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狭小的房间里结结实实地窝了一天，有时会以为窗外的世界是那片有海有蓝天的土地，拉开窗帘看到对面发黑的砖墙，才想起来这是那个路人莫名其妙地用こんにちは跟我打招呼的世界。我最害怕的事，当我说完自己的想法之后对方露出疑惑的神情，在这里接连发生，老师同学朋友，于是一切糟糕的事都变得更加糟糕。我对曾妍说觉得自己掉线了，和世界失去同步。今晚邓棋问我罗西是不是只写了《城市建筑学》一本，我翻出老师发来的邮件说还有一本《城市权利》但我没听过，她说老师发的是列斐伏尔。我突然有一种被提醒的感觉，发现自己有点失控了。我说我有点像梦到什么说什么，她说是老登莞莞类卿。

昨天我们坐火车去看一个苏联时代规划的社会主义城市典范。站在轴线的中心往里望，竟然真的感受到一种秩序的神圣。我从来没有类似的经验，一个完全对称的巨大物体在我面前展开，好像整个人被吸进去，与站在教堂与寺庙里的感觉截然不同。讽刺的是一转身我们看到一个团结工会的纪念碑。某张照片里，人们把列宁的雕像拽到卡车上拉走。邓棋一整天都把这里叫做“鬼地方”，我以为是她的口头禅，到了晚上发现这里真的很阴森。这些楼房看起来就像华科的校园建筑，到了晚上却是另一副可怕的沉默面孔。七点多中轴线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帮穿黑衣服的年轻人，拉起横幅，集体蹲下，然后开始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喊着口号，站在后排的两个黑衣男人点起了红色闪光弹，一时间广场被烟雾和红光笼罩，呼喊的人群越来越亢奋。住底层的一户人家打开窗，问我们发生什么。但我们听不懂波兰语，这个老头也听不懂英语，他跟我招招手又把窗户关上了。广场的另一头传来鞭炮响，但没看到任何火光，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恐惧源于未知，我们是听不懂一切的两个亚洲人，在惊恐中看到对方放大的瞳孔。但这个镇子太大了，住的人很少，街上没有人也没有灯，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出去。

去阴森的鬼城之前我们要在火车站转电车。下了车我们决定先吃个午饭，为了吃饭一直走到了老城的主广场。广场上有个钟楼，要买票才能进去。我说网上都说波兰不认境外学生证，我们得买全价票。她说学生证不给他看不就行了。于是我们买了两张学生票上了钟楼。

去克拉科夫的前一晚，这群忙碌了一周的人决定去喝酒。我觉得天气很冷，但到了酒吧里发现所有人都喝得很疯狂。酒吧的舞台离我们不到一米，有一个胖子拽着麦克风大喊，台下这帮臭外地的一个字都听不懂。鼓手是个壮汉，用李佳的话来说就是动态很好。M 给我买了杯啤酒，我挤到人群最前排。吉他手是个很瘦的精神小伙，一直变弹琴边在局促的舞台上左右挪移。G 问我会乐器吗，我说我是个听众，他说他也是。他说我不在乎音乐怎么样，只要有鼓可以跳舞就够了，我说我也是。然后大部分人去了下一个地方，我想找机会溜走，和小部分人一起留下。他们开始说起随心所欲生活的代价。烟都抽完后他们要走，但没人认识去下一个酒吧的路。我说我认识。在路上，M 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我说还没适应到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地步。我问他觉得德国和丹麦有什么不同，他想了半天说感觉没什么不同。他问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说是语言。我已经不太有能力适应一门新的语言堆砌起来的新环境了。他说我看不懂波兰语的任何一个单词，这样你会不会感觉好点。我说感觉好多了。那天晚上有个同学突然跟我说起中文，她说“你好” “谢谢” “她是我的朋友”。我说你在多邻国学的吗，她说是高中的选修课。我有点不知道该回什么，嘴角肌肉开始抽动，最后吐出一句，你说得很好👍。

颓废了一天终于在凌晨戴上耳机，很久以前喜欢的乐队出了新歌，我也不想听，点进歌手页从排名第一开始听。音墙升起来时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个场景，我坐在三号桌，李佳坐在我对面。我说我最近也在看这本书。他说加个微信，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开始翻我的朋友圈，划过几条，嘴里冒出一句“血色情人节，你走过我来时的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李佳，我想了很久，难道你现在就不喜欢血色情人节了吗？

九月还没过完，天气已经比家乡的冬天还要冷。北欧的建筑保温性能很好，每天决定穿什么衣服很难。受访的姐姐 M 问我，来自中国哪里。我说汕头，果然没人听过。我补充：热带地区。姐姐问同学 V，她说斯德哥尔摩。顿了一下，也学我说了一句热带地区，把所有人都逗笑了。我还在学习这种幽默，但暖暖的灯光，屋子里的吉他、沙发和电视让我觉得桌上的人都可爱。

漫长的一天。傍晚我们走去车站，坐火车去乡下。大风吹得我睁不开眼睛，我闭着眼睛说我能感受到一种极限，英文说多了舌头就开始打结，开始词不达意。言下之意是让 V 今晚多说点。结果她说她也是，一个白天过完，词语就开始在脑袋里旋转。然后我们沉默，走得飞快，好像都怕把对方变成哑巴，把这个夜晚搞砸。车站的 7 · 11 门口摆了花束，V 说我们买点花过去吧，我的脑袋开始飞速旋转，吐出一句好啊。她说我开玩笑的。我说我以为是又一个需要学习的新文化。她说这未免太隆重。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单纯的小朋友，别人说什么都信。我也知道这种空白的美妙感受继续不了多久。几天前我对 J 说感觉我在你面前像个小孩，他说你确实是。对一个 55 岁的人来说这只是事实，掰手指算一算这个同班同学比我爸都大。想到要跟他一起做一个学期设计，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乡村的夜晚一片漆黑，区别是在路上不用担心踩到鸡屎、狗屎和无法降解、沾满粘液的塑料袋。M 回家跟我们同路一小段，我们问她高速公路离这里远吗。不远。但车流的噪音一阵一阵地刮过。她说我们把这条路叫做海洋，因为海洋的声音很大。波罗的海就在3公里外，乡里有另一条凝固的海。V 说她之前在哥本哈根工作过，但住在马尔默。我说我一个月前才第一次来到欧洲，姐姐笑着说第一个月就给了村里。我说这正是我想要的。一周前也是在这条路上，带路的男人说他认识一个中国女孩，家里有一柜子的 yum yum 泡面，受女孩影响自己也很喜欢吃 yum yum 泡面。我说我来欧洲前从来没有见过 yum yum 泡面。他很惊讶地问我所以中国是没有 yum yum 泡面的吗，我说是的。打字时我才意识到在英文里，对这个否定的提问我应该给予否定的回答，所以他可能还是没有搞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 yum yum 泡面。

回到火车站我们看到黑暗的大海，不说话时可以听到海浪推上沙滩时柔软破碎的声音。漫长的一天就要结束，词语又在脑海里打转，不知不觉吐出一句“那个”。听起来和“like uh...”有点像所以只有我发现了，我若无其事地继续说，突然想起大一时说普通话卡住，嘴里不自觉冒出一句潮州话的“也其”，也没有人发现。曾妍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说我的母语变成普通话了，我听了觉得这句话有点沉重，但我想的是什么时候这片海可以像南中国海一样亲切？耳边的声音和消波块粉碎海浪的声音别无二致，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回到那片大海。然后红色的火车开进站台，远处的海洋被挡住，眼前是一扇回到哥本哈根的大门。

准备离开时我们走到门口穿鞋。M 问我们从哥本哈根过来会不会觉得很远，V 说确实挺远的，我说我觉得还好。M 说跟中国比起来确实不远。这次我也被逗笑了，中国确实已经很远了，我学着她们的样子笑得很开心，然后转身给大家开了门。分别时我们对 M 说谢谢。M 挥手说谢谢你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你们但还是谢谢你们。有些事情写出来真的会变得有点好笑。

客厅的灯是昏暗的黄色，如果再亮一些就好了。若干年前坐在老楼三楼的画室里，穿过画室的窗户，打在桌上塑料水果上的阳光也是这副颜色。昏黄的光线，木桌子和吱吱呀呀的木地板。对着电脑屏幕看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不停地伸直桌子下的双腿，把转椅推开，又用膝盖把身体拉回来，什么也不想找。打开做满标记的地图，放大到可以看清路中间的白线，又驱动滚轮缩小到看得见海。看见卡托维兹的隔壁有个标签写着克拉科夫，我想起绕着骑楼柱子走路的女孩，暗黄的天光，奔跑的陌生人和翻飞的乐谱。原来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波兰人。卡托维兹到克拉科夫只要一小时车程。

读了几篇论文，我对这里的了解还是一片空白。同学M说，你知道东西欧的分离吗，冷战云云。我说，在历史课上学过，但是。如果用中文我会接一句，顶个屁用。在英文世界里我耸了耸肩掩盖自己的词穷。他说，上个周末怎么过的。我说，上周末很多博物馆免费。讨论时间结束，坐在第一排的亚洲人突然被邀请分享一下刚刚讨论的结果，我思考了五秒钟编了一个成果，回到座位M侧过头对我说，你怎么没说博物馆的事？图书馆里可以说话，这里的显示器总是不亮，但咖啡最便宜。老师说，自己有家庭事务要处理，于是早上的课改到下午。下午，原来的教室被占用，一群人兜兜转转在别人的工作室里上课，我偷来一把别人的椅子坐下。老师问，你们的背景对你们获得的信息有影响吗？同学J说没什么影响，但，他转头看向我。我说我完全是这片土地的局外人，头脑一片空白，进入场地之前没有任何假设。老师翘着二郎腿身体前倾，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已经忘记。我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只能看到我看到的东西，没法想到更多。她说，你们要抓紧。我不停地犯困，课上得太久，阳光从地板跑到墙上。林沵雯说，她在青年园散步遇到给子跳舞。我想起某夜两三点从系馆走回宿舍，天气有点冷。快到家时，九栋门口的路灯下有两个女生的影子，牵着一只手挽着对方的腰，一停一顿地跳着交谊舞。那天的我精疲力尽，脑子里只有休息，几个月后想起这一幕，好像电影里的场景。阳光继续往上跑，台上的人说起自己在鄂尔多斯，说自己表明“来做研究”，受访者听成了“烟酒”，场下的人都笑了。我还没听懂这个用英文讲的中文笑话，武汉已经入睡。

桌上的台灯也装了一个暖色的灯泡，房间里的空气变得像银幕上那样昏黄。这里的每一秒都像园林路地铁站那条冷清的地下商业街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