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给唐代散文留了两个名额，那就是韩愈、柳宗元。 算来算去，也就是这两位了。但他们两位对唐代散文的最大贡献，是发起了所谓“古文运动”，喝阻了流行了几代的恶劣文风。他们忙着防疫、驱瘴、消毒、疗疾、清扫，一时还难于进行大规模的创新。如果以“除弊兴利”这四个字来概括，他们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前面两个字。自己的散文创作，只是在做改革的正面示范。 为什么这两位杰出人物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来除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文化流行病实在太顽强了。不需要什么条件，就能大规模“疯长”，而且世俗追捧，朝廷嘉许，一不留神就已经汹涌澎湃。真正的文化之魂，只能在汹涌澎湃中衰竭、挣扎。 这种文化流行病从汉到唐，一代代生生不息。韩愈、柳宗元只能以更老的朝代来对付，也就是提倡从诸子百家到汉代的健康文风，因此叫“古文运动”，其实不是以古压今，而是以正压邪。 这种文化流行病，直到现代还在得势，那就是由大话、空话、套话、老话、假话合成的排比、对仗、华丽、夸张。上上下下都钻在里面乐此不疲，即便韩愈、柳宗元活过来，也会束手无策。 苏东坡曾经赞扬韩愈的除弊之举，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也就是说，用批判之力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