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風扭頭離開又轉身回來，帶著太平洋的水汽和好幾天的雨水。晴天時從一棵樹身邊走過，會覺得蟬振動翅膀的聲音大得不合常理，橋下河水的響動好像是被這聲音激起。下雨的日子裡，飢餓和汗水不斷重複，蟬鳴也消失。好的壞的回憶不停地轉動，這些景象變成世界的一部分。

酒桌上的話題從國內政治變成了國際政治，男人們叼著菸，罵著與往常不同的名字。鍋裡的水跳個不停，有人站起身，用筷子把肉掃進漏勺，喀的一聲沈進水底。他右手裡的筷子不停攪動，肉變了顏色。漏勺掛在鍋沿，沒有人動筷子。我與漏勺之間有一杯無法拒絕的酒，一直盯著我。一個聲音說，來來來，喝喝喝。我說，你們喝吧，我喝不了。許多個聲音說，不行，必須喝。語氣強硬，像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然後是一聲簡潔明瞭的聲音，給我喝。我被這聲音撞得一陣眩暈，抬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又有聲音說，不能喝這麼急。又有聲音說，這樣才像樣嘛。我分不清聲音的來向，聲音的主人，聲音的先後，只覺得大腦亂糟糟、無法承受，胃部翻江倒海。我覺得很難過，但這下有藉口提前下桌了。

漏勺又被掛起幾次，然後有聲音開始說起丹麥的氣候。另一個聲音回答丹麥的氣候跟我們這差不多，就像他所有別的話語，這句也是無可反駁的真理。要開車所以沒喝酒的人問我，丹麥有什麼特產。我說皇冠曲奇。幾個聲音又說起特朗普。窗外的天空變成暗暗的橙色。哪吒廟旁的籃球場開始有人聚集，村BA的選手和觀眾都陸續到場。這時一個聲音讓我起來敬酒。我把眼神移過去，大腦一片空白，忘記自己該做什麼。另一個聲音說今天應該打圈敬所有人。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打圈”這個詞被用潮州話說出來，覺得有點好笑，完全忘記自己是他們命令的對象。開始有聲音對我的呆滯表示不滿。

回過神來已經又坐下，杯子裡的酒已不見了。不喝酒的那位說晚上有抗擊颱風的會要開，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潮濕的傍晚，路口站著一個男人，舉著一根比自己都高的木棍，木棍頂端綁著繩子，繩子另一端繫著一隻甲魚的尾巴。男人的手一動不動，皮笑肉不笑地看著等紅燈的人群，甲魚被吊在空中，沈重的身體被風吹得轉啊轉。曾妍問，他在幹什麼。我看著甲魚在空中轉了半天，說我也不知道。那時還是冬天，無論多怪誕的東西都無法讓我們多說兩句。一個聲音讓我多吃點菜，我把手臂抬起來擺了擺，已經吃不下了。

天氣回暖後一切都改變。我們交換了眼神，從鼓點密集的地下室裡逃出來，撕掉手機背後遮擋攝像頭的貼紙，用力呼吸。路邊有四個人舉著酒杯高唱，One night in Beijing，偶爾擊中原本的曲調。不知道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在這座敏感的城市裡提起這位敏感歌手的作品，想到這裡我又不小心笑了。這時還有人打開門走進地下室，有人在路邊和愛人擁抱。我們用所有人都聽不懂的語言不停地說話。

奶奶在飯桌上講起一個故事。弟仔，她說，我講個故事給你笑一笑。她說二十年前她在藥店賣涼茶，一個外省人問她多少錢一碗。她的普通話水平不足以區分貨幣的單位，死馬當活馬醫，用普通話大喊，五塊。外省人聽了掉頭就走。她才發現自己說錯了，大聲用普通話更正，五毛。外省人又轉身回來，她才知道這次說對了。我有點笑不出來，表情僵硬地思考該如何回覆。最後我說，我要是出了國我也這樣，然後她報以苦笑。

碗裡還有不少食物，但已經吃不下了。下雨的日子裡空氣變得黏稠，意識被打濕而愈來愈沈重。

颱風扭頭離開又轉身回來，帶著太平洋的水汽和好幾天的雨水。晴天時從一棵樹身邊走過，會覺得蟬振動翅膀的聲音大得不合常理，橋下河水的響動好像是被這聲音激起。下雨的日子裡，飢餓和汗水不斷重複，蟬鳴也消失。好的壞的回憶不停地轉動，這些景象變成世界的一部分。

酒桌上的話題從國內政治變成了國際政治，男人們叼著菸，罵著與往常不同的名字。鍋裡的水跳個不停，有人站起身，用筷子把肉掃進漏勺，喀的一聲沈進水底。他右手裡的筷子不停攪動，肉變了顏色。漏勺掛在鍋沿，沒有人動筷子。我與漏勺之間有一杯無法拒絕的酒，一直盯著我。一個聲音說，來來來，喝喝喝。我說，你們喝吧，我喝不了。許多個聲音說，不行，必須喝。語氣強硬，像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然後是一聲簡潔明瞭的聲音，給我喝。我被這聲音撞得一陣眩暈，抬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又有聲音說，不能喝這麼急。又有聲音說，這樣才像樣嘛。我分不清聲音的來向，聲音的主人，聲音的先後，只覺得大腦亂糟糟、無法承受，胃部翻江倒海。我覺得很難過，但這下有藉口提前下桌了。

漏勺又被掛起幾次，然後有聲音開始說起丹麥的氣候。另一個聲音回答丹麥的氣候跟我們這差不多，就像他所有別的話語，這句也是無可反駁的真理。要開車所以沒喝酒的人問我，丹麥有什麼特產。我說皇冠曲奇。幾個聲音又說起特朗普。窗外的天空變成暗暗的橙色。哪吒廟旁的籃球場開始有人聚集，村BA的選手和觀眾都陸續到場。這時一個聲音讓我起來敬酒。我把眼神移過去，大腦一片空白，忘記自己該做什麼。另一個聲音說今天應該打圈敬所有人。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打圈”這個詞被用潮州話說出來，覺得有點好笑，完全忘記自己是他們命令的對象。開始有聲音對我的呆滯表示不滿。

回過神來已經又坐下，杯子裡的酒已不見了。不喝酒的那位說晚上有抗擊颱風的會要開，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潮濕的傍晚，路口站著一個男人，舉著一根比自己都高的木棍，木棍頂端綁著繩子，繩子另一端繫著一隻甲魚的尾巴。男人的手一動不動，皮笑肉不笑地看著等紅燈的人群，甲魚被吊在空中，沈重的身體被風吹得轉啊轉。曾妍問，他在幹什麼。我看著甲魚在空中轉了半天，說我也不知道。那時還是冬天，無論多怪誕的東西都無法讓我們多說兩句。一個聲音讓我多吃點菜，我把手臂抬起來擺了擺，已經吃不下了。

天氣回暖後一切都改變。我們交換了眼神，從鼓點密集的地下室裡逃出來，撕掉手機背後遮擋攝像頭的貼紙，用力呼吸。路邊有四個人舉著酒杯高唱，One night in Beijing，偶爾擊中原本的曲調。不知道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在這座敏感的城市裡提起這位敏感歌手的作品，想到這裡我又不小心笑了。這時還有人打開門走進地下室，有人在路邊和愛人擁抱。我們用所有人都聽不懂的語言不停地說話。

奶奶在飯桌上講起一個故事。弟仔，她說，我講個故事給你笑一笑。她說二十年前她在藥店賣涼茶，一個外省人問她多少錢一碗。她的普通話水平不足以區分貨幣的單位，死馬當活馬醫，用普通話大喊，五塊。外省人聽了掉頭就走。她才發現自己說錯了，大聲用普通話更正，五毛。外省人又轉身回來，她才知道這次說對了。我有點笑不出來，表情僵硬地思考該如何回覆。最後我說，我要是出了國我也這樣，然後她報以苦笑。

碗裡還有不少食物，但已經吃不下了。下雨的日子裡空氣變得黏稠，意識被打濕而愈來愈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