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还没过完，天气已经比家乡的冬天还要冷。北欧的建筑保温性能很好，每天决定穿什么衣服很难。受访的姐姐 M 问我，来自中国哪里。我说汕头，果然没人听过。我补充：热带地区。姐姐问同学 V，她说斯德哥尔摩。顿了一下，也学我说了一句热带地区，把所有人都逗笑了。我还在学习这种幽默，但暖暖的灯光，屋子里的吉他、沙发和电视让我觉得桌上的人都可爱。

漫长的一天。傍晚我们走去车站，坐火车去乡下。大风吹得我睁不开眼睛，我闭着眼睛说我能感受到一种极限，英文说多了舌头就开始打结，开始词不达意。言下之意是让 V 今晚多说点。结果她说她也是，一个白天过完，词语就开始在脑袋里旋转。然后我们沉默，走得飞快，好像都怕把对方变成哑巴，把这个夜晚搞砸。车站的 7 · 11 门口摆了花束，V 说我们买点花过去吧，我的脑袋开始飞速旋转，吐出一句好啊。她说我开玩笑的。我说我以为是又一个需要学习的新文化。她说这未免太隆重。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单纯的小朋友，别人说什么都信。我也知道这种空白的美妙感受继续不了多久。几天前我对 J 说感觉我在你面前像个小孩，他说你确实是。对一个 55 岁的人来说这只是事实，掰手指算一算这个同班同学比我爸都大。想到要跟他一起做一个学期设计，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乡村的夜晚一片漆黑，区别是在路上不用担心踩到鸡屎、狗屎和无法降解、沾满粘液的塑料袋。M 回家跟我们同路一小段，我们问她高速公路离这里远吗。不远。但车流的噪音一阵一阵地刮过。她说我们把这条路叫做海洋，因为海洋的声音很大。波罗的海就在3公里外，乡里有另一条凝固的海。V 说她之前在哥本哈根工作过，但住在马尔默。我说我一个月前才第一次来到欧洲，姐姐笑着说第一个月就给了村里。我说这正是我想要的。一周前也是在这条路上，带路的男人说他认识一个中国女孩，家里有一柜子的 yum yum 泡面，受女孩影响自己也很喜欢吃 yum yum 泡面。我说我来欧洲前从来没有见过 yum yum 泡面。他很惊讶地问我所以中国是没有 yum yum 泡面的吗，我说是的。打字时我才意识到在英文里，对这个否定的提问我应该给予否定的回答，所以他可能还是没有搞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 yum yum 泡面。

回到火车站我们看到黑暗的大海，不说话时可以听到海浪推上沙滩时柔软破碎的声音。漫长的一天就要结束，词语又在脑海里打转，不知不觉吐出一句“那个”。听起来和“like uh...”有点像所以只有我发现了，我若无其事地继续说，突然想起大一时说普通话卡住，嘴里不自觉冒出一句潮州话的“也其”，也没有人发现。曾妍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说我的母语变成普通话了，我听了觉得这句话有点沉重，但我想的是什么时候这片海可以像南中国海一样亲切？耳边的声音和消波块粉碎海浪的声音别无二致，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回到那片大海。然后红色的火车开进站台，远处的海洋被挡住，眼前是一扇回到哥本哈根的大门。

准备离开时我们走到门口穿鞋。M 问我们从哥本哈根过来会不会觉得很远，V 说确实挺远的，我说我觉得还好。M 说跟中国比起来确实不远。这次我也被逗笑了，中国确实已经很远了，我学着她们的样子笑得很开心，然后转身给大家开了门。分别时我们对 M 说谢谢。M 挥手说谢谢你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你们但还是谢谢你们。有些事情写出来真的会变得有点好笑。

客厅的灯是昏暗的黄色，如果再亮一些就好了。若干年前坐在老楼三楼的画室里，穿过画室的窗户，打在桌上塑料水果上的阳光也是这副颜色。昏黄的光线，木桌子和吱吱呀呀的木地板。对着电脑屏幕看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不停地伸直桌子下的双腿，把转椅推开，又用膝盖把身体拉回来，什么也不想找。打开做满标记的地图，放大到可以看清路中间的白线，又驱动滚轮缩小到看得见海。看见卡托维兹的隔壁有个标签写着克拉科夫，我想起绕着骑楼柱子走路的女孩，暗黄的天光，奔跑的陌生人和翻飞的乐谱。原来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波兰人。卡托维兹到克拉科夫只要一小时车程。

读了几篇论文，我对这里的了解还是一片空白。同学M说，你知道东西欧的分离吗，冷战云云。我说，在历史课上学过，但是。如果用中文我会接一句，顶个屁用。在英文世界里我耸了耸肩掩盖自己的词穷。他说，上个周末怎么过的。我说，上周末很多博物馆免费。讨论时间结束，坐在第一排的亚洲人突然被邀请分享一下刚刚讨论的结果，我思考了五秒钟编了一个成果，回到座位M侧过头对我说，你怎么没说博物馆的事？图书馆里可以说话，这里的显示器总是不亮，但咖啡最便宜。老师说，自己有家庭事务要处理，于是早上的课改到下午。下午，原来的教室被占用，一群人兜兜转转在别人的工作室里上课，我偷来一把别人的椅子坐下。老师问，你们的背景对你们获得的信息有影响吗？同学J说没什么影响，但，他转头看向我。我说我完全是这片土地的局外人，头脑一片空白，进入场地之前没有任何假设。老师翘着二郎腿身体前倾，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已经忘记。我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只能看到我看到的东西，没法想到更多。她说，你们要抓紧。我不停地犯困，课上得太久，阳光从地板跑到墙上。林沵雯说，她在青年园散步遇到给子跳舞。我想起某夜两三点从系馆走回宿舍，天气有点冷。快到家时，九栋门口的路灯下有两个女生的影子，牵着一只手挽着对方的腰，一停一顿地跳着交谊舞。那天的我精疲力尽，脑子里只有休息，几个月后想起这一幕，好像电影里的场景。阳光继续往上跑，台上的人说起自己在鄂尔多斯，说自己表明“来做研究”，受访者听成了“烟酒”，场下的人都笑了。我还没听懂这个用英文讲的中文笑话，武汉已经入睡。

桌上的台灯也装了一个暖色的灯泡，房间里的空气变得像银幕上那样昏黄。这里的每一秒都像园林路地铁站那条冷清的地下商业街一样长。

有生以来最冷的八月，过去二十多年的一切坍缩成一种符号。

M说，你应该把现在的感觉冻起来。我说，我在努力。来到一片新的土地，语言系统也像有了时差。第三瓶啤酒喝到一半，起身去找厕所，回来时座位上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在同学G身边坐下，他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如果让你去太空和海底旅行，你会选哪一个。我说海底。他问为什么，我想说我在海边长大，每天对着那片海却从来没见过水面下的样子，但没有说出口。他选了太空，原因是“想想就很酷。”V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on the globe / på kloden / auf dem Globus），太空能见到的一切我们早就熟悉，我们活在世界里（in the world / i verden / in der Welt）却对真正的内部一无所知。

我说对我而言，只听过在世界/地球“上”。桌上的人又开始对这个来自陌生地方的人感到好奇。他们问我的母语是什么，我说我的母语是中文，但中文和中文很不同。他们问广东话是你的母语吗？我说不是，我的母语是潮州话。G掰着手指数，所以英语是第四门。我说，我明天还有事，今晚先走了。

在镇上，两个闯入的亚洲人坐在陌生的咖啡桌边。陌生的阿姨问，你们毕业会留在这吗？同学P说，我想我会留下。如果我也如她一般生活一年多，恐怕很难萌生留下的念头。阿姨开始说起她当纹身老师的日子，说起她在都市生活的儿子和女儿。绿草如茵的水塘边，陌生的老头对我们说起他死去的祖母，水塘对面的面包房，高速公路到来之前的日子，他工作的糖厂。他指向突兀的亚洲面孔，是丹麦人吗（er han dansk）？从中国来（fra kina）。然后他说起他在美国当交换生的日子，打开手机给我们看他的圆号。他们总是把周四说成周二。分不清“的地得”的自己。

等送我们回家的公交车，同学V指着站牌说，好大的蜘蛛和网。我说住的地方还有好几个这样的蜘蛛。她说她的浴室里也有一只。最佳室友。这样的对话让我有些厌恶但我翻译成中文之后觉得很好笑，也许母语环境是一片熟悉的海洋，随便说点废话也能游得很开心。

这个镇子每天要花我80多块的火车票钱，火车到站后，向东穿越几栋居民楼，就是海滩。居民楼下有四个老人在玩地滚球，后来我才知道十年来他们只是传球，从不聊天。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一阵又一阵。我说这里看起来就像我家，同学J说欢迎你回家。岸边竖了一块牌子，画着从哥本哈根到柏林的自行车路线。

树被吹成风的形状，草坪下面是不太远的沙滩，伸出海面的码头，回忆里的长山尾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