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Straussian Moment (Peter Thiel)

吾曾探究未来，凭眼极力远眺， 望见世界之远景，望见将会出现之种种奇迹； 看到空中贸易不断，玄妙之航队穿梭往来， 驾紫色暮霭之飞行者纷纷降落，携带昂贵之货品； 听到天上充满呐喊声，交战各国之舰队在蓝天中央厮杀， 降下一阵可怖之露水； 同时，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风奏响之飒飒声中， 在雷电之轰鸣声中，各民族之军旗勇往直前； 直到鸣金收兵，直到战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类之议会里，在全世界之联邦里。 ——《洛克斯利田庄》

二十一世纪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一场袭击。在那令人震惊的几个小时里，19世纪和20世纪乃至现代的整个政治和军事框架，以及它对威慑性军队、理性民族国家、公开辩论和国际外交的强调，都受到了质疑，因为仅靠对话，甚至强大的武力，如何能阻止一小撮疯狂、坚定、有自杀倾向的人，他们的行为似乎超出了自由主义西方的所有规范？鉴于技术已经发展到极少数人就能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死亡的程度，现在需要做什么？

意识到西方的脆弱性，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妥协，而这种新的妥协不可避免地要求减少自由为代价来加强安全。在狭义的公共政策层面，机场需要更多的x光机；飞机上有更多的安保人员；更多的身份证检查和对隐私的侵犯；以及减少一些被告的权利。一夜之间，以不可侵犯个人权利为口号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原教旨主义民权狂热，变成了一种不可行的时代错误。

即使在关于自由和安全的辩论愈见激烈之时，任何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都被用来追捕那些需要对9·11事件负责的人。尽管动员迅速，但这些努力取得的成功有限。美国陈旧的军队不适合对付这样的敌人，因为不仅要在美国或阿富汗的少数几个恐怖分子营地追捕敌人，而且要追捕到地球的尽头。更糟糕的是，就像九头蛇一样，敌人在扩散，每有一名圣战分子被杀，就有十多名圣战分子以不正当的方式寻求殉教。

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层面上，9·11事件要求作出完全不同的安排。单边主义的问题，以及旨在为单边主义提供掩护的机构的问题，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被人们公开提出来。关于美国和联合国在政治领域的相对作用，在其他地方已经说了很多，但背后的辩论甚至延伸到更根本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我们有必要关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二十世纪关于遏制暴力的政策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国际发展的中间派共识呼吁将大量财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一系列组织的支持下，数千亿美元(以低息贷款或直接赠款的形式)流入第三世界国家，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繁荣。但这种共识是正确的吗？经济激励措施是否真的足以遏制暴力？

事实上，财富转移在20世纪40年代末还是有一定意义的。那些认真对待马克思，被共产主义革命幽灵所困扰的人，希望财富转移机制能够帮助赢得冷战，带来世界和平。对于洛克菲勒家族来说，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和脑袋) ，他们或许应该谨慎一些，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分给地球上的不幸者，让他们少一些不幸。

但事后，人们不禁要问，政策制定者怎么可能如此天真。让我们撇开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即财富转移机制从未像宣传的那样发挥作用，西方的财富大部分被浪费在了无用的项目上，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钱也只是回流到西方，最后进入了第三世界独裁者的瑞士银行账户。最近的事件生动地说明，这一理论的真正问题要深刻得多。因为当期待已久的打击最终到来时，它不是来自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也不是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饥饿农民，更不是来自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牧民。相反，它来自一个现代理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肇事者是沙特阿拉伯的中上层阶级，通常拥有大学学位并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的主谋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继承了一笔目前价值约2.5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沙特石油繁荣时期赚到的。如果他出生在美国，本·拉登会成为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员。

就这样，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例子，使主导现代西方的以经济为目的的政治思想变得不完整。从右派的《国富论》到左派的《资本论》，再到黑格尔、康德及其介于两者之间的众多追随者，9·11事件残酷的事实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的基础。这篇文章公开的思想议程就是建议重新审视需要什么。

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政治哲学的特点就是放弃了一套在早期被视为核心的问题：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做人的意义是什么？城市和人性的本质是什么？文化和宗教是如何融入这一切的？对现代世界来说，上帝已死伴随着人性问题的消失。

这种消失产生了许多影响。如果人类可以被近似地看作是理性的经济行为者（甚至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也同意这一点），那么那些以上帝或国家的名义寻求荣耀的人就显得很奇怪；但是，如果这些古怪的人很普通，而且能够以爆炸性的力量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假装他们不存在的政治解释就需要重新审视了。

当然，还有一个更古老的西方传统，这个传统对人性提供了一个不太教条的经济观点。这种古老的观点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谦虚和缺乏野心，以至于他们会像**伏尔泰的《老实人》**那样满足于修建自己的花园。相反，它认识到人类是潜在的邪恶或至少是危险的存在；虽然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美德和马基雅维利的异教美德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两位思想家都不敢忽视人性的问题本质。

因此，要理解一个并非所有人都是经济人的世界，最直接的方法似乎需要回归旧传统的某些版本。然而，在我们尝试回归之前，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谜：**为什么旧传统一开始就失败了？**毕竟，它似乎提出了一些明显而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能被抛弃和遗忘呢？

在理论层面上，旧传统由两个根本不相容的溪流组成，以雅典和耶路撒冷为代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皮埃尔·马南特（Pierre Manent）**在《人类之城》（The City of Man）中总结了这种划分：

在公民眼里，当重要的不是跪下来而是骑上马时，当人们应该赎罪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改正的罪不是人们对贞洁和真理犯下的罪，而是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时，基督徒的道德修养还有什么价值？在基督徒眼里，当他认为，无论胜利还是失败，无论是什么政权，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恶蹂躏的泪谷，国家不过是一大群强盗，那么他的政治和军事努力还有什么价值呢？对于这两个主人公来说，彼此的牺牲都是徒劳的。

在中世纪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试图掩盖这些冲突，而是建立在这些传统的许多共同点上，但从长远来看，就像两个巨大的磨盘互相摩擦，“城市和教会......在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中相互磨损。每一方都试图回到原来的真理，结果却失败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从长远来看，每一方都可以决定性地诋毁对方，从而产生了现代的"个人"，这个“个人”通过拒绝一切形式的牺牲来定义自己："既然城市和教会互相指责对方的牺牲是虚妄的，那么个人就是拒绝每一种牺牲形式并以这种拒绝来定义自己的人"。

实际上，这种辩证法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甚至根本不是理性的。因为当人们认真对待这些问题时，它们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涉及到抛弃这些问题的现代运动和反向运动。

西方的早期现代时期——16世纪和17世纪——的特点是这两种古老传统的瓦解，以及越来越多的绝望的尝试，将一切重新组合成某种功能完整的整体。在关于美德、美好生活和真正的宗教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正在瓦解时，直接的尝试包括通过武力达成这样的协议。这种力量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不断升级，并在三十年战争中达到顶峰，这可能是欧洲历史上最致命的时期。据估计，在冲突发生地德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消灭。

然而，在这个过程结束时，协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达成，分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暴力未能创造一个新的统一。这种失败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中被正式确定下来，因此，1648年可以被固定为现代时代诞生的唯一年份。美德和真正的宗教问题将由每一位君主决定，君主们各执一词。不可避免地，美德和宗教问题变成了私人问题；有礼貌和受人尊敬的人学会了不多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只会导致无益的冲突。

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关于人类本性的问题，将被视为与小人国人（Lilliputians）关于如何正确切开鸡蛋的斗争是一样的。霍布斯（Hobbes），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哲学家，吹嘘他如何在宗教战争中逃跑；胆怯的生活比英勇而无意义的死亡更可取。“为祖国而死是甜蜜的，是合适的”（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曾是旧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此以后，它将被视为不过是一个古老的谎言。

于是，启蒙运动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战略撤退。如果阻止人们为正确的开蛋方式而互相残杀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个没有人过多思考这个问题的世界，那么，停止这种思考的智力代价似乎是很小的。人性的问题被抛弃了，因为这个问题太危险了，不值得讨论。

新的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实践填补了抛弃旧传统所造成的真空。这门新科学最重要的支持者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在美国取得了最大的实际成功，这个国家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洛克，以至于把他说成是其最终的创始人只是稍微夸张了一点。

我们必须回到十八世纪，才能体会到洛克带来的巨大变化。革命时期的美国被宗教战争的恐惧和整个国家强加道德的狂热所困扰。美国独立宣言对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的呼吁与旧传统形成了对比，在旧传统中，前者并不存在，对幸福的追求似乎不如(当然也更主观)道德生活。当我们快进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时，建国的大背景已经被遗忘。事实证明，美国在塑造现代世界方面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大多数美国人再也无法认识到其建国理念的独创性和奇异性。

洛克个人的例子对美国革命走向自由主义的微妙道路具有指导意义。洛克的论证以一种低调的方式进行；他不希望通过在16和17世纪的争论中站队来煽动激情。但是，如果说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愚蠢的或者无关紧要的，那将是冒犯性的，他也必须避免通过公开诋毁所有那些站在一边的人来煽动激情。没有任何地方比宗教问题更需要敏感性。宗教激情导致了宗教战争，但是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强烈否定并不能带来和平。洛克不需要法国或俄国革命的例子来了解这一点。

因此，这位哲学家选择了一条看似温和的道路。在**《基督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中，这位哲学家开始谴责那些“公然谴责”（justly decried）的无神论者，他们公开质疑神为凡人制定的规则的重要性。但在这个谴责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关于这些规则的新东西。洛克告诉我们，如果父母“粗心大意”（unnaiurally careless），则孩子孝敬父母的命令不适用。婚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契约，但 "妻子在许多情况下有与[丈夫]分离的自由"，而且 "上帝在人身上植入的第一和最强烈的欲望"不是对上帝或他人的爱，而是对自我保护的健康关注。不幸的是，自然状态是一种“病态”（ill condition），因此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是“贫穷和不幸的”；然而，逃离自然提供了自我保护和幸福的途径。由此可见，人类不是自然界的管家（因为上帝一开始提供的就很少），而是财富和财产的创造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享受的东西的价值，最大的部分是由人创造的"。从这里看，对资本主义基本原理的延伸是适度的贪婪不再是致命的罪过，财富的无限积累也没有错；很自然地，"上帝和自然法则"说，政府 "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对人民的财产征税"。

至于基督本人，洛克告诉我们，耶稣的话是不可以明说的。如果耶稣准确地告诉人们他在做什么，犹太和罗马当局 "会夺走他的生命；至少他们会......阻碍他的工作"，因为他的教义会威胁到公民秩序和政府的运作。因此，基督隐藏了他的意思，以便他可以生活和传教。洛克对基督的概念与中世纪的激情剧或电影《耶稣受难记》中的世界相去甚远；不过，洛克赋予基督的性格与洛克本人以及他所创造的冷漠世界的性格相当吻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建立的国家将摒弃基督教的宗教性，即使它保持了许多基督教的外在表现。美国最终会变得更加世俗化和物质化，尽管其大多数公民会继续自称 "基督徒"。不会出现法国或俄国那种灾难性的反宗教战争，但也不会出现反革命。只有偶尔，保守的道德家才会表达他们的困惑，一个表面上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之上的国家怎么会偏离其最初的概念如此之远；他们从未想过这种逐渐偏离的过程是最初概念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关于真理的激烈辩论——无论是关于宗教和道德的问题，还是关于人性的问题——都会干扰商业活动的生产性。因此，最好消除或模糊这类问题。因此，在霍布斯（Hobbes）看来，人类所有的复杂性都被归结为对权力的渴望：

最能引起智力差异的激情，主要是对权力、财富、知识和荣誉的或多或少的渴望。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第一种，那就是权力的欲望。因为财富、知识和荣誉不过是权力的几种类型。

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中，作者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概念，同时进一步剥离了任何专门属于人类的东西：意志是偏好一种行动而不是另一种行动的权力；自由是根据这种偏好行事的权力；理解是一种权力；物质只是产生某些经验效果的权力，但这些效果没有告诉我们基本物质的性质。

洛克再一次谨慎地进行。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人性不存在，或者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的古老传统绝对是错误的；他并不寻求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但他无情地破坏了古老的传统，因为当我们观察事物(这些事物包括其他人)时，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由各种权力表现出来的次要影响。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的真实本性或实质；人类的有限性是人类生存条件中不可减少的一部分，人类永远无法了解人性的本质。问一个关于人类本质的问题，或者人类力量的目的论，会导致像"最好的调味品是在苹果、梅子还是坚果中找到"（whether the best Relish were to be found in Apples, Plumbs, or Nuts）那样毫无意义的辩论。

在人性中，洛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知的"X"。这种无知的意识为美国建国奠定了基础，虽然基础很低，但却是坚实的。人类的“X”可能有某些需求和偏好，但没有人处于权威地位，可以挑战这些需求。因此，以一种有点矛盾的方式，“X”的不可知导致了经典的自由主义和对属于这个不可知的X的不同权利的强烈主张，即宗教自由，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人们在他们心灵的殿堂里真正在想什么；言论自由，因为我们不能无可辩驳地批评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财产权和商业权，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人们将如何处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资本主义"，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总结道，"只是人类在被抛弃时的行为"。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难以界定的情况。人们可能想知道自由主义框架对儿童、罪犯或精神病人的权利，或者商品化的限制（敲诈勒索的利率、契约奴役、卖淫、身体部位的出售等）有什么看法。但对洛克和其他美国创始人来说，这些特殊情况可以推迟到以后考虑；无论如何，人类“X”的不可知性的一般原则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鼓励人类自由领域的逐渐扩展。

此类边界案例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范畴，它涉及起源问题。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具体的变体：即使我们不应该干涉人们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他们的财产，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财产最初是正当获得的呢？强有力的财产权的重要性似乎迫使我们对财产本身的起源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

然而，洛克再次敦促我们不要太过担心：自然状态下的价值很少，大多数价值都是通过人类的工作或智力增加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反思过去，而可以关注未来：大多数新财富将会通过加强产权保护而创造出来，并被那些遵守资本主义规则的人所享受。那些通过暴力获得财产的人将没有能力增长他们的财富，到时候将只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小部分，而且毫无影响力。洛克会立即驳斥巴尔扎克横扫一切、颠覆性的观点，即“每一笔巨大的财富背后都隐藏着犯罪”。我们不需要听从布莱希特对更多检查员和审讯员的呼吁。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享受我们为自己建立的资本主义天堂的繁荣安宁。

自9月11日以来，我们的和平被打破了。因为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界，美国人民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他们已经忘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忘记了西方世界的深刻分歧。非西方世界还没有看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启蒙运动在世界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在西方之外的世界里，宗教问题和人类的目的仍然是核心；即使在2001年，最大的恐惧也不是对痛苦的死亡的恐惧，而是对死后的生活的恐惧。

于是，一场宗教战争被带到一个不再关心宗教战争的土地上。即使是标榜自己是宗教保守派的布什总统，也不能让自己相信宗教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拥有多种宗教的伟大国家明白，我们的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教，也不是针对穆斯林人民的信仰"。

布什淡化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本拉登则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用最极端的方式将纯粹的伊斯兰世界和颓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对比："对这个世界的爱是错误的。你应该爱另一个世界......为正确的事业而死，去另一个世界。"

不幸的是，本·拉登不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疯子，就像人们可能会发现在海德公园对着困惑的观众大喊大叫的那种。对本·拉登来说，与洛克不同，道德和行为的难题不需要推迟；它们的答案很清楚，解决也不能拖延。本·拉登是一个对财富和权力充满激情的人，所以他的个人例子让我们想起洛克轻易驳回的边界案例。

事实上，本·拉登的财富来源——石油行业，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与洛克的恰当概括背道而驰。因为石油的大部分价值仅仅存在于自然界中，所以人类通过开采和提炼这种石油而增加的 "劳动"在比例上是相当小的。然而，与此同时，经济的兴衰取决于原油的价格，因此，原油在世界财富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事实上，这种石油的原始征用造就了20世纪多达一半的巨额财富。因此，由亚洲、中东和非洲的独裁者和专制者主导的石油工业的发展，是一个不那么隐秘的犯罪故事，其规模如此之大，犯罪所得足以购买体面和几乎所有其他东西。在帮助形成二战后的中间派经济政策共识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家族忘记了自己的家族历史。

当然，从长远来看，权力和繁荣很可能属于那些遵循资本主义规则的人，因此，从长远来看，那些以暴力和突然介入的宗教狂热分子最终将缺乏威胁启蒙运动在西方建立的非宗教世界所需的财富和技术；但如果我们在短期内都死了，这些都不重要。

今天，仅仅是自我保护就迫使我们所有人重新审视世界，思考奇怪的新思想，从而从漫长而有益的智力休眠和失忆中醒来，这段时期被错误地称为启蒙运动。

但是，当新的商业和资本主义世界在每一点上看起来都如此简单、快乐和务实的时候，为什么要回到旧的传统呢？德国法律学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为洛克和所有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一个极端的选择。他承认威斯特伐利亚条约（Westphalia）的签署者，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在宗教和美德以及人性的问题上，永远不会有任何一致意见。但是，当洛克说对人性一无所知是人性的一部分时，施密特回应说，被这样的问题划分并被迫选择立场，同样也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

政治是分裂的战场，人类被迫在朋友和敌人之间做出选择。“政治的高潮，”施密特宣称，“是在敌人被明确地认定为敌人的时刻。”敌人的存在迫使我们重新面对人性的基本问题。敌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由于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总是存在，人们不能单方面逃避所有的政治；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正遭受着极度自欺欺人的痛苦；其中包括**1928年凯洛格条约（Kellogg Pact of 1928）**的签署者，该条约宣布所有战争都是非法的。

的确，更糟糕的是；“如果一部分人宣布不再承认敌人，那么，根据情况，他们就会站在敌人一边，并帮助他们。”单方面裁军并不安全。当一个人选择不做决定时，他仍然做了一个选择——往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隐含地假设人类从根本上是好的或没有问题的。在施密特看来，“这是政治终结的征兆”:

在俄国，大革命前，注定要失败的阶级将俄国农民浪漫化为善良、勇敢、信奉基督教的人...1789年革命前的法国贵族社会，眷恋“本性善良的人”和大众的美德...没有人察觉到这场革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1793年已经来临的时候，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在谈论人民的善良、善良和无辜时，却表现出一种安全而毫无怀疑的态度——这是一种可怕的嘲笑。

**如果没有外太空外星人的入侵，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在政治上团结全人类的世界国家。**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这个政治实体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是包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普遍性的。如果地球上不同的国家、宗教、阶级和其他人类群体应该如此统一，以至于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在这个拥抱全球的国度里，内战永远停止了，那么朋友和敌人的区分也就停止了。

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传统中，施密特认为人类永久的政治分裂是“末世论构想的历史性状态”的苍白反映，这最终迫使人们追随或拒绝基督。他将政治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宣称自己反对中立者、堕胎主义者、火葬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就像和平主义者相信政治决定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避免的一样，火化炉拒绝肉体的复活，也拒绝为下一个世界做出的宗教决定。

通过这种方式，政治不断提醒堕落的人类，生命是严肃的，有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因此施密特非常赞同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Puritan Oliver Cromwell）**对西班牙的谴责：

为什么，真的，你最大的敌人是西班牙人。他是天生的敌人，他天生如此，因为他对上帝一切都怀有敌意。凡属神的，在你们里面的，或可能在你们里面的。

当本·拉登向“异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十字军”宣战时，施密特不会建议采取合理的折中措施。他会敦促发起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作为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一种方式，也许借用了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在克莱蒙会议上的劝诫，他在1096年敦促他热切的听众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当耶和华的军队冲向他的敌人时，让他们呐喊吧！Dieu le veult！"

不管它有什么缺点，施密特对政治的描述抓住了西方和伊斯兰之间正在展开的对抗的本质上的奇怪之处。这种陌生感在于双方对对抗本身的看法存在根本差异。也许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的不同。伊斯兰方面对现实保持着强烈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它将与西方的斗争视为比生死更重要的事情，因为真主在死后会通过他的追随者在斗争中的表现来评判他们。本·拉登会赞许地引用克伦威尔和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的演讲，几乎不需要任何改动。这些语言仍然能引起共鸣，激励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

相比之下，在西方一方(如果它甚至可以被称为一方)，对于这场战争的目的以及为什么会有一场文明战争存在着巨大的困惑。公然向伊斯兰宣战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更倾向于把这些措施看作是警方针对一些不寻常的反社会犯罪分子的行动，这些人碰巧炸毁了建筑物。我们害怕考虑这场斗争的更大意义，即使是最坚定的西方战争支持者也知道，我们不再相信上帝在天堂的存在。

然后，人们遇到了施密特的令人不安的挑战。在这一方，每个人都像霍布斯一样，把现世的生活看得比死亡更重要，在这一方，每个人都会逃避战斗和对抗；但当一个人从一个继续发光的敌人面前逃跑时，他最终会失败——不管一开始在数量和技术上的优势有多大，施密特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失败的解决方案都需要西方政治的肯定。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另一种可能是更令人不安的结论。因为，让我们假设时光倒流、不确定因素搁置一旁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回归克伦威尔和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的信仰；我们把伊斯兰教理解为西方的天赐敌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伊斯兰教现在攻击西方一样，凶猛地回应伊斯兰教。这将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它的代价将是消除一切从根本上区别现代西方和伊斯兰教的东西。

施密特将世界划分为朋友和敌人的做法中潜藏着一种危险的动力。这是一种破坏这种区别的动力，施密特的聪明计算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很好地选择自己的敌人，因为他很快就会像他们一样。

如果人们同意施密特的起始假设，那么西方必须输掉战争，否则就会失去我们的身份。无论如何，政治的持续存在都会给现代西方带来厄运，但为了完整起见，我们还必须考虑相反的可能性，这在施密特自己的著作中间接暗示过。因为尽管政治很可能保证了生活的严肃性，而且只要政治存在，世界就会保持分裂，但并不能保证政治本身会生存下去。

让我们承认，单方面裁军是不可能的，至少对那些重视生存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难道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放下武器，同时拒绝政治吗？世界上不可能有世界性的政治实体，但有可能有世界性的政治放弃。

黑格尔派**亚历山大·科杰夫（Alexandre Kojeve）**认为，历史的终结将标志着对所有难题的彻底放弃。人类本身会消失，但不会再有任何冲突：

如果人类再次变成动物，他的行为、他的爱和他的游戏也必须再次变得纯粹“自然”。因此，不得不承认，在历史结束后，人们将像鸟儿筑巢、蜘蛛织网一样建造他们的建筑和艺术作品...“所谓人类的彻底毁灭”，也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人类话语的最终消失。智人这种动物会通过条件反射对声音信号或手势“语言”做出反应，因此他们所谓的“话语”就像是蜜蜂的“语言”。那么，消失的不仅仅是哲学或对话语智慧的探索，还有智慧本身。

施密特回应了这些观点，尽管其结论相当不同。在这样一个统一的世界里，“剩下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国家，而是文化、文明、经济、道德、法律、艺术、娱乐等等”。“娱乐”的世界代表着远离政治的高潮。现实的再现可能会取代现实：暴力的电子游戏取代了暴力的战争；没有英雄壮举，可能会有惊险刺激的游乐园游乐设施；没有严肃的思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阴谋”，就像在肥皂剧中一样。这是一个人们用一生来娱乐至死的世界。

施密特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世界失控的可能性，但认为它不会以完全自生的方式发生：

要提出的尖锐问题是，一个包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组织所蕴含的可怕力量将落在谁的身上？这个问题绝不能被忽视——因为相信一切事物都会自动运转，事物会自我管理，人民对人民的政府将是多余的，因为那时人类将是绝对自由的。他们会因为什么而获得自由？这可以通过乐观或悲观的猜想来回答，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导致人类学的信仰。

这样一个人造世界需要一种“技术性宗教”，它相信“对自然界的无限力量和统治...相信人在这个世界的自然存在中具有无限的改变和幸福的潜力。”对政治神学家施密特来说，这种“巴比伦式的团结”代表着一种短暂的和谐，预示着末日的最终灾难。按照中世纪的传统，施密特知道也担心这种人为的团结只能由反基督者的阴暗形象来实现。在人类历史的尽头，他将以“和平与安全”的承诺诱惑人们，暗中统治接管世界：

上帝创造了世界；反基督者伪造了它...邪恶的魔术师重新创造了世界，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并征服了自然。自然为他服务的冷漠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任何人为需求的满足，为了安逸和舒适。那些让自己被他欺骗的人只能看到神话般的效果；自然似乎被战胜了了，安全的时代破晓了；一切都得到了照顾，一个聪明的远见和计划取代了天意。

一切似乎都在自我管理的世界是科幻小说的世界，是斯蒂芬森《雪崩》的世界，也是那些选择不服用红色药片《黑客帝国》的世界。但是，现实的任何表象都不会与现实相同，人们绝不能忽视表象存在的更大框架，把自己抛弃在这种人为的表象下的，代价总是太高，因为被避免的决定总是太重要。通过让人们忘记他们有灵魂，反基督者将成功地从他们那里骗取人们。

我们陷入了僵局。

一方面，我们有较新的启蒙运动，它从来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变得全面，而且也许总是以太高的自我僵化为代价。另一方面，我们回到了更古老的传统，但这种回归充满了太多的暴力。施密特在他的黑暗思考中青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解决方案，在1945年之后，在一个充满核武器和技术无限毁灭的世界里，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那么，什么样的连贯知识或实践综合体才是可能的呢？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试图解决这个后现代世界的核心悖论。这项任务的挑战反映在施特劳斯自己作品的难度上，这些作品对外行人来说是极其晦涩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并非完全随机的段落可以作为例证：“知识的统一与知识的交流也可以比作人与马的结合，虽然不能比作半人半马。”

事实上，施特劳斯的书中没有什么比减少透明度的需要更明确的了。不受限制的哲学思考给哲学家(以及他们居住的城市)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即使在最自由或最开放的政权中，也存在着某些严重成问题的真理。施特劳斯确信，他不是第一个发现或重新发现这些真理的人。过去的伟大作家和哲学家也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这些思想家使用了一种“深奥”的写作模式，他们的**“文学不是面向所有的读者，而是只面向值得信赖和聪明的读者”**。

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施特劳斯邀请我们考虑一个“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一个普遍受人尊敬的、不受怀疑的唯一存在的政党成员”的地位。由于他的研究，这位历史学家“开始怀疑政府支持的宗教史解释的合理性”。在开放的层面上，这位历史学家将为国家支持的观点进行热情的辩护，但在字里行间，“他会用那种简洁明快的风格写三四句话，这种风格很容易吸引爱思考的年轻人的注意力”。这对细心的读者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对那些总是不太聪明的政府审查员来说还不够。或者，我们的作家甚至可能通过使用一些声名狼藉的角色作为传声筒，公开地陈述“某些事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过去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发现如此多有趣的魔鬼、疯子、乞丐、诡辩家、酒鬼、享乐主义者和小丑。”

施特劳斯总结了这种奇怪话语方式的好处:

它具有私人通信的所有优点，却没有最大的缺点——它只触及作者的熟人。它具有公共传播的所有优点，但却没有其最大的缺点——对作者处以死刑。

因为有些书(也许还有其他作品)“除非人们日以继夜地‘长时间’思考，否则无法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揭示其全部意义”，文化相对主义和知识虚无主义并不是最终的定论。施特劳斯认为，关于人性存在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原则上可以为人类所知。事实上，过去的伟大作家对这一真理的认同远远超过他们公开的分歧会让肤浅的读者相信的程度，“因为有更多的伟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继子，或者与未来格格不入，这是人们很难相信的“。这些作家似乎只符合他们居住的不同城市。施特劳斯通过提醒我们歌德让浮士德向他的助手发出的警告，暗示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少数理解人类心灵和思想的人，他们愚蠢到不去克制自己的全部心思，而是向庸俗者展示他们的感觉和视野，他们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并被烧死“。

施特劳斯没有捷径可走。哲学家实践他所宣扬的，因此人们会在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徒劳地寻找对隐藏的真理的系统性陈述。也许施特劳斯对未来的哲学家唯一的让步在于，他的作品显然是深奥的和难以理解的，这与过去的作家相比，他们写的书看似简单，但真正的深奥本质因此更加模糊。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宣称，“施特劳斯主义者的公开议程”仅限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阅读名著”，而不包括提供简化的摘要。

然而，某些主题出现并重现——城市和人类的问题，建国和起源的问题，以及宗教和最佳政权之间的关系。再概括一点，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从例外情况(如马基雅维利和施密特)出发，这也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情况。只谈及政府机构顺利运作的政治报告是不完整的，人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机构最初是在什么环境下建立或创建的，以及它可能受到威胁、修改和重建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一些，就会发现，在洛克和蒙田的现代世界里，天地之间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这些东西被隐藏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或不可知。例如，在起源的问题上，施特劳斯注意到惊人的一致性，至少在事实细节层面上是如此，罗马神话中关于古代世界最伟大城市的建立和《创世纪》中关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的建立有惊人的一致。

施特劳斯是否相信，“如果没有莱姆斯被他的兄弟罗穆卢斯谋杀，就不可能有一个伟大而光荣的社会?”起初，他似乎在暗示，美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例外，并赞同地引用了爱国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伴随着美国独立的是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建立在道德理论、普遍和平制度和人类不可剥夺的世袭权利基础上的政府，现在正以比刀剑政府从东向西旋转更强大的推动力从西向东旋转。”但在几页之内，我们发现即使在《美国建国宣言》中，这种爱国主义的叙述并不一定是全部的事实，读者被告知，也许“美国的伟大不仅归功于其一贯坚持自由和正义的原则，也归功于其偶尔的偏离”。此外，我们被告知，存在着一种“对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和红印第安人命运的恶意解读”。事实上，这位哲学家决定写这本书是在神秘地提醒我们，即使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自由的政权，政治上仍然存在不正确的禁忌。

在提醒我们永久的问题时，政治哲学家同意政治神学家对严肃性的规劝，并与后者一道拒绝“一切都被照顾好了”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错觉。但是，因为哲学家并不分享神学家的所有希望和恐惧，所以在“‘绝对主义’的锡拉和‘相对主义’的卡律布狄斯”之间，有更多的自由来引导一条中间路线。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有一个普遍有效的目的层次结构，但没有普遍有效的行动规则"。

施特劳斯通过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存在或独立受到威胁的极端情况”，来说明这一主张。这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战争。一个体面的社会在战争中会做什么“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敌人——可能是绝对肆无忌惮和野蛮的敌人——迫使它做什么”。因此，“没有可以预先定义的限制，没有可能成为报复的限制。”此外，“适用于外敌的考虑，很可能适用于社会中的颠覆分子。”这位哲学家最后呼吁："让这些可悲的紧急情况披上它们理应披上的面纱"。

让我们回顾一下。现代西方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在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时期，这种信仰的丧失解放了巨大的商业和创造力。与此同时，这种损失使西方变得脆弱。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不完全摧毁现代西方的情况下巩固它，一种不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扔出去的方法？

乍一看，施特劳斯似乎提供了一个如此温和的中间路线，但他的道路也充满了危险。因为一旦哲学家的理论深奥性与某种实际实施相结合，自我反省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对城市问题本质的认识使得对城市的不反省的辩护不可能。这样，施特劳斯自相矛盾地恢复了这些永久性问题，可能会使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或者，从施密特的末世论的角度来看，施特劳斯的计划是要保护katechon，但却变成了“违背其意愿的加速器”。没有新的亚历山大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

此外，美国的宪法机制阻止了直接前进的道路。通过精心设计的制衡体系“以野心对抗野心”，它阻止了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重建旧共和国。美国的缔造者享有的行动自由远远超过了美国后来的政治家。最终，雄心勃勃的人会认识到，在政治上，人是无能为力的，所有的政治生涯都以失败告终。自知之明的智力瘫痪与我们开放的政府系统中的政治瘫痪形成了对比。

然而，行动的可能性比最初看起来要多，这正是因为有比传统法律或司法系统所列举的更多领域。**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在《卡什的毁灭》(the Ruin of Kasch)中提醒我们：

可以想象，1940年至今的这段时期可以用两部平行的历史来呈现：历史学家们，用他们精心设计的各种参数，讨论人物、群众、政党、运动、谈判、生产；还有秘密部门的历史，讲述谋杀、陷阱、背叛、暗杀、掩饰和武器运输。我们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充分的，都声称自己是自给自足的，一个永远不能转化为另一个，而且它们将继续它们的平行生活。但这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施特劳斯还提醒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框架来补充美国的制度：“没有‘情报’，即间谍活动，最公正的社会就无法生存”，尽管“如果不中止自然权利的某些规则，间谍活动是不可能的”。同样，他和丁尼生（Tennyson）在结果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方法上有分歧。联合国充满了无休止的、无结果的议会辩论，就像白痴讲的莎士比亚故事，我们应该把世界情报机构的秘密合作梯队(Echelon)视为通向真正的美国式全球和平的决定性道路。

不同意哲学家观点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也倾向于不喜欢哲学家的政治。正如不受公开辩论影响的理论框架似乎有些不稳定和有问题一样，高中教科书中描述的代议制民主制衡之外的政治框架似乎有些颠覆性和不道德；但如果美国自由主义是决定性的不完整，那么它的批评就不再那么决定性了。对于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的戏剧性结局中呼吁采取行动，这是没有根本分歧的。

尽管施特劳斯的计划令人振奋，但仍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怀疑，即它也许完全缺少一些基本的东西。如果法国文学理论家勒内·吉拉尔对世界历史的非凡描述是部分正确的，那么施特劳斯的胜利时刻可能会被证明是短暂的。

在重要的方面，吉拉尔对现代西方的分析呼应了一些已经讨论过的主题。与施密特和施特劳斯一样，吉拉尔也认为在城市和人类方面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真相，而人类暴力的整个问题已经被启蒙运动所掩盖。此外，总有一天这个真理会被完全知晓：“今天，没有一个问题比人的问题更有前途”。超越未知的人类“X”的可能性，约翰·洛克和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已经隐含在十九世纪进化科学的整个项目中。就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改变了自然科学一样，其他一些作家的《宗教起源》（The Origin of Religions）将提供逻辑和时间顺序上的续篇，总有一天会改变人类科学。

对吉拉尔来说，这种后达尔文主义的描述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达尔文进化论的渐进主义与前达尔文主义的本质主义结合起来，强调人类和自然秩序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这种对人性的更全面的描述将以亚里士多德生物学中已经包含的洞察力为中心：“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他有更强的模仿能力”。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种类的不同，也要看到程度的不同，这可以为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的综合提供基础。这样的综合和联系在莎士比亚时代就已经暗示过了，当时“ape”这个词既指“灵长类”，也有 "模仿"的意思。

然而，新的人类科学必须比过去更进一步地推动模仿的概念。根据吉拉尔的说法，所有的自然机构，从儿童模仿父母获得语言开始，都需要这种模仿活动，所以把人脑描述成巨大的模仿机器并不过分。因为没有模仿，人类就不会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模仿本身有问题，也不能说那些模仿者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不模仿的人要差。根据吉拉尔的说法，后一类人根本不存在——尽管它仍然是各种现代意识形态最珍视的神话，以庆祝一个完全虚构的、独立于其他人的人类自我。

然而，模仿的必要性并没有使它不成问题。传统上，人们倾向于认为模仿主要是表征性的，如语言的学习和各种文化制度的传播，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模仿延伸到获得性领域，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模仿他人的欲望。在“攀比”的过程中，模仿将人们推向不断升级的竞争。这个令人不安的模仿的真相，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模仿的知识，仍然以一种几乎无意识的方式被压抑着。在中世纪天主教所有的不共戴天的罪恶中，嫉妒是最接近模拟竞争的一种，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即使在最前卫的后现代主义圈子里，它仍然是一种文化禁忌。

最后：因为人类的模仿能力比其他动物更先进，所以我们没有足够强的本能来限制这种竞争的范围。因此，在模仿论的核心，存在着一个谜团：在遥远的过去，当所有的猿类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当模仿替身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升级为无限的暴力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来说，这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最终将以交战各方承认这样一场战争的不合理性而告终。在危机中，交战各方会坐下来，进行冷静的谈话，并起草一份社会契约，为和平社会提供基础。因为吉拉尔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他认为社会契约是启蒙运动的根本谎言——这个谎言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于从霍布斯到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倡导者们都不相信曾经签署过实际的契约。

在吉拉尔对这些问题的另一种描述中，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是在社会契约中达到高潮，而是在所有人对一个人的战争中达到高潮，因为同样的模仿力量逐渐驱使战斗人员联合起来对付一个特定的人。战争继续升级，没有任何合理的爆发点，至少在这个人成为替罪羊之前，他的死有助于团结社区，并为幸存者带来有限的和平。

这场谋杀是所有宗教和政治机构的秘密起源，并以神话的形式被人们铭记和改造。替罪羊，被认为是冲突和混乱的主要根源，必须为和平而死。暴力终结了暴力，社会诞生了。但是，由于社会建立在对其自身秩序和正义的信念之上，所以必须通过被杀的受害者确实有罪的神话来掩盖暴力的创始行为。因此，暴力被置于社会的核心；神话只是对暴力的短暂的论述。神话将创始谋杀的暴力神圣化：神话告诉我们，暴力是合理的，因为受害者真的是有罪的，至少在古代文化的背景下，真的是强大的。神话将被谋杀的替罪羊转化为神，宗教仪式通过牺牲人或动物的替代品来重演创始时期的谋杀，从而创造出一种总是掺杂着某种暴力的和平。牺牲的中心地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设法推迟或避免被处决的人成为崇敬的对象。每个国王都是一种活的神，这就是君主制的真正起源：

没有墓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墓；说到底墓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文化符号。地上墓不一定要发明。这是被一致用石头砸死的受害者埋葬的那堆石头。它是第一座金字塔。

这就是事情过去的运作方式。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猫出笼的世界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替罪羊真的不像迫害社区声称的那样有罪。因为人类文化的顺利运作取决于对人类文化的这一真相缺乏了解，所以古老的仪式将不再对现代世界起作用。

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展开翅膀。神话般过去的揭开，开启了一个我们不再相信任何神话的未来；在与过去的戏剧性决裂中，它们将被解构，从而失去信誉。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我们对隐藏历史的认识——“自世界成立以来隐藏的事物”，并不会自动带来辉煌的最终综合。因为这些创始神话也起到了区分合法和非法暴力的关键作用，它们的瓦解可能会使人类失去有限的、神圣的暴力的有效运作，它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无限的、非神圣化的暴力。

对吉拉尔来说，这种对古老文化的模仿和解构的结合暗示着现代世界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启示的维度。从吉拉尔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政治辩论仍然不足以应对当代世界局势，以至于在整个范围内，人们仍然否认人类模仿所造成的暴力的基础作用，因此，系统地低估了世界末日暴力的范围。核武器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困境，人们仍然否认人类模仿所造成的暴力的基础作用，因此，系统地低估了世界末日暴力的范围。但是，如果模仿驱使其他人试图获得这些武器，以获得他们所赋予的模仿威望，从而技术状况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包含一种强大的逐步升级的动态呢？

人们可以把“自由主义者”定义为那些对过去和这段暴力历史一无所知，但仍然坚持启蒙运动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的人。人们可能会将“保守主义者”定义为对未来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世界注定会怎样，因此仍然相信民族国家或其他植根于神圣暴力的机构可以遏制无限的人类暴力。目前有可能出现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盲点的可怕综合，暴力和全球化的综合，其中关于暴力的所有边界都被废除，无论是地理上的、专业上的(例如，非战斗人员)，还是人口上的(例如，儿童)。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暴力和对他人的暴力之间的区别也在消失，在令人不安的自杀-谋杀者的新现象中。用“恐怖主义”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无限的、末日般的暴力是最恰当的。

事实上，人们可能会想，对于第一次了解到人类历史真相的特殊一代人来说，是否还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记住，天启这个词的原意是揭开面纱。对吉拉尔来说，这种可怕知识的揭开在人类城市的下面打开了一条灾难性的断层线：“这是真正的世界末日，基督教的天启，令人难忘的受害者的无底深渊。”

在施特劳斯和吉拉尔的辩论中，争论的关键问题也许可以归结为时间问题。这种高度令人不安的知识何时才会突然出现在大众的意识中，使所有的政治都变得不可能，并最终终结人类的城市？

如果说吉拉尔宣布建国大业有什么预言的话，那么施特劳斯可能会注意到，他的情况也类似于尼采的疯子向不信教的世界宣布上帝的死亡所面临的困境：

我来得太早了...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个巨大的事件还在途中，还在游荡，还没有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闪电和雷声需要时间，星星的光芒需要时间，即使事情做完了也需要时间，才能被看见和听到。这件事离他们的距离比最遥远的星星还遥远——然而，正是他们做了这件事！

对施特劳斯来说，就像对尼采一样，模仿的真相和最初的谋杀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无论何时何地，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启蒙运动的世界可能是基于对人性本质的某些误解，但是，对这些错误概念的全面了解可能仍然是哲学精英的领域。唯一让人害怕的是这些知识的成功普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施特劳斯主义者**皮埃尔·马南特（Pierre Manent）**对吉拉尔的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如果人类的‘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吉拉尔]除了在非暴力的谬误幌子下带来人类的毁灭外，别无他法。”吉拉尔则会反驳说，在哲学的缄默中已经找不到救赎了，因为会有一天，没有任何深奥的知识了：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进行我们一直在这里追求的讨论。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其他人就会接受这种说法。在任何情况下，也会有其他人重复我们正在说的话，并且会在我们已经能够做的事情之外推进事情。然而，书籍本身并不重要；这些书出现的事件将比我们写的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并将确立我们难以描述的真理，即使是在简单和平庸的例子中。它们已经非常简单，确实太简单了，让我们目前的拜占庭感兴趣，但这些真理将变得更加简单；它们很快就会为任何人所接受。

对吉拉尔来说，对立国谋杀的认识是由犹太-西方启示的历史工作所驱动的。启示可能是缓慢的(因为它包含了人类不希望听到的信息)，但它是不可逆的。因此，吉拉尔和施特劳斯(或尼采)之间的决定性差异集中在历史主义问题上。

在个人层面，即使到了最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仍会有某种选择。我们有圣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一位基督教圣人，作为做出这一选择的帮助者。莫尔在**《安慰与苦难的对话》（Dialogue of Comfort Against Tribulation）**中宣称:

为了证明这一生不是欢笑的时光，而是哭泣的时光，我们发现我们的救主自己也哭过两三次，但他从来没有笑过一次。我不会发誓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至少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这样的例子。但是，另一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哭泣的例子。

圣人知道苏格拉底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哭泣的例子，却给我们留下了欢笑的例子。

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走到尽头，很难说现代的黄昏会持续多久。那么，有志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智管家的基督教政治家或女政治家必须做些什么呢？

否定的答案很简单。我们不可能回到古老的世界，甚至不可能回到**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设想的强有力的政治概念。我们不可能真正适应启蒙运动，因为它的许多陈词滥调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致命的谬误。但也不能决定回避所有的决定，退回到研究《圣经》以期待第二次降临，因为那样的话，人就不再是一个政治家了。

基督教政治家或女政治家必须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背离施特劳斯的教导。与施特劳斯不同，基督教政治家或女政治家知道，现代时代不会是永久的，最终会让位于非常不同的东西。人们绝不能忘记，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被揭露，所有的不公正都会被曝光，而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将被追究责任。

因此，在决定暴力与和平的正确组合时，基督教政治家或女政治家在任何紧要关头都应明智地站在和平一边。没有公式来回答什么构成“结案”的关键问题；这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决定，很可能在所有那些接近的例子中做出的累积决定，将决定后现代世界的命运。因为那个世界可能与现代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能更糟糕，也可能更好，比如失控模仿的无限暴力，或者上帝王国的和平。

原文：The Straussian Moment (Peter Thiel)

吾曾探究未来，凭眼极力远眺， 望见世界之远景，望见将会出现之种种奇迹； 看到空中贸易不断，玄妙之航队穿梭往来， 驾紫色暮霭之飞行者纷纷降落，携带昂贵之货品； 听到天上充满呐喊声，交战各国之舰队在蓝天中央厮杀， 降下一阵可怖之露水； 同时，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风奏响之飒飒声中， 在雷电之轰鸣声中，各民族之军旗勇往直前； 直到鸣金收兵，直到战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类之议会里，在全世界之联邦里。 ——《洛克斯利田庄》

二十一世纪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一场袭击。在那令人震惊的几个小时里，19世纪和20世纪乃至现代的整个政治和军事框架，以及它对威慑性军队、理性民族国家、公开辩论和国际外交的强调，都受到了质疑，因为仅靠对话，甚至强大的武力，如何能阻止一小撮疯狂、坚定、有自杀倾向的人，他们的行为似乎超出了自由主义西方的所有规范？鉴于技术已经发展到极少数人就能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死亡的程度，现在需要做什么？

意识到西方的脆弱性，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妥协，而这种新的妥协不可避免地要求减少自由为代价来加强安全。在狭义的公共政策层面，机场需要更多的x光机；飞机上有更多的安保人员；更多的身份证检查和对隐私的侵犯；以及减少一些被告的权利。一夜之间，以不可侵犯个人权利为口号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原教旨主义民权狂热，变成了一种不可行的时代错误。

即使在关于自由和安全的辩论愈见激烈之时，任何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都被用来追捕那些需要对9·11事件负责的人。尽管动员迅速，但这些努力取得的成功有限。美国陈旧的军队不适合对付这样的敌人，因为不仅要在美国或阿富汗的少数几个恐怖分子营地追捕敌人，而且要追捕到地球的尽头。更糟糕的是，就像九头蛇一样，敌人在扩散，每有一名圣战分子被杀，就有十多名圣战分子以不正当的方式寻求殉教。

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层面上，9·11事件要求作出完全不同的安排。单边主义的问题，以及旨在为单边主义提供掩护的机构的问题，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被人们公开提出来。关于美国和联合国在政治领域的相对作用，在其他地方已经说了很多，但背后的辩论甚至延伸到更根本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我们有必要关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二十世纪关于遏制暴力的政策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国际发展的中间派共识呼吁将大量财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一系列组织的支持下，数千亿美元(以低息贷款或直接赠款的形式)流入第三世界国家，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繁荣。但这种共识是正确的吗？经济激励措施是否真的足以遏制暴力？

事实上，财富转移在20世纪40年代末还是有一定意义的。那些认真对待马克思，被共产主义革命幽灵所困扰的人，希望财富转移机制能够帮助赢得冷战，带来世界和平。对于洛克菲勒家族来说，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和脑袋) ，他们或许应该谨慎一些，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分给地球上的不幸者，让他们少一些不幸。

但事后，人们不禁要问，政策制定者怎么可能如此天真。让我们撇开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即财富转移机制从未像宣传的那样发挥作用，西方的财富大部分被浪费在了无用的项目上，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钱也只是回流到西方，最后进入了第三世界独裁者的瑞士银行账户。最近的事件生动地说明，这一理论的真正问题要深刻得多。因为当期待已久的打击最终到来时，它不是来自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也不是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饥饿农民，更不是来自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牧民。相反，它来自一个现代理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肇事者是沙特阿拉伯的中上层阶级，通常拥有大学学位并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的主谋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继承了一笔目前价值约2.5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沙特石油繁荣时期赚到的。如果他出生在美国，本·拉登会成为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员。

就这样，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例子，使主导现代西方的以经济为目的的政治思想变得不完整。从右派的《国富论》到左派的《资本论》，再到黑格尔、康德及其介于两者之间的众多追随者，9·11事件残酷的事实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的基础。这篇文章公开的思想议程就是建议重新审视需要什么。

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政治哲学的特点就是放弃了一套在早期被视为核心的问题：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做人的意义是什么？城市和人性的本质是什么？文化和宗教是如何融入这一切的？对现代世界来说，上帝已死伴随着人性问题的消失。

这种消失产生了许多影响。如果人类可以被近似地看作是理性的经济行为者（甚至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也同意这一点），那么那些以上帝或国家的名义寻求荣耀的人就显得很奇怪；但是，如果这些古怪的人很普通，而且能够以爆炸性的力量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假装他们不存在的政治解释就需要重新审视了。

当然，还有一个更古老的西方传统，这个传统对人性提供了一个不太教条的经济观点。这种古老的观点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谦虚和缺乏野心，以至于他们会像**伏尔泰的《老实人》**那样满足于修建自己的花园。相反，它认识到人类是潜在的邪恶或至少是危险的存在；虽然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美德和马基雅维利的异教美德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两位思想家都不敢忽视人性的问题本质。

因此，要理解一个并非所有人都是经济人的世界，最直接的方法似乎需要回归旧传统的某些版本。然而，在我们尝试回归之前，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谜：**为什么旧传统一开始就失败了？**毕竟，它似乎提出了一些明显而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能被抛弃和遗忘呢？

在理论层面上，旧传统由两个根本不相容的溪流组成，以雅典和耶路撒冷为代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皮埃尔·马南特（Pierre Manent）**在《人类之城》（The City of Man）中总结了这种划分：

在公民眼里，当重要的不是跪下来而是骑上马时，当人们应该赎罪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改正的罪不是人们对贞洁和真理犯下的罪，而是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时，基督徒的道德修养还有什么价值？在基督徒眼里，当他认为，无论胜利还是失败，无论是什么政权，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恶蹂躏的泪谷，国家不过是一大群强盗，那么他的政治和军事努力还有什么价值呢？对于这两个主人公来说，彼此的牺牲都是徒劳的。

在中世纪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试图掩盖这些冲突，而是建立在这些传统的许多共同点上，但从长远来看，就像两个巨大的磨盘互相摩擦，“城市和教会......在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中相互磨损。每一方都试图回到原来的真理，结果却失败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从长远来看，每一方都可以决定性地诋毁对方，从而产生了现代的"个人"，这个“个人”通过拒绝一切形式的牺牲来定义自己："既然城市和教会互相指责对方的牺牲是虚妄的，那么个人就是拒绝每一种牺牲形式并以这种拒绝来定义自己的人"。

实际上，这种辩证法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甚至根本不是理性的。因为当人们认真对待这些问题时，它们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涉及到抛弃这些问题的现代运动和反向运动。

西方的早期现代时期——16世纪和17世纪——的特点是这两种古老传统的瓦解，以及越来越多的绝望的尝试，将一切重新组合成某种功能完整的整体。在关于美德、美好生活和真正的宗教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正在瓦解时，直接的尝试包括通过武力达成这样的协议。这种力量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不断升级，并在三十年战争中达到顶峰，这可能是欧洲历史上最致命的时期。据估计，在冲突发生地德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消灭。

然而，在这个过程结束时，协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达成，分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暴力未能创造一个新的统一。这种失败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中被正式确定下来，因此，1648年可以被固定为现代时代诞生的唯一年份。美德和真正的宗教问题将由每一位君主决定，君主们各执一词。不可避免地，美德和宗教问题变成了私人问题；有礼貌和受人尊敬的人学会了不多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只会导致无益的冲突。

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关于人类本性的问题，将被视为与小人国人（Lilliputians）关于如何正确切开鸡蛋的斗争是一样的。霍布斯（Hobbes），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哲学家，吹嘘他如何在宗教战争中逃跑；胆怯的生活比英勇而无意义的死亡更可取。“为祖国而死是甜蜜的，是合适的”（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曾是旧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此以后，它将被视为不过是一个古老的谎言。

于是，启蒙运动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战略撤退。如果阻止人们为正确的开蛋方式而互相残杀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个没有人过多思考这个问题的世界，那么，停止这种思考的智力代价似乎是很小的。人性的问题被抛弃了，因为这个问题太危险了，不值得讨论。

新的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实践填补了抛弃旧传统所造成的真空。这门新科学最重要的支持者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在美国取得了最大的实际成功，这个国家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洛克，以至于把他说成是其最终的创始人只是稍微夸张了一点。

我们必须回到十八世纪，才能体会到洛克带来的巨大变化。革命时期的美国被宗教战争的恐惧和整个国家强加道德的狂热所困扰。美国独立宣言对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的呼吁与旧传统形成了对比，在旧传统中，前者并不存在，对幸福的追求似乎不如(当然也更主观)道德生活。当我们快进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时，建国的大背景已经被遗忘。事实证明，美国在塑造现代世界方面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大多数美国人再也无法认识到其建国理念的独创性和奇异性。

洛克个人的例子对美国革命走向自由主义的微妙道路具有指导意义。洛克的论证以一种低调的方式进行；他不希望通过在16和17世纪的争论中站队来煽动激情。但是，如果说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愚蠢的或者无关紧要的，那将是冒犯性的，他也必须避免通过公开诋毁所有那些站在一边的人来煽动激情。没有任何地方比宗教问题更需要敏感性。宗教激情导致了宗教战争，但是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强烈否定并不能带来和平。洛克不需要法国或俄国革命的例子来了解这一点。

因此，这位哲学家选择了一条看似温和的道路。在**《基督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中，这位哲学家开始谴责那些“公然谴责”（justly decried）的无神论者，他们公开质疑神为凡人制定的规则的重要性。但在这个谴责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关于这些规则的新东西。洛克告诉我们，如果父母“粗心大意”（unnaiurally careless），则孩子孝敬父母的命令不适用。婚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契约，但 "妻子在许多情况下有与[丈夫]分离的自由"，而且 "上帝在人身上植入的第一和最强烈的欲望"不是对上帝或他人的爱，而是对自我保护的健康关注。不幸的是，自然状态是一种“病态”（ill condition），因此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是“贫穷和不幸的”；然而，逃离自然提供了自我保护和幸福的途径。由此可见，人类不是自然界的管家（因为上帝一开始提供的就很少），而是财富和财产的创造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享受的东西的价值，最大的部分是由人创造的"。从这里看，对资本主义基本原理的延伸是适度的贪婪不再是致命的罪过，财富的无限积累也没有错；很自然地，"上帝和自然法则"说，政府 "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对人民的财产征税"。

至于基督本人，洛克告诉我们，耶稣的话是不可以明说的。如果耶稣准确地告诉人们他在做什么，犹太和罗马当局 "会夺走他的生命；至少他们会......阻碍他的工作"，因为他的教义会威胁到公民秩序和政府的运作。因此，基督隐藏了他的意思，以便他可以生活和传教。洛克对基督的概念与中世纪的激情剧或电影《耶稣受难记》中的世界相去甚远；不过，洛克赋予基督的性格与洛克本人以及他所创造的冷漠世界的性格相当吻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建立的国家将摒弃基督教的宗教性，即使它保持了许多基督教的外在表现。美国最终会变得更加世俗化和物质化，尽管其大多数公民会继续自称 "基督徒"。不会出现法国或俄国那种灾难性的反宗教战争，但也不会出现反革命。只有偶尔，保守的道德家才会表达他们的困惑，一个表面上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之上的国家怎么会偏离其最初的概念如此之远；他们从未想过这种逐渐偏离的过程是最初概念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关于真理的激烈辩论——无论是关于宗教和道德的问题，还是关于人性的问题——都会干扰商业活动的生产性。因此，最好消除或模糊这类问题。因此，在霍布斯（Hobbes）看来，人类所有的复杂性都被归结为对权力的渴望：

最能引起智力差异的激情，主要是对权力、财富、知识和荣誉的或多或少的渴望。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第一种，那就是权力的欲望。因为财富、知识和荣誉不过是权力的几种类型。

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中，作者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概念，同时进一步剥离了任何专门属于人类的东西：意志是偏好一种行动而不是另一种行动的权力；自由是根据这种偏好行事的权力；理解是一种权力；物质只是产生某些经验效果的权力，但这些效果没有告诉我们基本物质的性质。

洛克再一次谨慎地进行。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人性不存在，或者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的古老传统绝对是错误的；他并不寻求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但他无情地破坏了古老的传统，因为当我们观察事物(这些事物包括其他人)时，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由各种权力表现出来的次要影响。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的真实本性或实质；人类的有限性是人类生存条件中不可减少的一部分，人类永远无法了解人性的本质。问一个关于人类本质的问题，或者人类力量的目的论，会导致像"最好的调味品是在苹果、梅子还是坚果中找到"（whether the best Relish were to be found in Apples, Plumbs, or Nuts）那样毫无意义的辩论。

在人性中，洛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知的"X"。这种无知的意识为美国建国奠定了基础，虽然基础很低，但却是坚实的。人类的“X”可能有某些需求和偏好，但没有人处于权威地位，可以挑战这些需求。因此，以一种有点矛盾的方式，“X”的不可知导致了经典的自由主义和对属于这个不可知的X的不同权利的强烈主张，即宗教自由，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人们在他们心灵的殿堂里真正在想什么；言论自由，因为我们不能无可辩驳地批评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财产权和商业权，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人们将如何处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资本主义"，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总结道，"只是人类在被抛弃时的行为"。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难以界定的情况。人们可能想知道自由主义框架对儿童、罪犯或精神病人的权利，或者商品化的限制（敲诈勒索的利率、契约奴役、卖淫、身体部位的出售等）有什么看法。但对洛克和其他美国创始人来说，这些特殊情况可以推迟到以后考虑；无论如何，人类“X”的不可知性的一般原则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鼓励人类自由领域的逐渐扩展。

此类边界案例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范畴，它涉及起源问题。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具体的变体：即使我们不应该干涉人们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他们的财产，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财产最初是正当获得的呢？强有力的财产权的重要性似乎迫使我们对财产本身的起源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

然而，洛克再次敦促我们不要太过担心：自然状态下的价值很少，大多数价值都是通过人类的工作或智力增加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反思过去，而可以关注未来：大多数新财富将会通过加强产权保护而创造出来，并被那些遵守资本主义规则的人所享受。那些通过暴力获得财产的人将没有能力增长他们的财富，到时候将只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小部分，而且毫无影响力。洛克会立即驳斥巴尔扎克横扫一切、颠覆性的观点，即“每一笔巨大的财富背后都隐藏着犯罪”。我们不需要听从布莱希特对更多检查员和审讯员的呼吁。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享受我们为自己建立的资本主义天堂的繁荣安宁。

自9月11日以来，我们的和平被打破了。因为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界，美国人民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他们已经忘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忘记了西方世界的深刻分歧。非西方世界还没有看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启蒙运动在世界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在西方之外的世界里，宗教问题和人类的目的仍然是核心；即使在2001年，最大的恐惧也不是对痛苦的死亡的恐惧，而是对死后的生活的恐惧。

于是，一场宗教战争被带到一个不再关心宗教战争的土地上。即使是标榜自己是宗教保守派的布什总统，也不能让自己相信宗教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拥有多种宗教的伟大国家明白，我们的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教，也不是针对穆斯林人民的信仰"。

布什淡化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本拉登则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用最极端的方式将纯粹的伊斯兰世界和颓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对比："对这个世界的爱是错误的。你应该爱另一个世界......为正确的事业而死，去另一个世界。"

不幸的是，本·拉登不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疯子，就像人们可能会发现在海德公园对着困惑的观众大喊大叫的那种。对本·拉登来说，与洛克不同，道德和行为的难题不需要推迟；它们的答案很清楚，解决也不能拖延。本·拉登是一个对财富和权力充满激情的人，所以他的个人例子让我们想起洛克轻易驳回的边界案例。

事实上，本·拉登的财富来源——石油行业，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与洛克的恰当概括背道而驰。因为石油的大部分价值仅仅存在于自然界中，所以人类通过开采和提炼这种石油而增加的 "劳动"在比例上是相当小的。然而，与此同时，经济的兴衰取决于原油的价格，因此，原油在世界财富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事实上，这种石油的原始征用造就了20世纪多达一半的巨额财富。因此，由亚洲、中东和非洲的独裁者和专制者主导的石油工业的发展，是一个不那么隐秘的犯罪故事，其规模如此之大，犯罪所得足以购买体面和几乎所有其他东西。在帮助形成二战后的中间派经济政策共识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家族忘记了自己的家族历史。

当然，从长远来看，权力和繁荣很可能属于那些遵循资本主义规则的人，因此，从长远来看，那些以暴力和突然介入的宗教狂热分子最终将缺乏威胁启蒙运动在西方建立的非宗教世界所需的财富和技术；但如果我们在短期内都死了，这些都不重要。

今天，仅仅是自我保护就迫使我们所有人重新审视世界，思考奇怪的新思想，从而从漫长而有益的智力休眠和失忆中醒来，这段时期被错误地称为启蒙运动。

但是，当新的商业和资本主义世界在每一点上看起来都如此简单、快乐和务实的时候，为什么要回到旧的传统呢？德国法律学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为洛克和所有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一个极端的选择。他承认威斯特伐利亚条约（Westphalia）的签署者，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在宗教和美德以及人性的问题上，永远不会有任何一致意见。但是，当洛克说对人性一无所知是人性的一部分时，施密特回应说，被这样的问题划分并被迫选择立场，同样也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

政治是分裂的战场，人类被迫在朋友和敌人之间做出选择。“政治的高潮，”施密特宣称，“是在敌人被明确地认定为敌人的时刻。”敌人的存在迫使我们重新面对人性的基本问题。敌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由于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总是存在，人们不能单方面逃避所有的政治；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正遭受着极度自欺欺人的痛苦；其中包括**1928年凯洛格条约（Kellogg Pact of 1928）**的签署者，该条约宣布所有战争都是非法的。

的确，更糟糕的是；“如果一部分人宣布不再承认敌人，那么，根据情况，他们就会站在敌人一边，并帮助他们。”单方面裁军并不安全。当一个人选择不做决定时，他仍然做了一个选择——往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隐含地假设人类从根本上是好的或没有问题的。在施密特看来，“这是政治终结的征兆”:

在俄国，大革命前，注定要失败的阶级将俄国农民浪漫化为善良、勇敢、信奉基督教的人...1789年革命前的法国贵族社会，眷恋“本性善良的人”和大众的美德...没有人察觉到这场革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1793年已经来临的时候，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在谈论人民的善良、善良和无辜时，却表现出一种安全而毫无怀疑的态度——这是一种可怕的嘲笑。

**如果没有外太空外星人的入侵，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在政治上团结全人类的世界国家。**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这个政治实体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是包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普遍性的。如果地球上不同的国家、宗教、阶级和其他人类群体应该如此统一，以至于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在这个拥抱全球的国度里，内战永远停止了，那么朋友和敌人的区分也就停止了。

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传统中，施密特认为人类永久的政治分裂是“末世论构想的历史性状态”的苍白反映，这最终迫使人们追随或拒绝基督。他将政治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宣称自己反对中立者、堕胎主义者、火葬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就像和平主义者相信政治决定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避免的一样，火化炉拒绝肉体的复活，也拒绝为下一个世界做出的宗教决定。

通过这种方式，政治不断提醒堕落的人类，生命是严肃的，有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因此施密特非常赞同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Puritan Oliver Cromwell）**对西班牙的谴责：

为什么，真的，你最大的敌人是西班牙人。他是天生的敌人，他天生如此，因为他对上帝一切都怀有敌意。凡属神的，在你们里面的，或可能在你们里面的。

当本·拉登向“异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十字军”宣战时，施密特不会建议采取合理的折中措施。他会敦促发起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作为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一种方式，也许借用了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在克莱蒙会议上的劝诫，他在1096年敦促他热切的听众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当耶和华的军队冲向他的敌人时，让他们呐喊吧！Dieu le veult！"

不管它有什么缺点，施密特对政治的描述抓住了西方和伊斯兰之间正在展开的对抗的本质上的奇怪之处。这种陌生感在于双方对对抗本身的看法存在根本差异。也许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的不同。伊斯兰方面对现实保持着强烈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它将与西方的斗争视为比生死更重要的事情，因为真主在死后会通过他的追随者在斗争中的表现来评判他们。本·拉登会赞许地引用克伦威尔和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的演讲，几乎不需要任何改动。这些语言仍然能引起共鸣，激励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

相比之下，在西方一方(如果它甚至可以被称为一方)，对于这场战争的目的以及为什么会有一场文明战争存在着巨大的困惑。公然向伊斯兰宣战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更倾向于把这些措施看作是警方针对一些不寻常的反社会犯罪分子的行动，这些人碰巧炸毁了建筑物。我们害怕考虑这场斗争的更大意义，即使是最坚定的西方战争支持者也知道，我们不再相信上帝在天堂的存在。

然后，人们遇到了施密特的令人不安的挑战。在这一方，每个人都像霍布斯一样，把现世的生活看得比死亡更重要，在这一方，每个人都会逃避战斗和对抗；但当一个人从一个继续发光的敌人面前逃跑时，他最终会失败——不管一开始在数量和技术上的优势有多大，施密特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失败的解决方案都需要西方政治的肯定。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另一种可能是更令人不安的结论。因为，让我们假设时光倒流、不确定因素搁置一旁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回归克伦威尔和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的信仰；我们把伊斯兰教理解为西方的天赐敌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伊斯兰教现在攻击西方一样，凶猛地回应伊斯兰教。这将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它的代价将是消除一切从根本上区别现代西方和伊斯兰教的东西。

施密特将世界划分为朋友和敌人的做法中潜藏着一种危险的动力。这是一种破坏这种区别的动力，施密特的聪明计算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很好地选择自己的敌人，因为他很快就会像他们一样。

如果人们同意施密特的起始假设，那么西方必须输掉战争，否则就会失去我们的身份。无论如何，政治的持续存在都会给现代西方带来厄运，但为了完整起见，我们还必须考虑相反的可能性，这在施密特自己的著作中间接暗示过。因为尽管政治很可能保证了生活的严肃性，而且只要政治存在，世界就会保持分裂，但并不能保证政治本身会生存下去。

让我们承认，单方面裁军是不可能的，至少对那些重视生存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难道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放下武器，同时拒绝政治吗？世界上不可能有世界性的政治实体，但有可能有世界性的政治放弃。

黑格尔派**亚历山大·科杰夫（Alexandre Kojeve）**认为，历史的终结将标志着对所有难题的彻底放弃。人类本身会消失，但不会再有任何冲突：

如果人类再次变成动物，他的行为、他的爱和他的游戏也必须再次变得纯粹“自然”。因此，不得不承认，在历史结束后，人们将像鸟儿筑巢、蜘蛛织网一样建造他们的建筑和艺术作品...“所谓人类的彻底毁灭”，也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人类话语的最终消失。智人这种动物会通过条件反射对声音信号或手势“语言”做出反应，因此他们所谓的“话语”就像是蜜蜂的“语言”。那么，消失的不仅仅是哲学或对话语智慧的探索，还有智慧本身。

施密特回应了这些观点，尽管其结论相当不同。在这样一个统一的世界里，“剩下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国家，而是文化、文明、经济、道德、法律、艺术、娱乐等等”。“娱乐”的世界代表着远离政治的高潮。现实的再现可能会取代现实：暴力的电子游戏取代了暴力的战争；没有英雄壮举，可能会有惊险刺激的游乐园游乐设施；没有严肃的思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阴谋”，就像在肥皂剧中一样。这是一个人们用一生来娱乐至死的世界。

施密特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世界失控的可能性，但认为它不会以完全自生的方式发生：

要提出的尖锐问题是，一个包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组织所蕴含的可怕力量将落在谁的身上？这个问题绝不能被忽视——因为相信一切事物都会自动运转，事物会自我管理，人民对人民的政府将是多余的，因为那时人类将是绝对自由的。他们会因为什么而获得自由？这可以通过乐观或悲观的猜想来回答，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导致人类学的信仰。

这样一个人造世界需要一种“技术性宗教”，它相信“对自然界的无限力量和统治...相信人在这个世界的自然存在中具有无限的改变和幸福的潜力。”对政治神学家施密特来说，这种“巴比伦式的团结”代表着一种短暂的和谐，预示着末日的最终灾难。按照中世纪的传统，施密特知道也担心这种人为的团结只能由反基督者的阴暗形象来实现。在人类历史的尽头，他将以“和平与安全”的承诺诱惑人们，暗中统治接管世界：

上帝创造了世界；反基督者伪造了它...邪恶的魔术师重新创造了世界，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并征服了自然。自然为他服务的冷漠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任何人为需求的满足，为了安逸和舒适。那些让自己被他欺骗的人只能看到神话般的效果；自然似乎被战胜了了，安全的时代破晓了；一切都得到了照顾，一个聪明的远见和计划取代了天意。

一切似乎都在自我管理的世界是科幻小说的世界，是斯蒂芬森《雪崩》的世界，也是那些选择不服用红色药片《黑客帝国》的世界。但是，现实的任何表象都不会与现实相同，人们绝不能忽视表象存在的更大框架，把自己抛弃在这种人为的表象下的，代价总是太高，因为被避免的决定总是太重要。通过让人们忘记他们有灵魂，反基督者将成功地从他们那里骗取人们。

我们陷入了僵局。

一方面，我们有较新的启蒙运动，它从来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变得全面，而且也许总是以太高的自我僵化为代价。另一方面，我们回到了更古老的传统，但这种回归充满了太多的暴力。施密特在他的黑暗思考中青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解决方案，在1945年之后，在一个充满核武器和技术无限毁灭的世界里，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那么，什么样的连贯知识或实践综合体才是可能的呢？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试图解决这个后现代世界的核心悖论。这项任务的挑战反映在施特劳斯自己作品的难度上，这些作品对外行人来说是极其晦涩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并非完全随机的段落可以作为例证：“知识的统一与知识的交流也可以比作人与马的结合，虽然不能比作半人半马。”

事实上，施特劳斯的书中没有什么比减少透明度的需要更明确的了。不受限制的哲学思考给哲学家(以及他们居住的城市)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即使在最自由或最开放的政权中，也存在着某些严重成问题的真理。施特劳斯确信，他不是第一个发现或重新发现这些真理的人。过去的伟大作家和哲学家也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这些思想家使用了一种“深奥”的写作模式，他们的**“文学不是面向所有的读者，而是只面向值得信赖和聪明的读者”**。

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施特劳斯邀请我们考虑一个“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一个普遍受人尊敬的、不受怀疑的唯一存在的政党成员”的地位。由于他的研究，这位历史学家“开始怀疑政府支持的宗教史解释的合理性”。在开放的层面上，这位历史学家将为国家支持的观点进行热情的辩护，但在字里行间，“他会用那种简洁明快的风格写三四句话，这种风格很容易吸引爱思考的年轻人的注意力”。这对细心的读者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对那些总是不太聪明的政府审查员来说还不够。或者，我们的作家甚至可能通过使用一些声名狼藉的角色作为传声筒，公开地陈述“某些事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过去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发现如此多有趣的魔鬼、疯子、乞丐、诡辩家、酒鬼、享乐主义者和小丑。”

施特劳斯总结了这种奇怪话语方式的好处:

它具有私人通信的所有优点，却没有最大的缺点——它只触及作者的熟人。它具有公共传播的所有优点，但却没有其最大的缺点——对作者处以死刑。

因为有些书(也许还有其他作品)“除非人们日以继夜地‘长时间’思考，否则无法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揭示其全部意义”，文化相对主义和知识虚无主义并不是最终的定论。施特劳斯认为，关于人性存在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原则上可以为人类所知。事实上，过去的伟大作家对这一真理的认同远远超过他们公开的分歧会让肤浅的读者相信的程度，“因为有更多的伟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继子，或者与未来格格不入，这是人们很难相信的“。这些作家似乎只符合他们居住的不同城市。施特劳斯通过提醒我们歌德让浮士德向他的助手发出的警告，暗示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少数理解人类心灵和思想的人，他们愚蠢到不去克制自己的全部心思，而是向庸俗者展示他们的感觉和视野，他们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并被烧死“。

施特劳斯没有捷径可走。哲学家实践他所宣扬的，因此人们会在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徒劳地寻找对隐藏的真理的系统性陈述。也许施特劳斯对未来的哲学家唯一的让步在于，他的作品显然是深奥的和难以理解的，这与过去的作家相比，他们写的书看似简单，但真正的深奥本质因此更加模糊。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宣称，“施特劳斯主义者的公开议程”仅限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阅读名著”，而不包括提供简化的摘要。

然而，某些主题出现并重现——城市和人类的问题，建国和起源的问题，以及宗教和最佳政权之间的关系。再概括一点，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从例外情况(如马基雅维利和施密特)出发，这也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情况。只谈及政府机构顺利运作的政治报告是不完整的，人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机构最初是在什么环境下建立或创建的，以及它可能受到威胁、修改和重建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一些，就会发现，在洛克和蒙田的现代世界里，天地之间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这些东西被隐藏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或不可知。例如，在起源的问题上，施特劳斯注意到惊人的一致性，至少在事实细节层面上是如此，罗马神话中关于古代世界最伟大城市的建立和《创世纪》中关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的建立有惊人的一致。

施特劳斯是否相信，“如果没有莱姆斯被他的兄弟罗穆卢斯谋杀，就不可能有一个伟大而光荣的社会?”起初，他似乎在暗示，美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例外，并赞同地引用了爱国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伴随着美国独立的是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建立在道德理论、普遍和平制度和人类不可剥夺的世袭权利基础上的政府，现在正以比刀剑政府从东向西旋转更强大的推动力从西向东旋转。”但在几页之内，我们发现即使在《美国建国宣言》中，这种爱国主义的叙述并不一定是全部的事实，读者被告知，也许“美国的伟大不仅归功于其一贯坚持自由和正义的原则，也归功于其偶尔的偏离”。此外，我们被告知，存在着一种“对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和红印第安人命运的恶意解读”。事实上，这位哲学家决定写这本书是在神秘地提醒我们，即使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自由的政权，政治上仍然存在不正确的禁忌。

在提醒我们永久的问题时，政治哲学家同意政治神学家对严肃性的规劝，并与后者一道拒绝“一切都被照顾好了”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错觉。但是，因为哲学家并不分享神学家的所有希望和恐惧，所以在“‘绝对主义’的锡拉和‘相对主义’的卡律布狄斯”之间，有更多的自由来引导一条中间路线。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有一个普遍有效的目的层次结构，但没有普遍有效的行动规则"。

施特劳斯通过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存在或独立受到威胁的极端情况”，来说明这一主张。这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战争。一个体面的社会在战争中会做什么“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敌人——可能是绝对肆无忌惮和野蛮的敌人——迫使它做什么”。因此，“没有可以预先定义的限制，没有可能成为报复的限制。”此外，“适用于外敌的考虑，很可能适用于社会中的颠覆分子。”这位哲学家最后呼吁："让这些可悲的紧急情况披上它们理应披上的面纱"。

让我们回顾一下。现代西方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在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时期，这种信仰的丧失解放了巨大的商业和创造力。与此同时，这种损失使西方变得脆弱。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不完全摧毁现代西方的情况下巩固它，一种不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扔出去的方法？

乍一看，施特劳斯似乎提供了一个如此温和的中间路线，但他的道路也充满了危险。因为一旦哲学家的理论深奥性与某种实际实施相结合，自我反省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对城市问题本质的认识使得对城市的不反省的辩护不可能。这样，施特劳斯自相矛盾地恢复了这些永久性问题，可能会使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或者，从施密特的末世论的角度来看，施特劳斯的计划是要保护katechon，但却变成了“违背其意愿的加速器”。没有新的亚历山大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

此外，美国的宪法机制阻止了直接前进的道路。通过精心设计的制衡体系“以野心对抗野心”，它阻止了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重建旧共和国。美国的缔造者享有的行动自由远远超过了美国后来的政治家。最终，雄心勃勃的人会认识到，在政治上，人是无能为力的，所有的政治生涯都以失败告终。自知之明的智力瘫痪与我们开放的政府系统中的政治瘫痪形成了对比。

然而，行动的可能性比最初看起来要多，这正是因为有比传统法律或司法系统所列举的更多领域。**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在《卡什的毁灭》(the Ruin of Kasch)中提醒我们：

可以想象，1940年至今的这段时期可以用两部平行的历史来呈现：历史学家们，用他们精心设计的各种参数，讨论人物、群众、政党、运动、谈判、生产；还有秘密部门的历史，讲述谋杀、陷阱、背叛、暗杀、掩饰和武器运输。我们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充分的，都声称自己是自给自足的，一个永远不能转化为另一个，而且它们将继续它们的平行生活。但这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施特劳斯还提醒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框架来补充美国的制度：“没有‘情报’，即间谍活动，最公正的社会就无法生存”，尽管“如果不中止自然权利的某些规则，间谍活动是不可能的”。同样，他和丁尼生（Tennyson）在结果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方法上有分歧。联合国充满了无休止的、无结果的议会辩论，就像白痴讲的莎士比亚故事，我们应该把世界情报机构的秘密合作梯队(Echelon)视为通向真正的美国式全球和平的决定性道路。

不同意哲学家观点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也倾向于不喜欢哲学家的政治。正如不受公开辩论影响的理论框架似乎有些不稳定和有问题一样，高中教科书中描述的代议制民主制衡之外的政治框架似乎有些颠覆性和不道德；但如果美国自由主义是决定性的不完整，那么它的批评就不再那么决定性了。对于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的戏剧性结局中呼吁采取行动，这是没有根本分歧的。

尽管施特劳斯的计划令人振奋，但仍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怀疑，即它也许完全缺少一些基本的东西。如果法国文学理论家勒内·吉拉尔对世界历史的非凡描述是部分正确的，那么施特劳斯的胜利时刻可能会被证明是短暂的。

在重要的方面，吉拉尔对现代西方的分析呼应了一些已经讨论过的主题。与施密特和施特劳斯一样，吉拉尔也认为在城市和人类方面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真相，而人类暴力的整个问题已经被启蒙运动所掩盖。此外，总有一天这个真理会被完全知晓：“今天，没有一个问题比人的问题更有前途”。超越未知的人类“X”的可能性，约翰·洛克和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已经隐含在十九世纪进化科学的整个项目中。就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改变了自然科学一样，其他一些作家的《宗教起源》（The Origin of Religions）将提供逻辑和时间顺序上的续篇，总有一天会改变人类科学。

对吉拉尔来说，这种后达尔文主义的描述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达尔文进化论的渐进主义与前达尔文主义的本质主义结合起来，强调人类和自然秩序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这种对人性的更全面的描述将以亚里士多德生物学中已经包含的洞察力为中心：“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他有更强的模仿能力”。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种类的不同，也要看到程度的不同，这可以为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的综合提供基础。这样的综合和联系在莎士比亚时代就已经暗示过了，当时“ape”这个词既指“灵长类”，也有 "模仿"的意思。

然而，新的人类科学必须比过去更进一步地推动模仿的概念。根据吉拉尔的说法，所有的自然机构，从儿童模仿父母获得语言开始，都需要这种模仿活动，所以把人脑描述成巨大的模仿机器并不过分。因为没有模仿，人类就不会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模仿本身有问题，也不能说那些模仿者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不模仿的人要差。根据吉拉尔的说法，后一类人根本不存在——尽管它仍然是各种现代意识形态最珍视的神话，以庆祝一个完全虚构的、独立于其他人的人类自我。

然而，模仿的必要性并没有使它不成问题。传统上，人们倾向于认为模仿主要是表征性的，如语言的学习和各种文化制度的传播，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模仿延伸到获得性领域，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模仿他人的欲望。在“攀比”的过程中，模仿将人们推向不断升级的竞争。这个令人不安的模仿的真相，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模仿的知识，仍然以一种几乎无意识的方式被压抑着。在中世纪天主教所有的不共戴天的罪恶中，嫉妒是最接近模拟竞争的一种，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即使在最前卫的后现代主义圈子里，它仍然是一种文化禁忌。

最后：因为人类的模仿能力比其他动物更先进，所以我们没有足够强的本能来限制这种竞争的范围。因此，在模仿论的核心，存在着一个谜团：在遥远的过去，当所有的猿类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当模仿替身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升级为无限的暴力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来说，这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最终将以交战各方承认这样一场战争的不合理性而告终。在危机中，交战各方会坐下来，进行冷静的谈话，并起草一份社会契约，为和平社会提供基础。因为吉拉尔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他认为社会契约是启蒙运动的根本谎言——这个谎言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于从霍布斯到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倡导者们都不相信曾经签署过实际的契约。

在吉拉尔对这些问题的另一种描述中，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是在社会契约中达到高潮，而是在所有人对一个人的战争中达到高潮，因为同样的模仿力量逐渐驱使战斗人员联合起来对付一个特定的人。战争继续升级，没有任何合理的爆发点，至少在这个人成为替罪羊之前，他的死有助于团结社区，并为幸存者带来有限的和平。

这场谋杀是所有宗教和政治机构的秘密起源，并以神话的形式被人们铭记和改造。替罪羊，被认为是冲突和混乱的主要根源，必须为和平而死。暴力终结了暴力，社会诞生了。但是，由于社会建立在对其自身秩序和正义的信念之上，所以必须通过被杀的受害者确实有罪的神话来掩盖暴力的创始行为。因此，暴力被置于社会的核心；神话只是对暴力的短暂的论述。神话将创始谋杀的暴力神圣化：神话告诉我们，暴力是合理的，因为受害者真的是有罪的，至少在古代文化的背景下，真的是强大的。神话将被谋杀的替罪羊转化为神，宗教仪式通过牺牲人或动物的替代品来重演创始时期的谋杀，从而创造出一种总是掺杂着某种暴力的和平。牺牲的中心地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设法推迟或避免被处决的人成为崇敬的对象。每个国王都是一种活的神，这就是君主制的真正起源：

没有墓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墓；说到底墓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文化符号。地上墓不一定要发明。这是被一致用石头砸死的受害者埋葬的那堆石头。它是第一座金字塔。

这就是事情过去的运作方式。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猫出笼的世界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替罪羊真的不像迫害社区声称的那样有罪。因为人类文化的顺利运作取决于对人类文化的这一真相缺乏了解，所以古老的仪式将不再对现代世界起作用。

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展开翅膀。神话般过去的揭开，开启了一个我们不再相信任何神话的未来；在与过去的戏剧性决裂中，它们将被解构，从而失去信誉。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我们对隐藏历史的认识——“自世界成立以来隐藏的事物”，并不会自动带来辉煌的最终综合。因为这些创始神话也起到了区分合法和非法暴力的关键作用，它们的瓦解可能会使人类失去有限的、神圣的暴力的有效运作，它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无限的、非神圣化的暴力。

对吉拉尔来说，这种对古老文化的模仿和解构的结合暗示着现代世界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启示的维度。从吉拉尔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政治辩论仍然不足以应对当代世界局势，以至于在整个范围内，人们仍然否认人类模仿所造成的暴力的基础作用，因此，系统地低估了世界末日暴力的范围。核武器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困境，人们仍然否认人类模仿所造成的暴力的基础作用，因此，系统地低估了世界末日暴力的范围。但是，如果模仿驱使其他人试图获得这些武器，以获得他们所赋予的模仿威望，从而技术状况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包含一种强大的逐步升级的动态呢？

人们可以把“自由主义者”定义为那些对过去和这段暴力历史一无所知，但仍然坚持启蒙运动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的人。人们可能会将“保守主义者”定义为对未来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世界注定会怎样，因此仍然相信民族国家或其他植根于神圣暴力的机构可以遏制无限的人类暴力。目前有可能出现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盲点的可怕综合，暴力和全球化的综合，其中关于暴力的所有边界都被废除，无论是地理上的、专业上的(例如，非战斗人员)，还是人口上的(例如，儿童)。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暴力和对他人的暴力之间的区别也在消失，在令人不安的自杀-谋杀者的新现象中。用“恐怖主义”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无限的、末日般的暴力是最恰当的。

事实上，人们可能会想，对于第一次了解到人类历史真相的特殊一代人来说，是否还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记住，天启这个词的原意是揭开面纱。对吉拉尔来说，这种可怕知识的揭开在人类城市的下面打开了一条灾难性的断层线：“这是真正的世界末日，基督教的天启，令人难忘的受害者的无底深渊。”

在施特劳斯和吉拉尔的辩论中，争论的关键问题也许可以归结为时间问题。这种高度令人不安的知识何时才会突然出现在大众的意识中，使所有的政治都变得不可能，并最终终结人类的城市？

如果说吉拉尔宣布建国大业有什么预言的话，那么施特劳斯可能会注意到，他的情况也类似于尼采的疯子向不信教的世界宣布上帝的死亡所面临的困境：

我来得太早了...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个巨大的事件还在途中，还在游荡，还没有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闪电和雷声需要时间，星星的光芒需要时间，即使事情做完了也需要时间，才能被看见和听到。这件事离他们的距离比最遥远的星星还遥远——然而，正是他们做了这件事！

对施特劳斯来说，就像对尼采一样，模仿的真相和最初的谋杀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无论何时何地，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启蒙运动的世界可能是基于对人性本质的某些误解，但是，对这些错误概念的全面了解可能仍然是哲学精英的领域。唯一让人害怕的是这些知识的成功普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施特劳斯主义者**皮埃尔·马南特（Pierre Manent）**对吉拉尔的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如果人类的‘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吉拉尔]除了在非暴力的谬误幌子下带来人类的毁灭外，别无他法。”吉拉尔则会反驳说，在哲学的缄默中已经找不到救赎了，因为会有一天，没有任何深奥的知识了：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进行我们一直在这里追求的讨论。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其他人就会接受这种说法。在任何情况下，也会有其他人重复我们正在说的话，并且会在我们已经能够做的事情之外推进事情。然而，书籍本身并不重要；这些书出现的事件将比我们写的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并将确立我们难以描述的真理，即使是在简单和平庸的例子中。它们已经非常简单，确实太简单了，让我们目前的拜占庭感兴趣，但这些真理将变得更加简单；它们很快就会为任何人所接受。

对吉拉尔来说，对立国谋杀的认识是由犹太-西方启示的历史工作所驱动的。启示可能是缓慢的(因为它包含了人类不希望听到的信息)，但它是不可逆的。因此，吉拉尔和施特劳斯(或尼采)之间的决定性差异集中在历史主义问题上。

在个人层面，即使到了最后，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仍会有某种选择。我们有圣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一位基督教圣人，作为做出这一选择的帮助者。莫尔在**《安慰与苦难的对话》（Dialogue of Comfort Against Tribulation）**中宣称:

为了证明这一生不是欢笑的时光，而是哭泣的时光，我们发现我们的救主自己也哭过两三次，但他从来没有笑过一次。我不会发誓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至少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这样的例子。但是，另一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哭泣的例子。

圣人知道苏格拉底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哭泣的例子，却给我们留下了欢笑的例子。

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走到尽头，很难说现代的黄昏会持续多久。那么，有志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智管家的基督教政治家或女政治家必须做些什么呢？

否定的答案很简单。我们不可能回到古老的世界，甚至不可能回到**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设想的强有力的政治概念。我们不可能真正适应启蒙运动，因为它的许多陈词滥调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致命的谬误。但也不能决定回避所有的决定，退回到研究《圣经》以期待第二次降临，因为那样的话，人就不再是一个政治家了。

基督教政治家或女政治家必须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背离施特劳斯的教导。与施特劳斯不同，基督教政治家或女政治家知道，现代时代不会是永久的，最终会让位于非常不同的东西。人们绝不能忘记，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被揭露，所有的不公正都会被曝光，而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将被追究责任。

因此，在决定暴力与和平的正确组合时，基督教政治家或女政治家在任何紧要关头都应明智地站在和平一边。没有公式来回答什么构成“结案”的关键问题；这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决定，很可能在所有那些接近的例子中做出的累积决定，将决定后现代世界的命运。因为那个世界可能与现代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能更糟糕，也可能更好，比如失控模仿的无限暴力，或者上帝王国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