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翻到一张曾妍在火车里隔着窗户向我招手的照片，把一些消失边缘的回忆带回眼前。一分钟后这列长得一眼望不到头的火车会径直开往斯德哥尔摩，穿过平原和覆盖着均匀绿色的山。前一天晚上风和雨都很大，我们只有短得可怜的两个小时。想象中挽着手散步的场景没有实现，撑着伞走出室外，一分钟后又湿漉漉地走回来。见面的兴奋和失望勾兑在一起，变成了一种相互可怜的奇怪感受。
无计可施的我拽着她在候车室里坐下，写着站台编号的木门以旅客进出的节奏开开关关。冷风溜进室内，我把手掌揣进她羽绒服的口袋里，狼狈的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那是风很大的一天，碎石被风卷起又砸向我的脸颊，皮肤被刮得生疼。她说，海边有一栋楼很像汕头。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疲劳的身体开始入睡，几秒后又醒来，每次醒来都能听到和几秒前完全不同的话题。只言片语连不成意义，只留下这个让我放松得心跳停止的声音。在北欧从没淋过这么大的雨，送她回去之后，我看见建筑物上的落水管在不停地呕吐。
（写于 5.27）过了没有汉语的一周又一周，普通话和潮州话渐渐沉淀到心的下层，浮上水面的另外两种语言在漫长的白天里跳动。退步的中文和进步的英文达成了巧妙的平衡，一句话说到一半要总留出挑选词汇的时间，有时候话说得太直接，有时又太委婉。语气变得不像自己，动笔写字也没有信心。悬置了几个月，又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内文有一句话“（当被问及......时，）就像在坠落的途中被问及坠落的感觉如何。我想等到落地再说。”自己的心态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我又条件反射似地不服气，觉得破碎的、非总结性的文字也是有价值的。今天吴桐说自己的胶卷寄丢了。我想起大一时翻出几年不用的相机，打开后盖看见里面装着一卷拍了一半的胶卷，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一些回忆的碎片，镜头里同学的表情，晴天的树木，下一秒这些模糊的回忆随着底片一起消散在光里，一些无法名状的物质从生命里流走。回过头看，氤氲的雾气仍在眼前，但在潮湿空气里呼吸的感受已不再鲜活了。我会尝试从遥远的记忆写起，在气味和情绪完全消失前留下点什么。
（我会每天都写，直到把所有事情都说完为止）
日子越来越长，但冰冷的风还是一样砸到脸上，鼻涕不停地往下滴。阳光穿过低矮的楼房打在脖子上，皮肤像在燃烧。
只有在时间碾过所有重要事务之后，我才能看到水面上的波纹，大脑和双眼随着运河里的海水解冻。对岸是一排排比例协调的房屋，精心设计的视觉中心上教堂的绿色屋顶闪着晚霞的光。
身边的同学说哥本哈根美过所有其他城市。这句话升起我心里一股无名的愤怒。我不可理喻地说他没有见识，你应该去汕头看一看。我想到的是飘着海草的浑浊海水，横亘在道路中间的蓝色路牌，冒着黑烟的海鲜烧烤档口，无处可逃的人们和他们简单的快乐。我想念我的自行车，想念每天如约出现的晚霞，想念车道左边的海浪和山丘的剪影，想念自己假装对八卦不感兴趣时对方的表情。我想念闷热而不是刺骨的风，想念海的味道。曾经的常识在半年里变成只有我知道的秘密，变成了只能消化、无法诉说的情绪。我想念那些我知道的事情，但只有两个人同时记得，回忆才是真实。
一层又一层嵌套着的学术词汇让生活变成运转着的齿轮，床和沙发都变成了再生产机器。入睡前我总是假装有人在身边，捂热新买的宜家玩偶，模拟一种虚构的安全感。笑、呼吸、拥抱，所有重要的证据都被锁在五百公里外。我想念那个有时很害羞有时会打人的女孩，那个不再有吸引力的阳台。生命从十年前的某个瞬间结束又开始，却被概念、定义、论证与逻辑慢慢冷却。
天气回暖后我开始怀疑，也许这个冬天的一切痛苦都是缺少维生素D的副作用。冬季抑郁带来的内啡肽，那个晴朗城市里的多巴胺，说不定都只是电信号编织的幻觉。
打字到一半，键盘上的指示灯像蜡烛熄灭一样慢慢死去，敲打键盘的动作在屏幕上也没了反应。把键盘翻个面，撬开电池面板把电池倒在桌上。蓝灰相间的电池上用扁扁的黑体字写着“东芝碳性电池” “东山电池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古塘坳工业区”。我把他们拎起丢到柜子里，换出两颗印着丹麦语的柯达电池，塞回不听使唤的键盘里。把它翻回正面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正面印着汉字的机器有种知行不一的诡异。
房间里代表过去的物事又少一件，由普通话构成的记忆也越来越稀疏。大脑里的独白轻易地流向了我不知道，不记得了，怎么办啊。模糊的口语曾经是我学不会的语言。去年冬天一段温暖的日子里，我在桌前醺醺地说，这半年我第一次觉得普通话也是自己的母语。彭丽说，那很了不起诶。这感觉像被从冰箱的冷冻层挪到了保鲜层，周围的空气和自己的体温靠近了许多，好像自己又变成适合活着的生物。被宣判了死刑的锁石紊乱又平和，温暖的灯光照在脸上，眼前的女孩开始互相公主抱，突然我想把自己放到木地板上，像晒太阳一样吸收眼前的一切。
每次聊到和中国有关的话题，都会有对中国感兴趣的同学问我，中国是不是也……？我想说的是 “麻了” “没招了”，话到嘴边变成 ‘we dont really care’ 。一年后的今天我好像又被放回冷冻层。世界在水里而我在岸边，用自己的语言刨出记忆的沙堡，看着它被大水冲毁，越来越稀疏，渐渐不成形。一段回忆变成几个画面，又变成几道神经突触的闪电。和家人打电话时父亲说，你不知道现在国内的情况。我说我一直在关注。他说在关注和在国内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永远不要觉得自己知道遥远的家乡正发生着什么，然后点点头。紧接着两个人看着屏幕相顾无言，皮肤上的几条肌肉微微抽动，不知道张开嘴巴吐出几个字，还是把它闭紧。受不了的我说起宿舍楼前两天起了火灾，说起无聊的日常琐事，就像十年前晚餐的餐桌上我说起学校里的五四三。他开始说起家里的事，同事的轶闻，却已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暴躁了，你到底是谁？在吵闹中暗流归于平静，我怀念这种把一切拽回安全区的能力，像走在春天的阳光下，而不是冰箱里。真的回到家乡，我又觉得所有人操作语言的能力都过于娴熟，直把我灼伤了。小时候以为离开家乡是唯一选择，后来才发现每一刻的自己都只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那时候的我真的是一个不适合活着的人，那世界也不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到了每一处也都会知道自己不想要的就是当下。
潜入政治建筑的水面半年，渐渐理解了一年前yang说的那句 “好大一个伪命题”。但每一刻的我都只知道什么是假的。打假若干年，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