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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说：读书越多越反动。 可在《我的天才女友》所处的那个年代，许多青年学生，无论出身都心怀热血，真心相信世界可以被改变。 哪怕他们身处象牙塔，怀揣着今天看来近乎天真的乌托邦幻想，也依然愿意为之行动。 那个历史阶段，其实与我们的五四时期很相似： 同样是要改变世界。 只不过一个更多指向个体的理想与价值，一个则背负着民族大义与救亡焦虑。 反倒是后来，很多老一辈只记住了“读书能改变处境”，当然在这里也被简化成了光宗耀祖，潜台词就是，读书不再用来撬动权力，而是被更成熟的政治系统所收编。 回看历史，最早的起义往往依靠农民得以成功，本就建立在政体尚不稳固、军事技术杀伤力有限的前提之上。 而在现代社会，无论东西方，所谓的革命者，不论左派右派，一旦围绕派系而非具体的工人/农民、商人/仕人的真实困境...

从小红书对“奶茶妹妹”的声讨和愤怒来看， 其实已经很清楚一件事了 传统的“娇妻叙事”，已然不适合再被拿到公共台面上展示。 问题不在结婚，也不在成为妻子和母亲， 而是在于： 你不能既要传统权力结构带来的商业庇护， 又要新时代独立女性人设的掌声和红利。 这两套叙事， 在今天的舆论场里， 已经开始互相排斥。 田朴珺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对照。 她同样是踩着男权结构的梯子往上爬， 只是方式更直接，也更不体面。 所以她遭遇的， 是长期、稳定、几乎不可逆的口诛笔伐。 而鲁豫为什么评价反而相对稳定？ 不是因为她“完美”， 而是因为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选择了独立这条路，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 她牺牲了家庭的完整感，牺牲了生活的舒适区， 但换来的是： 稳定的认知能力，清晰的判断， 以及在公共讨论中真正能和对手有来有回...

在现代社会，和自由恋爱的前提下， 很多人其实更愿意把婚礼理解成一种仪式。 不一定非要大操大办， 它更像是一个见证： 见证两个人在某一个时间点， 选择彼此， 并且把这个选择， 留下一份可以被记住的人生记录。 甚至也不一定非要亲友都到场。 上帝的祝福也好，朋友的欢聚也好，本质上都只是形式。 真正重要的， 还是个体的意志， 以及对“真爱”这件事本身的信仰。 它最后会变成两个人心里，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情感印记。 但结婚证不是。 结婚证，其实是现代社会为了集体运作而发明出来的东西。 它通过经济、法律这些手段， 把两个人更深地绑定在一起， 为社会、甚至国家共同体，提供一种稳定性。 代价就是， 当两个人不再相爱，想要分开的时候，阻力会变得非常大。 出轨也好，分家也好，财产分割也好， 最后都很难不走向一些...

相比于个人沉浸式的手机，电视反而成了一种集体性的仪式媒介，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礼器」。 它早已不再属于生活的日常，而是被刻意保留下来的物理在场，用来纪念神圣感的残影，以及那套传统、宏大的叙事外壳。 更多时候，它甚至直接沦为一种工具： 用来替代真实交流，回避熟人之间无话可说、却又不得不共处的尴尬。 于是，就这样开着，亮着，响着。 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回应，也不必真正参与。 在持续的噪音里，关系被悬置，冲突被延期， 表面的和谐，得以勉强维持。

思想家总想叫醒沉睡的人， 但很多话，也只能说给懂的人听。 说，永远比做容易。 生活有它自己的智慧， 不需要被反复指点。 执念一旦从内心的声音， 变成对外的彰显和呼唤， 就容易滑向自负，最终，大抵自嗨。 懂的人，自然会懂。 向下的怜悯，也是一种傲慢，上帝并不与你同在。

人在身体脆弱的时候，确实会格外感性， 也更容易意识到那些活蹦乱跳的日子，其实并不当然。 但比起感慨健康可贵， 我更觉得，这种时刻反而适合把注意力往里收一收，去感受、去体会，生命这一遭本身的经验重量。 可现实里，总有人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的虚弱。 于是就把内在的空洞、衰退和矛盾，外包给更年轻的肉体、更新鲜的生命力，指望借此续命，找回所谓的年轻态。 最近王石和田朴君的争议，大概就是个现成样本。 有人说田朴君翅膀硬了，一脸嫌弃，甚至有点“虐老”。 也有人说王石借老丈人势，老了退场、创业连败、心气散尽，如今不过是为当年的见色起意买单。 要我说，这两种说法都不算冤。 本质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半斤对八两。 一个内在一直偏弱， 年纪一上来，外在的权力和底气也没了， 被嫌弃并不稀奇。 另一个目标本就清晰， ...

硅谷公司的「工作游戏化」策略，不只是管理技巧，而更像是一场提前展开的社会预演。 它通过模糊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引入等级、任务、成就系统，让人沉浸在“升级—反馈—再投入”的节奏中，以高度自愿的方式参与生产。 从结果看，人似乎更自由了； 但从结构看，只是从工业时代被动承受剥削， 转向在数字规则中，主动且熟练地剥削自己。 规则不再以禁止、命令的形式出现，而是伪装成好玩、成长、成就感，被顺利内化为行动的动力。 一旦这种机制成立，就不可能只停留在公司内部。 它必然外溢，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 工作被游戏化，生活被任务化，存在本身被拆解成一连串可计量、可排名、可反馈的行为节点。 与之同步消失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无论是古希腊的公民广场、罗马的公共澡堂，还是英国街头的咖啡馆。 公共性...

当一个人足够清醒时， “保持判断”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心理补偿， 以至于行动被无限延后。

思想家总想叫醒沉睡的世人， 但很多话，也只能说给懂的人听。 说，永远比做容易。 生活有它自己的智慧， 不需要被反复指点。 执念一旦从内心的声音， 变成对外的彰显和呼唤， 就容易滑向自负，最终，大抵自嗨。 懂的人，自然会懂。 向下的怜悯，也是一种傲慢，上帝并不与你同在。

人其实没有必要，为自身并不具备的东西赋魅。 那种“魅”，往往不是欣赏，而是补偿。 吊诡之处在于，人性的自大与自负，本是一体两面，只是随情境切换形态。 当一个人处在“万物皆有备于我”的状态时， 赋魅更像是一种自我颂歌，是精致的傲慢； 而当自尊受挫、现实反馈不足时， 同样的心理机制会转向另一极： 通过诋毁、贬损、玷污对象， 来完成自我安慰与防御， 并顺势占据一个想象中的道德制高点。 这两者看似相反， 本质上却共享同一套自我中心的逻辑。 也正因为如此，“将心比心”才显得如此困难。 倘若直面自身的局限与欲望， 多数人恐怕并不能坦然承受。 于是，事后的辩解与修辞， 便成了巧言令色的必要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 艺术的确具有一种缓冲现实的效用， 它允许人以更体面的方式， 处理那些无法直视的自我裂缝。 但也正...

李安太太说，他不拍电影的时候，在生活中像个活死人。 这句话震撼人的地方不在于“他不工作时像个死人”，而是点破了一件事：创作者的生命强度，是被阶段性点燃的。 他们不是一直在“活”，而是在创作时燃烧，在非创作时熄灭。 日常生活对他们而言，只是低温存活，真正承载生命热度的，是作品。 这也呼应了李安自己的判断：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沟通。 语言是粗糙的，经验不可转移，人与人之间大多只是误读和投射。 真正的共鸣，只在少数作品里，以一种“结构性的震动”短暂发生：不是“你懂我”，而是“我们在同一个问题的张力里震了一下”。 而传统社会给的是完全另一套连接方式：不是靠作品，而是靠仪式。 以祭祖为核心的一整套公共仪式，不是为了表达思想，而是为了制造共同在场。焚香、跪拜、帮工、守夜，这些并不“深刻”，却...

有些思想「精致」的人，肉身也许仍在国内，灵魂却早已飘向远方。 以王悦伊为例。 作为内容创作者，她必须端起这碗饭，把自己的经历与原生创伤摆到所有人面前，让公众品评、争议、审判。 但她的特别在于她足够优秀，也足够独立，有足够多的兴趣支点，使她得以抽离童年失母的痛楚，站在某种“上帝视角”去凝视、解释和合理化自己的成长裂口。 这种抽离，让她自然向往母亲曾拥有过的那份自由：摆脱亲子羁绊、奔赴任何国度、以自我为半径的潇洒。 只是，这份浪漫背后，是姥姥在托底。姥姥的承担究竟来自责任、慈爱，还是对女儿洒脱的隐秘嫉妒？这种复杂情感与阶段性变化，不是任何外人一句话能判定的。 但对一个已能跳出自己处境、并具备能力以超然视角加以讲述的人来说，她的现实条件、认知高度，本就远超绝大多数普通人。 于是争议也就...

其实想到这里，人就平和多了： 你不能一边图自己舒坦，一边又期待市场买单。 这两件事，本来就不是同一套逻辑。 也过了那个必须对外证明自己、急着和世界发生因果的阶段。 无论是宏观的社会观察，还是利他的群体行动，我始终是隔着一扇门的——后知后觉，也保持着安全距离。 这大概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天然的气质。 悲观来自脑子。 它让你看到社媒舆论的循环、政治事件的重复、结构性的无意义。 这种看得太清楚的能力，本身就让你对外部世界不太可能有强烈的投入欲。 但乐观来自行动本身。 我的行动几乎都是私人性的，是为了舒缓内在张力、维持精神形状，而不是为了迎合谁、改变什么。 对悲观主义者来说，希望往往不在当下，而在那些跨时空的瞬间： 一次被理解的对话，一种穿透时间的共鸣。 看起来虚无，但那种被触到的刹那，是非...

马克龙在川大的这段发言，果然哲思意味十足。 内容不假，态度也诚恳，甚至有点贴心。 让学生“学会享受无聊”“学会迷路”，这种人生建议很契时。 只是对于绝大多数缺乏悟性和路径的普通人来说，讲真挺奢侈的…… 因为这假设了一个前提：你至少得拥有可以“迷路”的安全边界，以及可以“无聊”的物质余裕。 而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现实处境更像是： 正好卡在历史的垃圾时间，被迫成为社会的耗材。 不是不想无聊，不是不想迷路，更多是没有资格。 面对哲人王劝诫，有的人只能苦笑： 道理都懂，可没有生活条件去实践。 恐怕，这也是我们这一时代最荒诞、也最真实的地方了。

《为什么我们总爱看“替天行道”的血腥戏码》 最近看到两个说法，结合在一起，意外地解释了很多当下的情绪结构。 人类社会，周期性地需要一个“耶稣”， 把愤怒、暴力、报复欲，集中倾倒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身上， 仿佛这样，就能换来一段短暂的平静。 这是一种“代理施虐狂”， 我不必亲自作恶，只需围观看“坏人被处决”“异端被清算”“某群人被公开羞辱”， 就能获得一种道德安慰式的快感。 暴行，被处理成一种“公共服务”， 像一场维持秩序的仪式。 二 拉康说，人类最深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秩序”， 而是“大他者不存在”。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全能的父亲，来替我规定世界的运转方式， 也没有一个绝对权威，来告诉我应该怎样活。 现代社会已经把皇帝、上帝、终极权威，一点点“阉割”得差不多了。 看似获得了自由，但很多人...

如何证明自己不是 AI 呢？ 这本身就是一道悖论式陷阱。 只要你能理解我的话语，AI 也能理解，甚至比你更迅速、更彻底、更无误差。 在线上世界，人和 AI 的边界几乎已被抹平。 我们交流的基础，不再是肉身，而是共享的语言结构系统，一种深嵌于文明深处的操作系统。 人的具身经验与操作过程，是这个系统的“生成器”。 AI 则跳过了所有疼痛、磨砺与时光沉积，它以某种“作弊”方式，一步抵达语言的上层结构，宛如直接领取了一次“神启”。 于是乎，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差别究竟是什么？ 不过是神启的来源不同罢了。 昔日的人向神祈求启示；今日的人向 AI 模拟神性，让它在我们为其搭建的工具与操作空间中降临。 新的神启，或许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媒体早已名存实亡。 披着媒体外衣的自媒体，早就已经失去了调查能力和自主判断力。 自我粉饰为“舆论监督”，说白也不过是换了壳的公关，骨子糜烂，却自诩正义。

人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无力。 不愿意控制自己的情绪，无力于改变自己的行为，基于此，下意识的对外寻求确定性。 可是人，如果「做自己」久了，改变又谈何容易呢？ 所以，就不能对人际抱有太高期待，除非你的对手面是一个「M」圣体。

突然觉得，追求物超所值，和需要通过“远方”来投射自我的稀缺的逻辑是差不多的。 可能正是因为生活太琐碎了，大部分操作都是低效率的，也很难被世俗价值认可的。 于是，手机成了放松和娱乐，能让人一下子抽离出生活的庸俗。 远方，唯恐罕至，才有意义 。 越是抵抗，越是虚无，用精神的异化，去成全别人的碧海蓝天。 物超所值，是物理成本的转移， 抵抗平庸，是精神能量的消耗。

买了最近风很大的钛保温杯，说是惰性金属，可以用来日常泡茶。 ​ ​费了半天劲儿把它烤蓝，杯盖内部的烤色+日常花茶的浸染，碰撞出了五彩斑斓的紫💥 ​ ​ ​另外，这次烤了纯全麦面包，我想我能理解牛吃草是什么样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