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風扭頭離開又轉身回來，帶著太平洋的水汽和好幾天的雨水。晴天時從一棵樹身邊走過，會覺得蟬振動翅膀的聲音大得不合常理，橋下河水的響動好像是被這聲音激起。下雨的日子裡，飢餓和汗水不斷重複，蟬鳴也消失。好的壞的回憶不停地轉動，這些景象變成世界的一部分。
酒桌上的話題從國內政治變成了國際政治，男人們叼著菸，罵著與往常不同的名字。鍋裡的水跳個不停，有人站起身，用筷子把肉掃進漏勺，喀的一聲沈進水底。他右手裡的筷子不停攪動，肉變了顏色。漏勺掛在鍋沿，沒有人動筷子。我與漏勺之間有一杯無法拒絕的酒，一直盯著我。一個聲音說，來來來，喝喝喝。我說，你們喝吧，我喝不了。許多個聲音說，不行，必須喝。語氣強硬，像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然後是一聲簡潔明瞭的聲音，給我喝。我被這聲音撞得一陣眩暈，抬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又有聲音說，不能喝這麼急。又有聲音說，這樣才像樣嘛。我分不清聲音的來向，聲音的主人，聲音的先後，只覺得大腦亂糟糟、無法承受，胃部翻江倒海。我覺得很難過，但這下有藉口提前下桌了。
漏勺又被掛起幾次，然後有聲音開始說起丹麥的氣候。另一個聲音回答丹麥的氣候跟我們這差不多，就像他所有別的話語，這句也是無可反駁的真理。要開車所以沒喝酒的人問我，丹麥有什麼特產。我說皇冠曲奇。幾個聲音又說起特朗普。窗外的天空變成暗暗的橙色。哪吒廟旁的籃球場開始有人聚集，村BA的選手和觀眾都陸續到場。這時一個聲音讓我起來敬酒。我把眼神移過去，大腦一片空白，忘記自己該做什麼。另一個聲音說今天應該打圈敬所有人。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打圈”這個詞被用潮州話說出來，覺得有點好笑，完全忘記自己是他們命令的對象。開始有聲音對我的呆滯表示不滿。
回過神來已經又坐下，杯子裡的酒已不見了。不喝酒的那位說晚上有抗擊颱風的會要開，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潮濕的傍晚，路口站著一個男人，舉著一根比自己都高的木棍，木棍頂端綁著繩子，繩子另一端繫著一隻甲魚的尾巴。男人的手一動不動，皮笑肉不笑地看著等紅燈的人群，甲魚被吊在空中，沈重的身體被風吹得轉啊轉。曾妍問，他在幹什麼。我看著甲魚在空中轉了半天，說我也不知道。那時還是冬天，無論多怪誕的東西都無法讓我們多說兩句。一個聲音讓我多吃點菜，我把手臂抬起來擺了擺，已經吃不下了。
天氣回暖後一切都改變。我們交換了眼神，從鼓點密集的地下室裡逃出來，撕掉手機背後遮擋攝像頭的貼紙，用力呼吸。路邊有四個人舉著酒杯高唱，One night in Beijing，偶爾擊中原本的曲調。不知道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在這座敏感的城市裡提起這位敏感歌手的作品，想到這裡我又不小心笑了。這時還有人打開門走進地下室，有人在路邊和愛人擁抱。我們用所有人都聽不懂的語言不停地說話。
奶奶在飯桌上講起一個故事。弟仔，她說，我講個故事給你笑一笑。她說二十年前她在藥店賣涼茶，一個外省人問她多少錢一碗。她的普通話水平不足以區分貨幣的單位，死馬當活馬醫，用普通話大喊，五塊。外省人聽了掉頭就走。她才發現自己說錯了，大聲用普通話更正，五毛。外省人又轉身回來，她才知道這次說對了。我有點笑不出來，表情僵硬地思考該如何回覆。最後我說，我要是出了國我也這樣，然後她報以苦笑。
碗裡還有不少食物，但已經吃不下了。下雨的日子裡空氣變得黏稠，意識被打濕而愈來愈沈重。
在被子里翻滚了近一小时艰难地入睡，在梦里和蚊子缠斗一小时又艰难地醒过来。窗户外面的马赛克被雨打湿，微弱的蝉鸣衬着鸟叫，轿车的轮胎碾过积水。天空是莫名其妙的黯淡橘色。
在台北时我的床挨着一扇关不紧的窗，无论怎么关，都留着一个小洞，蚊子在洞口来去自如。没有想到台北的夏天持续到十一月，那个夏天的的每个晚上都和现在很像。武汉的夏天好像从二月开始来来去去，春天的痕迹只剩满地的梧桐絮。诡异的季节里人类变成从工作里获得兴奋的奇怪机器，漫长的后遗症像钢印打在校园里的树上，树冠顶端长出新芽，颜色比别的叶子浅了一大截。
躺在床上我尝试什么都不想，把自己沉进海水。妈妈说，你可以试试冥想，我觉得很有用。空空的脑袋里出现了两百米操场的跑道，穿着短裤校服的自己，站立式起跑。双脚前后分开；弯腰；我喜欢撑开左手，让中指戳进跑道上的橡胶；等待枪响。蚊子们很喜欢我的血。在我们还不是很熟的时候曾妍送了我一罐无比滴，在她给的糖果我还舍不得吃掉的时候。某一天我把包装盒叠好，小心翼翼地保存在纸箱里。纸箱里是属于我和她的回忆，几年后搬家时被家人发现并无情地检阅。在长跑的最后一圈，同学喘着粗气对我说，你可以把重心，前倾这样就算，坚持不住也可以，凭借本能继续向前。在跑道上，脑海里的句子被搅成絮碎的词语，海边的天空总是蓝色，有时看到叶子很刺眼的棕榈树，教学楼贴着粉红色的马赛克，走廊上没有趴着什么认得出的人。因为恐惧蚊子，三年来我没有穿过一次短裤。
离开的前夕我对武汉的恐惧达到极点，每天见到的一切让我筋疲力尽，心脏的跳动都变辛苦。眼睁睁看着大脑变成一扇关不紧的窗户。蓝色的天空，刺眼的棕榈树，它们的真实性变得无法确认。
能记起的事越来越少了。
校园里的玉兰花开了又谢，今天又在湿滑的城市里见到太阳。
讲完一页简报中指打在蝴蝶键盘上，咔哒声，屏幕上写着PDF文件已经是最后一页。疲惫到混沌的大脑控制着舌头说，呃，我今天就先讲那么多。老师A说，贾老师说两句吧。贾老师说，你已经具备了做建筑的基本素养了。老师不说自己听到什么，我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中听的话很常听到，但只有在合上电脑的那一刻，在手离开键盘，身体重新坐直的一刻传进耳朵才被判定有效，哪怕是敷衍也好。每次说完关于自己的事，我的想法，我的思考，我的梦，换来的总是沉默。有些沉默以言语的方式被说出口，我听不太懂，你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吗？（挺好的，没什么问题。）有些话说出来就停止了，没有涟漪地沉入水里。在话语里找寻意义的人跟着话语跳进水里，然后无法呼吸。
紧紧的拥抱后我们告别，她转身走进闸门。我跟着她向前走，低头拿起手机想拍下安检队伍里的她，抬起头她已从视野里消失。我用眼睛在几条队伍里来回搜索，人们躲在彼此的身影背后，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就这样一瞬间消失在人群里。发了会呆，我想就这样转身离开，突然又看到某扇门后她走上被搜查的位置，抬起双臂，眼神看向门外，没有看到我，几秒后又走开。
街道唤起的回忆从来没有如此鲜活，空气里另一个人的味道飘来飘去（为什么第二个“one”不大写？）（她不是在哭吗？）我走进上次错过的书店，那晚我们打开门时刚好打烊。就像这条街上其他的景象，傲慢且无聊。你在身边时的空气像咖啡里加了牛奶，这种充实渐渐被烟雾驱散。我们的火车已驶入夜色，卧铺马上就要熄灯了。卡达，摇晃的上铺把我运回2025年的四月。你说有时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我说其实怎么做怎么说都可以，也可以看看电影里大家都会说什么。我想到自己每天睁开眼睛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怎么做怎么说也总会犯错，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电影看多了。
贱货。我小声说。你问，你说什么？你把脸贴过来，问，你刚刚说啥。我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爱你。然后我们都笑了。你问我为什么可以在测试里选“非常同意”，我说如果同意只有“同意”和“非常同意”两档，生活里总要有些同意是“非常同意”吧。你好像不太能理解，但你总把生活里的非常同意偷偷留给我。我们在讨人厌的巷子里对着街道指指点点，用手指扑上去摸墙上的告示。某夜在漆黑的房间里你问我为什么人类可以爱一个人这么久？我反问你为什么，你说每次我问你问题，你总是先反问我！然后你回答可能是因为我们聚少离多，我说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相处了，却不是爱的理由。我们好像都没搞懂爱的所指，就忍不住，哪怕冒着亵渎的风险仍然，轻佻地使用了这个词好几年。
你走后我在街边点了一杯酒对着车流发呆，开始数路过的车。几天前打电话回家，妈妈说你记得小时候睡不着要我拍着你的后背让你放松才肯睡觉吗？我说我怎么小时候就睡不着了？她说你不记得了吗，你小时候一睡不着就去窗边数楼下的车子。然后我一下就想起了她接下来会讲的内容，她也再一次讲起她某夜起床四点多看到小小的我坐在窗台上看着楼下被吓得半死的故事。我说我知道了，好像确实是这样哦。小时候我只是觉得坐在窗台上很凉快罢了。长大后每个闷热的夏天我还会想念坐在窗台石板上的感觉（偶尔还是会坐上去） 小时候数窗外的车流是有趣的游戏，凌晨的街道久久才有车开过，数字增长得很慢。彼时汕头还有出租车，我会把出租车和私家车分开计数。窗外的四株木棉给我当裁判，后来他们在市政改造工程里被连根拔去。
见面的第一天拽着曾妍的手臂睡着了，她轻轻拍着我的身体哄我睡觉时我觉得自己还是小朋友，那一刻世界的一切责任都感觉不到，大脑像在温泉里游泳。我就这样睡着了。