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邮票上出现过的所有人物中，安·兰德（Ayn Rand）大概是唯一认为美国政府根本无权经营邮政事业的思想家。在她政治理念的核心宣言——即兰德1957年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第1000页开篇的角色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广播演讲中——仅允许政府保留军队、警察和法院，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大多数读者初访**"高尔特峡谷"（Galt’s Gulch，《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描绘的资本家重生乐土，纯金美元标志像五朔节花柱般矗立的隐世山谷）的时间，大抵介于告别《魔戒》中土世界与收拾大学行囊之间，且往往仅此一次。只有极少数人会成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兰德系统化的哲学体系——的终身信徒。该主义主张：现实是具体而客观存在的，既非上帝创造亦非意识构建；情感源于理性认知；人的道德理想应是利己而非利他。

然而每当政治格局左倾时，总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渴望重返这片精神峡谷。随着格伦·贝克（Glenn Beck）等评论家将《阿特拉斯耸耸肩》标榜为对抗奥巴马总统国内政策所谓"社会主义倾向"的解药，这部常年畅销的巨著近期销量更是屡创新高。那些寻求反政府医保论述的读者，会在高尔特广播演讲前约250页（以兰德的叙事体量而言不过咫尺之遥）找到充沛的相关论述。

安·兰德辞世已二十七载，享年七十七岁。本月，两部非其信徒或叛徒所撰写的完整传记问世。这两部对首位客观主义者进行客观审视的作品——安妮·C·海勒（Anne C. Heller）的《安·兰德与她缔造的世界》（Ayn Rand and the World She Made）与詹妮弗·伯恩斯（Jennifer Burns）的**《市场女神：安·兰德与美国右翼》（Goddess of the Market: Ayn Rand and the American Right）——各有所长却共享缺陷。身为记者兼杂志主编的海勒**，更精于刻画兰德在俄罗斯的早年生活及后期个人戏剧性经历；历史学教授伯恩斯则更擅长将兰德置于美国保守主义浪潮中，既呈现其思想根源又揭示其悖离之处。两位传记作者都高估了他们笔下人物的文学成就，海勒更是如此。兰德那种属于知识分子的通俗小说使她置于L·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和L·荣·哈伯德（L. Ron Hubbard）等“怪人”阵营之中；她的作品与美国严肃小说的经典相去甚远，正如高特峡谷与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毫无相似之处一样。

1905年生于俄罗斯的阿丽萨·罗森鲍姆（安·兰德本名），父母是圣彼得堡犹太裔——一位富裕的药剂师与其热衷跻身上流社会的妻子。少女时期，她最亲密的学伴似乎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的妹妹奥尔加（Olga Nabokov），尽管兰德素来不善与人相处。海勒笔下"极度羞怯与暴烈激情交织"的特质，自幼便驱使兰德编织着超凡脱俗的幻想：先是渴望挣脱契诃夫式的俄罗斯慵倦，继而试图逃离革命浪潮的均质化暴力。她始终崇敬父亲拒不配合苏维埃新政权的风骨——至1920年代初，罗森鲍姆一家已被迫迁入配有熏黑炉灶的合居公寓。

兰德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彼得格勒国立大学时光，在她的第一部小说《我们活着》（We the Living，1936年）中有所描绘，这部小说也是她最不荒诞的作品。在其中，女主角基拉（Kira）试图鼓励她注定要死去的恋人利奥（Leo），发出一声轰鸣般的反抗誓言：“我们会与它抗争，利奥。一起抗争。我们会抗争一切。国家。这个世纪。数百万的人。我们能忍受。我们能做到。”（We’ll fight it, Leo. Together. We’ll fight all of it. The country. The century. The millions. We can stand it. We can do it.）正如海勒指出，《我们活着》是兰德小说中唯一具有悲剧结局的作品——基拉在试图逃往拉脱维亚时，被苏联边防军射杀。

兰德持盖有官方印章的护照，在母亲芝加哥亲戚的担保下离开苏联奔赴美国。她对美国的想象早已通过沉迷看电影而形成，她决心将中西部仅仅视为通往好莱坞成功的中途站，而非最终目的地。甚至在离开苏联前，她就出版过关于默片女星波拉·尼格丽（Pola Negri）的小册子，像电影明星一样，她将“罗森鲍姆”改成了自己崭新的名字。海勒与伯恩斯均澄清了所谓雷明顿-兰德牌打字机启发其改名的讹传。

关于兰德在担任《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1927年）群演前与**塞西尔·B·德米尔（Cecil B. DeMille）**相遇的传说，则有更多事实依据。拍摄现场，兰德说服服装指导将自己从乞丐群演提升为贵族群演，德米尔还让剧本总监审阅她的电影构思——这些方案很快被判定为过于夸张。兰德在R.K.O.服装部谋得稳定职位后，凭借法庭谋杀剧《1月16日夜》（Night of January 16th.）实现创作突破。由于一种巧妙的设定，使得每晚的观众可以充当陪审团，从而选择不同的结局，这部戏剧最终登上了百老汇，在那里，兰德对制片人忽视其关于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之美的附带信息表示强烈不满。

与丈夫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同为《万王之王》群演）定居纽约后，兰德开始潜心创作两部重要小说中的首部——《源泉》（The Fountainhead）。此书耗时四年半完成，期间她曾在伊利·雅克·卡恩建筑事务所（Ely Jacques Kahn）工作，收集素材以细腻构筑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的职业世界。这位被迫在陈腐因袭世界中实践的前卫现代主义者，当建筑项目违背其优雅蓝图时，不惜将其炸毁。洛克的职业生涯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存在某种暗合（小说中的斯考德神殿[Stoddard Temple]原型即赖特在伊利诺伊州橡树园设计的联合教堂[Unity Temple]），而洛克的崇拜者、对手和同盟——一个在贵宾犬中如狮子般存在的多米尼克·弗兰孔（Dominique Francon）——正如作者所承认的，实际上是兰德本人“心情不好时的样子”。

在错过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的截稿期限后，兰德开始服用苯丙胺以应对新出版商鲍勃斯-梅里尔公司（Bobbs-Merrill）的时限要求。1943年《源泉》终得付梓，虽多数书评尖刻，却凭借惊人口碑铸就销售神话。兰德窥见成为右翼版斯坦贝克（right-wing Steinbeck）的机遇，更冀望书中对个人主义的礼赞能助力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在1944年大选中终结罗斯福新政。

海勒盛赞这部小说"摄人心魄"，充满"令人战栗的张力"；伯恩斯则更为审慎，称**《源泉》是"一部奇异之作，冗长、阴郁、狂热"，但终究"令人难忘"。事实上，该作在语言、情节、人物塑造各个层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多米尼克远非伯恩斯**所妥协评价的"高度风格化"——她更像是身着高级定制服的特斯拉线圈。读者甚至分不清该为她点烟，还是借她的火焰点燃自己的烟：

她倚着一根柱子站着，手里拿着一杯鸡尾酒。她穿着一套黑色天鹅绒的套装；这种厚重的布料，不透光，通过阻止光线透过她手部、颈部和面部的肌肤而将她牢牢地锚定在现实中。她手中的玻璃杯里，一点白色的火花闪烁着，宛如一个冰冷的金属十字架，仿佛是透过一个透镜聚集了她肌肤上散发出的微弱光芒。

洛克同样堪称行走的外燃机：当他操持焊枪时，"蓝色火焰如金属冷光般缓缓蚕食钢板，那锋芒不似源自焰心，倒像是从他执炬的掌中迸射而出"。

兰德似乎从未意识到，她所推崇的主人公的沉默寡言与作者自身将小说拖沓至727页的冗长赘述（若非战时纸张短缺迫使删减，篇幅或将再增三分之一）形成了何等讽刺的对照。这种主题的重复使得这部关于建筑的小说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莱维顿小镇（Levittown）的结构，一章接一章地拼凑在一起，重复强调前一章已经表达过的相同观点。那场臭名昭著的戏份，多米尼克扑向洛克，伴随着剧烈的咬斗和鲜血（兰德称其为“带有刻意邀请的强奸”），比起令人激动，更显得令人困惑；唯一削弱多米尼克愉悦感的，是她对洛克的失望——她发现，除了那具大理石般的肌肉外，洛克居然没有犯罪记录。这部小说的对话从来都不可能真实可信：**盖尔·温德（Gail Wynand）**是一位类似赫斯特的报业大亨，他从地狱厨房的贫民窟崛起，却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既爱上帝又亵渎神灵。除非他不知道亵渎已经发生。”（One doesn’t love God and sacrilege impartially. Except when one doesn’t know that sacrilege has been committed.）

《源泉》颂扬摩天大楼作为人类智慧与自由意志的纪念碑，但它对大楼内人的描写却能像德赖塞（Dreiser）或诺里斯（Norris）的作品一样自然主义：“电梯载着源源不断的人流，又将他们吐了出来。”洛克的折磨者——怯懦的集体主义者与靠他人的愿景与工作为生的“二手货”——可能名字荒谬或身体有缺陷；而洛克阵营所珍视的自由意志，似乎不像是喷泉中清澈的水流，而更像是某种自我怜悯和毫无意义的举动构成的浑浊循环。多米尼克在某个时刻告诉洛克，她为何决定嫁给那个卑鄙、无能的家伙："我还能给你什么呢？人们所牺牲的东西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会把我与彼得·基廷（Peter Keating）的婚姻给你。我会拒绝在他们的世界中允许自己获得幸福。我会接受痛苦。这将是我对他们的回应，也是我给你的礼物。"

战后，兰德与奥康纳重返南加州。她为哈尔·沃利斯（Hal Wallis）进行剧本创作，自愿以友好证人身份出席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会，并郁郁寡欢地监督《源泉》电影拍摄——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与帕德里夏·尼尔（Patricia Neal）分饰洛克与多米尼克。当小说庭审高潮中洛克的关键台词"我愿在此声明：我并非为他人存在之人"（I wish to come here and say that I am a man who does not exist for others）遭删减时，兰德怒不可遏。

这对夫妇栖居于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设计的玻璃棱角住宅，亲昵互称"毛球"（Fluff）与"小窝"（Cubbyhole）。奥康纳致力于园艺与维护妻子的创作舒适度。居家时常不修边幅的兰德，面对镜头与日益壮大的公众时却打造出棱角分明的几何化形象。她身着服装设计师艾德里安（Adrian，原名艾德里安·格林伯格，正是他在《万王之王》中将兰德从平民群演擢升为贵族）设计的礼服。她那斜斜的发型很快就与一件披风相得益彰，而她香烟夹的刺耳戳动则为她那充满教条主义且带有口音的谈话增添了些许节奏感。

1950年3月，19岁的大学生内森·布鲁门萨尔（Nathan Blumenthal）寄出数封粉丝信后踏入奥康纳家宅。这位近乎能背诵**《源泉》全书的青年，以其对兰德理念的虔诚赢得造访邀请。后更名为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的布鲁门萨尔开始引介其他年轻信徒，包括其未来妻子芭芭拉·韦德曼（Barbara Weidman）。兰德视众人为"《源泉》之子"（children of The Fountainhead），而内森与芭芭拉实为核心门徒。当这对情侣赴纽约攻读研究生时，兰德夫妇亦随之迁徙。在这次旅程的某段时间，奥康纳字面上被锁链束缚在《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兰德正在创作的庞大小说的手稿上，手稿被装在一个附带手铐的箱子里。他最终不得不与布兰登**共同分享这本小说的献词。

1954年末，当作家与门徒的关系突破肉体界限时，四位当事人——安、弗兰克、纳撒尼尔与芭芭拉——围坐一堂，理性探讨安所认定的"短暂情事"。这场关系最终持续了十四年。"从某种视角看，"海勒写道，这位充满魅力且虔诚的布兰登"堪称完美情人，正如弗兰克已成为理想化的妻子"。

聚集在兰德位于默里山（Murray Hill）公寓的年轻自由意志主义者们，自诩为"集体"（the Collective）——其反讽意味远不及他们自以为的深刻。成员包括被兰德戏称为"殡葬师"（Undertaker）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据多方记述，这位未来美联储主席的顺从程度低于其他自封的"个人主义者"——伯恩斯指出，这些人视兰德为"无与伦比的天才"（as a genius without compare）。这位哲人最著名的训诫是"检验你的前提"（Check your premises），但其追随者从不敢质疑她的前提。他们全盘接受兰德从家具到音乐（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优，勃拉姆斯[Brahms]劣）的品味，逐渐形成以忠诚度测试与客厅审判为规训的封闭圈子，纳撒尼尔·布兰登则成为团体纪律执行官。

五十年代中期，"集体"成员每周六晚研读从兰德打字机中缓缓流出的64.5万字**《阿特拉斯耸耸肩》手稿（她最终靠苯丙胺刺激完成全书）。这群预览读者中无人胆敢建议：或许一部精简的寓言体作品——类似《动物农场》**般兼具娱乐性与亲资本主义说教——正被作者周一至周五倾泻的叙事洪流与冗长演说所窒息。

达格妮·塔格特（Dagny Taggart），这位美丽干练的铁路帝国女继承人，是全书核心人物。她竭力挽救塔格特泛陆运输公司（Taggart Transcontinental），摆脱她那自我厌恶的哥哥的管理不善，以及一群憎恨利润的政府监管者的困扰——正是这群人正将美国推向生产力持续衰退的深渊。达格妮深爱着实业家汉克·里尔登（Hank Rearden），官僚们却不允许他生产足够数量的一种新型神奇合金，而这种合金本可以加速国家恢复增长和繁荣。与此同时，她追寻着一位因伪善利他主义与无能之辈压迫而放弃发明的科学家——他所研发的引擎潜力更胜里尔登金属。其旧情人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亚（Francisco d’Anconia），表面是浪荡的铜矿大亨，实则协助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在科罗拉多山脉构建自由放任的乌托邦。除却塑造出比《源泉》中"二手货"更令人反感的稻草人群像，兰德还为读者引入海盗拉格纳·丹尼斯科尔德（Ragnar Danneskjöld）——这位侠盗在公海劫掠政府非法征敛的税款。

小说向"寄生虫"、"劫掠者"与"学院豢养的蠹虫"（college-infected parasites）投掷出自由市场的重磅演说炸弹。在高尔特秘密策动下，这些蛀虫维系的世界即将因智慧创造者的全面撤离而崩塌。兰德始终反对主动使用暴力（海盗角色却在此处获得道德豁免），但全书字里行间，这位铁杆反共作家的叙事口吻却喷薄着斯大林式的腐浊气息。当解释塔格特列车乘客为何无意识共谋于即将酿成致命事故的官僚推诿时，兰德写道："11车厢3号包厢的乘客是个哭哭啼啼的神经质剧作家，其廉价剧本以社会批判为名，怯懦地暗示所有商人皆是恶棍。"仅差"走狗"与"爪牙"未落墨纸。

达格妮是否会逃离衰败的现实世界，定居于生机勃勃的高尔特峡谷？这不过是众多伪装成悬念的既定结论之一。她显然渴求蜕变，深知"情感是心智计算器的求和结果"，也明白唯有将强奸行为与反复验证的哲学前提相勾连，方能维系其激情余温。正如文学史上最具智性气质的伪拉丁情人**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d’Anconia）向里尔登（Hank Rearden）**阐释："若肉体行为脱离理念指引，不过是愚者自欺；性爱若与价值准则割裂，亦是如此。"（Just as physical action unguided by an idea is a fool’s self-fraud, so is sex when cut off from one’s code of values.）

《阿特拉斯耸耸肩》确有摄人瞬间：达格妮乘着以湛蓝里尔登金属铸就的约翰·高尔特线列车（John Galt Line），首次穿越洛基山脉；施坦尼斯维尔镇（Starnesville）在"行善计划"摧毁工厂后堕入原始荒芜的惨状；"士气调节局"（office of the Morale Conditioner）等政府机构颁布的傲慢妄言。但在兰德笔下，每个瞬间皆被拉伸为永恒。这部以僵死过去时命名的巨著，其真正元素并非闪耀的里尔登金属，而是铅块般沉滞。且看书中人物如何展露笑颜："她看到了那种超越庄重的光辉般的欢乐神情，它宣告着一个人凭借自身努力赢得了轻松愉快的权利，从而展现出伟大的纯真。"此等症结源于气质而非语言——纵使兰德以俄语书写，其作品亦难逃冗赘笨拙之弊。

从美学层面而言，安·兰德或许是文学史上最具极权主义气质的小说家。她会嘲笑“意图谬误”，这一术语是她那个时代的批评家用来描述一种错误观念的，即认为可以通过创作者所表达的目标来理解一件艺术作品。如果有什么的话，她相信的是一种意图的必然性。高尔特峡谷的驻留作曲家理查德·哈利（Richard Halley）向达格妮致谢，只因她"恰好欣赏我期望被欣赏的特质"。对于读者，兰德所求不过是被她斥为卑劣的"二手货"式拥趸。

同为反共人士的**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对此书大加挞伐，断言："翻开《阿特拉斯耸耸肩》**任意一页，都能听见迫切的命令在回响：'进毒气室——快去！'"实则，兰德与其笔下英雄不过是以魔笛之音诱使读者捧书蜷入毛毯。这部巨著从未为社会秩序提供真正替代方案；无论作者初衷如何，它并非战斗号角，而是遁世邀约。事实上，此书篇幅无法缩减分毫——它必须构筑完整的替代宇宙，成为令人心安的完美庇护所——你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你是特别的，他们不是——让发现它的人能够像跳进一个魔法衣橱一样投身其中，然后在阅读和重读的数周里，快乐地、忘我地生活。

伯恩斯承认兰德的虚构世界是"美国青少年地下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但与海勒相似，她过于轻信兰德关于"浪漫现实主义"的教条是其真诚奉献的美学追求，而非对自身艺术缺陷的事后合理化辩护。这位塑造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与约翰·高尔特（John Galt）的小说家，必须坚称文学人物是“抽象的投射”，否则她自己那些纸飞机式的作品就会掉落到图书馆的地板上。《浪漫宣言：文学哲学》（The Romantic Manifesto: A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兰德于《阿特拉斯耸耸肩》后撰写却遭评论界痛击的论著——暴露其不仅是拙劣的阅读者，更是贫瘠的饱学之士。此书与后续**《小说艺术：作家与读者指南》（The Art of Fiction: A Guide for Writers and Readers）中，兰德反复援引少年观影间隙匆匆涉猎的西方文学经典（雨果、大仲马）构筑的狭隘书架。她对更广阔文学疆域的评判充斥着刺耳怪诞之音：托尔斯泰"抨击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鼓吹为循规蹈矩而牺牲幸福"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严肃文学中最邪恶的作品"；信奉角色"先天'悲剧缺陷'"的莎士比亚乃自然主义"精神之父"，其决定论人性观将在十九世纪真正荼毒人间。若论及真正信奉"人之完整"的文学作品，兰德推崇"浪漫文学史上最伟大戏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她所描述的欧·亨利更像是糖果棒，而不是故事作家：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那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所展现的烟火般炫目的技巧，投射出一种近乎孩子气的、充满善意的生活乐趣。”兰德曾以力挺米基·斯皮兰（Mickey Spillane）惊世骇俗，标榜其黑白分明的善恶观与时俗相悖。她一度属意法拉·福塞特（Farrah Fawcett）在电视剧《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饰演达格妮·塔格特**，因为她察觉到《查理的天使》更倾向于浪漫的追求，而非现实的污秽。整个1970年代末，兰德从未错过周三晚间该剧播出。

据海勒所述，《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恶评使兰德"精神萎靡"（伯恩斯则称"彻底崩溃"），但书籍畅销之势铸就其古怪名望的起点。这位极具攻击性的无神论者，在1960年代收获了与另一位无神论先锋玛达琳·默里·奥海尔（Madalyn Murray O’Hair）相当的全国性关注。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花花公子》与强尼·卡森（Johnny Carson）争相采访，甚至反文化思潮盛行的大学校园亦对其趋之若鹜。续写小说已成奢望，她转向纯粹哲学著述，剥离了文学虚构的支撑。她始终推崇亚里士多德，贬抑柏拉图与康德——作为约翰·高尔特构想的"交易者"（traders）公平社会的无神论布道者。海勒指出，兰德渐养成"援引高尔特为独立权威佐证己见"的习惯。

纳撒尼尔·布兰登通过讲座与录音带传播其思想，构建起伯恩斯所称的"庞大帝国"，直至与兰德的长期私情灾难性终结。导师因**《阿特拉斯耸耸肩》恶评陷入抑郁期间终止了肉体关系——布兰登注意到她如读者般遁入书中"平行现实"。待她欲重燃旧情时，布兰登已移情年轻女子。他拖延、欺瞒、终致真相败露，1968年8月招致曾被其尊为"逻辑夫人"（Mrs. Logic）的兰德狂暴掌掴。这场当众斥责与肢体暴力发生于布兰登前妻与其丈夫弗兰克共同在场时。自此，曾被兰德钦定为"思想传人"的布兰登**，在海勒笔下化作其文学作品中"二手货"反派之现实投影。《阿特拉斯耸耸肩》现代版本已将其从献辞页剔除，唯留隐忍的弗兰克·奥康纳独享殊荣。

兰德的生平充斥着次等决裂与流放。赞助人（记者伊莎贝尔·帕特森[Isabel Paterson]）、盟友（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出版商（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门徒（哲学家约翰·霍斯珀斯[John Hospers]）乃至俄裔失散多年突然现身的胞妹——皆遭驱逐。唯有亲手终结关系，方能使其友谊臻于圆满；绝交与除名、拒绝对话的决绝，仿佛成为印证其绝对正确的狂欢仪式。海勒援引某位友人之言："当她从你身上窥见自身投影时，能展现惊人共情力。但若某处寻不得相似痕迹，则冷漠至极——于她而言，你不过虚幻存在。"（could be immensely empathetic if she saw things in you that were like her. But if she didn’t see herself in some aspect of you, she didn’t empathize at all. You weren’t real to her.）

战后保守主义运动始终不知该如何安放兰德。商界虽欣然接纳其著作，但其无神论立场令人不安。初遇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时，她直言"以阁下之智不该信神"；即便面对共和党史上最具世俗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兰德仍对其"频繁诉诸宗教修辞"深感困扰。她对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毫无兴趣，甚至在基督教右翼崛起前，已与保守派在诸多重大议题上背道而驰。基于原则立场，兰德既反对征兵制亦反对越南战争。伯恩斯赞誉客观主义成功将自由意志主义"锚定于政治光谱右翼"，而非任其左倾无政府化，但兰德注定要与组建政党的自由党人龃龉，斥其为剽窃思想的"渣滓"。在评估1960年代末兰德影响力时，伯恩斯不得不详述"青年美国自由人"（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组织的意识形态裂隙（"该团体的反国家主义存在明确限度"），暗示其政治影响更似脚注而非根本性力量。

兰德真正的遗产不在任何运动，而恰如其分地根植于践行里尔登金属精神的文化企业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全球概览》）、克雷格·纽马克（Craig Newmark）、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维基百科）均坦言受其思想启迪。海勒本人则是通过个人理财导师苏茜·欧曼（Suze Orman）初识兰德哲学。

当今的客观主义者历经布兰登事件回忆录与真相披露的长年冲击，已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派视兰德哲学为封闭神学体系（此派系掌控其遗产），另一派则如自由派诠释宪法般，主张其著作应随时代变迁重新阐释。若由**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主演的最新电影版《阿特拉斯耸耸肩》终得面世，两派或皆愿捧场。

兰德晚年幽居于默里山（Murray Hill）——这片曾因客观主义者涌入而宛若缩小版高尔特峡谷的社区。她集邮、研习代数、观看智力竞猜节目、玩纸牌接龙，同时照料心智日渐衰退的丈夫。在听从建议投资货币市场基金前，这位富豪作家将所有可观收入存于社区储蓄银行的存折账户。1982年3月辞世时，兰德停灵于弗兰克·E·坎贝尔（Frank E. Campbell）殡仪馆，身畔矗立着六英尺高的鲜花美元标志——纯金图腾终以另一种形式绽放。

原文：Possessed：Did Ayn Rand’s cult outstrip her canon?

在美国邮票上出现过的所有人物中，安·兰德（Ayn Rand）大概是唯一认为美国政府根本无权经营邮政事业的思想家。在她政治理念的核心宣言——即兰德1957年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第1000页开篇的角色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广播演讲中——仅允许政府保留军队、警察和法院，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大多数读者初访**"高尔特峡谷"（Galt’s Gulch，《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描绘的资本家重生乐土，纯金美元标志像五朔节花柱般矗立的隐世山谷）的时间，大抵介于告别《魔戒》中土世界与收拾大学行囊之间，且往往仅此一次。只有极少数人会成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兰德系统化的哲学体系——的终身信徒。该主义主张：现实是具体而客观存在的，既非上帝创造亦非意识构建；情感源于理性认知；人的道德理想应是利己而非利他。

然而每当政治格局左倾时，总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渴望重返这片精神峡谷。随着格伦·贝克（Glenn Beck）等评论家将《阿特拉斯耸耸肩》标榜为对抗奥巴马总统国内政策所谓"社会主义倾向"的解药，这部常年畅销的巨著近期销量更是屡创新高。那些寻求反政府医保论述的读者，会在高尔特广播演讲前约250页（以兰德的叙事体量而言不过咫尺之遥）找到充沛的相关论述。

安·兰德辞世已二十七载，享年七十七岁。本月，两部非其信徒或叛徒所撰写的完整传记问世。这两部对首位客观主义者进行客观审视的作品——安妮·C·海勒（Anne C. Heller）的《安·兰德与她缔造的世界》（Ayn Rand and the World She Made）与詹妮弗·伯恩斯（Jennifer Burns）的**《市场女神：安·兰德与美国右翼》（Goddess of the Market: Ayn Rand and the American Right）——各有所长却共享缺陷。身为记者兼杂志主编的海勒**，更精于刻画兰德在俄罗斯的早年生活及后期个人戏剧性经历；历史学教授伯恩斯则更擅长将兰德置于美国保守主义浪潮中，既呈现其思想根源又揭示其悖离之处。两位传记作者都高估了他们笔下人物的文学成就，海勒更是如此。兰德那种属于知识分子的通俗小说使她置于L·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和L·荣·哈伯德（L. Ron Hubbard）等“怪人”阵营之中；她的作品与美国严肃小说的经典相去甚远，正如高特峡谷与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毫无相似之处一样。

1905年生于俄罗斯的阿丽萨·罗森鲍姆（安·兰德本名），父母是圣彼得堡犹太裔——一位富裕的药剂师与其热衷跻身上流社会的妻子。少女时期，她最亲密的学伴似乎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的妹妹奥尔加（Olga Nabokov），尽管兰德素来不善与人相处。海勒笔下"极度羞怯与暴烈激情交织"的特质，自幼便驱使兰德编织着超凡脱俗的幻想：先是渴望挣脱契诃夫式的俄罗斯慵倦，继而试图逃离革命浪潮的均质化暴力。她始终崇敬父亲拒不配合苏维埃新政权的风骨——至1920年代初，罗森鲍姆一家已被迫迁入配有熏黑炉灶的合居公寓。

兰德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彼得格勒国立大学时光，在她的第一部小说《我们活着》（We the Living，1936年）中有所描绘，这部小说也是她最不荒诞的作品。在其中，女主角基拉（Kira）试图鼓励她注定要死去的恋人利奥（Leo），发出一声轰鸣般的反抗誓言：“我们会与它抗争，利奥。一起抗争。我们会抗争一切。国家。这个世纪。数百万的人。我们能忍受。我们能做到。”（We’ll fight it, Leo. Together. We’ll fight all of it. The country. The century. The millions. We can stand it. We can do it.）正如海勒指出，《我们活着》是兰德小说中唯一具有悲剧结局的作品——基拉在试图逃往拉脱维亚时，被苏联边防军射杀。

兰德持盖有官方印章的护照，在母亲芝加哥亲戚的担保下离开苏联奔赴美国。她对美国的想象早已通过沉迷看电影而形成，她决心将中西部仅仅视为通往好莱坞成功的中途站，而非最终目的地。甚至在离开苏联前，她就出版过关于默片女星波拉·尼格丽（Pola Negri）的小册子，像电影明星一样，她将“罗森鲍姆”改成了自己崭新的名字。海勒与伯恩斯均澄清了所谓雷明顿-兰德牌打字机启发其改名的讹传。

关于兰德在担任《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1927年）群演前与**塞西尔·B·德米尔（Cecil B. DeMille）**相遇的传说，则有更多事实依据。拍摄现场，兰德说服服装指导将自己从乞丐群演提升为贵族群演，德米尔还让剧本总监审阅她的电影构思——这些方案很快被判定为过于夸张。兰德在R.K.O.服装部谋得稳定职位后，凭借法庭谋杀剧《1月16日夜》（Night of January 16th.）实现创作突破。由于一种巧妙的设定，使得每晚的观众可以充当陪审团，从而选择不同的结局，这部戏剧最终登上了百老汇，在那里，兰德对制片人忽视其关于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之美的附带信息表示强烈不满。

与丈夫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同为《万王之王》群演）定居纽约后，兰德开始潜心创作两部重要小说中的首部——《源泉》（The Fountainhead）。此书耗时四年半完成，期间她曾在伊利·雅克·卡恩建筑事务所（Ely Jacques Kahn）工作，收集素材以细腻构筑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的职业世界。这位被迫在陈腐因袭世界中实践的前卫现代主义者，当建筑项目违背其优雅蓝图时，不惜将其炸毁。洛克的职业生涯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存在某种暗合（小说中的斯考德神殿[Stoddard Temple]原型即赖特在伊利诺伊州橡树园设计的联合教堂[Unity Temple]），而洛克的崇拜者、对手和同盟——一个在贵宾犬中如狮子般存在的多米尼克·弗兰孔（Dominique Francon）——正如作者所承认的，实际上是兰德本人“心情不好时的样子”。

在错过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的截稿期限后，兰德开始服用苯丙胺以应对新出版商鲍勃斯-梅里尔公司（Bobbs-Merrill）的时限要求。1943年《源泉》终得付梓，虽多数书评尖刻，却凭借惊人口碑铸就销售神话。兰德窥见成为右翼版斯坦贝克（right-wing Steinbeck）的机遇，更冀望书中对个人主义的礼赞能助力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在1944年大选中终结罗斯福新政。

海勒盛赞这部小说"摄人心魄"，充满"令人战栗的张力"；伯恩斯则更为审慎，称**《源泉》是"一部奇异之作，冗长、阴郁、狂热"，但终究"令人难忘"。事实上，该作在语言、情节、人物塑造各个层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多米尼克远非伯恩斯**所妥协评价的"高度风格化"——她更像是身着高级定制服的特斯拉线圈。读者甚至分不清该为她点烟，还是借她的火焰点燃自己的烟：

她倚着一根柱子站着，手里拿着一杯鸡尾酒。她穿着一套黑色天鹅绒的套装；这种厚重的布料，不透光，通过阻止光线透过她手部、颈部和面部的肌肤而将她牢牢地锚定在现实中。她手中的玻璃杯里，一点白色的火花闪烁着，宛如一个冰冷的金属十字架，仿佛是透过一个透镜聚集了她肌肤上散发出的微弱光芒。

洛克同样堪称行走的外燃机：当他操持焊枪时，"蓝色火焰如金属冷光般缓缓蚕食钢板，那锋芒不似源自焰心，倒像是从他执炬的掌中迸射而出"。

兰德似乎从未意识到，她所推崇的主人公的沉默寡言与作者自身将小说拖沓至727页的冗长赘述（若非战时纸张短缺迫使删减，篇幅或将再增三分之一）形成了何等讽刺的对照。这种主题的重复使得这部关于建筑的小说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莱维顿小镇（Levittown）的结构，一章接一章地拼凑在一起，重复强调前一章已经表达过的相同观点。那场臭名昭著的戏份，多米尼克扑向洛克，伴随着剧烈的咬斗和鲜血（兰德称其为“带有刻意邀请的强奸”），比起令人激动，更显得令人困惑；唯一削弱多米尼克愉悦感的，是她对洛克的失望——她发现，除了那具大理石般的肌肉外，洛克居然没有犯罪记录。这部小说的对话从来都不可能真实可信：**盖尔·温德（Gail Wynand）**是一位类似赫斯特的报业大亨，他从地狱厨房的贫民窟崛起，却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既爱上帝又亵渎神灵。除非他不知道亵渎已经发生。”（One doesn’t love God and sacrilege impartially. Except when one doesn’t know that sacrilege has been committed.）

《源泉》颂扬摩天大楼作为人类智慧与自由意志的纪念碑，但它对大楼内人的描写却能像德赖塞（Dreiser）或诺里斯（Norris）的作品一样自然主义：“电梯载着源源不断的人流，又将他们吐了出来。”洛克的折磨者——怯懦的集体主义者与靠他人的愿景与工作为生的“二手货”——可能名字荒谬或身体有缺陷；而洛克阵营所珍视的自由意志，似乎不像是喷泉中清澈的水流，而更像是某种自我怜悯和毫无意义的举动构成的浑浊循环。多米尼克在某个时刻告诉洛克，她为何决定嫁给那个卑鄙、无能的家伙："我还能给你什么呢？人们所牺牲的东西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会把我与彼得·基廷（Peter Keating）的婚姻给你。我会拒绝在他们的世界中允许自己获得幸福。我会接受痛苦。这将是我对他们的回应，也是我给你的礼物。"

战后，兰德与奥康纳重返南加州。她为哈尔·沃利斯（Hal Wallis）进行剧本创作，自愿以友好证人身份出席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会，并郁郁寡欢地监督《源泉》电影拍摄——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与帕德里夏·尼尔（Patricia Neal）分饰洛克与多米尼克。当小说庭审高潮中洛克的关键台词"我愿在此声明：我并非为他人存在之人"（I wish to come here and say that I am a man who does not exist for others）遭删减时，兰德怒不可遏。

这对夫妇栖居于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设计的玻璃棱角住宅，亲昵互称"毛球"（Fluff）与"小窝"（Cubbyhole）。奥康纳致力于园艺与维护妻子的创作舒适度。居家时常不修边幅的兰德，面对镜头与日益壮大的公众时却打造出棱角分明的几何化形象。她身着服装设计师艾德里安（Adrian，原名艾德里安·格林伯格，正是他在《万王之王》中将兰德从平民群演擢升为贵族）设计的礼服。她那斜斜的发型很快就与一件披风相得益彰，而她香烟夹的刺耳戳动则为她那充满教条主义且带有口音的谈话增添了些许节奏感。

1950年3月，19岁的大学生内森·布鲁门萨尔（Nathan Blumenthal）寄出数封粉丝信后踏入奥康纳家宅。这位近乎能背诵**《源泉》全书的青年，以其对兰德理念的虔诚赢得造访邀请。后更名为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的布鲁门萨尔开始引介其他年轻信徒，包括其未来妻子芭芭拉·韦德曼（Barbara Weidman）。兰德视众人为"《源泉》之子"（children of The Fountainhead），而内森与芭芭拉实为核心门徒。当这对情侣赴纽约攻读研究生时，兰德夫妇亦随之迁徙。在这次旅程的某段时间，奥康纳字面上被锁链束缚在《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兰德正在创作的庞大小说的手稿上，手稿被装在一个附带手铐的箱子里。他最终不得不与布兰登**共同分享这本小说的献词。

1954年末，当作家与门徒的关系突破肉体界限时，四位当事人——安、弗兰克、纳撒尼尔与芭芭拉——围坐一堂，理性探讨安所认定的"短暂情事"。这场关系最终持续了十四年。"从某种视角看，"海勒写道，这位充满魅力且虔诚的布兰登"堪称完美情人，正如弗兰克已成为理想化的妻子"。

聚集在兰德位于默里山（Murray Hill）公寓的年轻自由意志主义者们，自诩为"集体"（the Collective）——其反讽意味远不及他们自以为的深刻。成员包括被兰德戏称为"殡葬师"（Undertaker）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据多方记述，这位未来美联储主席的顺从程度低于其他自封的"个人主义者"——伯恩斯指出，这些人视兰德为"无与伦比的天才"（as a genius without compare）。这位哲人最著名的训诫是"检验你的前提"（Check your premises），但其追随者从不敢质疑她的前提。他们全盘接受兰德从家具到音乐（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优，勃拉姆斯[Brahms]劣）的品味，逐渐形成以忠诚度测试与客厅审判为规训的封闭圈子，纳撒尼尔·布兰登则成为团体纪律执行官。

五十年代中期，"集体"成员每周六晚研读从兰德打字机中缓缓流出的64.5万字**《阿特拉斯耸耸肩》手稿（她最终靠苯丙胺刺激完成全书）。这群预览读者中无人胆敢建议：或许一部精简的寓言体作品——类似《动物农场》**般兼具娱乐性与亲资本主义说教——正被作者周一至周五倾泻的叙事洪流与冗长演说所窒息。

达格妮·塔格特（Dagny Taggart），这位美丽干练的铁路帝国女继承人，是全书核心人物。她竭力挽救塔格特泛陆运输公司（Taggart Transcontinental），摆脱她那自我厌恶的哥哥的管理不善，以及一群憎恨利润的政府监管者的困扰——正是这群人正将美国推向生产力持续衰退的深渊。达格妮深爱着实业家汉克·里尔登（Hank Rearden），官僚们却不允许他生产足够数量的一种新型神奇合金，而这种合金本可以加速国家恢复增长和繁荣。与此同时，她追寻着一位因伪善利他主义与无能之辈压迫而放弃发明的科学家——他所研发的引擎潜力更胜里尔登金属。其旧情人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亚（Francisco d’Anconia），表面是浪荡的铜矿大亨，实则协助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在科罗拉多山脉构建自由放任的乌托邦。除却塑造出比《源泉》中"二手货"更令人反感的稻草人群像，兰德还为读者引入海盗拉格纳·丹尼斯科尔德（Ragnar Danneskjöld）——这位侠盗在公海劫掠政府非法征敛的税款。

小说向"寄生虫"、"劫掠者"与"学院豢养的蠹虫"（college-infected parasites）投掷出自由市场的重磅演说炸弹。在高尔特秘密策动下，这些蛀虫维系的世界即将因智慧创造者的全面撤离而崩塌。兰德始终反对主动使用暴力（海盗角色却在此处获得道德豁免），但全书字里行间，这位铁杆反共作家的叙事口吻却喷薄着斯大林式的腐浊气息。当解释塔格特列车乘客为何无意识共谋于即将酿成致命事故的官僚推诿时，兰德写道："11车厢3号包厢的乘客是个哭哭啼啼的神经质剧作家，其廉价剧本以社会批判为名，怯懦地暗示所有商人皆是恶棍。"仅差"走狗"与"爪牙"未落墨纸。

达格妮是否会逃离衰败的现实世界，定居于生机勃勃的高尔特峡谷？这不过是众多伪装成悬念的既定结论之一。她显然渴求蜕变，深知"情感是心智计算器的求和结果"，也明白唯有将强奸行为与反复验证的哲学前提相勾连，方能维系其激情余温。正如文学史上最具智性气质的伪拉丁情人**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d’Anconia）向里尔登（Hank Rearden）**阐释："若肉体行为脱离理念指引，不过是愚者自欺；性爱若与价值准则割裂，亦是如此。"（Just as physical action unguided by an idea is a fool’s self-fraud, so is sex when cut off from one’s code of values.）

《阿特拉斯耸耸肩》确有摄人瞬间：达格妮乘着以湛蓝里尔登金属铸就的约翰·高尔特线列车（John Galt Line），首次穿越洛基山脉；施坦尼斯维尔镇（Starnesville）在"行善计划"摧毁工厂后堕入原始荒芜的惨状；"士气调节局"（office of the Morale Conditioner）等政府机构颁布的傲慢妄言。但在兰德笔下，每个瞬间皆被拉伸为永恒。这部以僵死过去时命名的巨著，其真正元素并非闪耀的里尔登金属，而是铅块般沉滞。且看书中人物如何展露笑颜："她看到了那种超越庄重的光辉般的欢乐神情，它宣告着一个人凭借自身努力赢得了轻松愉快的权利，从而展现出伟大的纯真。"此等症结源于气质而非语言——纵使兰德以俄语书写，其作品亦难逃冗赘笨拙之弊。

从美学层面而言，安·兰德或许是文学史上最具极权主义气质的小说家。她会嘲笑“意图谬误”，这一术语是她那个时代的批评家用来描述一种错误观念的，即认为可以通过创作者所表达的目标来理解一件艺术作品。如果有什么的话，她相信的是一种意图的必然性。高尔特峡谷的驻留作曲家理查德·哈利（Richard Halley）向达格妮致谢，只因她"恰好欣赏我期望被欣赏的特质"。对于读者，兰德所求不过是被她斥为卑劣的"二手货"式拥趸。

同为反共人士的**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对此书大加挞伐，断言："翻开《阿特拉斯耸耸肩》**任意一页，都能听见迫切的命令在回响：'进毒气室——快去！'"实则，兰德与其笔下英雄不过是以魔笛之音诱使读者捧书蜷入毛毯。这部巨著从未为社会秩序提供真正替代方案；无论作者初衷如何，它并非战斗号角，而是遁世邀约。事实上，此书篇幅无法缩减分毫——它必须构筑完整的替代宇宙，成为令人心安的完美庇护所——你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你是特别的，他们不是——让发现它的人能够像跳进一个魔法衣橱一样投身其中，然后在阅读和重读的数周里，快乐地、忘我地生活。

伯恩斯承认兰德的虚构世界是"美国青少年地下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但与海勒相似，她过于轻信兰德关于"浪漫现实主义"的教条是其真诚奉献的美学追求，而非对自身艺术缺陷的事后合理化辩护。这位塑造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与约翰·高尔特（John Galt）的小说家，必须坚称文学人物是“抽象的投射”，否则她自己那些纸飞机式的作品就会掉落到图书馆的地板上。《浪漫宣言：文学哲学》（The Romantic Manifesto: A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兰德于《阿特拉斯耸耸肩》后撰写却遭评论界痛击的论著——暴露其不仅是拙劣的阅读者，更是贫瘠的饱学之士。此书与后续**《小说艺术：作家与读者指南》（The Art of Fiction: A Guide for Writers and Readers）中，兰德反复援引少年观影间隙匆匆涉猎的西方文学经典（雨果、大仲马）构筑的狭隘书架。她对更广阔文学疆域的评判充斥着刺耳怪诞之音：托尔斯泰"抨击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鼓吹为循规蹈矩而牺牲幸福"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严肃文学中最邪恶的作品"；信奉角色"先天'悲剧缺陷'"的莎士比亚乃自然主义"精神之父"，其决定论人性观将在十九世纪真正荼毒人间。若论及真正信奉"人之完整"的文学作品，兰德推崇"浪漫文学史上最伟大戏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她所描述的欧·亨利更像是糖果棒，而不是故事作家：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那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所展现的烟火般炫目的技巧，投射出一种近乎孩子气的、充满善意的生活乐趣。”兰德曾以力挺米基·斯皮兰（Mickey Spillane）惊世骇俗，标榜其黑白分明的善恶观与时俗相悖。她一度属意法拉·福塞特（Farrah Fawcett）在电视剧《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饰演达格妮·塔格特**，因为她察觉到《查理的天使》更倾向于浪漫的追求，而非现实的污秽。整个1970年代末，兰德从未错过周三晚间该剧播出。

据海勒所述，《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恶评使兰德"精神萎靡"（伯恩斯则称"彻底崩溃"），但书籍畅销之势铸就其古怪名望的起点。这位极具攻击性的无神论者，在1960年代收获了与另一位无神论先锋玛达琳·默里·奥海尔（Madalyn Murray O’Hair）相当的全国性关注。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花花公子》与强尼·卡森（Johnny Carson）争相采访，甚至反文化思潮盛行的大学校园亦对其趋之若鹜。续写小说已成奢望，她转向纯粹哲学著述，剥离了文学虚构的支撑。她始终推崇亚里士多德，贬抑柏拉图与康德——作为约翰·高尔特构想的"交易者"（traders）公平社会的无神论布道者。海勒指出，兰德渐养成"援引高尔特为独立权威佐证己见"的习惯。

纳撒尼尔·布兰登通过讲座与录音带传播其思想，构建起伯恩斯所称的"庞大帝国"，直至与兰德的长期私情灾难性终结。导师因**《阿特拉斯耸耸肩》恶评陷入抑郁期间终止了肉体关系——布兰登注意到她如读者般遁入书中"平行现实"。待她欲重燃旧情时，布兰登已移情年轻女子。他拖延、欺瞒、终致真相败露，1968年8月招致曾被其尊为"逻辑夫人"（Mrs. Logic）的兰德狂暴掌掴。这场当众斥责与肢体暴力发生于布兰登前妻与其丈夫弗兰克共同在场时。自此，曾被兰德钦定为"思想传人"的布兰登**，在海勒笔下化作其文学作品中"二手货"反派之现实投影。《阿特拉斯耸耸肩》现代版本已将其从献辞页剔除，唯留隐忍的弗兰克·奥康纳独享殊荣。

兰德的生平充斥着次等决裂与流放。赞助人（记者伊莎贝尔·帕特森[Isabel Paterson]）、盟友（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出版商（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门徒（哲学家约翰·霍斯珀斯[John Hospers]）乃至俄裔失散多年突然现身的胞妹——皆遭驱逐。唯有亲手终结关系，方能使其友谊臻于圆满；绝交与除名、拒绝对话的决绝，仿佛成为印证其绝对正确的狂欢仪式。海勒援引某位友人之言："当她从你身上窥见自身投影时，能展现惊人共情力。但若某处寻不得相似痕迹，则冷漠至极——于她而言，你不过虚幻存在。"（could be immensely empathetic if she saw things in you that were like her. But if she didn’t see herself in some aspect of you, she didn’t empathize at all. You weren’t real to her.）

战后保守主义运动始终不知该如何安放兰德。商界虽欣然接纳其著作，但其无神论立场令人不安。初遇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时，她直言"以阁下之智不该信神"；即便面对共和党史上最具世俗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兰德仍对其"频繁诉诸宗教修辞"深感困扰。她对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毫无兴趣，甚至在基督教右翼崛起前，已与保守派在诸多重大议题上背道而驰。基于原则立场，兰德既反对征兵制亦反对越南战争。伯恩斯赞誉客观主义成功将自由意志主义"锚定于政治光谱右翼"，而非任其左倾无政府化，但兰德注定要与组建政党的自由党人龃龉，斥其为剽窃思想的"渣滓"。在评估1960年代末兰德影响力时，伯恩斯不得不详述"青年美国自由人"（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组织的意识形态裂隙（"该团体的反国家主义存在明确限度"），暗示其政治影响更似脚注而非根本性力量。

兰德真正的遗产不在任何运动，而恰如其分地根植于践行里尔登金属精神的文化企业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全球概览》）、克雷格·纽马克（Craig Newmark）、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维基百科）均坦言受其思想启迪。海勒本人则是通过个人理财导师苏茜·欧曼（Suze Orman）初识兰德哲学。

当今的客观主义者历经布兰登事件回忆录与真相披露的长年冲击，已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派视兰德哲学为封闭神学体系（此派系掌控其遗产），另一派则如自由派诠释宪法般，主张其著作应随时代变迁重新阐释。若由**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主演的最新电影版《阿特拉斯耸耸肩》终得面世，两派或皆愿捧场。

兰德晚年幽居于默里山（Murray Hill）——这片曾因客观主义者涌入而宛若缩小版高尔特峡谷的社区。她集邮、研习代数、观看智力竞猜节目、玩纸牌接龙，同时照料心智日渐衰退的丈夫。在听从建议投资货币市场基金前，这位富豪作家将所有可观收入存于社区储蓄银行的存折账户。1982年3月辞世时，兰德停灵于弗兰克·E·坎贝尔（Frank E. Campbell）殡仪馆，身畔矗立着六英尺高的鲜花美元标志——纯金图腾终以另一种形式绽放。

原文：Possessed：Did Ayn Rand’s cult outstrip her can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