息论开辟了道路。熵有两种形式，且都是无序的。玻尔兹曼的熵是模拟的，由自然对数e（logarithm e）控制，而香农的熵是数字的，由对数2（log2）控制。

蔡汀定律（Chaitin’s Law）：格雷戈里·蔡汀是算法信息理论的发明者。他认为不能用静态的、永恒的、完美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动态的创造性生活。决定论者的数学将数学家困在机械的过程中，不能产生创新或惊奇，也不能产生学习或生活。故而需要超越牛顿的物理学数学方法，转而遵循哥德尔（1931）和图灵（1936）开创的后现代数学，即创造力的数学。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通过可证伪性或潜在的银行失灵而检测出的学习。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源于卡尔·波普尔的洞见，即科学命题必须以可证伪或可反驳的方式加以框定。政府担保会阻碍学习，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所有成长中的企业和行业都遵循着一条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即销售总量每增加1倍，成本就会减少20％—30％。经典学经典学习曲线是微芯片中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是网络中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雷蒙德·库兹韦尔把这一概念概括为“加速回报定律”。这是亨利·亚当斯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引入的学习曲线图表，并将其应用于分析能源增产现象。

除非处理过的信号经由人的解释，否则作为学习过程的经济增长不会直接从“机器学习”中获益。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中央银行通过出售政府证券以支付政府的赤字，从而达到刺激经济活动的目的。

凯恩斯主义者（主要是左翼人士）认为，各国央行可以通过出售证券和增加政府支出来实施财政刺激。货币主义者（大多是右派）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创造货币以购买政府债券来刺激经济活动。

新的资金流向了先前购买证券的所有者，主要是银行。近年来银行利用此类资金从财政部门购买了越来越多的证券。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在扩大政府开支的权力上意见趋于一致。在信息经济中，这两项措施都试图利用政府权力来推动增长。但经济增长是一种学习（通过反复思考获得知识），而学习不能强迫。

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库尔特·哥德尔（1906—1978）在数学的逻辑中发现，任何足以表达算术真理的正式系统都不完整，并且都依赖于公理，以至于不能简化到系统本身——真理无法在系统内部得到证明。在证明的过程中，哥德尔发明了一种数学机器。这种机器利用数字来体现公理，从而预测了计算机科学的发现。通过证明数学既不封闭，也绝非为物理所决定，哥德尔为后现代数学——软件和创造的数学开辟了道路。哥德尔1931年证明，数学表述可以是真实的，但无法证明。约翰·冯·诺依曼（1903—1957）是第一个赞赏和宣传哥德尔这个观点重要性的人。

正如冯·诺依曼所见，哥德尔的证明依赖于他所发明的数学“机器”。这种机器用数字来编码和证明算法，也用数字来表示证明结果。冯·诺依曼和艾伦·图灵的发明，推动了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理论的发展，推动了互联网和区块链的发展。

黄金（Gold）：货币元素，原子序数179。经过数个世纪的检验，成为独一无二的货币。元素周期表上的5种贵金属分别是铑、钯、银、铂和金。铑和钯是直到18世纪才被发现的稀有元素。铂的熔点高达3000华氏度，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根本无法获取。银的光泽晦暗且易腐蚀，它的反应性使它比黄金更适于大多数的工业用途。只有黄金才能作为一种经久耐用、永不改变的价值标尺。黄金被认为是货币，因为它是一种有用的商品——漂亮、闪亮、可分割、便于携带、稀缺、可兑换成珠宝。黄金别无他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元素。金钱没有价值，因为它其实就是珠宝首饰而已。珠宝首饰有价值，因为它是真正的金钱。黄金是一种以提取增量盎司的时间为基础的估值指标。这个指标几个世纪以来都几乎没有变化。而从更深和更分散的矿脉中提取黄金是十分困难的工作。因此，黄金衡量标准不是技术和工业进步的函数，而是衡量价值的纯粹标准。

散列（哈希）（Hash）：将一个长度可变的数字文件转换为一个特定长度的字符串——安全散列算法（SHA-256用于比特币的区块链加密）输出总是32字节（256位）。散列难以逆向处理。关于散列的知识并不表示关于文件的知识，但是却能很容易地将文件的知识转换为散列。对文件的任何更改都会彻底改变散列结果。因此，散列显示了对散列数据的任何篡改。最常见的散列是每个因特网包结尾处的校验值（checksum）。散列是区块链和哈希图的技术支撑。

哈希图（Hashgraph）：在树状结构中使用链式区块（称为回合“round”），使用一种巧妙的“虚拟投票（virtual voting）”的算法，在没有实际投票或工作证明的情况下达成一致。这是一种复杂而费力的过程，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该系统很可能成为区块链的基础而得以推广。

金融过度增长（Hypertrophy of finance）：金融的增长超过了它所衡量和调节的商业的增长。例如，国际货币交易大约是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的73倍，是所有股票市场交易的100倍。石油期货交易在大约30年里增长了100倍，从1984年占石油产量的10％上升到2015年的10倍。房地产衍生品现在是全球GDP的9倍。那不是资本主义，那是金融的过度增长。

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由库尔特·哥德尔在将逻辑应用于函数式数学和算法时提出，是在克劳德·香农（1916—2001）和艾伦·图灵（1912—1954）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信息理论将人类的创造和交流描述为在噪声的力量面前，通过电线或者整个世界，用“新闻”或“惊喜”（定义为熵，即为知识）来衡量的结果。

熵的高低取决于发送者的自由选择，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指数。构成符号的字母表越大——也就是说，可能的信息集合越大——合成信息的人的选择就越大，信息的熵就越高，信息也就越多。信息理论既支持了也描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数字和模拟的世界。主街（Main Street）：工人按小时或按月结付工资的实体经济的象征，与华尔街快速循环式的赚钱活动相隔绝。主街也许就是你所居住的街道，是当地的商业和工作场所。

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网络的价值和力量是随着它所链接的兼容节点数量的平方而增长。该定律得名于工程师罗伯特·梅特卡夫（1946—　），他也是以太网的发明者之一。该定律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数，与人的直觉背道而驰（互联网的价值远不及其60亿联网设备的平方），但该定律适用于更小的网络。脸书、苹果、谷歌和亚马逊之类的公司主导了当下股票市场的资本化。梅特卡夫定律解释了这些公司的价值创造载体。梅特卡夫定律很可能还适用于新的数字货币，并最终确保互联网软件堆栈新事务层的成功。

摩尔定律（Moore’s Law）：计算机行业的成本效益每两年翻一番。这一速度与以更快速度生产的晶体管的数量相适应，表现为一条学习曲线。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卡弗·米德研究结果的启发下，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1929—　）提出了摩尔定律。该定律起初是描述硅晶片上晶体管密度每两年翻一番的原理。现在它主要依赖于其他的学习载体，如并行处理、多线程、低电压和三维芯片架构。摩尔定律作为一种学习曲线，是信息理论的重要原理。

噪声（干扰）（Noise）：信息中的干扰。噪声是管道对内容的任何影响：通信通道中存在的不为人所期待的干扰。噪声的产生通常是其管道所导致的内容失真。高熵信息（充满惊喜）需要低熵通道（没有惊喜）。信号中的意外是信息，管道中的意外是噪声。

皮尔斯的三位一体理论（Peirce’s Triad）：数学家兼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的理论认为，对于所有符号和符号系统（如软件和数学）而言，没有解释器就都没有意义。三元系统由符号（或意象）、对象和人类解释器组成。剔除解释器，三位一体就仅剩下意识形态和技巧（如“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公钥加密（Public Key Cryptography）：大多数密码学都是对称的：用相同的密钥（或数字串）对消息进行加密和解密。当然，如果你能亲自将密钥交给对方，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互联网经济依赖于你和从未见过的人进行持续的交易。答案就是不对称的密钥对。它们一起生成，密钥加密消息，公钥无法解密，而私钥则用于解密。区块链依赖公钥作为传输的地址，这些地址可以由它们的私钥完成。

私钥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用以加密由相关公钥解密的文件。此过程允许对消息源进行数字签名以验证身份。你知道消息源于某个唯一的私钥，该私钥与您持有的公钥成对生成。这意味着钱也可以像支票一样签名，以确保身份验证，而不需要透露签名的来源。

这种技术对加密货币两个明显冲突的目标进行了协调：隐私和认证。实现完全可信的交易而不暴露个人数据。同时实现出于法律目的的访问并显示可靠的财产和历史记录。因此，在应对法院或美国国税局的质询时，我们可以拥有类似现金的交易（避免秘密公开），以及稳健、可靠、不变的记录。身份和财产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隐藏，但是在需要时也可以证明。这与当前的制度完全不同。在当前的制度下，身份和财产信息不断地暴露给不受信任的外人，如果不依赖可能腐败或虚假的第三者或检察官，就无法证明这一点。

现金（real money）：一种量尺，是价值的度量标准，反映了时间的匮乏和不可逆的流逝。现金均匀地分布在熵的基础上，建立在光速和生命跨度的物理极限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比特币和黄金都是现金。但被政府垄断的钱却不是。

沙山路（Sand Hill Road）：加州风险投资专家和各种“独角兽”的树栖之所。从斯坦福附近的卡米诺庄园，一直延伸到280号公路，再延伸到伍德赛德和硅谷的各种云与财富之中。这个奢侈的市场里充斥着律师和政客。沙山路已经失去了在创业资本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而将其拱手让给了世界各地的初币发行（ICOS）和其他筹资网站。

香农熵（Shannon Entropy）：计算香农熵的最简单方法是用二进制数字来编码一条信息。被计算为组成该信息概率的两个对数的和。1和0之间概率的对数总是负数。熵在这个和前面用负号表示为正。这个负号促使一些著名的理论家错误地提出了负熵的概念，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超过了100％的可能性。与直觉相反的是，令人惊讶的信息是一种混乱。字母表是有序的，晶体是有序的，雪花是有序的。《哈姆雷特》和谷歌是美好而无序的，传达着令人惊讶的信息。

图灵机器（Turing Machine）：其灵感来自哥德尔的证明。图灵设想了一个抽象的通用计算机模型，它由一个控制单元组成，该控制单元管理一组指令，包括读、写和某一时间内在一个管道内部前后移动。这个管道的长度无限，被分割成尽可能多的正方形。他证明了这台假想的机器可以执行任何计算功能。从那以后，硅谷便开始欢呼雀跃。尽管他还进一步证明了大多数数字无法通过计算过程生成。图灵的通用计算机无法计算任何特定程序是否会停止。这是一种通用的计算机，它包含了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真正的计算机和大脑不同，必然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目的。

财富（Wealth）：经过了检验的知识。物理法则规定物质是守恒——物质资源自石器时代以来没有改变。所有持久的经济进步都来自通过学习增加的知识

1992年，在尼尔·斯蒂芬森所发表的小说《雪崩》一书中对“虚拟实境”的描写是一切的开始。[1]那是站在现实世界之巅所能看到的虚拟世界。25年之后的今天，它仍然用音乐般的预言激励着极客们，让他们兴奋不已：

10年前，当阿宽（Hiro）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单轨铁路的软件还没有完成。为了方便出行，他和伙伴们不得不动手开发汽车和摩托车的软件。他们把各自写好的软件拿出来，在电子之夜的黑色沙漠中比赛，一较高下。[2]

穆尼布·阿里在他的权威论文《基于信任的新型互联网络设计》中引用了这段话，这篇论文的合作者是莱恩·谢伊和裘德·尼尔森，以及他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迈克尔·弗里德曼。[3]这个团队走进了电子之夜，试图用某种架构来点亮黑暗，让它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互联网——一个超越了七层通信技术的元信任世界。

阿里，这个大胆项目的关键人物，将其称为区块堆（Blockstack）。自从12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后，他已经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在学校里表现上佳，门门课程得A，母亲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以示奖励，这让小男孩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兴奋。虽然他的父亲是国家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但这个家庭并不富裕，先购买电脑就意味着要推迟添置洗衣机。

“那是什么型号的电脑？”15年后的2017年，我在区块堆公司的办公室里问他。这间办公室位于大琼斯街靠近鲍威伊街区附近。

“哦，是英特尔386。”

“是的，”我说，“那是微处理器，我是说那是什么牌子的电脑？是哪个公司生产的呢？”

阿里看上去很困惑，然后回答说：“哦，我不知道。电脑是我自己组装的。”

我意识到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当年12岁的巴基斯坦科技天才。2016年在曼哈顿发表的TED演讲的幻灯片中，展示了一张他15年前的照片，一个小男孩穿着带有徽章的校服衬衫和红色短裤，右胳膊搂着弟弟，[4]他们在巴基斯坦的一条混浊的河边，站在一道木制的跨栏上。这是世界不同文化和科技之间的一座桥梁，充满了隐喻性的含义。

那个曾经自己组装电脑的小男孩长大之后可以重新设想一个全球网络。但是，要想从中挣脱出来需要勇气和智慧。就像现在他新建立的“基于信任”的互联网模式一样，桥的另一端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也没有任何安全的避风港。

2005年，阿里在拉合尔大学管理学院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的学位。但是，他在巴基斯坦几乎看不到任何机会，于是他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想要获得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奖学金瑞典人很乐意录取他，但并没有给他提供经济支持。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工作，阿里感到非常沮丧。他考虑从桥上退回去，但是固执的性格推着他继续往前走。

他想出了一个计策——一种可能帮他前进的过渡性贷款。他向瑞典人保证，他已经在拉合尔获得了出国留学的奖学金，瑞典人对此非常尊重。然后，他去了一家银行，在他瑞典“奖学金”的基础上获得了一笔1000美元的贷款。这让他终于踏上了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程，对于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里的食物和住宿费用，他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

学院录取了阿里，他终于安顿了下来，但是食物依然是每天的挑战。1000美元越用越少，他只好每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步行去附近的麦当劳买一个鱼肉三明治和一些薯条充饥。每天早上，就嚼几块学院咖啡时间提供的松饼再喝一点饮料了事。[5]

阿里日渐消瘦，他的父母都看在眼里，也倍感担心，但是天才总会崭露头角，尤其是当他依然饥肠辘辘的时候，他的计算机接口工作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在斯德哥尔摩的3个月是他最多产的时期，他写了3篇重要的研究论文，获得了重要的推荐，并在桥的另一边获得一些岌岌可危的支配权。

就在1000美元即将花光的时候，阿里在荷兰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为欧洲共同体标准机构的联合主席工作，专攻当时尚充满未来气息的“物联网”（IoT）。他所关注的介质访问控制层，必然涉及“物”连接到网络时的安全问题。在获得了更多热情洋溢的推荐之后，他登上了美国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巅峰——学期之内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夏天的时候则在斯坦福大学做研究。

阿里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计算机科学家、密码学家迈克尔·弗里德曼在对等网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工作了20年。他与马丁·卡萨多共同撰写了标准教科书《对等》（Peer to Peer）中的两章。[6]如今，他是著名的开源时间序列数据库的首席技术官。阿里感谢弗里德曼，感谢他“带着我一起思考各种分布式系统问题的每个细节。通过观察他设计和优化系统，我认识到做系统研究是一门无与伦比的艺术”。

阿里在普林斯顿大学追随珍妮弗·雷克斯福德研究网络处理器和虚拟机，夏天的时候在斯坦福大学追随马丁·卡萨多学习软件定义的网络。这让他成为固定硬件和可编程软件领域既有实践又有哲思的严肃研究者。卡萨多还创办了行业领先的网络虚拟化公司尼西亚（Nicira），并最终以1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VMWare公司。本·霍洛维茨就是那个总爱揭露破坏性真相的大卫·霍洛维茨的儿子，他靠发明VMWare软件发了大财。后来卡萨多也加入了他的公司，成为安德里森·霍洛维茨基金的风险投资合伙人。

无论是软件定义的网络还是网络功能虚拟化，阿里都沉迷其中。网络已经从一个由硬件功能主导的七层结构，转变为一个主要由软件模拟硬件功能定义的两层结构。就像斯蒂芬森笔下的阿宽和追寻中本聪的人一样，阿里生活在一个可以摆脱物质世界局限，从而进入电子之夜的时代，并由此创造“虚拟实境”，让你能够梦想成真。

七层模型由一个层次化的堆栈组成，其中低层的功能由高层的功能控制。最下面是物理层，包括光纤线路、微波振荡器、混频器、1550纳米和900纳米激光器、光电探测器、硅路由器、掺铒放大器，以及双绞线、天线、同轴电缆等无限多的内容。在上层的命令下，它们携带数据包穿行于网络之中。由于这些都很难设计并生产，这层硬件设备是现代电子奇迹的核心之所在。但当阿里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人都忽略了硬件，大家一窝蜂都在关注如何生产以太网中的图灵机。

要理解当今的互联网，你必须把这些硬件奇迹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并用关键“堆栈”来建造城堡。用计算机的语言来说就是可以模仿硬件，并在虚拟的线程、核心和链条中超越它。但是，从微物质到虚拟实境的演变始于国际标准组织（ISO）的开放系统互联（OSI）模型的七层网络结构。

在开放系统互联堆栈中，物理层之上是数据链路，这是硬件成为“固件”的媒介。而软件定义了电子规格、计时规则和电子—光子转换，并使信息能够在一个节点或计算地址之间的链路上传输。交换机的操作处于第二层，其功能只是将数据包传递到下一个节点。本地网络，如以太网或Wi-Fi功能，就是在这个级别上得以实现。如果避开了高速互联网，你就可以在第二层的数据链路上传输比特和字节。

第三层是网络层，是路由器的领域，它结合了传输层（第四层）建立并构成了TCP/IP Internet协议的端到端连接。这是整个系统的IP地址和传输控制协议的传输，包括网络端到端的连接。

第三层是封包的头文件，是封包的身份和地址。第四层负责数据包的实际传输和接收、流量管理、负载均衡和命令正确应答（ACKS）（收到）和否定应答（NAKS）（正在等待），以此来保证连接的实现。第三层和第四层往往是中央权力的堡垒。在这里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甚至是联合国的国际电信联盟（ITU）这样的政府及其情报部门机构关注的焦点，能够据此追溯域名和地址。当他们发现丝路这样的黑市购物网站网址，或者阿尔法湾（Alpha Bay）这样的“暗网”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第三层找到它。

在第四层之上是第五层。这是最为重要的会话层。它从头到尾控制着特定的双向通信，无论是视频流、Skype通话、会话启动协议会议、消息交换、电子邮件，甚至是任何需要证实的交易，都在这一层上发生。

第六层和第七层是表示和应用程序的方案——用户界面、窗口、格式、操作系统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超链接（点击一个单词就可以进入一个新页面）和通用资源定位器（URL）地址的巧妙方案。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蒂姆·伯纳斯-李在1989年发明了这一套体系，使之成为他所发明的万维网的一部分。伯纳斯-李想要把所有的数据连接到一个网络上，成为一个工具箱，以便轻松地建立一个网络，“让每个人都可以一起使用，成为共享的创意协作空间”。

由于现在70％的链接都是通过谷歌和脸书来处理，伯纳斯-李不禁要担心他所发明的网络是否正在消亡。于是他成为区块堆的追捧者。“当他听到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他高兴得甚至跳起了舞。”区块堆的软件主管裘德·尼尔森描述道。

为了描述《遥观宇宙：带宽充裕之后的世界》（Telecosm）一书中的开放系统互联堆栈，我使用打电话来举例说明。拿起电话听到拨号音（物理层信号），这个动作现在经常呈现出模拟形式。然后拨号（每一个数字移动呼叫另一个链接到目的地），听铃声（表示网络连接和信号传输）。当你打通电话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通过了开放系统互联堆栈的前4层。然后你说“你好”开始会话，你选择英语就意味着你选择了某种呈现形式。会话构成了应用层，挂断便结束了通话。

唯物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物理层就是一切，而软件必胜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但网络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二元性。在数以万亿计的微型芯片晶体管、语音干扰分析装置（VIAS）和踪迹的推动下，物理层最终变得就像它的巧妙和不可或缺一样，既不透明又深不可测。软件逻辑在上面的层次结构中增殖并定义了硬件的功能。

由于每个组件的速度都符合摩尔定律，许多特殊用途的设备（专用集成电路ASICS、网络芯片、网络处理器、传输控制协议TCP加速器、流量管理器和路由查找表内容可寻址存储器）就不再那么必不可少了。速度越来越快，密度越来越大，可编程的通用硬件也越来越多，如此便可以达到替换的效果。

在路由器、交换机和其他网络设备中取代自定义设备的是功能强大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是基于英特尔、凯威半导体（Cavium）和迈络思（Mellanox）等公司的多核通用微处理器而生产，再由日渐复杂和集成的软件链接在一起。通用硬件已经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它控制着整个行业的巨大市场，包括数十亿计的智能手机和视频游戏控制台等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在互联网上以每秒数万亿次的光纤速度运行的昂贵硬件将会被这些软件所取代。

有了好的软件，快速服务器上的英特尔至强（Xeon）微处理器就可以执行路由器和交换功能。以前实现这些功能需要使用思科（Cisco）精心定制的硬件，如太阁（Tiger）和昆腾公司的量子流，或来自以色列EZchip/Mellanox公司所生产的纤速网络处理器。

图灵机器和图灵的思想一样无形且易变。实现路由器、计算机、交换机或互联网都可以被“虚拟化”，它们根本不需要特定的硬件形式来表现。

引领这一变化的是卡萨多、雷克斯福德、弗里德曼、霍洛维茨以及整个行业里的数百位其他研究人员，这些网络科学家引导着阿里以及其他区块链的发明者们来研究基于这些原理的区块链工程。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在更高层次上控制平面与更低层次上的数据平面分开。这种设计确保了这些体系结构具有独特的流线型和可扩展性。

阿里的这一切成就都始于在巴基斯坦时的那第一台电脑。那是他在混装和匹配电子元件，并将其组装成一台电脑之后应得的奖励。他回忆说，当时组装好电脑后他感觉非常困惑。21世纪初的巴基斯坦，电脑就像谚语中所说的“丛林中的汽车”。“一辆汽车可能会有些引人注目的特性——灯光、暖气、空调、遮蔽和保护——但汽车只有在道路上开起来才会变得真正令人兴奋。”阿里完全被那台电脑迷住了，当他通过网景浏览器上网时，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通过覆盖整个世界的万维网，虽然身在巴基斯坦，他也成为全球信息经济的一员。

正如阿里所意识到的那样，网景的崛起标志着网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为数据提供新的可访问通道。它的浏览器提供了互动性、文本、图像、安全性和跨网络转换的可能。它将布兰登·艾克发明的直译式脚本语言嵌入动态网页的页面和事务表单中。这是一个安全嵌套层，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安全的商业链接。通过一个Java虚拟机，就可以从任何一个操作系统的巴比塔中移植应用程序。

网景公司的创始人把网络看作创造性表达各种相互关联的场所，从照片到视频，无所不包。其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和投资人吉姆·克拉克——硅图公司3D“几何引擎”的发明者——都预计3D虚拟实境会出现在游戏和虚拟世界之中。通过网景、安德里森、艾克、克拉克以及诸位同事的帮助，阿里已经拥有将网页制作成动画的能力，也可以将之与全世界分享并创造财富。

1995年网景公司的IPO也意味着互联网开始了分配回报。在上市的第一天，该公司股价几乎涨了两倍，总市值超过30亿美元，一时间受益者众，这极大地激励了企业家，他们纷纷出资挑战当时的计算机行业。在接下来的5年里，谷歌、亚马逊和将近1000家网络公司纷纷启动IPO，这有效地推动了分布式互联网应用的繁荣。在我所称的“微观世界法则”之下，创新果断地走向了网络的方方面面。

这是科技创业的高潮。然而，2000年之后，创业公司的数量增长陷入了停滞。除了最大的科技公司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公司能成功IPO。安然（Enron）事件之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监管规定，若想进入公共市场需要预先支付大约200万美元，并在文书工作中实施严格的会计制度，并降低了信托的门槛，这对创业文化和财政毫无裨益。

如此典型的胡闹使得公司上市的成本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其典型特征是所有公司通信的“公平披露”法律化。如果事事都必须通过律师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再说任何让人感兴趣的话。除了那些最大的公司，其他公司都变成了几乎零熵的交流领域。所有数据都能回溯，没有任何内部细节，也就降低了数据的重要性。

2012年阿里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网景公司已经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推出了免费版，并与Windows 95捆绑搭售的微软浏览器Explorer。微软通过收购Spyglass浏览器，开启了互联网巨头公司购买创新的先河，从而平息了网景的挑战。碰巧，Spyglass的主要设计师是网景的安德里森和埃里克·拜纳，他们在伊利诺伊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中心开发了Mosaic这一基本概念。微软获得了一个优雅的模块化浏览器，还让网景的发明者们同室操戈。

IPO不足的现象持续了十多年。2016年的9个月里，美国连一次IPO也没有。相反，风险资本家在他们的“畜栏”里保留了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在优步和爱彼迎的引领之下，几乎所有这些公司在IPO时的市值都高于当年的网景。与谷歌／字母表或脸书这样的巨无霸公司合并相比，大多数公司对上市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与微软和网景等早期互联网公司的估值不同，“独角兽”的估值主要并不是要有利于公众，回报（和烧钱率）主要流向持有这些股票的风险资本家，以及购买了其中一些股票的巨贾们。

2012年，阿里和他的朋友莱恩·谢伊加入了普林斯顿创业俱乐部，并共同推出新的互联网应用。2013年春天，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困境。他们所走的互联网之路如今都涌向了那些庞大的数据中心枢纽，而这些中心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安全或隐私保护。除了少数几家互联网巨头以外，互联网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了。

这是一场带有严重缺陷的圈地运动。一个不安全的网络不能保护产权、不能保护隐私、无法托管安全、无从谈论高效的交易、无法允许微支付阻止垃圾邮件，更没办法建立可靠的身份。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和其他公司都以自有的“安全空间”作为回应。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锁定目标客户，提供相应的商业服务。

正如阿里所写的那样：“目前，随着在线服务的频繁使用，用户数据被锁定在诸如脸书和雅虎之类的‘数据筒仓’之中，谷歌和别的系统不能实现服务的迁移。这导致一个集约式的数据模型的出现；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数据筒仓’终将被攻破。最近50亿雅虎用户信息被盗便是证据。”[7]

这些仓筒，或者说是“带有围墙的花园”，正是让伯纳斯-李感到沮丧的地方，[8]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服务，却破坏了网络的全球一致性，并导致越来越多的分割。在这些细分市场中，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公司收集了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并用防火墙和加密等形式将这些信息囤积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集约化并不的市值都高于当年的网景。与谷歌／字母表或脸书这样的巨无霸公司合并相比，大多数公司对上市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与微软和网景等早期互联网公司的估值不同，“独角兽”的估值主要并不是要有利于公众，回报（和烧钱率）主要流向持有这些股票的风险资本家，以及购买了其中一些股票的巨贾们。

2012年，阿里和他的朋友莱恩·谢伊加入了普林斯顿创业俱乐部，并共同推出新的互联网应用。2013年春天，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困境。他们所走的互联网之路如今都涌向了那些庞大的数据中心枢纽，而这些中心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安全或隐私保护。除了少数几家互联网巨头以外，互联网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了。

这是一场带有严重缺陷的圈地运动。一个不安全的网络不能保护产权、不能保护隐私、无法托管安全、无从谈论高效的交易、无法允许微支付阻止垃圾邮件，更没办法建立可靠的身份。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和其他公司都以自有的“安全空间”作为回应。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锁定目标客户，提供相应的商业服务。

正如阿里所写的那样：“目前，随着在线服务的频繁使用，用户数据被锁定在诸如脸书和雅虎之类的‘数据筒仓’之中，谷歌和别的系统不能实现服务的迁移。这导致一个集约式的数据模型的出现；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数据筒仓’终将被攻破。最近50亿雅虎用户信息被盗便是证据。”[7]

这些仓筒，或者说是“带有围墙的花园”，正是让伯纳斯-李感到沮丧的地方，[8]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服务，却破坏了网络的全球一致性，并导致越来越多的分割。在这些细分市场中，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公司收集了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并用防火墙和加密等形式将这些信息囤积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集约化并不互联网已经变成一个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大部分资金和权力都可以被谷歌等公司的顶级应用程序所吸收。我们需要一个区块堆，它可以将关键的地址、个人数据和指向存储地址的指针保存在区块链上安全且不可变的数据库中。

正如阿里和谢伊所理解的那样，安全不是一款应用或一款视频游戏，而是一种体系结构。为了设计这样的结构，阿里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与布兰登·艾克、维塔利克·布特林以及其他先驱一起，在互联网上领导了一场基于分散的、对等的原则上重建互联网的运动。

注解：

[1]　尼尔·斯蒂芬森：《雪崩》，纽约：班塔姆斯匹克塔出版社，1992年版。

[2]　同本章注释[1]，第27页。“单轨电车（monorail）是一款免费的公用软件，它能使用户快速、顺畅地在街道上行驶……”

[3]　穆尼布·阿里：《基于信任的新型互联网络设计》（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2017年6月）。https://muneebali.com/thesis。

[4]　Tedx演讲，纽约。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qtOIh93Hvuw&t=28s。

[5]　穆尼布·阿里：“尚未被工程师们引进到美国的东西”，《媒体》，2015年4月26日。https://medium.com/@muneeb/living-on-one-mcfsh-a-day-for-theamerican-dream-592ed97c1bab。

[6]　安迪·奥拉姆编著：《对等》，塞瓦斯托波尔，加利福尼亚州：欧雷利联合公司，2001年版。这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研究分布式系统和密码学的宝库，在我们时代的加密货币的井喷中开花结果。迈克尔·弗里德曼等人建议建立的第一个加密令牌和电子货币是“魔咒”，成为加密货币先驱。弗里德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主要致力于小额支付研究、“零知识证明”、数字现金、数学哈希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在对等的情况下，他对该书中“自由避风港”概念（一个匿名存储系统，其中的文件发布者有权决定文档的生存期）有重要的贡献（第159—187页）。他负责的章节“可计算性”（第271—340页）解决了小额支付、“哈希现金”、声誉系统、双重开支、工作证明和其与区块链相关的问题。与弗里德曼合作撰写本章节的罗杰·丁德林是罗恩·莱维斯特的学生。罗恩·莱维斯特是RSA算法安全的发明者和支持者，他与阿迪·沙米尔合作研究数字现金问题，另一位合作者是大卫·莫尔纳，是加密领域的高手，与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和微软颇有渊源。这些人都有可能是中本聪。

[7]　穆尼布·阿里：《基于信任的新型互联网络设计》，第60页。

[8]　伯纳斯-李：在“查理·罗斯谈话节目”中有所涉及。https://charlierose.com/videos/29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