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原则性思想曾对思想右翼起到了制衡作用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数十年来也是美国右翼的英雄。在乔治·H·纳什（George H. Nash）1976年出版的权威著作《1945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中，第一章就聚焦于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及其学生和同僚，称“很难夸大……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美国个人主义思想复兴的贡献”。

米塞斯的弟子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抱怨说，保守派对米塞斯的接纳掩盖了这位经济学家思想中更为激进的部分：反国家主义、亲和平、支持移民，甚至批判基督教传统。在1981年发表于**《自由主义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的一篇文章（The Laissez-Faire Radical: A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Mises）中，罗斯巴德抱怨米塞斯的许多右翼粉丝“无意中歪曲了他的观点，并使其看起来与美国现代保守运动一致”，仿佛米塞斯是“《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美国的一家保守派杂志）的知识分子”。

《国家评论》周围的人物确实钦佩米塞斯。在为《国家评论》创始人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第一本畅销书——1951年的《耶鲁大学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该书抨击了巴克利所认为的常春藤盟校教育的左倾倾向）撰写的序言中，保守派记者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将米塞斯列为被耶鲁大学典型课程不幸排除在外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当然，一些保守派精英对米塞斯心存疑虑，担心他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地关注经济自由，未能强调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所说的“超自然和传统制裁”的重要性。但从巴克利杂志创刊到至少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结束，米塞斯主义对私有财产和最小经济干预的好处的看法是美国右翼知识分子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和强硬反共产主义）。米塞斯的思想主导地位源于他对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精湛辩护，以及他对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巨头的影响，例如罗斯巴德、F.A.哈耶克（F.A. Hayek）和安·兰德（Ayn Rand）。

特朗普主义对保守主义造成的最具破坏性的变化之一是对米塞斯思想核心要素的拒绝——那些削弱了“国家利益”应凌驾于个人选择和市场自由之上的理念的部分。

米塞斯是一位坚定的自由贸易倡导者。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推崇自给自足，还自称为**“关税人”（Tariff Man）。米塞斯是一位虔诚的反通胀主义者**，主张推广政府无法随意创造和操纵的硬通货。尽管特朗普在其反建制联盟中对私人加密货币表示过口头支持，但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还要求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从而给他带来短期政治利益。在米塞斯1944年的著作**《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中，他谴责强制性的领土扩张是欧洲可怕的20世纪战争的原因之一。然而，自选举以来，特朗普公开考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领土攫取。特朗普坚决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米塞斯则认为，人员、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理想国际体系的关键。特朗普倾向于产业政策**，即政府规划者干预以扶持特定国内产业。米塞斯明白，这会降低而非提高整体繁荣。

当特朗普的干预主义政策（interventionist policies）失败时，那将意味着更大的危险——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失败的政府干预往往会引发更多的干预。官僚们顽固地试图通过更多的干预来实现他们期望的结果，而这些干预同样会失败，从而编织出越来越复杂的无效控制网络。这种动态使得米塞斯否定了自由市场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可行“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他写道，一旦踏上社会主义道路，你就会越来越远离自由。

社会主义与产业政策的核心失败

米塞斯是20世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倡导者。这一传统始于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71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该书认为个体消费者的欲望和价值判断能够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这一观点对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为它意味着最好的结果来自于允许消费者欲望自由地塑造生产者生产什么、商品价格是多少以及经济应呈现何种整体形态。

米塞斯于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利沃夫（Lemberg）。1906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始于阅读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使他转向了古典自由主义。米塞斯曾在奥地利工商会工作，并在维也纳大学授课（并非作为领薪员工，而是直接由学生支付报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炮兵上尉在前线服役三年。1922年，他出版了一部跨越经济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巨著。

20世纪20年代，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能席卷全球的伟大理念。米塞斯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哲学对一个幸福和富裕的文明具有破坏性。另一位自由至上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在《社会主义》出版时正在工商会为米塞斯工作。他后来写道：“对我们这些在该书问世时阅读过它的年轻人来说，世界从此不再相同。”（To none of us young men who read the book when it appeared the world was ever the same again.）

《社会主义》最持久的贡献是米塞斯证明了在动态工业经济中，社会主义永远无法取代价格体系将生产者的决策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的能力。围绕这一命题的争论——多年来双方各执一词——被称为**“社会主义计算辩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米塞斯解释说，自由市场做到而社会主义没有理解的是，将不可比事物的比较简化为一个共同的分母：价格。没有这个共同的分母，就不可能做出关于生产什么以及以何种数量生产以满足可证实的人类需求的理性和高效决策。例如：假设你拥有一个装满钢铁的仓库，但你需要食物来吃，并希望以最符合你和你的交易伙伴意愿的方式进行交换。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会告诉你一切事物相对于其他事物的价值。如果钢铁每磅售价120美元，苹果每磅售价3美元，那么你就知道一磅钢铁的价值是一磅苹果的40倍。

拥有私有财产以及人们能够通过买卖保留自己所赚取的东西，市场价格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尽可能接近人们对事物的实际价值评估。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价格会创造出创业机会，促使人们将价格提高或降低，直到它们能够反映出人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持续的市场过程永远不会导致现代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种均衡模型，在那种模型中，交易变得无关紧要。因此，价格与私有财产的结合，作为一种社会进程，能够尽可能地反映出社会对应该生产什么以及其成本的真正意愿。

在米塞斯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意义上，政府计划者们拥有一切，并且在没有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做出分配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反映出人们的真实意愿。苏联普遍存在的短缺和浪费现象，帮助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米塞斯是正确的，尽管在他首次发表论点时，很少有人这样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著名的经济记者罗伯特·海勒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他并非米塞斯的支持者——在《纽约客》上宣布了新的普遍观点（AFTER COMMUNISM）：“事实证明，米塞斯是对的。”

自由市场价格传播了每个人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的主观评价信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正如哈耶克特别强调的那样，它们依赖于个人对当地情况的独特个人认知，而这些是任何中央计划者都无法知晓的，除非通过那些计划者认为可以消除或发明的市场价格。这就使得特朗普所倡导的任何一种“亲美”产业政策，最终都只不过是利用政治力量，以牺牲其他美国工人或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推动特权集团的利益。

和平、民主、私有财产、自由市场与宽容的自由主义

继社会主义之后，米塞斯撰写了**《自由主义：古典传统》**（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27），这是对他的社会哲学的出色阐释。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是物质主义的；“它所关注的无非是增进人类的外在、物质福祉。”它是资本主义的，但同时认识到，一个真正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并非来自资本家的任性，而是消费者的意愿。它是民主的，但这种民主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国家权力的和平更替。它是功利主义的；米塞斯倡导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不是基于对权利的形而上学信仰，而是因为自由主义能够带来最大的财富与富足。

米塞斯的自由主义需要和平才能充分发展：当所有人都能通过普遍自由贸易从他人的思想和生产力中受益时，我们更有可能避免引发20世纪可怕战争的殖民主义和生存空间的需求。米塞斯的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最大化的宽容学说：“自由主义主张对每一种宗教信仰和每一种形而上学信仰的宽容，并非出于对这些‘更高’事物的漠不关心，而是基于确信社会内部的和平保障必须高于一切。”

米塞斯的自由主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他认为，如果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他所设想的自由主义的其他方面很可能会随之而来。米塞斯将自己的世界观视为19世纪自由主义哲学的延续，这种哲学在20世纪被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血腥的国家主义学说所掩盖。

米塞斯1933年的著作《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在经济学发展之前，他写道：“人们一直认为，除了自然法则所设定的界限外，没有任何其他限制能够约束行动主体的道路。人们并不知道，在政治权力之外，还存在着某种东西，它设定了权力无法逾越的界限……在社会领域中，也存在着某种起作用的东西，权力和暴力无法改变它，如果权力和暴力希望取得成功，就必须顺应它。”

因此，政府必须在经济现实面前保持谦逊的目标，并意识到大多数试图通过干预来塑造经济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即使按照倡导干预者的标准也是如此。例如，那些实施价格管制的人希望商品丰富且廉价；但这种管制必然使商品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因为人们拒绝在亏损或低于他们所期望的利润水平上出售商品。

米塞斯在美国

纳粹入侵奥地利时，米塞斯逃往瑞士。随着欧洲局势愈发严峻，1940年，他与妻子**玛吉特（Margit）**开始艰难地逃往美国。当时，欧洲被法西斯主义和破坏撕裂，自由主义事业似乎已陷入绝境。

在美国找到一个与他在欧洲享有盛誉相匹配的学术职位并不容易，但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些认识到他重要性并帮助他的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学记者、《纽约时报》评论员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他早已是米塞斯的坚定支持者。在《纽约时报》对**《社会主义》一书的评论中，黑兹利特称这本书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学经典”。他第一次与米塞斯**通电话时，他说，感觉就好像自己拿起电话听到了“这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讲话”。

黑兹利特成为米塞斯思想最成功的普及者，尤其通过他的《新闻周刊》（Newsweek）专栏以及他的著作**《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这本书为几代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和巴克利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提供了有力的自由市场思想入门。（1984年，里根在给黑兹利特**的信中表示，他“自豪地将自己视为您的学生之一。”）黑兹利特强调，正确的经济思维的核心在于学会关注“未被看到的事物”，尤其是在评判政府干预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当你学会不再只关注政府通过税收拿走资源后所做的事情，而是关注如果没有政府拿走这些资源本会发生的所有未被看到的事情时，联邦支出的内在价值就更加值得怀疑了。

米塞斯在美国的第一个十年中的主要著作是**《人类行为》（*Human Action，*1949），这是一部近900页的著作，几乎涵盖了经济学科学的每一个方面。当时新兴的美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同路人认为这本书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罗丝·怀尔德·莱恩（Rose Wilder Lane，她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她的1943年个人主义经典《自由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Freedom]奠定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她还帮助编辑并可能代笔了她母亲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成功的《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系列）写道，这本书“开启并将在人类思想中树立一个新的纪元，因此也在人类行为和世界历史中树立一个新的纪元。”黑兹利特（Hazlitt）宣称：“如果有一本书能够扭转近年来如此强烈地倾向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思想潮流，那么这本书就是《人类行为》。”他还写道，这本书“应该成为每一个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人的主导教材”，美国右派曾经声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解释了诸如边际效用、价格形成、分工以及盈亏等概念的来龙去脉之后，这本书分析了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这些干预包括从征税到价格和外汇管制，再到限制生产和扩大信贷。米塞斯甚至抨击了法定货币立法。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米塞斯经常在第一个现代自由主义智库——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赞助下发表演讲，该基金会还教育了数代年轻的保守派人士，以及像里根这样的年长者，让他们了解自由市场的真理。1948年，米塞斯在纽约大学开始了一系列研讨会。参与者通常是年轻的商学院学生，他们希望从米塞斯那里轻松获得A或B的成绩，因为米塞斯以仁慈的评分而闻名。但也有一个小群体是真正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并不总是，甚至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通过他们，米塞斯的研讨会确保了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在美国得以延续。正如**《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1974）的作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说：“我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教书的18年里，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教授的研讨会有非学位寻求者会年复一年地参加。[米塞斯]独特地吸引了成熟的头脑，而不要求他们成为他的弟子。”诺齐克指出，吸引他们的是“他的思想内容及其力量和清晰度”。

与此同时，米塞斯在美国学术界地位低下，1949年时他的薪水并非由大学支付，而是主要由当时唯一存在的自由主义资助基金会——沃尔克基金（Volker Fund）支付。当米塞斯在20世纪40年代寻求在美国的学术职位时，他的声誉如此之低，以至于沃尔克基金的理查德·科尔努（Richard Cornuelle）回忆说：“我们觉得能找到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就不错了。”“他们对米塞斯的轻视远不止如此。他们认为他是危险的。他们觉得他宣扬的是一种迎合资本家的、残忍而不人道的观点，不值得任何鼓励。”

随着特朗普征服美国右翼，米塞斯的思想对两党执政势力而言依然危险，两党各自提供不同的文化编码方式来管理美国人的选择并限制美国人的自由。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对自由市场原则的诸多违背，背离了右翼数十年来所尊崇的一位经济学家的智慧，这位经济学家对市场和自由的深刻而广泛的见解揭示了特朗普主义诸多荒谬之处。

原文：The American Right Is Abandoning Mises

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原则性思想曾对思想右翼起到了制衡作用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数十年来也是美国右翼的英雄。在乔治·H·纳什（George H. Nash）1976年出版的权威著作《1945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中，第一章就聚焦于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及其学生和同僚，称“很难夸大……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美国个人主义思想复兴的贡献”。

米塞斯的弟子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抱怨说，保守派对米塞斯的接纳掩盖了这位经济学家思想中更为激进的部分：反国家主义、亲和平、支持移民，甚至批判基督教传统。在1981年发表于**《自由主义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的一篇文章（The Laissez-Faire Radical: A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Mises）中，罗斯巴德抱怨米塞斯的许多右翼粉丝“无意中歪曲了他的观点，并使其看起来与美国现代保守运动一致”，仿佛米塞斯是“《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美国的一家保守派杂志）的知识分子”。

《国家评论》周围的人物确实钦佩米塞斯。在为《国家评论》创始人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第一本畅销书——1951年的《耶鲁大学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该书抨击了巴克利所认为的常春藤盟校教育的左倾倾向）撰写的序言中，保守派记者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将米塞斯列为被耶鲁大学典型课程不幸排除在外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当然，一些保守派精英对米塞斯心存疑虑，担心他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地关注经济自由，未能强调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所说的“超自然和传统制裁”的重要性。但从巴克利杂志创刊到至少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结束，米塞斯主义对私有财产和最小经济干预的好处的看法是美国右翼知识分子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和强硬反共产主义）。米塞斯的思想主导地位源于他对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精湛辩护，以及他对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巨头的影响，例如罗斯巴德、F.A.哈耶克（F.A. Hayek）和安·兰德（Ayn Rand）。

特朗普主义对保守主义造成的最具破坏性的变化之一是对米塞斯思想核心要素的拒绝——那些削弱了“国家利益”应凌驾于个人选择和市场自由之上的理念的部分。

米塞斯是一位坚定的自由贸易倡导者。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推崇自给自足，还自称为**“关税人”（Tariff Man）。米塞斯是一位虔诚的反通胀主义者**，主张推广政府无法随意创造和操纵的硬通货。尽管特朗普在其反建制联盟中对私人加密货币表示过口头支持，但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还要求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从而给他带来短期政治利益。在米塞斯1944年的著作**《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中，他谴责强制性的领土扩张是欧洲可怕的20世纪战争的原因之一。然而，自选举以来，特朗普公开考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领土攫取。特朗普坚决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米塞斯则认为，人员、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理想国际体系的关键。特朗普倾向于产业政策**，即政府规划者干预以扶持特定国内产业。米塞斯明白，这会降低而非提高整体繁荣。

当特朗普的干预主义政策（interventionist policies）失败时，那将意味着更大的危险——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失败的政府干预往往会引发更多的干预。官僚们顽固地试图通过更多的干预来实现他们期望的结果，而这些干预同样会失败，从而编织出越来越复杂的无效控制网络。这种动态使得米塞斯否定了自由市场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可行“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他写道，一旦踏上社会主义道路，你就会越来越远离自由。

社会主义与产业政策的核心失败

米塞斯是20世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倡导者。这一传统始于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71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该书认为个体消费者的欲望和价值判断能够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这一观点对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为它意味着最好的结果来自于允许消费者欲望自由地塑造生产者生产什么、商品价格是多少以及经济应呈现何种整体形态。

米塞斯于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利沃夫（Lemberg）。1906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始于阅读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使他转向了古典自由主义。米塞斯曾在奥地利工商会工作，并在维也纳大学授课（并非作为领薪员工，而是直接由学生支付报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炮兵上尉在前线服役三年。1922年，他出版了一部跨越经济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巨著。

20世纪20年代，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能席卷全球的伟大理念。米塞斯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哲学对一个幸福和富裕的文明具有破坏性。另一位自由至上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在《社会主义》出版时正在工商会为米塞斯工作。他后来写道：“对我们这些在该书问世时阅读过它的年轻人来说，世界从此不再相同。”（To none of us young men who read the book when it appeared the world was ever the same again.）

《社会主义》最持久的贡献是米塞斯证明了在动态工业经济中，社会主义永远无法取代价格体系将生产者的决策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的能力。围绕这一命题的争论——多年来双方各执一词——被称为**“社会主义计算辩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米塞斯解释说，自由市场做到而社会主义没有理解的是，将不可比事物的比较简化为一个共同的分母：价格。没有这个共同的分母，就不可能做出关于生产什么以及以何种数量生产以满足可证实的人类需求的理性和高效决策。例如：假设你拥有一个装满钢铁的仓库，但你需要食物来吃，并希望以最符合你和你的交易伙伴意愿的方式进行交换。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会告诉你一切事物相对于其他事物的价值。如果钢铁每磅售价120美元，苹果每磅售价3美元，那么你就知道一磅钢铁的价值是一磅苹果的40倍。

拥有私有财产以及人们能够通过买卖保留自己所赚取的东西，市场价格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尽可能接近人们对事物的实际价值评估。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价格会创造出创业机会，促使人们将价格提高或降低，直到它们能够反映出人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持续的市场过程永远不会导致现代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种均衡模型，在那种模型中，交易变得无关紧要。因此，价格与私有财产的结合，作为一种社会进程，能够尽可能地反映出社会对应该生产什么以及其成本的真正意愿。

在米塞斯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意义上，政府计划者们拥有一切，并且在没有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做出分配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反映出人们的真实意愿。苏联普遍存在的短缺和浪费现象，帮助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米塞斯是正确的，尽管在他首次发表论点时，很少有人这样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著名的经济记者罗伯特·海勒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他并非米塞斯的支持者——在《纽约客》上宣布了新的普遍观点（AFTER COMMUNISM）：“事实证明，米塞斯是对的。”

自由市场价格传播了每个人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的主观评价信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正如哈耶克特别强调的那样，它们依赖于个人对当地情况的独特个人认知，而这些是任何中央计划者都无法知晓的，除非通过那些计划者认为可以消除或发明的市场价格。这就使得特朗普所倡导的任何一种“亲美”产业政策，最终都只不过是利用政治力量，以牺牲其他美国工人或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推动特权集团的利益。

和平、民主、私有财产、自由市场与宽容的自由主义

继社会主义之后，米塞斯撰写了**《自由主义：古典传统》**（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27），这是对他的社会哲学的出色阐释。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是物质主义的；“它所关注的无非是增进人类的外在、物质福祉。”它是资本主义的，但同时认识到，一个真正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并非来自资本家的任性，而是消费者的意愿。它是民主的，但这种民主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国家权力的和平更替。它是功利主义的；米塞斯倡导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不是基于对权利的形而上学信仰，而是因为自由主义能够带来最大的财富与富足。

米塞斯的自由主义需要和平才能充分发展：当所有人都能通过普遍自由贸易从他人的思想和生产力中受益时，我们更有可能避免引发20世纪可怕战争的殖民主义和生存空间的需求。米塞斯的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最大化的宽容学说：“自由主义主张对每一种宗教信仰和每一种形而上学信仰的宽容，并非出于对这些‘更高’事物的漠不关心，而是基于确信社会内部的和平保障必须高于一切。”

米塞斯的自由主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他认为，如果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他所设想的自由主义的其他方面很可能会随之而来。米塞斯将自己的世界观视为19世纪自由主义哲学的延续，这种哲学在20世纪被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血腥的国家主义学说所掩盖。

米塞斯1933年的著作《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在经济学发展之前，他写道：“人们一直认为，除了自然法则所设定的界限外，没有任何其他限制能够约束行动主体的道路。人们并不知道，在政治权力之外，还存在着某种东西，它设定了权力无法逾越的界限……在社会领域中，也存在着某种起作用的东西，权力和暴力无法改变它，如果权力和暴力希望取得成功，就必须顺应它。”

因此，政府必须在经济现实面前保持谦逊的目标，并意识到大多数试图通过干预来塑造经济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即使按照倡导干预者的标准也是如此。例如，那些实施价格管制的人希望商品丰富且廉价；但这种管制必然使商品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因为人们拒绝在亏损或低于他们所期望的利润水平上出售商品。

米塞斯在美国

纳粹入侵奥地利时，米塞斯逃往瑞士。随着欧洲局势愈发严峻，1940年，他与妻子**玛吉特（Margit）**开始艰难地逃往美国。当时，欧洲被法西斯主义和破坏撕裂，自由主义事业似乎已陷入绝境。

在美国找到一个与他在欧洲享有盛誉相匹配的学术职位并不容易，但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些认识到他重要性并帮助他的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学记者、《纽约时报》评论员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他早已是米塞斯的坚定支持者。在《纽约时报》对**《社会主义》一书的评论中，黑兹利特称这本书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学经典”。他第一次与米塞斯**通电话时，他说，感觉就好像自己拿起电话听到了“这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讲话”。

黑兹利特成为米塞斯思想最成功的普及者，尤其通过他的《新闻周刊》（Newsweek）专栏以及他的著作**《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这本书为几代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和巴克利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提供了有力的自由市场思想入门。（1984年，里根在给黑兹利特**的信中表示，他“自豪地将自己视为您的学生之一。”）黑兹利特强调，正确的经济思维的核心在于学会关注“未被看到的事物”，尤其是在评判政府干预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当你学会不再只关注政府通过税收拿走资源后所做的事情，而是关注如果没有政府拿走这些资源本会发生的所有未被看到的事情时，联邦支出的内在价值就更加值得怀疑了。

米塞斯在美国的第一个十年中的主要著作是**《人类行为》（*Human Action，*1949），这是一部近900页的著作，几乎涵盖了经济学科学的每一个方面。当时新兴的美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同路人认为这本书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罗丝·怀尔德·莱恩（Rose Wilder Lane，她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她的1943年个人主义经典《自由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Freedom]奠定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她还帮助编辑并可能代笔了她母亲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成功的《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系列）写道，这本书“开启并将在人类思想中树立一个新的纪元，因此也在人类行为和世界历史中树立一个新的纪元。”黑兹利特（Hazlitt）宣称：“如果有一本书能够扭转近年来如此强烈地倾向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思想潮流，那么这本书就是《人类行为》。”他还写道，这本书“应该成为每一个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人的主导教材”，美国右派曾经声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解释了诸如边际效用、价格形成、分工以及盈亏等概念的来龙去脉之后，这本书分析了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这些干预包括从征税到价格和外汇管制，再到限制生产和扩大信贷。米塞斯甚至抨击了法定货币立法。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米塞斯经常在第一个现代自由主义智库——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赞助下发表演讲，该基金会还教育了数代年轻的保守派人士，以及像里根这样的年长者，让他们了解自由市场的真理。1948年，米塞斯在纽约大学开始了一系列研讨会。参与者通常是年轻的商学院学生，他们希望从米塞斯那里轻松获得A或B的成绩，因为米塞斯以仁慈的评分而闻名。但也有一个小群体是真正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并不总是，甚至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通过他们，米塞斯的研讨会确保了奥地利经济学传统在美国得以延续。正如**《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1974）的作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说：“我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教书的18年里，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教授的研讨会有非学位寻求者会年复一年地参加。[米塞斯]独特地吸引了成熟的头脑，而不要求他们成为他的弟子。”诺齐克指出，吸引他们的是“他的思想内容及其力量和清晰度”。

与此同时，米塞斯在美国学术界地位低下，1949年时他的薪水并非由大学支付，而是主要由当时唯一存在的自由主义资助基金会——沃尔克基金（Volker Fund）支付。当米塞斯在20世纪40年代寻求在美国的学术职位时，他的声誉如此之低，以至于沃尔克基金的理查德·科尔努（Richard Cornuelle）回忆说：“我们觉得能找到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就不错了。”“他们对米塞斯的轻视远不止如此。他们认为他是危险的。他们觉得他宣扬的是一种迎合资本家的、残忍而不人道的观点，不值得任何鼓励。”

随着特朗普征服美国右翼，米塞斯的思想对两党执政势力而言依然危险，两党各自提供不同的文化编码方式来管理美国人的选择并限制美国人的自由。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对自由市场原则的诸多违背，背离了右翼数十年来所尊崇的一位经济学家的智慧，这位经济学家对市场和自由的深刻而广泛的见解揭示了特朗普主义诸多荒谬之处。

原文：The American Right Is Abandoning M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