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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一次远行》：疫情期间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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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寻心中的“牛仔梦”，高中毕业后，楼佳凯选择了留学中介从未听说过的蒙大拿大学。他用镜头讲述美国西部的壮丽与沧桑，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艰苦与寂寞，记录下一个牧场家庭如何在“零下32华氏度”的冬季给一千多头牛接生的故事。疫情打乱了许多计划，他最终用一年的时间，在回国和留美之间做出了抉择。

2022年3月17日，系列纪录片《一次远行》在腾讯视频开播，摄制组在过去一年里跟拍了16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年轻人，最终呈现了在德国、美国、法国、以色列的5位留学生疫情期间的故事。

疫情之下，海外航班接连熔断，摄制团队无法出境，只能在各个国家找人代拍，这些摄影师几乎都没有纪实类长片的拍摄经验。北京的导演组掐着时差，通过视频会议和摄影师反复沟通，绝大部分拍摄对象与导演们从始至终也都是“网友”关系，隔着屏幕一点点建立起信任。

2021年，郉淅璇发现自己得了新冠。用她的话说，这下是“彻底停住了”。在居家隔离期间，她向《一次远行》摄制组投了稿。之后，她读到一个可以拿来改编的好剧本，获得了加州艺术学院的录取信。说不清具体是哪件事让生活重新步入正轨，郉淅璇只是感到，“有一种本命年过了的感觉，突然跑起来了”。

郉淅璇曾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念过比较文学，后来去法国交换时修了很多学分，课余还参演戏剧，也学习了相关理论课。在学校为2020届毕业生补办的毕业典礼上，她满足地听着老师宣读自己的名字，“比较文学、法语、戏剧专业”，前缀比别人长出一截。

毕业后，她在自己的土耳其导师家的沙发上住了三个月后，觉得该往前走了，于是咬牙跺脚搬去了纽约。“我本来以为我要来纽约说脱口秀，结果所有的俱乐部都关门了。我们就尝试在室外组织，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为只要不在室内，笑声就会被吹走。”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段被困住的日子。

董永晟还在等待冬天过去。他本以为新冠会像非典一样，整个旅游业放一场大假，然后迎来爆发式的繁荣。可现实却是，公司破产，恋情告吹。最抑郁的日子里，每逢失眠他就出门疾走，从家到埃菲尔铁塔或人民医院，精疲力尽了才回头。

旅游行业解冻暂时无望，他开始给华人餐馆拍摄照片和视频，以摄影维生。片子记录了他和朋友创立儿童摄影工作室，因为疫情延迟开业，直至最终惨淡歇业的过程。

谈及旅游业同人的去向，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回去了，很大部分是因为家庭。”他上一次回国已是2019年10月。片中被问及有没有想过回国，他笑笑，千头万绪归纳为“不敢回去”。

周倩仪的人生旅途，原计划也不是这么掉头往回走的。她痴迷天文，25岁时辞职，前往莱比锡，从本科开始重新学习理论物理，盼望有朝一日成为物理学家，鼓舞更多的女生学科学。她有天生的爵士乐嗓子，当过歌手，“白天搞学术晚上唱歌”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在Instagram上，她开了一个小号，给肚子里那颗可怕的肿瘤起了一个名字，Frank。

2019年12月，正是国内新冠疫情爆发的节点，周倩仪从德国医生口中得知Frank的存在，这个不速之客已经在自己体内住了许久。她选择留在德国，当地的公费医疗保障完善，并且她还想坚持完成自己的学业。经过一年半的治疗，病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周倩仪回国寻找新的治疗方案。

吴学竞同时负责这个故事的剪辑与国内部分的拍摄，在拍摄过程中，他和在现场的同事们都没有勇气直接问出最后的问题——“你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一天下午，他们和周倩仪在她的家中聊天，谈起“卡西尼号”。这颗星际探测器围绕土星盘旋了十三年，完成使命后坠入土星大气层里。吴学竞也看过NASA拍的关于“卡西尼号”谢幕的短片，他隐约察觉到，那就是她对于这个问题的某种回应。

“We are made of stardust（我们都是星尘）。”片中周倩仪引用了自己喜爱的物理学家卡尔·萨根的名句，“星星死了会爆炸，变成下一代星系的原材料，但是，‘我们都是星尘’，就会给它铺上一种永恒浪漫的意思，有没有？”

在《一次远行·星尘》线上放映活动，有观众问起这些年轻人的共同点，制片人叶尔夏特答道：“他们内心充满了火焰与热情。哪怕像堂吉诃德一样要冲向风车的时候，他们都笃定不疑地去做这件事儿。这种青春的冲动太难见到了。他们的成长和青春的热烈，我觉得是这个片子的底色。”

他和片子最后一集的主人公楼佳凯七八年前就认识。那时，他在探险纪录片《侣行·第三季》做策划，楼佳凯还是个高中生，入选了节目组的“侣行大使”，预备参与一段中东的行程。虽然最后没能成行，两个血液中都带着不安分因子的人结下了缘分。

在蒙大拿大学新闻学院，楼佳凯是当时唯一一个外籍学生。2015年冬天，他独自到泰国旅行，遇到一个伊朗裔的美国人，从这位陌生人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蒙大拿的名字。当时他正纠结申请学校的事，只知道自己不想去一所中国学生都去的名校。他回去查阅资料，电影《大河之恋》更是打消了他所有的顾虑，“这个地方我去定了。实在是太美了，完全就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地方”。

本想读农学的他，在纪录片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拍摄《32 Below》时，为了搞清楚牧民们晚上怎么工作，他每个小时跟着他们骑马巡逻，闲下来，就在牛棚里聊天。一次实在太困，昏睡过去，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睡在牛棚的草垛上。

有时来不及洗澡换衣服，从牧场直接回学校上课。“走进教室，他们觉得我就是牛棚里出来的。味道确实很大，不只是牛的味道，还有那种新鲜的牛血的味道。”两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他学会了给牛接生。

头一回看自己的那集片子时，邢淅璇哭了，她感觉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被记录了下来，包括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那时她又穷又忙，却攒着口气，自导自演了名为《天台梦游》的独角戏，连演21场。

看到弹幕里有人吐槽“就这样一个戏，还有人花钱来看”，她为此抱不平，“很多体验都没有展现出来”。

“之所以开始表演，也是因为语言。刚来的时候，英语不好，在课上或者在生活中，可能并没有像舞台上那种机会被人真正听到。”起初仅仅是为了被听到，后来她发现还可以说脱口秀，逗观众笑，“这给你的满足感就是很爽，很快乐”。

对于董永晟来说，旅行社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是无法取替的。初中毕业游，他组织几个同学从广西南宁到桂林游玩，彼时一颗种子已埋在他的心里。工作让他习惯到哪里都带一本笔记本，打开本子，里面是他收集剪贴的旅游景点和好的酒店，这些都可以成为策划下一次旅行的资源。在2020年欧洲华语导游小姐先生大赛上，他模仿德加的芭蕾舞女，引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拿下最高分。

“旅游这个东西，我开一个玩笑，如果医生在看病的时候不开药，他开成旅游，其实也是治病的一种方法。”他相信疫情肯定会过去，人们对出游的热情，更不会因此被磨灭。

疫情之下，每个人都在悄然改变。邢淅璇坦承，“之前一直不喜欢在网上发什么，或者写作，甚至对于时事新闻我都不喜欢发表看法，不喜欢发朋友圈。但是好像疫情开始之后，表达欲被打开了，突然想要说话。”

她和几位年轻人组建了“好棒俱乐部”，不以剧团自居，只说她们在做“现场体验”。她希望戏剧足够廉价，扎根在人群里，而不是像国内戏剧逐渐往小资活动靠拢，“我是个普通市民，我想探讨的问题，是普通市民的经历和困境，如果我的观众非常优渥，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连接，互相理解。”

2020年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两年后的那天，她和好棒俱乐部其他成员推出了一部线上纪录剧场作品，由六位武汉市民口述个体的经历，一位“采访者”把他们的情绪即兴转译为舞蹈。

回家的路上，董永晟曾捡过一只独角仙，这种小昆虫长着像犀牛的角，“破茧的时间特别长，要在土里待一年。它还是陆地上承压能力最强的昆虫，可以承受自己体重850倍的重量”，他觉得跟自己挺像。疫情转变了他的性格和脾气，“以前那种心态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想要的，就必须要完成，现在仍然也是，但是我可以等。以前是等不了，现在我可以等。”

蛰伏的日子里，他一直在为破土而出做准备。纪录片拍摄期间，他参加了一个城堡导游培训班，考取城堡讲解证。目前从事摄影工作，也是在积累经验，为了实现他真正的目标——旅拍。上个月，他在一次地中海邮轮游中，证实了这个想法在欧洲是可行的。

回国后，楼佳凯发现自己也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他主动接触了一些纪录片从业者，得到合作拍片子的机会，受上海疫情影响，全部取消了。在回国之前，他自问这个决定是否正确，现在回来半年多，他仍然会叩问自己。

2020年毕业时，他本来计划先回国一趟，然后在美国工作几年。眼看着机票价格蹭蹭上涨，他最终用这笔钱买了摄影设备，接受了学校委派的视频总监职位。学校工作是份铁饭碗，并且承诺在他工作满两三年后，为他申请绿卡。但他心心念念想做自己的作品，想拍出属于中国的优质山地纪录片，于是在一年后，辞了职，回到国内。

在美国，他凭借处女作《32 Below》拿下不止一个全美新闻摄影类比赛冠军，导师不吝赞美，称他为自己教过的最棒的学生。如今，他要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新人重新做起。

“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人生处处都是选择，你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可能有不一样的困难，当然也可能有不一样的机遇，我还是比较坚信这个，所以还是要保持乐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片中，董永晟向摄影师讲了一个故事。初到法国，他为了挣旅游的路费在餐厅打工。一次在雨中倒垃圾，他浑身湿透，拖着两个大垃圾桶往斜坡上走，收到妈妈发来的短信，“儿子，累了就回家吧。”这时，他抬头望天，雨停了，现出一道彩虹，他的眼泪刷地掉下来，“不行，我说我还不能（回去），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我还没做到。”报喜不报忧，是他和相距九千多公里的父母的沟通方式，“他们看了一些片段，片段里面有很多东西，我都没给他们讲过。” 

不久前，他向在疫情期间认识的女友求婚成功。他们相识于网络，初次见面时，巴黎宵禁，餐厅也不能堂食，两人带了一点吃的，坐在卢浮宫前的长椅上聊天。对董永晟来说，她如同黑暗里的一道光。在他抑郁时，她一直坚信，未来他定能重新找回原来的自己。他希望下次回家会是两个人一起，“再久一点，说不定就是三个”。

在留学生们决定回国与否的各种因素中，与家乡和亲人复杂的情感和羁绊，占了巨大比重。

生长于浙江义乌的楼佳凯，父母都来自农村，他笑称自己的爸爸童年时也是牛仔，只不过是“中国牛仔”。从小，他就在乡镇和城市两种环境下交错生活。农村大家庭里，亲人间的羁绊更深。每年，他们家都会和亲戚们一起酿酒、做糯米饭，家里的农田也和叔叔伯伯家的挨着。回国后，工作受阻，他主要的日程是在家里当劳动力，给年近九十的奶奶烧饭，有时也帮着爸爸打理农田。

在国外的四年，他经历过家中亲人去世，发小结婚、当爸妈，自己却无法见证这些场景，他感到遗憾和难受，“虽然我真的很想念我美国的朋友，美国的工作状态、生活，但是我的心是分成两块的，一半是追求梦想、追求自由，另外一半是很传统的，希望可以做个孝顺的儿子。”

蒙大拿已成为他的第二个家乡，他在朋友圈里写，回国这个举动划下的不是“句号”，而是“分号”。他的三位室友，分别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尼泊尔，亲如家人，如果同时下厨，便可能出现左边一个烤肉盘，右边一个炖盅的场景。2020年感恩节过后，他的两位室友先后确诊新冠，他没有被感染，也没有搬出去，居家隔离的20天里，他会做一些菜，放在他们房门口的椅子上。

他们一起度过了2021年的中国除夕夜，楼佳凯为大家包了饺子，美国室友说：“我们要把他扣为人质，不让他回去。”离别之日，在机场，他和尼泊尔室友拥抱，两人泣不成声。

导演贾樟柯曾说，“一个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真正获得故乡。”邢淅璇深以为然，“回忆、家人、家乡，对我作品给予了很多灵感，但是我不离开，我永远都没有办法从现在的角度去审视它。”

在她的家族里，她认识的女性都非常独立。姥姥独自培养了三个大学生，对她讲起过去的事，总会说，女性不是依附于谁，而是独立的个体。爸爸去世之后，她感觉妈妈和自己是队友，也是姐妹。

她在摩洛哥教书时，妈妈、妹妹、姨妈来看她，还租了一辆车环游，车子超速被拦下，警察一看，竟是四个不戴头巾的中国女人，只好无奈地摆摆手放行。这段经历会让她想起妈妈喜欢的作家三毛，“有的时候会觉得妈妈或者我们家所有人，都被三毛这种形象感召。”

在她看来，自由的另一面是温暖。“自由的时候有时真的会冷，但是温暖的时候，容易睡着。自由就会一直保持这种想要往前走，或者一次远行的感觉。”幸运的是，不管选择自由还是温暖，她都能“被允许成为自己”。

《一次远行·星尘》结尾，观众掉入了“星露谷”的世界，那是周倩仪和男友最爱的一款游戏。在这个平行宇宙里，周倩仪是个“渣男”，离过八次婚，有两个孩子，他们“永远也不会长大”。她边玩游戏边讲解的生动画面，来自于一段不加干预的、七八分钟的长镜头。配乐欢快而谐趣，是她给自己的婚礼准备的一首爵士乐。而黑白字幕是她在Frank账号上写下的一段文字，幻想自己能将意识上传至某个地方。这段剪辑，用轻松口吻道出最沉重的事，吴学竞说：“结尾应该是以倩仪的方式讲述这个事情，可能这个方式是最符合她的性格的。”

周倩仪是五位主人公里走得最远的，她的旅程通往浩渺宇宙。看完她的故事，许多观众留言表达了唏嘘和感动。也有人不理解，认为这个故事游离于“疫情下的留学生”主题。

这正是《一次远行》的特殊之处——议题性质的分集逻辑打碎之后，单纯地讲述个体故事。叶尔夏特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可能忘了，年轻的生命，那种多元化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你看到了另一种信息量，他不是在教室里完成学业，可能他行走着就是一种学习，可能他在那个地方跟人共事过，经历了一番人生，也是一种学习。”

片子播出以后，几乎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几位主人公身上，这让吴学竞感到欣慰，“我们有机会能更多地以这样的方式关照一些普通人，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他希望纪录片能映照出个体及其境况的复杂性。“倩仪那集播出的时候，微博上还有一个姑娘从英国回来，也是因为肿瘤，没法化疗，上了热搜，网友就噼里啪啦地开始吵架。我觉得大家对人的描述和理解都很极端，缺少细节给出更丰富的事实。”

片中展现了周倩仪回国时环环相扣的前期准备，买机票时，需要计算化疗与核酸的时间，到了中转站法兰克福，绿码还没更新，反复电话与工作人员沟通，在手机上尝试各种操作。“所有的这些细节，肯定不会上热搜，这种描述没法形成一个强冲突的传播性的东西，但如果我们能更多地看到这样的东西，对其他人的生活境况的理解，就能更成熟、更包容一些。”

由于远隔重洋，主人公能直接接触到的只有摄影师，摄影师也需要身兼导演、摄影、录音的职责。《一次远行》优先选择当地的华人来担此重任，“不管是语言还是情感的，包括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理解上，华人的优势肯定更大一些”。在以色列和蒙大拿这样的地方，确实找不出华人摄影师时，才请来外国朋友帮忙。

摄影师们的技术参差不齐，但大多投入了充沛的感情。跟拍邢淅璇的摄影大哥将机器一整天都挂在稳定器上，没少被导演组“嫌弃”。当邢淅璇寻找音效师受挫后，在镜头前崩溃大哭时，同为“纽漂”的他抛出一句，“你知道我二十岁的时候在干嘛吗”，接着淡然说起自己早年在纽约混帮派，一路打拼的往事，鼓励她“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完）

为了追寻心中的“牛仔梦”，高中毕业后，楼佳凯选择了留学中介从未听说过的蒙大拿大学。他用镜头讲述美国西部的壮丽与沧桑，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艰苦与寂寞，记录下一个牧场家庭如何在“零下32华氏度”的冬季给一千多头牛接生的故事。疫情打乱了许多计划，他最终用一年的时间，在回国和留美之间做出了抉择。

2022年3月17日，系列纪录片《一次远行》在腾讯视频开播，摄制组在过去一年里跟拍了16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年轻人，最终呈现了在德国、美国、法国、以色列的5位留学生疫情期间的故事。

疫情之下，海外航班接连熔断，摄制团队无法出境，只能在各个国家找人代拍，这些摄影师几乎都没有纪实类长片的拍摄经验。北京的导演组掐着时差，通过视频会议和摄影师反复沟通，绝大部分拍摄对象与导演们从始至终也都是“网友”关系，隔着屏幕一点点建立起信任。

2021年，郉淅璇发现自己得了新冠。用她的话说，这下是“彻底停住了”。在居家隔离期间，她向《一次远行》摄制组投了稿。之后，她读到一个可以拿来改编的好剧本，获得了加州艺术学院的录取信。说不清具体是哪件事让生活重新步入正轨，郉淅璇只是感到，“有一种本命年过了的感觉，突然跑起来了”。

郉淅璇曾在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念过比较文学，后来去法国交换时修了很多学分，课余还参演戏剧，也学习了相关理论课。在学校为2020届毕业生补办的毕业典礼上，她满足地听着老师宣读自己的名字，“比较文学、法语、戏剧专业”，前缀比别人长出一截。

毕业后，她在自己的土耳其导师家的沙发上住了三个月后，觉得该往前走了，于是咬牙跺脚搬去了纽约。“我本来以为我要来纽约说脱口秀，结果所有的俱乐部都关门了。我们就尝试在室外组织，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为只要不在室内，笑声就会被吹走。”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段被困住的日子。

董永晟还在等待冬天过去。他本以为新冠会像非典一样，整个旅游业放一场大假，然后迎来爆发式的繁荣。可现实却是，公司破产，恋情告吹。最抑郁的日子里，每逢失眠他就出门疾走，从家到埃菲尔铁塔或人民医院，精疲力尽了才回头。

旅游行业解冻暂时无望，他开始给华人餐馆拍摄照片和视频，以摄影维生。片子记录了他和朋友创立儿童摄影工作室，因为疫情延迟开业，直至最终惨淡歇业的过程。

谈及旅游业同人的去向，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回去了，很大部分是因为家庭。”他上一次回国已是2019年10月。片中被问及有没有想过回国，他笑笑，千头万绪归纳为“不敢回去”。

周倩仪的人生旅途，原计划也不是这么掉头往回走的。她痴迷天文，25岁时辞职，前往莱比锡，从本科开始重新学习理论物理，盼望有朝一日成为物理学家，鼓舞更多的女生学科学。她有天生的爵士乐嗓子，当过歌手，“白天搞学术晚上唱歌”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在Instagram上，她开了一个小号，给肚子里那颗可怕的肿瘤起了一个名字，Frank。

2019年12月，正是国内新冠疫情爆发的节点，周倩仪从德国医生口中得知Frank的存在，这个不速之客已经在自己体内住了许久。她选择留在德国，当地的公费医疗保障完善，并且她还想坚持完成自己的学业。经过一年半的治疗，病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周倩仪回国寻找新的治疗方案。

吴学竞同时负责这个故事的剪辑与国内部分的拍摄，在拍摄过程中，他和在现场的同事们都没有勇气直接问出最后的问题——“你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一天下午，他们和周倩仪在她的家中聊天，谈起“卡西尼号”。这颗星际探测器围绕土星盘旋了十三年，完成使命后坠入土星大气层里。吴学竞也看过NASA拍的关于“卡西尼号”谢幕的短片，他隐约察觉到，那就是她对于这个问题的某种回应。

“We are made of stardust（我们都是星尘）。”片中周倩仪引用了自己喜爱的物理学家卡尔·萨根的名句，“星星死了会爆炸，变成下一代星系的原材料，但是，‘我们都是星尘’，就会给它铺上一种永恒浪漫的意思，有没有？”

在《一次远行·星尘》线上放映活动，有观众问起这些年轻人的共同点，制片人叶尔夏特答道：“他们内心充满了火焰与热情。哪怕像堂吉诃德一样要冲向风车的时候，他们都笃定不疑地去做这件事儿。这种青春的冲动太难见到了。他们的成长和青春的热烈，我觉得是这个片子的底色。”

他和片子最后一集的主人公楼佳凯七八年前就认识。那时，他在探险纪录片《侣行·第三季》做策划，楼佳凯还是个高中生，入选了节目组的“侣行大使”，预备参与一段中东的行程。虽然最后没能成行，两个血液中都带着不安分因子的人结下了缘分。

在蒙大拿大学新闻学院，楼佳凯是当时唯一一个外籍学生。2015年冬天，他独自到泰国旅行，遇到一个伊朗裔的美国人，从这位陌生人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蒙大拿的名字。当时他正纠结申请学校的事，只知道自己不想去一所中国学生都去的名校。他回去查阅资料，电影《大河之恋》更是打消了他所有的顾虑，“这个地方我去定了。实在是太美了，完全就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地方”。

本想读农学的他，在纪录片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拍摄《32 Below》时，为了搞清楚牧民们晚上怎么工作，他每个小时跟着他们骑马巡逻，闲下来，就在牛棚里聊天。一次实在太困，昏睡过去，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睡在牛棚的草垛上。

有时来不及洗澡换衣服，从牧场直接回学校上课。“走进教室，他们觉得我就是牛棚里出来的。味道确实很大，不只是牛的味道，还有那种新鲜的牛血的味道。”两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他学会了给牛接生。

头一回看自己的那集片子时，邢淅璇哭了，她感觉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被记录了下来，包括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那时她又穷又忙，却攒着口气，自导自演了名为《天台梦游》的独角戏，连演21场。

看到弹幕里有人吐槽“就这样一个戏，还有人花钱来看”，她为此抱不平，“很多体验都没有展现出来”。

“之所以开始表演，也是因为语言。刚来的时候，英语不好，在课上或者在生活中，可能并没有像舞台上那种机会被人真正听到。”起初仅仅是为了被听到，后来她发现还可以说脱口秀，逗观众笑，“这给你的满足感就是很爽，很快乐”。

对于董永晟来说，旅行社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是无法取替的。初中毕业游，他组织几个同学从广西南宁到桂林游玩，彼时一颗种子已埋在他的心里。工作让他习惯到哪里都带一本笔记本，打开本子，里面是他收集剪贴的旅游景点和好的酒店，这些都可以成为策划下一次旅行的资源。在2020年欧洲华语导游小姐先生大赛上，他模仿德加的芭蕾舞女，引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拿下最高分。

“旅游这个东西，我开一个玩笑，如果医生在看病的时候不开药，他开成旅游，其实也是治病的一种方法。”他相信疫情肯定会过去，人们对出游的热情，更不会因此被磨灭。

疫情之下，每个人都在悄然改变。邢淅璇坦承，“之前一直不喜欢在网上发什么，或者写作，甚至对于时事新闻我都不喜欢发表看法，不喜欢发朋友圈。但是好像疫情开始之后，表达欲被打开了，突然想要说话。”

她和几位年轻人组建了“好棒俱乐部”，不以剧团自居，只说她们在做“现场体验”。她希望戏剧足够廉价，扎根在人群里，而不是像国内戏剧逐渐往小资活动靠拢，“我是个普通市民，我想探讨的问题，是普通市民的经历和困境，如果我的观众非常优渥，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连接，互相理解。”

2020年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两年后的那天，她和好棒俱乐部其他成员推出了一部线上纪录剧场作品，由六位武汉市民口述个体的经历，一位“采访者”把他们的情绪即兴转译为舞蹈。

回家的路上，董永晟曾捡过一只独角仙，这种小昆虫长着像犀牛的角，“破茧的时间特别长，要在土里待一年。它还是陆地上承压能力最强的昆虫，可以承受自己体重850倍的重量”，他觉得跟自己挺像。疫情转变了他的性格和脾气，“以前那种心态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想要的，就必须要完成，现在仍然也是，但是我可以等。以前是等不了，现在我可以等。”

蛰伏的日子里，他一直在为破土而出做准备。纪录片拍摄期间，他参加了一个城堡导游培训班，考取城堡讲解证。目前从事摄影工作，也是在积累经验，为了实现他真正的目标——旅拍。上个月，他在一次地中海邮轮游中，证实了这个想法在欧洲是可行的。

回国后，楼佳凯发现自己也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他主动接触了一些纪录片从业者，得到合作拍片子的机会，受上海疫情影响，全部取消了。在回国之前，他自问这个决定是否正确，现在回来半年多，他仍然会叩问自己。

2020年毕业时，他本来计划先回国一趟，然后在美国工作几年。眼看着机票价格蹭蹭上涨，他最终用这笔钱买了摄影设备，接受了学校委派的视频总监职位。学校工作是份铁饭碗，并且承诺在他工作满两三年后，为他申请绿卡。但他心心念念想做自己的作品，想拍出属于中国的优质山地纪录片，于是在一年后，辞了职，回到国内。

在美国，他凭借处女作《32 Below》拿下不止一个全美新闻摄影类比赛冠军，导师不吝赞美，称他为自己教过的最棒的学生。如今，他要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新人重新做起。

“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人生处处都是选择，你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可能有不一样的困难，当然也可能有不一样的机遇，我还是比较坚信这个，所以还是要保持乐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片中，董永晟向摄影师讲了一个故事。初到法国，他为了挣旅游的路费在餐厅打工。一次在雨中倒垃圾，他浑身湿透，拖着两个大垃圾桶往斜坡上走，收到妈妈发来的短信，“儿子，累了就回家吧。”这时，他抬头望天，雨停了，现出一道彩虹，他的眼泪刷地掉下来，“不行，我说我还不能（回去），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我还没做到。”报喜不报忧，是他和相距九千多公里的父母的沟通方式，“他们看了一些片段，片段里面有很多东西，我都没给他们讲过。” 

不久前，他向在疫情期间认识的女友求婚成功。他们相识于网络，初次见面时，巴黎宵禁，餐厅也不能堂食，两人带了一点吃的，坐在卢浮宫前的长椅上聊天。对董永晟来说，她如同黑暗里的一道光。在他抑郁时，她一直坚信，未来他定能重新找回原来的自己。他希望下次回家会是两个人一起，“再久一点，说不定就是三个”。

在留学生们决定回国与否的各种因素中，与家乡和亲人复杂的情感和羁绊，占了巨大比重。

生长于浙江义乌的楼佳凯，父母都来自农村，他笑称自己的爸爸童年时也是牛仔，只不过是“中国牛仔”。从小，他就在乡镇和城市两种环境下交错生活。农村大家庭里，亲人间的羁绊更深。每年，他们家都会和亲戚们一起酿酒、做糯米饭，家里的农田也和叔叔伯伯家的挨着。回国后，工作受阻，他主要的日程是在家里当劳动力，给年近九十的奶奶烧饭，有时也帮着爸爸打理农田。

在国外的四年，他经历过家中亲人去世，发小结婚、当爸妈，自己却无法见证这些场景，他感到遗憾和难受，“虽然我真的很想念我美国的朋友，美国的工作状态、生活，但是我的心是分成两块的，一半是追求梦想、追求自由，另外一半是很传统的，希望可以做个孝顺的儿子。”

蒙大拿已成为他的第二个家乡，他在朋友圈里写，回国这个举动划下的不是“句号”，而是“分号”。他的三位室友，分别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尼泊尔，亲如家人，如果同时下厨，便可能出现左边一个烤肉盘，右边一个炖盅的场景。2020年感恩节过后，他的两位室友先后确诊新冠，他没有被感染，也没有搬出去，居家隔离的20天里，他会做一些菜，放在他们房门口的椅子上。

他们一起度过了2021年的中国除夕夜，楼佳凯为大家包了饺子，美国室友说：“我们要把他扣为人质，不让他回去。”离别之日，在机场，他和尼泊尔室友拥抱，两人泣不成声。

导演贾樟柯曾说，“一个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真正获得故乡。”邢淅璇深以为然，“回忆、家人、家乡，对我作品给予了很多灵感，但是我不离开，我永远都没有办法从现在的角度去审视它。”

在她的家族里，她认识的女性都非常独立。姥姥独自培养了三个大学生，对她讲起过去的事，总会说，女性不是依附于谁，而是独立的个体。爸爸去世之后，她感觉妈妈和自己是队友，也是姐妹。

她在摩洛哥教书时，妈妈、妹妹、姨妈来看她，还租了一辆车环游，车子超速被拦下，警察一看，竟是四个不戴头巾的中国女人，只好无奈地摆摆手放行。这段经历会让她想起妈妈喜欢的作家三毛，“有的时候会觉得妈妈或者我们家所有人，都被三毛这种形象感召。”

在她看来，自由的另一面是温暖。“自由的时候有时真的会冷，但是温暖的时候，容易睡着。自由就会一直保持这种想要往前走，或者一次远行的感觉。”幸运的是，不管选择自由还是温暖，她都能“被允许成为自己”。

《一次远行·星尘》结尾，观众掉入了“星露谷”的世界，那是周倩仪和男友最爱的一款游戏。在这个平行宇宙里，周倩仪是个“渣男”，离过八次婚，有两个孩子，他们“永远也不会长大”。她边玩游戏边讲解的生动画面，来自于一段不加干预的、七八分钟的长镜头。配乐欢快而谐趣，是她给自己的婚礼准备的一首爵士乐。而黑白字幕是她在Frank账号上写下的一段文字，幻想自己能将意识上传至某个地方。这段剪辑，用轻松口吻道出最沉重的事，吴学竞说：“结尾应该是以倩仪的方式讲述这个事情，可能这个方式是最符合她的性格的。”

周倩仪是五位主人公里走得最远的，她的旅程通往浩渺宇宙。看完她的故事，许多观众留言表达了唏嘘和感动。也有人不理解，认为这个故事游离于“疫情下的留学生”主题。

这正是《一次远行》的特殊之处——议题性质的分集逻辑打碎之后，单纯地讲述个体故事。叶尔夏特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可能忘了，年轻的生命，那种多元化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你看到了另一种信息量，他不是在教室里完成学业，可能他行走着就是一种学习，可能他在那个地方跟人共事过，经历了一番人生，也是一种学习。”

片子播出以后，几乎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几位主人公身上，这让吴学竞感到欣慰，“我们有机会能更多地以这样的方式关照一些普通人，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他希望纪录片能映照出个体及其境况的复杂性。“倩仪那集播出的时候，微博上还有一个姑娘从英国回来，也是因为肿瘤，没法化疗，上了热搜，网友就噼里啪啦地开始吵架。我觉得大家对人的描述和理解都很极端，缺少细节给出更丰富的事实。”

片中展现了周倩仪回国时环环相扣的前期准备，买机票时，需要计算化疗与核酸的时间，到了中转站法兰克福，绿码还没更新，反复电话与工作人员沟通，在手机上尝试各种操作。“所有的这些细节，肯定不会上热搜，这种描述没法形成一个强冲突的传播性的东西，但如果我们能更多地看到这样的东西，对其他人的生活境况的理解，就能更成熟、更包容一些。”

由于远隔重洋，主人公能直接接触到的只有摄影师，摄影师也需要身兼导演、摄影、录音的职责。《一次远行》优先选择当地的华人来担此重任，“不管是语言还是情感的，包括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理解上，华人的优势肯定更大一些”。在以色列和蒙大拿这样的地方，确实找不出华人摄影师时，才请来外国朋友帮忙。

摄影师们的技术参差不齐，但大多投入了充沛的感情。跟拍邢淅璇的摄影大哥将机器一整天都挂在稳定器上，没少被导演组“嫌弃”。当邢淅璇寻找音效师受挫后，在镜头前崩溃大哭时，同为“纽漂”的他抛出一句，“你知道我二十岁的时候在干嘛吗”，接着淡然说起自己早年在纽约混帮派，一路打拼的往事，鼓励她“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